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下）（附吳兢貞觀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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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今天續講通典。通典共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邢、州郡、邊防九個部門。這九個部門是分著次序排列的。他說：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政治最先第一項是教化，即今天講的教育；但教化的根本在經濟。大家先要有生活，豐衣足食。所以全部通典第一項開始就是經濟問題。中國從來講政治，從論語、孟子一路下來，無不以經濟為政治的最先第一項，杜佑通典亦就如此。直到現在，我們大家不讀書，好發空論，遂認為中國人一向不看重經濟。其次說：
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
政治組織必要設職官，設職官先要審別能當此等職官的人才，要找適當的人才，就要有選舉。這是通典書中的第二項目。照今天講，有選舉就是民主政治。我們只說中國是傳統的專制政治，當然皇帝用人不需要有客觀的標準和規定的制度。我們又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試問在封建社會裏，又怎麼有選舉制度？封建社會裏的貴族是世襲的，但我們歷史上有選舉制度，做官人向來先從下邊選上去，再從上邊派下來。所以我說中國到了漢代，已該稱為「士人政府」，因其既非貴族的，又非軍人的，也非商人的，當然也不是教會的。政府裏邊許多人，都從社會選舉出來，選舉從漢代就開始成立一制度。後來到了唐代，又變成為考試。在杜佑作通典那時，所推行的是考試制度，而論此制度的源本，則從選舉制度來，所以他還稱之曰「選舉」。考試、選舉，是一本所生。而在兩漢，乃至於唐代，選舉和考試制度的後面，還是有學校、有教育。因此在敍述選舉制度中，學校教育與考試都已包括了。這是中國傳統政府重要的第二項目。第三項目才是設職官。從政府首領宰相以下，中央地方各級，合成一政府的組織。
舉這三點，諸位就可知，中國傳統政府究是建築在一個什麼意義上的。再說政府是以解決社會經濟生活問題為首要，這是他的最大責任，所以第一項便是食貨。政府為要選擇社會賢能來辦政治，因此有選舉。然後再講到這個政府怎樣地分配職位，你盡此職，彼盡那職，故稱「職官」。中國人講政治，向不講「主權」何屬，卻稱「職責」係何。現在我們則定要說政治主權在那裏？於是有神權政治，說主權在上帝。有王權政治，說主權在皇帝。民權政治，主權則在民眾。這些都是西方人的政治思想，中國人從來不討論到這主權在那裏，卻儘討論他的職責是什麼？一官則必有一職。皇帝在政府裏，也有一份職責。他只是政府官位中之最高一位。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同西方根本不同處。西方人講國家，便說國家要有主權、有民眾、有土地，主要仍逃不掉一個「主權論」。我們講政治，一向不重講主權，重要在講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事？所以杜佑通典最先第一項制度是食貨，第二項是選舉，第三項是職官。只從這三項制度上來講中國的政治理論，已可講得很扼要，很透切。
而第四項是禮，第五項是樂。他說：
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
中國人一向看重社會的風俗和禮樂。他又說：
官職設然後興禮樂。
道德教化毁滅了，再始用刑法；所以下邊有兵有刑。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政府，所以下面還要劃分地域，有州郡，又有邊防來阻擋外面侵犯。
我們只看他這九個門類的先後，已可說這是杜佑一番極大的政治理論所在。所以直到淸代乾隆時，再刻杜佑通典，在序上亦說到：從食貨開始，就是「先養而後教」，下面是「先禮而後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都有條理。我們只從這一大體上，就可看出杜佑通典之體大思精。
二
其次講到書的內容。特別有一點重要該提出的。如看他的選舉篇，前面有總敍，後面有評語，前三卷是歷代制度，下三卷是雜論議。我們當知，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每一個政治的措施，或成立一項制度，便有朝廷許多做官人，乃至社會普通平民，都可發表意見。而這許多意見，其中重要的，也都大部分記載在歷史上。主要是所謂「奏議」。奏議以外，在每一家的「文集」裏，也常有文章討論，或是古代，或是當代，某一項制度的利害得失。我常說，我們治歷史，有著史、考史、評史三項。評史項下所特別重要的，當然要論評當代。中國人一向下來對於現實問題的論議，尤其是政治上的，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今天常說，我們的意見要客觀，不要主觀。但當知，如在漢代有一制度，漢朝人在那裏批評這制度，他們這種批評纔眞是客觀的。若使我們來批評此制度，這些批評，反而是主觀的。只有漢朝人批評漢朝制度，這才是眞批評。我們該要懂得漢朝人怎樣來批評他們當時的制度。譬如說今天要批評共產主義、極權政治，最重要的，要問在共產主義、極權政治下邊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和主義抱怎樣意見？這才是客觀的眞批評。我們站在這個政治的外邊來批評這個政治，豈不是我們的主觀嗎？
