第二章 少年时之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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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丞相天祥者，江西庐陵人也。祖父累世忠厚，一乡皆称为积善之家。天祥生时，其祖梦见小儿，乘紫云而下，故名云孙，字曰天祥。后理宗览其策，见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遂又字曰瑞卿，其后果符此颂；又自号文山。幼时，体貌丰伟，见者皆知其非凡儿也。
人当少年，所以感发其志气者，家庭师友之启导也，良善之书籍也。而乡先贤之遗风，亦大足为兴起之资。今郡县皆有孔子庙，亦称学宫地方之人，常取其邑之先贤，列祠于学。春秋二季，则备牲牢，集官绅而拜之，后进观之。既羡乡先贤之尊荣，又动感慕效法之心，常有太息泣下者。少年天真烂缦，尤易作此观念。宋时庐陵之乡先贤，有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杨邦义（谥忠襄，守建康时死节，其子载兴为岳飞部将，以忠勇著）、胡铨（字邦衡，又号淡菴老人，谥忠简。尝上乞斩秦桧）诸人，皆塑像于祠，仪态如生。文山十岁时，家人引与瞻其遗祠，又为之讲三人之历史。文山欣然慕之曰：“身后不与诸贤并祀者，非大丈夫也。”
宋时取士，一以考试为归。元明清之朝，皆守其遗法也。考试之时，其最荣者，莫如状元，号为天下第一人。文山则宝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国前六百四十年）状元也。其文数万言，不为稿，一挥而成。考官王应麟（字伯后，庆元府人。著《玉海》《困学纪闻》等书）评之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可为本朝得人贺。”时文山年不过二十也。其弟璧，亦同时登科。
文山之父革斋，伴二子进京与试。闻二子皆中选，老人之怀，自觉喜慰。不意风烛之年，朝不保暮，贤郎以五月二十四日报捷，而封翁以二十八日长逝于客邸矣。宋时，政府待进士之礼颇优，凡新进士遭丧，则政府致其费。兄弟二人，即日扶柩还里，既而任命文山为宁海节度判官（判官，犹今之秘书也）。
文山虽居卑官，未尝不留心时务。范文正公（名仲淹，兴县人）作太平时之秀才，尚以天下为己任，况文山处南宋之季，内忧外患交迫之日乎？时蒙古（后建国号曰元）灭金并夏，国势日强。而宋用一丁大全（字子万，镇江人）为相，贾似道（字师宪，亳州人。其姊为贵妃，有宠于理宗，似道因以得）为将（似道属以师相，出京督兵），专权误国，日被侵削。宝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举南侵，入四川，破广西、贵州，更以重兵，直趋两淮及长江上、下游，江西不保，武昌被围，朝野震恐，君臣相顾，不知所为。太监董宋臣，请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县），以避敌锋。别有一太监名何子举者，以为不可，皇后亦不欲行，乃止。
文山初闻迁都之说，以为临安形势已失。四明尤滨海小郡，高宗播迁至此，几不能自存。前车可鉴，岂可复蹈覆辙？乃上书请斩宋臣，以禁止内侍干预政治，淆乱人心之罪。书奏不报，遂弃官还里。
度宗初年。拜文山官尚左郎，屡辞不允。宋时，授官者例命文臣撰诰辞付之，其文类皆风雅可诵。度宗授文山诰辞曰：“苏轼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进士高科，类至显位。’我理宗享国，庶几仁宗（仁宗在位四十年，理宗亦二十八年故云庶几），取士之数，却又伙焉。当时褒然之选（褒然之选，谓以第一名中选者），今其存者，无不登进。独尔以陈情之表（晋李密养亲不仕，有《陈情表》），读礼之文（人子丧亲守制，谓之读礼），淹留在外，尚迟向用。夫风之积不厚，则其负大翼无力（大翼，谓大为也。语本《庄子》）。若尔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高科，谓最高之科，即状元也），而又益增培植，则其滋长也，孰能御之？”