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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篇 日本最近之外交政策(191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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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于亚洲大陆得有根据地后,亟欲扩张其势力,攫取种种之利益。会中国内部政治主张未能一致,日人更乘机侵略。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爆发,党人颇得日本之助。初,孙文提倡革命,党人举事失败,多逃之日,渐与留学生接近,组织机关,努力宣传。及康有为维新失败,乘英舰,抵新加坡;孙文欲见之,先谒英国长官。英长官询其革命运动;孙文答辞,曾谓日本之公司,为其利益起见,将以其一份余利,赞助革命。英长官竟不许其谒康氏,令即离港,并电告香港总督,禁止其登岸;孙文乃至台湾。一九一三年,孙文演说于大阪,亦谓神户为其革命机关所在地。方革命事起,日本售军火于党人,价值三百万元。时清廷及南方政府,皆聘顾问于日。日本不意革命成功之速,难于应付,遂皆遣之;政策自相矛盾,报章有倡干涉者。其政府之居心,吾人不能尽知,或则以为赞助中国革命者乃其党人而非政府也。

    孙文先生

    革命告成,袁世凯掌握大权,翦除异己。一九一三年,党人不服,举二次革命于南方。日人助之,大为北京政府所恶。既而张勋率兵,攻陷南京。有日商三人,持日旗奔往使馆,兵士杀之于途中。事闻,日本大哗,要求张勋亲至使馆谢罪,及建筑满蒙五铁道之权;经中国承认,其事始已。明年八月,欧战爆发,英国驻日大使,以英日同盟,请日援助。日本因对德宣战,出兵二万余人,来攻胶州湾;英军二千余人助之。德军拒守者,一万余人。日军自龙口登岸,途遇大雨,进攻甚难。是时中国划龙口莱州为交战区域,声明区域以外,严守中立。而日军借口“断绝德人接济”,竟占据胶济铁路,直逼济南。既由中国抗议;日本又谓其为德国财产,与中国无关。十月二十二日,开始围攻;越十六日,德军屈服。斯役也,日人谓其共需军费,三千万元;中国请其撤兵,日本竟不许。

    袁世凯

    欧战正烈,列强竭其全力,借求战胜,无暇及于远东;美国虽守中立,其舰队陆军,未必能胜日也。日本久患欧洲各强国之侵略亚洲,得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急思逞志于中国。而中国自革命后,内争未息,贫弱如故。袁世凯时为总统;其人尝于朝鲜之役,仇视日本,日本尤忌之。当青岛降服后,中国因请其撤兵不可,乃宣言取消划定交战区域。明年一月九日,日使覆文谓中国独断,没却国际情谊;帝国政府,不胜惊愕愤懑,决不令山东之帝国军队,受此等取消之拘束。十八日,日使又破坏国际惯例,不经外交部,径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要求,隐寓挟制袁氏个人之意。初时二国皆守秘密;直至三月,列强始有知之者。原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凡四条,关于山东之权利;第二章共七条,要求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之优越地位。第三章凡二条,关于汉冶萍公司之权利。第四章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其沿岸之港湾岛屿割让或租借于他国。第五章凡七条,关于聘用顾问,合办警察,建筑铁路及传教权等。外相加藤知第五章难于实现,训令驻华日使:“陈说中国政府,劝其按照提议中所定前四章之方针,与帝国政府订立条约及合同。……至于第五章所提出者,虽不过帝国政府一种之愿望,然亦望勉进行。”二月二日,开始会议,中国代表陆徵祥曹汝霖驳复日本之要求。日使因至外交部声明,谓奉本国训令,须贵国对于《二十一条》,全行提出修正案,方能开议。于是袁世凯更命代表让步,重复会议,久争不决。四月二十六日,日使更提出二十四条新约,谓为最后之修正。中国旋加以修改,于五月一日,转交日使,谓为最后之答复。越六日,日本竟致最后通牒于中国,其要旨谓:“中国要求日本,无条件交还胶州湾,担任各种损害之赔偿,及认中国加入将来之日德和会,皆为日本所不能承认。南满洲与东部内蒙,于地理政治工商上,皆与日本有特别关系;今所拟出之条件,中国政府,乃辄任意改窜。至于聘用顾问等,与条约并无抵触,中国数以为言,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兹为维持和平圆满了结起见,将原案第五章各项,除关于福建业经两国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日本亦已撤回中日合办警察之议,故余五项),可认其与此次交涉脱离,俟日后协商。期以五月九日为圆满答复之期;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所谓第五章中之五项,系指聘请顾问,学校病院地基,南方铁路,军械兵工厂及传教权也。其时袁世凯且欲帝制自为,又不能利用国民对外之同情,虽曾开军政特别会议,卒以无力抵抗强暴,不能不忍辱承认。及期,许之。二十五日,缔结中日条约。其关于山东者三条,关于南满东部内蒙者八条;关于矿产福建者,皆以照会申明。中国政府又颁沿海不得割让之令;至于第五章,则以“容日后协商”了之。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参加对日谈判的外交人员,左二为陆徵祥