所以我們學歷史，更重要的，要了解在當時歷史上的人，看他們對當時的事是怎樣的看法？如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孔子，在此下兩千五百年的中國歷史上，一向為各時期的中國人所崇拜，這是歷史上的客觀。今天我們來反對孔子，要「打倒孔家店」，這是我們這一個時代人的觀念，這是我們的主觀。同樣理由，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我們要看在中國歷史上向來每一個時期中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怎麼看法，在他們認為是對是不對。我們不能拿我們今天學了西方的一點皮毛，其實也學得很少很淺，而把來批評中國傳統政治，說中國兩千年來只是個專制政治，這實是一個很主觀的講法，實在也沒有仔細去讀這兩千年來有關政治上的書。如杜佑通典，光是關於選舉制度，一半是敍述這制度，一半是網羅歷代各家各項批評。漢代的情形和魏晉南北朝不同，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不同。因於時代不同，而批評意見也不同。
中國有一點和西方不同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有了選舉制度，幾乎多數都跑進政治界。他們對於政治有意見，都是很具體，這件事該這樣，那件事該那樣。不像西方許多知識分子，本不親身預聞政治，就憑空寫一本書來批評政治，來構想一個懸空的烏托邦、理想國。我們見外國人這樣，說這是「政治思想」，他在專心一意寫一本書討論政治；而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像樣來寫一部有頭有腦討論政治的書，於是認為在中國就找不到像樣的「政治思想」。其實中國人的政治思想，該從現實政治裏去找。如說選舉制度和考試制度，在這個時期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這時期的許多批評。在那個時期那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那時期的許多議論。讀歷史的人，看了這許多批評議論，自然也能懂得關於這一制度的情形。一天他跑上政治，他對於其當時的選舉考試制度的利害得失，自也能加以一個很正確的評斷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徹頭徹尾的大變動。即如選舉制度，從漢到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下直到淸代，一路下來，如我上面所說，有因有革，但總是有此傳統。
今天我們一意要學西方人之革命，要把前面的歷史傳統全體推翻，那麼下邊該怎麼辦？這只有一條路，便是到外國去學。中國歷史上自己原有的一套，是不要了。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為什麼中國自己原有的一套全該不要呢？其中道理，卻就大家不知。循至歷史上一切經過事實，我們既已全部不知，試問又如何再要？今天的中國，老實說，全部政治都已外國化。最少在政治上引經據典，發大理論，就該全從外國來。諸位在此也都看見過我們的選舉，選一個市長、縣長，如何選法？選出的又是何等樣人？諸位也知道了。試問這樣就是最好的嗎？外國人的選舉，有沒有比這樣好一點？這是一個問題。但中國歷史上，從前是怎麼樣子的？有沒有選舉？這又是另一問題。現在我們是要把歷史腰斬了，以前傳統，一刀切斷。淸代以前的舊的，我們都不知道，都不要。
諸位學歷史，有一壞現象，學歷史就想做一史學家；至於在歷史上如政治等許多現實問題，好像和我不相干。要進了政治系，才學政治。進了歷史系，好像對於國家治亂興亡可以漠不關心。諸位都預備在大學裏教書，先得寫篇論文，拿了幾十幾百條證據，不痛不癢，這是在大學教書的必需資格。現實政治則和我不相干。諸位認為這樣的學者是對嗎？還是以往中國的舊式學者對？他只讀了一部杜佑通典，懂得這樣那樣；跑上政治，選舉該這樣，食貨該那樣，他可有種種理論、種種看法。即使他不在政界，寫本書也寫得很具體，很客觀。
諸位不要認為今天的我們纔是進步到了最高點，從前一切不如我們。我們今天所最了不得的，不過學到一些外國的。但你能說今天的外國，就是他們的最高點嗎？如今天的美國，就一定比華盛頓初開國時，或者林肯南北戰爭時進步嗎？經濟是進步了，政治未必就進步。今天的英國，就定比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時的英國進步嗎？科學說是進步了，經濟、政治未必就進步。我們僅是學著外國今天的，而且是學的一點皮毛。難道我們大學裏政治學系的學生都能留學外國嗎？在中國讀外國書，所知有限；跑到外國去，仍是在大學裏讀課程，和他們的實際政治還是相隔很遠。回來了，還是在法學院政治系教政治。至於政府用人，並不定用到這批學者。這也不能專怪我們，外國就這樣。外國的一切，是否也値得批評呢？這是個大問題。近代人物中，只有孫中山先生，敢對外國選舉制度也有批評，此外似乎是沒有了。
三
通典選舉下的第四卷是禮，就有一百卷，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諸位要知，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倘使我們說西方政治是「法治主義」，最高是法律，那麼中國政治最高是禮，可說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是禮治。什麼叫做「禮」？今天我們豈不一點也不知。還是鞠躬舉手就算禮了呢？倘使諸位讀通典，研究經濟史的，只翻它食貨志。研究選舉制度的，只翻它選舉志。研究政治組織的，只翻它的職官志。卻沒有人去翻它大半部通典所講的禮。可是一部通典裹，很大的貢獻就在這裏。它把禮分了吉、凶、軍、賓、嘉五種，中國人向稱為「五禮」。不讀古書，就不曉得這五禮所包括的範圍。