文山少年科第，固可早达，而蹉跎不遇。诰辞云云，盖以慰藉之也。文山出仕未久，即与贾似道不相合，免官而归。思及此闲暇之时，为修养之计，乃筑室于文山。山在庐陵南百里，两山夹一溪，溪中怪石林立，水曲折其间，从高注下，姿态横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绵谷，低昂以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随意灌注，无所不至。其高处可望数百里，俯视万壑，云烟芊绵，真广大之观也。宅基在山南，其地平旷，长可百丈余，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青山屋上，流水屋下，风景绝佳。文山读书会友其中，隐居求志。他日成仁取义之大节，皆养成于此矣。
【批评】
文山梦紫云而生，宋史本传，及胡广所撰传，皆载之。
梦之吉凶，固不可信，惟古时甚以为重。周时特设掌梦之官，为民占梦。梦中境界，果能为未来之先兆否？泰西学者，刻方研究及之，今未可说定也。
吾国之乡贤祠，对于古人，表示报功崇德之心，又足令后之人，观其庙貌，考其历史，发其向往之志气。而爱乡之心，亦油然以生。一举而数善备焉，惟造祠尤不如造像之善。像竖于通衢大道，人人皆见，不如祠门之终年关闭，一善也；姿态逼真，不如木主之黯然无色，必识字之人，始能辨其姓字，二善也；金石之质，不如木主泥像之易于毁坏，三善也。泰西各国，所以有像而无祠，教少年人，自以直观之事，为易于觉悟。后有作者，改祠为像可也。
科举之世，同时登科者，谓之同年。每一科举，则有登科录，详记同年人之姓名、籍贯、年龄。此等书万无久传之理，独宝祐四年登科录，以文天祥一人之故，自宋至今，藏书家犹钞录之。观此则人可以知所自处矣。
人早年得志，必然意气太盛，视己身若万能，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古之爱才若命者，遇此等人，必培养之，曰将以老其才。如树木然，未长足时伐之，则其材小；长足后伐之，则其材大。用一老字，实在有味。文山二十而登科，飞扬腾达，若可预期。乃人事相左，蹉跎十年，未展抱负。读文山指南录自序，则并不以此怨尤，确认天将使之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可谓能自克者矣。
文山功名不遂，归而读书求志。此实大人物之作用也。今人一在学堂毕业，即求利禄。求之不得，亦不肯反求诸己。盖功利之说，中于人心者深矣。此实非社会之福也。明之严嵩，固一万世唾骂之人，然少年登第之后，不肯就官，忍饥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县，严本分宜人也）读书十年，固未尝无一节可取也。设能始终如一，则与文山之志节何异焉？今人不肯尚志，病在居欲求安，食欲求饱，耐不得贫，所以竖不起志气。少年欲担当天下事，须从吃苦做起。
宋朝末期的丞相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他家祖上世代都是忠厚长者，所以一乡都称他家为积善之家。天祥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梦见一个小儿，驾着紫云从天而下，所以给他取名云孙，字天祥。后来宋理宗阅看考试卷子的时候，看见他的名字，便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他又取字瑞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是如此；他又自号文山。年幼时，文天祥体貌丰伟，看见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