    综观日本之要求,固遵欧洲列强侵略中国之故智,抑且较为进步。自昔德据胶州湾,俄侵东北,法倡势力范围,英人监督海关协理邮政,中国之为人鱼肉,已非一次;日本之要求,直乃总括或引申列强之侵略政策于一约文中耳。其为世界舆论所共恶者,以中国民智已开,乃以种种丧失主权之条约,加诸其身。若各强国以利益不能相容之故,批评日本之外交政策,固亦不能服其心也。

    巴黎和会四巨头,左起: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中国政府订约之后,舆论大哗;日本亦犹未忘其所深恶之袁世凯。会袁世凯谋称帝,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俄二使,口头拒议,警告者二。是后中国亦成为南北对峙之局矣。既而寺内继大隈为首相,又变其对华政策。初,美国加入欧战,中国舆论,多主中立。段祺瑞欲借外交问题,解决内政,隐结军阀,与德绝交,终不能弭南北之战。是时北方需款孔亟;而日本自欧战以来,国内富力骤增二十亿元,争谋投资于外。段氏因向借款,练军参战,建筑铁路,整理交通银行及政府费用等,凡一亿三千余万元;省政府借日款一千六百余万元;公司商人借款三千四百余万元;合计一亿八千余万元。及寺内辞职,原敬继之。适欧战告终,中日二国,各遣代表参与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双方相持不决。卒以英法受密约之拘束,遂许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中国代表因不肯签字。

    初,日本尝宣言交还胶州湾。五月七日之通牒,附言中国承认最后之通牒,则交还胶州湾之声明,依然有效。日本之政策,为欲得德国在山东经济上之特权;其夺之于德而声明归还者,盖以避列强之忌,及表示亲善中国耳。至是中国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学生罢课,游行演说,重惩国贼,排斥日货。一九二〇年,日使致山东直接交涉之通牒于中国。中国置之未复;日本又致第二通牒。中国舆论,倡言“国民外交”,请拒其议;政府复文拒之。日本又致第三通牒;中国仍不覆,暂为悬案。一九二一年,美总统哈定发起华盛顿会议“国民外交”拒绝“直接交涉”,竟归失败。明年,中日二国,各遣代表,开委员会议于北京,解决山东问题;由中国分期出款三千万元(华币),收回胶济铁路,日本撤军,交还青岛。于是山东问题告终。