通典在禮一部分前也有個總論，提起中國歷來講禮的人，從西漢叔孫通起，到唐代，共有三百人之多。可見杜佑自己至少對這一部分是下著很大工夫的。在此五禮中，杜佑通典特別的貢獻，則在講凶禮中之喪禮。在喪禮中最重要的是服制，中國人所謂的「喪服」。怎麼叫做喪服呢？如父母死後，子女為父母守喪的年限及一切的制度，都包括在內。我們中國歷史上的家庭組織很複雜，喪服是中國古人一個極大的學問。遠在小戴禮記裏，就有一篇文章叫喪服。這尙是在貴族時代。後來到了漢代，特別到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才有所謂「士族」出現，這已不是古代的封建貴族了。漢以後的士族，是經過漢代的考試制度以後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新階級。此下就是魏晉南北朝的門第，一路下來到唐朝。也可說士族便是那時的貴族吧！不看別的，只看新唐書裏的宰相世系表，就可看出門第在當時之地位。但那些大門第怎樣維持？這就靠著一種禮，更重要的是喪禮，尤其是服制。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研究喪服制度是一個大學問。當時有一位經學大師雷次宗，他在經學上的地位，當時人推尊他可比東漢末年的鄭康成。他的學問，就是講喪服。甚至當時一個和尙出了家，他也要做一世之師，也要來領導當時的社會，也就要研究喪服。我們死了父母，有種種事情不明白，也可去問和尙。所以當時中國的大和尙也多研究喪服。和雷次宗同時，就有一個慧遠，他是那時住在廬山東林寺的大和尙，他就研究喪服。喪服在當時社會的重要，諸位即此可想而知。下到唐代，還是有大門第，還是要講喪服制度。
現在我問諸位，那時的喪服制度，究是個什麼制度？中間講些什麼呢？我們全不知，卻儘大膽批評，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宗」就是我們向來的宗廟祠堂。祠堂裏也有一套「法」，即是禮，最重要就是這喪服。不是像我們想法，父母死了，送進祠堂，每年去祭拜，這就叫宗法。這想法太幼稚、太簡單了。在杜佑通典裏，就保留著可以說最詳備的當時的喪服制度。在他以前以後都沒有這樣記載過。若能具體地來講中國的喪服制度，這纔是講了中國的宗法。倘使今天諸位要批評中國社會，說它是一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這也可以。但中國的宗法究是怎麼樣子？諸位不應都不知。恰如諸位批評我們中國的政治是專制政治，為什麼呢？只為它有個皇帝，是一個政府中最高的第一位，所以中國從秦以下的政治是個專制政治。這話也對。但我問諸位，究竟我們歷史上各代皇帝，又是怎樣的專制法？諸位又都不知。除非諸位能去翻出一部杜佑通典，花費著一年半載工夫約略讀一過，你才會告訴我中國政治究是怎樣專制法。你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但封建究是個怎樣子的封建？宗法又是個怎樣子的宗法？倘使諸位想拿來和西方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相比，其間相差簡直是太遠了。但我們直到今天，始終沒有人把此問題來研究過。此因到了宋朝以下，中國大門第沒有了，不需要這樣繁複細密的喪服制度，所以連宋以後人，都不來研究這一套，又何況在今天？這是過去的事。可是今天我們定要提出這句話來，儘說中國是封建社會，至其一切實況，則只說不知。不知亦無妨，但不該隨口駡。
我們今天做學問，不講實用，只高呼「為學問而學問」，要做一種專家之學，詳細來下考據工夫。那麼倘使有人能拿出一番大工夫，來讀杜佑通典裹的凶禮和喪服制度，寫出一部書來，也可使我們了解到中國那時的大門第和其所謂「宗法」在當時究是怎麼一回事。這豈不也是一項極大的學問？那時的這項制度，也不是由專制政府下一條法令規定便得。這事情很細密，不知經過了幾多人辯論，你認為該這樣，他認為該那樣。收進在杜佑通典裏的很多，都是些極深細的學術性的討論。不像穿一件衣服，坐一輛車子，這些禮卻簡單了。至於下邊的樂，當然更是一個專門之學，到我們現在也都不懂了。
下邊是兵。通典大體以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主，把歷史上的兵事，一切分類歸在這十五卷裏。再下邊刑、州郡、邊防三門，我們可不一一詳細講。我在這裏只想舉出一點，杜佑不愧是個大政治家。在當時，做過幾任宰相，對經濟、財政、軍事各方面，相當能幹，都有貢獻。然而他寫這部書，兩百卷中間的一百卷，卻都是寫的禮。倘把禮、樂兩門合算，就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以上。諸位不要以為只在中國古代孔子孟子時，儒家講禮樂。當知漢唐以下到宋明，還是有講禮樂的，杜佑就是極好一證據。今天我們沒有一個講歷史講政治的人再來講禮樂，這實已是一大變。只因外國沒有，自然今天的我們也就不肯再講了。可是在中國歷史上，明明是一路下來有此兩項，至少今天的我們，也該有人知道此所說禮樂者究是怎麼一回事？這些禮樂，又和政治有什麼一種關係？我想學歷史的人，至少有此責任。那麼最先便應該翻翻杜佑通典。可以說，杜佑通典實在是中國史學上一部獨創的書。
四