当人在少年时，能够感发他们志气的，主要是家庭、老师和朋友的启导，是那些良善的书籍。而乡里先贤们的遗风，也足以成为他们兴起的资本。现在各郡县都建有孔子庙，也称作是地方上的学校。他们常将本地先贤的画像，挂列在学堂的祠堂。每年春秋二季，则准备了牲牢，召集了当地的官绅来祭拜他们，而后一起进祠观瞻他们。他们既羡仰乡里先贤的尊荣，又常因有感而生出仰慕效法的念头，因此常有叹息而泣的人。少年人天真烂缦，尤其容易生出这样的观念。宋末时庐陵乡贤祠里的先贤遗像，有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杨邦义（谥号忠襄，守建康时为守气节而死。他的儿子载兴，为岳飞的部将，以忠勇著称）、胡铨（字邦衡，又号淡庵老人，谥号忠简。他曾经上疏请求斩秦桧）等人。他们的遗像，仪态如生。文天祥十岁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带他去乡贤祠观看这些遗像，又把他们三个人的历史讲给他听。他十分羡慕地说道：“我死后，如果不能和这几位先贤并祀在这个祠中，我便不是大丈夫。”
宋朝时候，都是以考试来拔取人才。元、明、清三朝，都遵守着这种传统方法。考试的时候，最光荣的当然是第一名，便是“状元”，号为“天下第一人”。文天祥便是宝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国前六百四十年）的状元。他考试的那篇文章，洋洋万言，并没有起稿，一挥而成。当时的考官王应麟（字伯后，庆元府人。著《玉海》《困学纪闻》等书）评价说：“这份考卷有古贤人之风仪，可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其忠义之心如铁石般坚定，可以为我朝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而祝贺了。”这个时候他才二十岁。他的弟弟文璧，也同时考中。
他弟兄二人进京考试，是他们的父亲革斋陪送来的。他当时听得两个儿子都考中了，心中自然是非常喜悦。不幸他老人家已风烛残年，朝不保暮，两个儿子于五月二十四日中选，他自己却于二十八日在客寓里病死了。宋朝时候，政府对待进士的礼数很优厚，凡是新进士遭丧，政府都会致送费用。文天祥弟兄二人，当天便扶柩还乡。不久，朝廷便任命文天祥为宁海节度判官（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
文天祥虽然只做了个小官，但很留心时务。范文正公（名仲淹，兴县人）作为国家太平之时的秀才，尚以天下为己任，何况文天祥是处在南宋末年，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呢？当时蒙古（后来建立国家，国号为元）吞并了金、夏两国，国势日强。而宋朝用一个丁大全（字子万，镇江人）为相，用一个贾似道（字师宪，亳州人。他的姐姐为贵妃，受理宗宠爱，贾似道因此发迹）为将（贾似道以宰相身份出京监督军队），独揽大权，坑害国家，渐被外敌侵略削守。宝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举南侵，入四川，破广西、贵州，更是派重兵直接奔赴两淮地区及长江上、下游，江西不保，武昌被围，以致宋朝全国上下震惊，朝廷内君臣相顾，不知做什么好。太监董宋臣，上奏请求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开敌人强劲的进攻。但是又有一个太监叫何子举的，他认为这样不可，而且当时皇后也不愿迁都，这个主张就此打消。
文天祥起初听见迁都的话，以为临安的大势已经失去，十分忧急。而四明这个地方是濒海的小郡，当年高宗将都城搬迁到这里，几乎不能自存，前车可鉴，怎么能够再重蹈覆辙？于是便上书请斩建议迁都四明的太监董宋臣，以禁止太监干预政治，定他淆乱人心的罪名。书信奏上去没有结果，他便弃官回乡了。
度宗初年，拜文天祥为尚左郎，他多次推辞，朝廷都没有允许。宋代，某人授官时，按例都需由文官撰写诰辞诏告天下，诰辞的内容都风雅可诵。度宗授文天祥官职时，其诰辞这样写道：“苏轼曾说：‘仁宗皇帝是在位最久的，得到人才最多，进士高科，逐步升为高官。’我朝理宗在位时长，和仁宗差不多（仁宗在位四十年，理宗在位也有二十八年，所以说差不多），但录取的读书人数，却又更多了。当时各地考试当选第一名的（褒然之选，指以第一名中选者），凡现在还在世的，没有不考中进士的。唯独你以有李密《陈情表》所说情形（晋朝李密，孝养祖母，不出仕做官，留有《陈情表》一文），表示要遵读礼之文（为人之子，父母去世，治办丧事，庐墓守孝，叫做读礼），因而停留在进士之门外，迟迟没有被任用。