    山东问题,虽已解决,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依然存在;中国国民仇日运动,迄未尽止。日本虽自寺内而后,盛倡中日亲善:废撤邮局;退回庚子赔款,作为文化事业用费,及补助留日学生;又于大学组织日华协会等;而中国人民,则以此种丧失权利之条约,痛恨已深,何能遽忘?更就实际言之,青岛归还;汉冶萍公司,日人投资过其总额之半,握其实权;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久已承认;第五章之五条,原在保留之中;则夫日本之所注重者,专在旅顺大连安奉铁路等之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耳。一九二三年,中国国会,议决取消该条约,由政府致通牒于日者二;日本复文拒绝,世界舆论,无甚助我者。原夫国际惯例,缔结之条约,签字批准之后,则当遵守;若欲修改,必经双方同意;其一面废约者,时或出于战争,非强国不敢为此。若以威迫承认之故,即能宣言取消,则所有一切不平等之条约,皆可自由废除,外交固无若是之易也。故政府此举,手续不无失当,仅为人所嘲笑而已。至于取消办法,盖有二途:(一)直接交涉。缔约国之一面,直接与他方协商,取消条约;或以比较上不丧主权之他约代之。其非直接交涉者,外交因受仲裁而让步,功多归于仲裁之国;缔约国之邦交,不能进步。至让步之国,其国民又往往谓受仲裁之威迫而成,势将攻击政府,政治家不敢行此下策。此鲁案所以直接交涉也。(二)中国可谓一九一五年之条约,关于世界和平,请求国际法庭公判。惟其辞必须和平,毋深触他方之忌;肆意诋击,徒唱高调,固无补于事实也。比较上述二种办法,前者较为易行。但吾人尤当深知国际交涉,多以外交、政治、经济上之利害为断,固无所谓人道主义也。

    日美邦交,自明治崩后,未尝进步。及欧洲战起,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平等之贸易机会。一九一五年,美国致通牒于中日,不认妨害美国政府及其在中国条约上之利益等;日本置之不理。明年,美国大增军舰,其国会辩论之理由,谓以防守太平洋也。一九一七年,美国已对德宣战,日本为去二国误会,及协商作战事宜;遣子爵石井菊次郎等赴美,述其政府外交未违门户开放之旨,倡言亚洲门罗主义。石井已会商美国务卿兰辛,交换照会;终由二国共同宣言,大旨无论何国,不得侵犯中国独立与领土保全,美认日本之实际地位,日认美国之机会平等。中国初恃美国之助,及闻其共同宣言,大惊,遂亦宣言:“嗣后他国有以文书交换,互相承认之事,中国政府,丝毫不受其拘束。”国之不竞,徒恃人援,结果往往失望,亦可哀也已。

    美既对德宣战,出军援法;德人谋竭其全国之力,于援军大集之先,一战败之,终不能克。既而联军反攻,渐占优势;德军虽未大败,而战胜之望殆绝。会革命军起,新政府成立,德人以误信和平条约,将本于威尔逊之十四条宣言,开始议和;终乃被迫而承认一九一九年不平等之《凡尔赛和约》,威尔逊所主张之人道主义不知何往。又以和约允许日本享有山东权利,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美国共和党员,固威尔逊之反对党也,占参议院多数,议决保留和约中之要案;山东问题,亦为其中之一。是时朝鲜之独立运动虽失败,而排日盛行于加州,美日二国之感情益恶,战谣哄传于世,于是有华盛顿会议。

    美总统哈定初以教会之请,又得英国同意,召集华盛顿会议,中、日、英、法、意、比、荷、葡诸国皆被请与会。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会议开始,重要之议案凡三。(一)限制海军。由华会议决各国主力舰队之比例,英美各五,日本当其三;期限十年。惟以法国反对辅助舰之限制,日意助之,其比例未议。(二)缔结日、英、美、法四国协约,借代英日同盟;其内容承认太平洋之现状,若遇交涉严重之时,则由四国会议定之。(三)议决九国协约,载明门户开放之意义,于是门户开放,遂成为国际条约。又会议之时,日本允许撤退西比利亚之驻兵,复议定山东直接交涉之大纲。其明年二月七日闭会。在此会议之中,英美之外交政策相同,互相援助,日本未免孤立。国内舆论,因批评政府之外交失败,谓合英美海军,与日本乃十与三之比例,其将合作以御日也。