我最近得到美國一朋友來信，說現在的美國人，慢慢看不起歷史，他們要轉向注重講社會學，不講史學了。他們認為講社會學才是轉向現實。最近我又看到有人寫文章。說現在我們也該都講社會學了。跟著美國人風氣，不要我們再來講史學。在以前，就有人說，中國的二十五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只管講上層的政治，不講下層的社會。我們要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史，就苦沒有地方去找材料。卻不知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和社會不分家。如看杜佑通典，第一篇就是食貨，國家的賦稅制度就根據了當時的社會民生和經濟實況，然後再來訂出政府的賦稅制度的。所以我們只要眞能細看我們歷代政府的賦稅制度，便可間接地了解到當時的社會民生。惟其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都要根據著當時的社會實況來決定，所以社會變，制度也跟著變。漢代的賦税制度，到唐代變了。唐代的賦稅制度，到宋朝又變了。正因為社會一切情形變，上層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隨而變。諸位果要研究中國社會史、經濟史，只去看杜佑通典，則唐以前的社會經濟各種問題，多項材料，都已收在裏邊。
西方政治並不這樣。西方人在王權時代，皇帝要收多少賦稅就收多少，政府和社會上下隔絕。民眾拒絕交這許多税，繳不起，就向皇帝說：你要我們這許多賦稅，究竟怎麼用？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帳。這就是今天所說的決算。明年要的錢，預備用在什麼地方，也開一個帳。這叫做預算。這一來，就有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出現。這是因社會對抗政府而起。而中國則並不如此。中國的選舉制度，不專是選了代表來審查政府帳目的。中國政府的賦稅制度，都是針對著社會經濟情況而設立。中國歷史裏既記載有歷代賦稅制度，怎麼又說沒有社會經濟情況呢？
今天我們中國人，不讀中國書，一意駡中國，這至少已成為這六十年來的普通現象。諸位今天應該要多讀幾本中國書，卻又不是學了外國人辦法來讀中國書，今天這裏翻一些材料，明天那裏翻一些材料，把中國古書只當材料看。這又不成。我們定要一部一部地來讀。而讀書又應有一個最大重要之點，便要能讀到這書背後的人。若我們讀論語而不知孔子，這不行。我們從讀論語而能想像到背後孔子這個人，待我們了解了一點有關孔子這人的，再回頭來讀論語，你就會對論語更多明白。史學也是這樣。我講史記、漢書，定要講到司馬遷、班固這兩個人，再來讀史記、漢書，那麼了解得會更深切。不能既不管人，又不讀書，只是翻查材料，這絕對不是個辦法。
上次我講劉知幾的史通，這次講杜佑通典，都是唐代人。但諸位要能從劉知幾史通來認識劉知幾這人，從杜佑通典來認識杜佑這人。這兩部書當然不同，而杜佑和劉知幾兩人也就不同。至少在劉知幾心裏，拿現在話來講，他是要做一個史學專家，來講究怎樣寫歷史。而杜佑心裏，他並不是只要做一個史學家。我上一堂已先詳細地講了杜佑這個人。諸位再把此兩人比看，一人存心要做一史學家，一人並不存心要做一史學家。惟其存心只要做個史學家，因此他的理論和見解都狹小了。史記裏這個題目錯了，漢書裏某篇文章某個字用得不對了，他僅是講的這許多。在我則不認為有一種學問可以從別種學問裏劃分開來，互不相關。倘使僅為史學而講史學，這決非眞史學。杜佑心裏並非僅為著史學，他不是只為自己要做一個史學家來寫一部歷史，而是對國家、社會、政府、上下古今，他有他一個研究的方面。杜佑說：太上立德，我是學不到。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佑至少是一個有心人，他不是限制在史學裏面專來講史學。
我們再進一步講，諸位學歷史，歷史裏面包括有一件一件的事，諸位固然要懂得。但也要在許多事的背後去找這些做事的人。沒有人，怎麼會有事？魏晉南北朝幾百年，可說是中國的中衰時期。現在到了唐代，一下子，光明燦爛，新的大一統時代又來了。諸位說：你看唐代的制度多好哇！但要問究是那些人來訂出這些制度的呢？為什麼魏晉南北朝人不能，而唐朝人能？這裏我們自要懂得學問該要做到人身上去。今天我們都知道中國該要學外國，但為什麼外國人能，而我們不能？諸位要懂得其中道理。諸位或說：這是我們中國文化不好。這就荒唐了。當知這和我們從前的文化無關係。至少是無直接密切的關係。我們豈不都已到外國去學了，如何回來便一事亦做不成？這背後是人的問題。這裏所謂的人，應該就是現代我們的自身，而不是歷史上的古人。中國古人做個古中國，做得蠻像樣。現代中國人要做一個現代中國，何以做得不像樣？這裹總有個道理。這道理不在我們自己身上，又在那裏呢？所以我勸諸位，學歷史，該從事情背後去研究到人。唐代人確是了不得。不然，唐代怎會這樣了不得？固可說：唐代經學、史學都不够標準，思想上只是依信佛教；然而在政治上則多出人物，杜佑也只是其中一個，而又不是其中最上乘的一個。惟其他們在政治上有成就，才能有如通典那樣的書出來。
五
在此，我又要附帶一講吳兢的貞觀政要。吳兢是唐玄宗時人，此書專講唐太宗貞觀一朝的政治。書分四十篇，共十卷。此書甚為以下歷代朝廷所重視。宋、元、明、淸歷代做大臣的乃至皇帝，都會要讀此書，看看當時唐太宗究竟怎樣來治天下。在中國歷史上，「貞觀之治」也實在是個了不得的大事。而此一書專來寫此事，宜受後人重視。此書到元代，有戈直為作解注。在解注裏，還特別載了自唐到宋好多人討論貞觀之治的好多話。諸位當知，唐太宗不能一人完成此貞觀之治；在唐太宗當時的朝廷上，是有大批人配合他來造成這貞觀之治的。
書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朝廷之設施」，唐太宗究竟具體的做了些什麼事。第二部分，唐太宗怎麼做出這許多事的？那麼須看當時「君臣之問對」。唐太宗如何問他許多羣臣，而許多羣臣又怎麼樣告訴唐太宗。第三，「忠賢之諍議」。唐太宗也有想錯做錯的地方，有很多人出來諍議。這在唐代初年的政治階級裏，不過把唐太宗來做一個中心的代表，而來講這一朝的政治。我今略舉幾篇一說。