风如果积累得不大，那么其将无力让大鸟飞起来（大翼，谓大为也。语本《庄子》）。像你这样卓尔不凡的，并非特意取你为状元（高科，谓最高之科，即状元也）。如果再加以培养，那么你的成就之大，到时谁又能预测呢？”文天祥少年时便中了科第，本来早就可以发达，但因各种原因蹉跎不遇。诰辞中这样写，主要是慰藉他而已。他做官不久，便与贾似道意见不合，又辞官回乡了。他想在这个闲暇的时候，自我修养，于是便在文山建筑了很精雅的一所小室。文山在庐陵之南一百里，两山夹一溪流，溪中立着许多怪石，水从这些怪石中间曲折流过，由高处往下注泻，十分有趣。山下的石头尤其怪异，横跨溪水，绵延山谷，有低有高，各有天然情趣。从山上留下的泉水四处流淌，随意灌注，到处都是。山的最高峰，可以远望数百里，从山下望万壑起伏，云烟弥漫，真是奇观。他的小室便筑在山的南面，地势平坦广阔，地基长达一百多丈，宽深达三十多丈，溪水围绕屋前面。青翠的山峦耸立在背后，溪水从屋子下流过，风景极佳。文天祥在此读诗书，会友人，过着清雅绝俗的生活。后来成仁取义的大节，都是在这个地方养成的。
【评论】
文天祥出生时，他的祖父梦见他乘紫云而来，在《宋史》本传及胡广所撰写的传记中，都有记载。所做之梦的吉凶，固然不可信，但在古时候却是很相信的。周朝时特别设置了掌管推算梦兆的官员，为民众占梦。梦中的境界，果真能成为未来事情发生的先兆吗？西方的学者，刻意研究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个确定的说法。
我国的乡贤祠，对于古人大多表现出了报功崇德的心情。这又足以让他的后人，观瞻他的神像，考究他的历史，抒发他们向往先贤的志气。而爱护乡里的心情，也因此油然而生。这一个举动便带来了众多好处，只是造祠还是比不上造像的好处多。神像竖在通衢大道边，人人都能看见，不像乡贤祠的门终年关闭，这是第一个好处。神像姿态逼真，不像乡贤祠中的木雕黯然无色，必须要识字的人才能辨别出其姓名，这是第二个好处。神像为金石所造，不像乡贤祠中木雕泥像那样易于毁坏，这是第三个好处。西方各国，之所以有神像而没有乡贤祠，是想教少年人，自己通过观看神像，使他们更易于觉悟。如果以后有人想做这事，不妨将乡贤祠改为神像吧。
在科举考试年代，同时登科的，称之为同年。每一次科举考试，都会建有登科录，详细记录同年人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像这样的名录万无久传的道理，唯独宝祐四年的登科录，因为文天祥一人的缘故，自宋末到现在，藏书家还藏有抄录本。看了这之后，那么人就可以知晓自己所处的地位了。
一个人早年得志，必然会意气风发，认为自己好像是万能的，看天下之事没有不可以做到的。古代爱才若命的人，如果遇上了这样的人，必定会大力培养他，说是想让他将来成才。就像树木一样，还没有长成的时候砍伐了，那么其材比较小；如果等长大之后再砍伐，那么得到的木材就大。用了一个老字，实在有味。文天祥二十岁时便中举登科，飞扬腾达，似乎可以预期。然后事实正好相反，蹉跎了十年的岁月，不能够一展抱负。读他的《指南录自序》，发现他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怨尤，而是确信上天将让他磨练心性，增益他所不能做到的。这可以看出，他可谓是个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了。
文天祥在仕途上功名不遂，因此回家读书以求他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大人物的作风。现在的人一从学堂毕业，就想求得利禄。如果求不到，也不肯自我反省，从自身求。这是因为功利学说，已经深入人心了。这实在不是社会的福音啊。明代的严嵩，虽然是一个被万世唾骂的人，然而在年少登第之后，他却是不肯就职当官的。他忍饥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县，严嵩本是分宜人）读了十年书，所以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假如他能始终如一，那么与文天祥的志节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的人不肯立志，都只想着平时追求安逸，饮食上追求保暖，耐不得贫穷，所以竖不起志气。少年人想要担当天下大事，必须从吃苦做起。