    华盛顿会议

    第28任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于此有堪注意者,华会始终未曾议及日侨入美问题。先是自《绅士同意》成立,此问题暂时解决,二国以可免除困难,皆遵守之,俨如条约。一九一三年,加州议会通过地律,凡不能入美国籍之外人,不得购买或暂租土地过于三年。其国籍法,则载明白人及在美之黑人,得入国籍,其初盖为华人设者也。及地律案通过,其所据之理由,则为日人数增,任其购买,加州将成日本之殖民地。但揆之事实,或未必然。依一九一〇年之调查,日人在加州者,其数占加州人口百分之二,有地九万九百亩,价值六十万元;而加州之地,共二千七百万亩,价值三亿一千七百万元,比例甚微。于是日人闻之,大愤,谓其侨民之地位,乃不如在美之黑人;由政府提出抗议。总统威尔逊遣国务卿,来至加州,谋废地律;不成。既而诉之大理院,判谓地律合于宪法。一九一九年,地律益严,日本大哗,嘲讥威尔逊之人道主义;政府再提抗议。美国中央政府,许偿日侨之损失;日本以其非根本解决,表示不满。未几,太平洋沿岸之各州,共谋排日,势力寖盛;其所持之理由,则谓日人不能同化;其生于美国者,依据宪法,得为美民,而又为日本臣民,有服兵之义务;日人之生活较低,许其入境,与美人竞争,则美国之生活程度,将日低下。日本已知排日运动之势盛,为免美人借口,谋改国籍法令;而排日运动,辄未稍止。盖此运动,实非国籍经济问题。就实际言之,日侨生于美者,未尝召回入伍,其生活状况,亦未必劣于欧洲中部之白人;乃后者见许,而前者见斥,其根本原因,固以黄白人种之不同,有种族之见存于其间耳。

    一九二四年,美国下议院通过移民律,禁亚洲人民入境,转交参议院。按亚洲人民,除日人而外,久已禁其入境,律文之意,盖指日人也。于是日本驻美大使埴原正直,提交抗议书,谓其违背《绅士同意》,碍及日美邦交,措词强硬;参议院谓其含有恫吓之意,遂通过禁律。旋由埴原解释,谓无恫吓之意,美国务卿休士,亦表同情于日。但参议院复议,结果维持原案;美总统又以移民律全部之关系,不肯加以否决。日人因而大哗,举行示威,排斥美货,仇视教会,致电美国,表示反对;甚有剖腹自杀,以促美人反省者。美国舆论,颇非国会之所为;伦敦《每日新闻》,谓其违反国际友谊,及华会条约精神;而印度诗人泰戈尔,更批评美人————谓其侮辱亚洲民族。日本抗议者再,皆无效果;加藤内阁,乃请于美国,容后再议。

    明治末年,英日之邦交渐疏;但以英国忌德,亲善法俄,而日本已与法俄相亲,此数强国,遂得竭其全力,攻击德国。当时英之印度等地,俄之西比利亚,法之安南,皆无重兵。日本接受英国之请,攻据胶州湾,遣派舰队游弋,保护英国太平洋印度洋之商船,又尝命舰,输送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军队于欧。英人殊赖其力;首相路易乔治,深谢日本。及美国宣战,日本又遣船六十六艘,共五十余万吨,助美输送军队。卒以日本在亚洲之地位与其所施行之政策,咄咄逼人,英法诸国,自不能无疑。一九一五年,英、法、俄、日始宣言,战争和平,诸国共同议之。旋列强议分德属殖民地,日本乃要求英、法、俄、意,许其享有山东权利,及赤道南太平洋中之德属群岛,四国许之。其后德国屈服,日本和会代表西园寺等,出席于会议,席上慎不发言。盖其时日本国际上之地位方孤立;西园寺之威望,又不如威尔逊、路易乔治、克勒蒙梭;加以日本之对德宣战,原无重大活动,不为英、美、法所重视;欧洲问题,又于日无关;其代表之目的徒为山东而已。及国际联盟成立,日本得为永久行政委员,代治德属赤道南之太平洋中群岛,日人于其南方之势力,不可谓无进步。至其于和会有足引起世人注意者,厥为提议人种平等案。各国代表,本于道德上之观念,多赞成之。而美国反对最力,议案未得全体通过,不能成立。抑亦各国间民族之关系显有差异,利害不能从同,自无一致之可能也。英日之邦交既疏,及同盟期限将终,英属殖民地之政府,遂主张废除条约,英固以日美之邦交严重,不愿继续同盟,华会乃以四国协约代之。澳大利亚则以种族及经济原因,禁止日人入境;英国政府复建筑新加坡军港。此军港之计划,虽为防守而设;其不信任日本政府之友谊,不能谓绝无其事,无怪日本之疑之也。英国而外,法自战胜后,侵略德国,要求无厌,渐觉与英不合。日本利之,二国渐亲。一九二四年,安南总督来游东京,议订条约,与日人以贸易之特权;二国为避免孤立计,益相接近。德自败后,批准和约,日德之邦交,于是恢复。二国更议订通商条约,日人求学于德者渐多。