第一卷兩篇，第一篇為君道，第二篇為政體。此兩篇講做皇帝該怎麼做，政治該是怎麼一回事。第二卷三篇，任賢、求諫、納諫。做皇帝最重要的條件是要能用人，等於如杜佑通典，第二部分最重要的便是選舉，選舉與任賢是一意相生的。皇帝要懂得求諫，要讓下邊人遇到皇帝做錯了事能諌他。諫了應該能納，聽人家的話。我們可以說，唐太宗最偉大處就是能聽人話。而在唐太宗時，最難得的，也就是有人肯講話。第三、四卷暫略不講。第五卷五篇，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第六卷九篇，儉約、謙讓、仁惻、愼所好、愼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諸位一看這兩卷的題目，這都是講私人道德的，並且講些我們私人極普通的小事情。用錢該要懂得節省，對人該要懂得謙讓。這又和政治什麼相干？諸位且莫說：我不進政治界，也不學政治，不想做官。但我勸諸位，還是可以讀一讀貞觀政要。
像唐太宗這樣一個大皇帝，在當時歷史上，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這時全世界許多外國都服從中國，共推唐太宗做皇帝的皇帝，可汗的可汗，而稱之為「天可汗」。在西方，古代的羅馬帝國，後代的大英帝國，最了不得也不過這樣子。其實也並不能這樣子。因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乃是用兵征服了外國，而唐太宗並不如此。只因唐代聲威所播，而獲得各外國之推尊。可是諸位看所謂貞觀一朝的「政要」，還是講些儉約、謙讓、仁惻之類。我們今天來讀這部書，也就可做我們每一個人的修身教科書。可見中國古人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路講來，這不僅在中國古代經書裏如此講，後代的歷史書裏也同樣有這樣具體的事情。
我們且看吳兢，他並非一大儒、經學家，但他在唐玄宗時，當然可以知道唐太宗時的事情。拿這許多事情彙合起來，寫這十卷四十篇書。我們現在且把此書中第五第六卷一讀，我們才可知道唐太宗一朝這個「貞觀之治」實在是了不得。但後代的中國人，要把中國傳統下的更高觀念來批評歷史，把孔孟、程朱儒家的最高理想來批評唐太宗，那麼覺得唐太宗還是不够條件。如唐史所載的「玄武門之變」，中國後人便要說唐太宗在私人道德上有缺點。這是後代中國人拿出一個更高的道德標準來批評他。倘使我們只把一般的政治情況，且就世界古今的政治現實來講，像唐太宗這樣的人，實在也已是了不得，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君主。而他之所以能造成這一貞觀之治的，諸位只看這書中的第五卷第六卷，也就已經可以知道中國人的理想政治應該是怎樣的一套。中國人所理想的一位政治領袖、做皇帝的，又該是怎樣的一個人。
下面第七卷三篇是崇儒學、文史、禮樂。若不看重儒學，怎會有第五第六卷這許多。既重儒學，便該講文史，講禮樂。我們今天自己做學問，卻只要做一個史學家或文學家。要做史學家，也便不管文學了。在史學中，又不管禮樂或儒家這許多。講求儒家，是思想方面的事，和我們研究史學不相干。則試問我們所要的史學，究該如何才算做史學？倘使今天來一個唐太宗，他要用讀書人，要找幾個大學裹一輩研究史學的；諸位只能說：我對政治沒興趣，我正在寫博士論文。在寫博士論文裏，卻可恣意批評，說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根本要不得。自秦以下的政治，則只是專制皇帝在一手幹。但中國歷史如何有此五千年，五千年中如何有此貞觀之治，則究為當時及此下人所看重，此刻大家都不管。我想我們講歷史的人至少該來管。
又如我們今天要講新文學，那麼男女戀愛便成了主題。從前中國文學裏究竟講些什麼，現在我們也不管。我們大學裏的國文系還是陳舊的一套。而社會上所流行的所謂新文學，則和大學國文系分道揚鑣，誰也管不了誰。不過從前中國人也有文學，大學國文系抱殘守缺，擺個樣子在那裏，也還未可厚非。而歷史系則力追新趨，把大學裹的一套，和舊歷史上的一套，也就分道揚鑣了。我們只看在唐玄宗時，朝廷上還有這樣一個人來寫一部貞觀政要，可見唐朝人大大小小都對政治很重視。固然貞觀政要不能和通典相比，可是在將來的歷史上，這部書也當被後人大家看重。所以我今天講通典，特別附帶提出這部書，以見唐代人縱在最高的學術思想面，他們對儒學、經學並不能超過前人，而社會一般人則只是信仰佛教；但他們跑上政治去的人，我們還不能一例看輕他們。即舉杜佑通典、吳兢貞觀政要做例，諸位便知倘使要研究唐代史，還是要從歷史的背後去尋這個人。
六
唐朝人畢竟和魏晉南北朝時的人不同。諸位如回頭看看像世說新語中那些人，便知和唐朝人不同在那裏。到了宋代，那時人就又和唐朝人不同。諸位要懂得這樣來讀中國歷史的話，諸位才知道今天我們中國人又是一個樣子，在整個五千年歷史上該占一如何地位，卻大値我們一番研究。我們不要把我們今天的大學生、大學教授，乃至整個學術界，看成是中國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個好樣子，我們是第一個好時代。我想我們最好也不過能讀幾本外國書，知道了一些外國情形；但不能說從前中國歷史上這許多人全不像樣，全未讀過外國書，要把向來整個理論推翻。循至跑進政治做官的人，也全不讀中國書，不要以往一切學問，看不起從前做學問的。我想在外國也並不這樣。我想我們該懂得悔過，這是我們的錯，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學術界實是錯了。我們不能過而不悔，永遠像此般下去。