宋文丞相天祥者，江西庐陵人也。祖父累世忠厚，一乡皆称为积善之家。天祥生时，其祖梦见小儿，乘紫云而下，故名云孙，字曰天祥。后理宗览其策，见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遂又字曰瑞卿，其后果符此颂；又自号文山。幼时，体貌丰伟，见者皆知其非凡儿也。
人当少年，所以感发其志气者，家庭师友之启导也，良善之书籍也。而乡先贤之遗风，亦大足为兴起之资。今郡县皆有孔子庙，亦称学宫地方之人，常取其邑之先贤，列祠于学。春秋二季，则备牲牢，集官绅而拜之，后进观之。既羡乡先贤之尊荣，又动感慕效法之心，常有太息泣下者。少年天真烂缦，尤易作此观念。宋时庐陵之乡先贤，有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杨邦义（谥忠襄，守建康时死节，其子载兴为岳飞部将，以忠勇著）、胡铨（字邦衡，又号淡菴老人，谥忠简。尝上乞斩秦桧）诸人，皆塑像于祠，仪态如生。文山十岁时，家人引与瞻其遗祠，又为之讲三人之历史。文山欣然慕之曰：“身后不与诸贤并祀者，非大丈夫也。”
宋时取士，一以考试为归。元明清之朝，皆守其遗法也。考试之时，其最荣者，莫如状元，号为天下第一人。文山则宝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国前六百四十年）状元也。其文数万言，不为稿，一挥而成。考官王应麟（字伯后，庆元府人。著《玉海》《困学纪闻》等书）评之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可为本朝得人贺。”时文山年不过二十也。其弟璧，亦同时登科。
文山之父革斋，伴二子进京与试。闻二子皆中选，老人之怀，自觉喜慰。不意风烛之年，朝不保暮，贤郎以五月二十四日报捷，而封翁以二十八日长逝于客邸矣。宋时，政府待进士之礼颇优，凡新进士遭丧，则政府致其费。兄弟二人，即日扶柩还里，既而任命文山为宁海节度判官（判官，犹今之秘书也）。
文山虽居卑官，未尝不留心时务。范文正公（名仲淹，兴县人）作太平时之秀才，尚以天下为己任，况文山处南宋之季，内忧外患交迫之日乎？时蒙古（后建国号曰元）灭金并夏，国势日强。而宋用一丁大全（字子万，镇江人）为相，贾似道（字师宪，亳州人。其姊为贵妃，有宠于理宗，似道因以得）为将（似道属以师相，出京督兵），专权误国，日被侵削。宝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举南侵，入四川，破广西、贵州，更以重兵，直趋两淮及长江上、下游，江西不保，武昌被围，朝野震恐，君臣相顾，不知所为。太监董宋臣，请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县），以避敌锋。别有一太监名何子举者，以为不可，皇后亦不欲行，乃止。
文山初闻迁都之说，以为临安形势已失。四明尤滨海小郡，高宗播迁至此，几不能自存。前车可鉴，岂可复蹈覆辙？乃上书请斩宋臣，以禁止内侍干预政治，淆乱人心之罪。书奏不报，遂弃官还里。
度宗初年。拜文山官尚左郎，屡辞不允。宋时，授官者例命文臣撰诰辞付之，其文类皆风雅可诵。度宗授文山诰辞曰：“苏轼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进士高科，类至显位。’我理宗享国，庶几仁宗（仁宗在位四十年，理宗亦二十八年故云庶几），取士之数，却又伙焉。当时褒然之选（褒然之选，谓以第一名中选者），今其存者，无不登进。独尔以陈情之表（晋李密养亲不仕，有《陈情表》），读礼之文（人子丧亲守制，谓之读礼），淹留在外，尚迟向用。夫风之积不厚，则其负大翼无力（大翼，谓大为也。语本《庄子》）。若尔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高科，谓最高之科，即状元也），而又益增培植，则其滋长也，孰能御之？”文山少年科第，固可早达，而蹉跎不遇。诰辞云云，盖以慰藉之也。文山出仕未久，即与贾似道不相合，免官而归。思及此闲暇之时，为修养之计，乃筑室于文山。山在庐陵南百里，两山夹一溪，溪中怪石林立，水曲折其间，从高注下，姿态横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绵谷，低昂以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随意灌注，无所不至。其高处可望数百里，俯视万壑，云烟芊绵，真广大之观也。宅基在山南，其地平旷，长可百丈余，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青山屋上，流水屋下，风景绝佳。文山读书会友其中，隐居求志。他日成仁取义之大节，皆养成于此矣。