    日俄初以满洲之利害相同,缔结条约,俄因无远东之虑,转求发展于欧洲。及塞尔维人杀奥太子,交涉严重,俄隐袒护之,先发全国动员之令。德皇谓其攻德,限令取消,大战遂起。俄军数百万人,其无军械者,三分之一,因请日援助。日本供以军火,在一九一五年中,价共一亿余元;除炮而外,枪凡七十五万枝;又贷以巨款,凡二亿余元,二国之邦交益亲。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建设苏维埃政府,单独媾和;废除旧约,否认前债,实行其共产主义;且谋宣传之于世界,势力大盛,寖及西比利亚,其地之德奥俘虏,起而应之。俄旧党因谋抗拒,乃请援于日。日本初视俄患,固甚于洪水猛兽,商于英法,谓将出兵。法国许之,英则始尚犹豫,后亦许之。卒由内阁会议,多数主张暂不出兵。一九一八年,有捷克斯洛伐克军,逃至西比利亚。其人原属奥国,以谋独立,投降于俄,转攻德奥,约五万余人。及德俄媾和,捷克余军因逃去,红军追之入西比利亚。捷克军因请于协约国援之出险;由威尔逊商于日本,共同出兵援救,日本遂接受其请,出军二万余人。俄而捷克军出险,送往欧西战线;日军乃进驻西比利亚,占据要害,隐助旧党。及美国撤兵,又托言保护侨民,不肯退去。一九二〇年,俄国农民起兵,设立临时政府于海参崴,为苏俄之附属;以请日本撤兵,不许,遂相仇视。日军警告临时政府,致哀的美敦书,要求不得阻碍日军之行动,禁止秘密结会;其党人不得宣传反对日本之文字于满洲朝鲜。临时政府逾期许之;日军竟收俄军枪械,迫令履行日本之条件。于是党人大愤,潜之尼港(或作庙街)。尼港在黑龙江口,有日军六百余人,驻守之。党人既至,愤恨之余,遂屠杀日人。日本大哗,举国认为国耻;日军因借口复据其地,更进占库页岛之北部,驻守西比利亚沿海要区;将于贝加尔湖右近,设立缓冲国。一九二一年,俄国农民设立远东共和国。其明年,日本始撤回西比利亚驻兵(库页岛除外)。

    自一九二〇年以来,日俄开始交涉。其所难解决者,厥为尼港谢罪,库页权利,宣传主义,履行旧约,偿还前债等问题;会议者三,皆归失败。一九二四年,中俄之邦交恢复;日俄二国皆有谋和订约之意,因开会议于北京。一九二五年,订定条约,于一月二十日签字。大旨俄国承认《朴资冒斯条约》,不作妨害政体之宣传,与日以采办石油煤矿之利,且谢尼港之罪;日本承认俄国政府,撤回库页驻兵,允许旧债将来与他国同样解决。综观约文,日本维持其已得之利益,又获库页石油矿产,得经营西比利亚,扩张商业;俄则借日本之承认,与夫经济之援助,增进其在国际上之位置。此条约之所以能成功者,良以二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之地位,而壤地相近,关系密切,不得不急求解决困难,而趋于亲善。

    日本最近十余年中之外交,始则扩张其权利,俨然以亚洲之主人翁自命,因而大遭美国之忌,丧失英人之同情。于是国际上之地位渐形孤立,急思改变方针,已倡言中日亲善,又复亲法联俄。一国之外交,各有其自身利害之关系,彼日本政治家何尝一日忘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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