我今講唐代史學，只舉這兩部書，諸位試去一讀，也可知唐代確是了不得。但我並不是說唐代的史學了不得，只由此可以看到唐朝的時代了不得。貞觀政要很省力，很易看。通典恐怕難看，不過也不妨大略地一看，且看一大槪。實際上，中國古書，眞要細讀的也並不多。如諸位照我所講，讀尙書、春秋、史記、漢書，以下便可不要都全讀，便讀杜佑通典。我也並不勸諸位定要去細讀，只先懂一大槪也得。下面我們就要講到宋代了。可見要我們讀的書並不多，如遊臺北，中山北路、陽明山總該看一下，卻不要私家小巷到處儘去鑽。諸位研究史學，幾部大書便够。還有工夫，不妨還讀點文學，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之類。為什麼定要圈出一個小圈圈，在這小圈圈裏拼命找材料，做一篇論文，也得二三十萬字。這只是現前的時代風氣。大家想做劉知幾，不想做杜佑。劉知幾只是存心要做史學家，杜佑卻並不存心在做一個史學家。但諸位要存心做個史學家，也已經了不得；可是我再勸諸位放高一層，豈不是更好？諸位只看劉知幾史通，這也可使諸位生害怕。他把以前一應歷史都讀過，他所批評的也是相當苛嚴，這部書終是廢不掉。可是這部書最多也是史學中第二流的書，像杜佑通典才算是第一流。我定要給諸位一個更高標準來讀書、來批評古人，才好。
一
我們今天續講通典。通典共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邢、州郡、邊防九個部門。這九個部門是分著次序排列的。他說：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政治最先第一項是教化，即今天講的教育；但教化的根本在經濟。大家先要有生活，豐衣足食。所以全部通典第一項開始就是經濟問題。中國從來講政治，從論語、孟子一路下來，無不以經濟為政治的最先第一項，杜佑通典亦就如此。直到現在，我們大家不讀書，好發空論，遂認為中國人一向不看重經濟。其次說：
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
政治組織必要設職官，設職官先要審別能當此等職官的人才，要找適當的人才，就要有選舉。這是通典書中的第二項目。照今天講，有選舉就是民主政治。我們只說中國是傳統的專制政治，當然皇帝用人不需要有客觀的標準和規定的制度。我們又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試問在封建社會裏，又怎麼有選舉制度？封建社會裏的貴族是世襲的，但我們歷史上有選舉制度，做官人向來先從下邊選上去，再從上邊派下來。所以我說中國到了漢代，已該稱為「士人政府」，因其既非貴族的，又非軍人的，也非商人的，當然也不是教會的。政府裏邊許多人，都從社會選舉出來，選舉從漢代就開始成立一制度。後來到了唐代，又變成為考試。在杜佑作通典那時，所推行的是考試制度，而論此制度的源本，則從選舉制度來，所以他還稱之曰「選舉」。考試、選舉，是一本所生。而在兩漢，乃至於唐代，選舉和考試制度的後面，還是有學校、有教育。因此在敍述選舉制度中，學校教育與考試都已包括了。這是中國傳統政府重要的第二項目。第三項目才是設職官。從政府首領宰相以下，中央地方各級，合成一政府的組織。
舉這三點，諸位就可知，中國傳統政府究是建築在一個什麼意義上的。再說政府是以解決社會經濟生活問題為首要，這是他的最大責任，所以第一項便是食貨。政府為要選擇社會賢能來辦政治，因此有選舉。然後再講到這個政府怎樣地分配職位，你盡此職，彼盡那職，故稱「職官」。中國人講政治，向不講「主權」何屬，卻稱「職責」係何。現在我們則定要說政治主權在那裏？於是有神權政治，說主權在上帝。有王權政治，說主權在皇帝。民權政治，主權則在民眾。這些都是西方人的政治思想，中國人從來不討論到這主權在那裏，卻儘討論他的職責是什麼？一官則必有一職。皇帝在政府裏，也有一份職責。他只是政府官位中之最高一位。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同西方根本不同處。西方人講國家，便說國家要有主權、有民眾、有土地，主要仍逃不掉一個「主權論」。我們講政治，一向不重講主權，重要在講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事？所以杜佑通典最先第一項制度是食貨，第二項是選舉，第三項是職官。只從這三項制度上來講中國的政治理論，已可講得很扼要，很透切。
而第四項是禮，第五項是樂。他說：
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
中國人一向看重社會的風俗和禮樂。他又說：
官職設然後興禮樂。
道德教化毁滅了，再始用刑法；所以下邊有兵有刑。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政府，所以下面還要劃分地域，有州郡，又有邊防來阻擋外面侵犯。
我們只看他這九個門類的先後，已可說這是杜佑一番極大的政治理論所在。所以直到淸代乾隆時，再刻杜佑通典，在序上亦說到：從食貨開始，就是「先養而後教」，下面是「先禮而後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都有條理。我們只從這一大體上，就可看出杜佑通典之體大思精。
二