【批评】
文山梦紫云而生，宋史本传，及胡广所撰传，皆载之。
梦之吉凶，固不可信，惟古时甚以为重。周时特设掌梦之官，为民占梦。梦中境界，果能为未来之先兆否？泰西学者，刻方研究及之，今未可说定也。
吾国之乡贤祠，对于古人，表示报功崇德之心，又足令后之人，观其庙貌，考其历史，发其向往之志气。而爱乡之心，亦油然以生。一举而数善备焉，惟造祠尤不如造像之善。像竖于通衢大道，人人皆见，不如祠门之终年关闭，一善也；姿态逼真，不如木主之黯然无色，必识字之人，始能辨其姓字，二善也；金石之质，不如木主泥像之易于毁坏，三善也。泰西各国，所以有像而无祠，教少年人，自以直观之事，为易于觉悟。后有作者，改祠为像可也。
科举之世，同时登科者，谓之同年。每一科举，则有登科录，详记同年人之姓名、籍贯、年龄。此等书万无久传之理，独宝祐四年登科录，以文天祥一人之故，自宋至今，藏书家犹钞录之。观此则人可以知所自处矣。
人早年得志，必然意气太盛，视己身若万能，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古之爱才若命者，遇此等人，必培养之，曰将以老其才。如树木然，未长足时伐之，则其材小；长足后伐之，则其材大。用一老字，实在有味。文山二十而登科，飞扬腾达，若可预期。乃人事相左，蹉跎十年，未展抱负。读文山指南录自序，则并不以此怨尤，确认天将使之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可谓能自克者矣。
文山功名不遂，归而读书求志。此实大人物之作用也。今人一在学堂毕业，即求利禄。求之不得，亦不肯反求诸己。盖功利之说，中于人心者深矣。此实非社会之福也。明之严嵩，固一万世唾骂之人，然少年登第之后，不肯就官，忍饥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县，严本分宜人也）读书十年，固未尝无一节可取也。设能始终如一，则与文山之志节何异焉？今人不肯尚志，病在居欲求安，食欲求饱，耐不得贫，所以竖不起志气。少年欲担当天下事，须从吃苦做起。
宋朝末期的丞相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他家祖上世代都是忠厚长者，所以一乡都称他家为积善之家。天祥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梦见一个小儿，驾着紫云从天而下，所以给他取名云孙，字天祥。后来宋理宗阅看考试卷子的时候，看见他的名字，便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他又取字瑞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是如此；他又自号文山。年幼时，文天祥体貌丰伟，看见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
当人在少年时，能够感发他们志气的，主要是家庭、老师和朋友的启导，是那些良善的书籍。而乡里先贤们的遗风，也足以成为他们兴起的资本。现在各郡县都建有孔子庙，也称作是地方上的学校。他们常将本地先贤的画像，挂列在学堂的祠堂。每年春秋二季，则准备了牲牢，召集了当地的官绅来祭拜他们，而后一起进祠观瞻他们。他们既羡仰乡里先贤的尊荣，又常因有感而生出仰慕效法的念头，因此常有叹息而泣的人。少年人天真烂缦，尤其容易生出这样的观念。宋末时庐陵乡贤祠里的先贤遗像，有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杨邦义（谥号忠襄，守建康时为守气节而死。他的儿子载兴，为岳飞的部将，以忠勇著称）、胡铨（字邦衡，又号淡庵老人，谥号忠简。他曾经上疏请求斩秦桧）等人。他们的遗像，仪态如生。文天祥十岁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带他去乡贤祠观看这些遗像，又把他们三个人的历史讲给他听。他十分羡慕地说道：“我死后，如果不能和这几位先贤并祀在这个祠中，我便不是大丈夫。”
宋朝时候，都是以考试来拔取人才。元、明、清三朝，都遵守着这种传统方法。考试的时候，最光荣的当然是第一名，便是“状元”，号为“天下第一人”。文天祥便是宝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国前六百四十年）的状元。他考试的那篇文章，洋洋万言，并没有起稿，一挥而成。当时的考官王应麟（字伯后，庆元府人。著《玉海》《困学纪闻》等书）评价说：“这份考卷有古贤人之风仪，可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其忠义之心如铁石般坚定，可以为我朝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而祝贺了。”这个时候他才二十岁。他的弟弟文璧，也同时考中。
他弟兄二人进京考试，是他们的父亲革斋陪送来的。他当时听得两个儿子都考中了，心中自然是非常喜悦。不幸他老人家已风烛残年，朝不保暮，两个儿子于五月二十四日中选，他自己却于二十八日在客寓里病死了。宋朝时候，政府对待进士的礼数很优厚，凡是新进士遭丧，政府都会致送费用。文天祥弟兄二人，当天便扶柩还乡。不久，朝廷便任命文天祥为宁海节度判官（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
文天祥虽然只做了个小官，但很留心时务。范文正公（名仲淹，兴县人）作为国家太平之时的秀才，尚以天下为己任，何况文天祥是处在南宋末年，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呢？当时蒙古（后来建立国家，国号为元）吞并了金、夏两国，国势日强。而宋朝用一个丁大全（字子万，镇江人）为相，用一个贾似道（字师宪，亳州人。他的姐姐为贵妃，受理宗宠爱，贾似道因此发迹）为将（贾似道以宰相身份出京监督军队），独揽大权，坑害国家，渐被外敌侵略削守。宝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举南侵，入四川，破广西、贵州，更是派重兵直接奔赴两淮地区及长江上、下游，江西不保，武昌被围，以致宋朝全国上下震惊，朝廷内君臣相顾，不知做什么好。太监董宋臣，上奏请求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开敌人强劲的进攻。但是又有一个太监叫何子举的，他认为这样不可，而且当时皇后也不愿迁都，这个主张就此打消。
文天祥起初听见迁都的话，以为临安的大势已经失去，十分忧急。而四明这个地方是濒海的小郡，当年高宗将都城搬迁到这里，几乎不能自存，前车可鉴，怎么能够再重蹈覆辙？于是便上书请斩建议迁都四明的太监董宋臣，以禁止太监干预政治，定他淆乱人心的罪名。书信奏上去没有结果，他便弃官回乡了。
度宗初年，拜文天祥为尚左郎，他多次推辞，朝廷都没有允许。宋代，某人授官时，按例都需由文官撰写诰辞诏告天下，诰辞的内容都风雅可诵。度宗授文天祥官职时，其诰辞这样写道：“苏轼曾说：‘仁宗皇帝是在位最久的，得到人才最多，进士高科，逐步升为高官。’我朝理宗在位时长，和仁宗差不多（仁宗在位四十年，理宗在位也有二十八年，所以说差不多），但录取的读书人数，却又更多了。当时各地考试当选第一名的（褒然之选，指以第一名中选者），凡现在还在世的，没有不考中进士的。唯独你以有李密《陈情表》所说情形（晋朝李密，孝养祖母，不出仕做官，留有《陈情表》一文），表示要遵读礼之文（为人之子，父母去世，治办丧事，庐墓守孝，叫做读礼），因而停留在进士之门外，迟迟没有被任用。风如果积累得不大，那么其将无力让大鸟飞起来（大翼，谓大为也。语本《庄子》）。像你这样卓尔不凡的，并非特意取你为状元（高科，谓最高之科，即状元也）。如果再加以培养，那么你的成就之大，到时谁又能预测呢？”