其次講到書的內容。特別有一點重要該提出的。如看他的選舉篇，前面有總敍，後面有評語，前三卷是歷代制度，下三卷是雜論議。我們當知，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每一個政治的措施，或成立一項制度，便有朝廷許多做官人，乃至社會普通平民，都可發表意見。而這許多意見，其中重要的，也都大部分記載在歷史上。主要是所謂「奏議」。奏議以外，在每一家的「文集」裏，也常有文章討論，或是古代，或是當代，某一項制度的利害得失。我常說，我們治歷史，有著史、考史、評史三項。評史項下所特別重要的，當然要論評當代。中國人一向下來對於現實問題的論議，尤其是政治上的，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今天常說，我們的意見要客觀，不要主觀。但當知，如在漢代有一制度，漢朝人在那裏批評這制度，他們這種批評纔眞是客觀的。若使我們來批評此制度，這些批評，反而是主觀的。只有漢朝人批評漢朝制度，這才是眞批評。我們該要懂得漢朝人怎樣來批評他們當時的制度。譬如說今天要批評共產主義、極權政治，最重要的，要問在共產主義、極權政治下邊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和主義抱怎樣意見？這才是客觀的眞批評。我們站在這個政治的外邊來批評這個政治，豈不是我們的主觀嗎？
所以我們學歷史，更重要的，要了解在當時歷史上的人，看他們對當時的事是怎樣的看法？如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孔子，在此下兩千五百年的中國歷史上，一向為各時期的中國人所崇拜，這是歷史上的客觀。今天我們來反對孔子，要「打倒孔家店」，這是我們這一個時代人的觀念，這是我們的主觀。同樣理由，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我們要看在中國歷史上向來每一個時期中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怎麼看法，在他們認為是對是不對。我們不能拿我們今天學了西方的一點皮毛，其實也學得很少很淺，而把來批評中國傳統政治，說中國兩千年來只是個專制政治，這實是一個很主觀的講法，實在也沒有仔細去讀這兩千年來有關政治上的書。如杜佑通典，光是關於選舉制度，一半是敍述這制度，一半是網羅歷代各家各項批評。漢代的情形和魏晉南北朝不同，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不同。因於時代不同，而批評意見也不同。
中國有一點和西方不同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有了選舉制度，幾乎多數都跑進政治界。他們對於政治有意見，都是很具體，這件事該這樣，那件事該那樣。不像西方許多知識分子，本不親身預聞政治，就憑空寫一本書來批評政治，來構想一個懸空的烏托邦、理想國。我們見外國人這樣，說這是「政治思想」，他在專心一意寫一本書討論政治；而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像樣來寫一部有頭有腦討論政治的書，於是認為在中國就找不到像樣的「政治思想」。其實中國人的政治思想，該從現實政治裏去找。如說選舉制度和考試制度，在這個時期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這時期的許多批評。在那個時期那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那時期的許多議論。讀歷史的人，看了這許多批評議論，自然也能懂得關於這一制度的情形。一天他跑上政治，他對於其當時的選舉考試制度的利害得失，自也能加以一個很正確的評斷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徹頭徹尾的大變動。即如選舉制度，從漢到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下直到淸代，一路下來，如我上面所說，有因有革，但總是有此傳統。
今天我們一意要學西方人之革命，要把前面的歷史傳統全體推翻，那麼下邊該怎麼辦？這只有一條路，便是到外國去學。中國歷史上自己原有的一套，是不要了。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為什麼中國自己原有的一套全該不要呢？其中道理，卻就大家不知。循至歷史上一切經過事實，我們既已全部不知，試問又如何再要？今天的中國，老實說，全部政治都已外國化。最少在政治上引經據典，發大理論，就該全從外國來。諸位在此也都看見過我們的選舉，選一個市長、縣長，如何選法？選出的又是何等樣人？諸位也知道了。試問這樣就是最好的嗎？外國人的選舉，有沒有比這樣好一點？這是一個問題。但中國歷史上，從前是怎麼樣子的？有沒有選舉？這又是另一問題。現在我們是要把歷史腰斬了，以前傳統，一刀切斷。淸代以前的舊的，我們都不知道，都不要。
諸位學歷史，有一壞現象，學歷史就想做一史學家；至於在歷史上如政治等許多現實問題，好像和我不相干。要進了政治系，才學政治。進了歷史系，好像對於國家治亂興亡可以漠不關心。諸位都預備在大學裏教書，先得寫篇論文，拿了幾十幾百條證據，不痛不癢，這是在大學教書的必需資格。現實政治則和我不相干。諸位認為這樣的學者是對嗎？還是以往中國的舊式學者對？他只讀了一部杜佑通典，懂得這樣那樣；跑上政治，選舉該這樣，食貨該那樣，他可有種種理論、種種看法。即使他不在政界，寫本書也寫得很具體，很客觀。
諸位不要認為今天的我們纔是進步到了最高點，從前一切不如我們。我們今天所最了不得的，不過學到一些外國的。但你能說今天的外國，就是他們的最高點嗎？如今天的美國，就一定比華盛頓初開國時，或者林肯南北戰爭時進步嗎？經濟是進步了，政治未必就進步。今天的英國，就定比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時的英國進步嗎？科學說是進步了，經濟、政治未必就進步。我們僅是學著外國今天的，而且是學的一點皮毛。難道我們大學裏政治學系的學生都能留學外國嗎？在中國讀外國書，所知有限；跑到外國去，仍是在大學裏讀課程，和他們的實際政治還是相隔很遠。回來了，還是在法學院政治系教政治。至於政府用人，並不定用到這批學者。這也不能專怪我們，外國就這樣。外國的一切，是否也値得批評呢？這是個大問題。近代人物中，只有孫中山先生，敢對外國選舉制度也有批評，此外似乎是沒有了。