文天祥少年时便中了科第，本来早就可以发达，但因各种原因蹉跎不遇。诰辞中这样写，主要是慰藉他而已。他做官不久，便与贾似道意见不合，又辞官回乡了。他想在这个闲暇的时候，自我修养，于是便在文山建筑了很精雅的一所小室。文山在庐陵之南一百里，两山夹一溪流，溪中立着许多怪石，水从这些怪石中间曲折流过，由高处往下注泻，十分有趣。山下的石头尤其怪异，横跨溪水，绵延山谷，有低有高，各有天然情趣。从山上留下的泉水四处流淌，随意灌注，到处都是。山的最高峰，可以远望数百里，从山下望万壑起伏，云烟弥漫，真是奇观。他的小室便筑在山的南面，地势平坦广阔，地基长达一百多丈，宽深达三十多丈，溪水围绕屋前面。青翠的山峦耸立在背后，溪水从屋子下流过，风景极佳。文天祥在此读诗书，会友人，过着清雅绝俗的生活。后来成仁取义的大节，都是在这个地方养成的。
【评论】
文天祥出生时，他的祖父梦见他乘紫云而来，在《宋史》本传及胡广所撰写的传记中，都有记载。所做之梦的吉凶，固然不可信，但在古时候却是很相信的。周朝时特别设置了掌管推算梦兆的官员，为民众占梦。梦中的境界，果真能成为未来事情发生的先兆吗？西方的学者，刻意研究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个确定的说法。
我国的乡贤祠，对于古人大多表现出了报功崇德的心情。这又足以让他的后人，观瞻他的神像，考究他的历史，抒发他们向往先贤的志气。而爱护乡里的心情，也因此油然而生。这一个举动便带来了众多好处，只是造祠还是比不上造像的好处多。神像竖在通衢大道边，人人都能看见，不像乡贤祠的门终年关闭，这是第一个好处。神像姿态逼真，不像乡贤祠中的木雕黯然无色，必须要识字的人才能辨别出其姓名，这是第二个好处。神像为金石所造，不像乡贤祠中木雕泥像那样易于毁坏，这是第三个好处。西方各国，之所以有神像而没有乡贤祠，是想教少年人，自己通过观看神像，使他们更易于觉悟。如果以后有人想做这事，不妨将乡贤祠改为神像吧。
在科举考试年代，同时登科的，称之为同年。每一次科举考试，都会建有登科录，详细记录同年人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像这样的名录万无久传的道理，唯独宝祐四年的登科录，因为文天祥一人的缘故，自宋末到现在，藏书家还藏有抄录本。看了这之后，那么人就可以知晓自己所处的地位了。
一个人早年得志，必然会意气风发，认为自己好像是万能的，看天下之事没有不可以做到的。古代爱才若命的人，如果遇上了这样的人，必定会大力培养他，说是想让他将来成才。就像树木一样，还没有长成的时候砍伐了，那么其材比较小；如果等长大之后再砍伐，那么得到的木材就大。用了一个老字，实在有味。文天祥二十岁时便中举登科，飞扬腾达，似乎可以预期。然后事实正好相反，蹉跎了十年的岁月，不能够一展抱负。读他的《指南录自序》，发现他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怨尤，而是确信上天将让他磨练心性，增益他所不能做到的。这可以看出，他可谓是个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了。
文天祥在仕途上功名不遂，因此回家读书以求他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大人物的作风。现在的人一从学堂毕业，就想求得利禄。如果求不到，也不肯自我反省，从自身求。这是因为功利学说，已经深入人心了。这实在不是社会的福音啊。明代的严嵩，虽然是一个被万世唾骂的人，然而在年少登第之后，他却是不肯就职当官的。他忍饥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县，严嵩本是分宜人）读了十年书，所以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假如他能始终如一，那么与文天祥的志节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的人不肯立志，都只想着平时追求安逸，饮食上追求保暖，耐不得贫穷，所以竖不起志气。少年人想要担当天下大事，必须从吃苦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