三
通典選舉下的第四卷是禮，就有一百卷，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諸位要知，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倘使我們說西方政治是「法治主義」，最高是法律，那麼中國政治最高是禮，可說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是禮治。什麼叫做「禮」？今天我們豈不一點也不知。還是鞠躬舉手就算禮了呢？倘使諸位讀通典，研究經濟史的，只翻它食貨志。研究選舉制度的，只翻它選舉志。研究政治組織的，只翻它的職官志。卻沒有人去翻它大半部通典所講的禮。可是一部通典裹，很大的貢獻就在這裏。它把禮分了吉、凶、軍、賓、嘉五種，中國人向稱為「五禮」。不讀古書，就不曉得這五禮所包括的範圍。
通典在禮一部分前也有個總論，提起中國歷來講禮的人，從西漢叔孫通起，到唐代，共有三百人之多。可見杜佑自己至少對這一部分是下著很大工夫的。在此五禮中，杜佑通典特別的貢獻，則在講凶禮中之喪禮。在喪禮中最重要的是服制，中國人所謂的「喪服」。怎麼叫做喪服呢？如父母死後，子女為父母守喪的年限及一切的制度，都包括在內。我們中國歷史上的家庭組織很複雜，喪服是中國古人一個極大的學問。遠在小戴禮記裏，就有一篇文章叫喪服。這尙是在貴族時代。後來到了漢代，特別到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才有所謂「士族」出現，這已不是古代的封建貴族了。漢以後的士族，是經過漢代的考試制度以後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新階級。此下就是魏晉南北朝的門第，一路下來到唐朝。也可說士族便是那時的貴族吧！不看別的，只看新唐書裏的宰相世系表，就可看出門第在當時之地位。但那些大門第怎樣維持？這就靠著一種禮，更重要的是喪禮，尤其是服制。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研究喪服制度是一個大學問。當時有一位經學大師雷次宗，他在經學上的地位，當時人推尊他可比東漢末年的鄭康成。他的學問，就是講喪服。甚至當時一個和尙出了家，他也要做一世之師，也要來領導當時的社會，也就要研究喪服。我們死了父母，有種種事情不明白，也可去問和尙。所以當時中國的大和尙也多研究喪服。和雷次宗同時，就有一個慧遠，他是那時住在廬山東林寺的大和尙，他就研究喪服。喪服在當時社會的重要，諸位即此可想而知。下到唐代，還是有大門第，還是要講喪服制度。
現在我問諸位，那時的喪服制度，究是個什麼制度？中間講些什麼呢？我們全不知，卻儘大膽批評，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宗」就是我們向來的宗廟祠堂。祠堂裏也有一套「法」，即是禮，最重要就是這喪服。不是像我們想法，父母死了，送進祠堂，每年去祭拜，這就叫宗法。這想法太幼稚、太簡單了。在杜佑通典裏，就保留著可以說最詳備的當時的喪服制度。在他以前以後都沒有這樣記載過。若能具體地來講中國的喪服制度，這纔是講了中國的宗法。倘使今天諸位要批評中國社會，說它是一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這也可以。但中國的宗法究是怎麼樣子？諸位不應都不知。恰如諸位批評我們中國的政治是專制政治，為什麼呢？只為它有個皇帝，是一個政府中最高的第一位，所以中國從秦以下的政治是個專制政治。這話也對。但我問諸位，究竟我們歷史上各代皇帝，又是怎樣的專制法？諸位又都不知。除非諸位能去翻出一部杜佑通典，花費著一年半載工夫約略讀一過，你才會告訴我中國政治究是怎樣專制法。你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但封建究是個怎樣子的封建？宗法又是個怎樣子的宗法？倘使諸位想拿來和西方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相比，其間相差簡直是太遠了。但我們直到今天，始終沒有人把此問題來研究過。此因到了宋朝以下，中國大門第沒有了，不需要這樣繁複細密的喪服制度，所以連宋以後人，都不來研究這一套，又何況在今天？這是過去的事。可是今天我們定要提出這句話來，儘說中國是封建社會，至其一切實況，則只說不知。不知亦無妨，但不該隨口駡。
我們今天做學問，不講實用，只高呼「為學問而學問」，要做一種專家之學，詳細來下考據工夫。那麼倘使有人能拿出一番大工夫，來讀杜佑通典裹的凶禮和喪服制度，寫出一部書來，也可使我們了解到中國那時的大門第和其所謂「宗法」在當時究是怎麼一回事。這豈不也是一項極大的學問？那時的這項制度，也不是由專制政府下一條法令規定便得。這事情很細密，不知經過了幾多人辯論，你認為該這樣，他認為該那樣。收進在杜佑通典裏的很多，都是些極深細的學術性的討論。不像穿一件衣服，坐一輛車子，這些禮卻簡單了。至於下邊的樂，當然更是一個專門之學，到我們現在也都不懂了。
下邊是兵。通典大體以孫子兵法十三篇為主，把歷史上的兵事，一切分類歸在這十五卷裏。再下邊刑、州郡、邊防三門，我們可不一一詳細講。我在這裏只想舉出一點，杜佑不愧是個大政治家。在當時，做過幾任宰相，對經濟、財政、軍事各方面，相當能幹，都有貢獻。然而他寫這部書，兩百卷中間的一百卷，卻都是寫的禮。倘把禮、樂兩門合算，就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以上。諸位不要以為只在中國古代孔子孟子時，儒家講禮樂。當知漢唐以下到宋明，還是有講禮樂的，杜佑就是極好一證據。今天我們沒有一個講歷史講政治的人再來講禮樂，這實已是一大變。只因外國沒有，自然今天的我們也就不肯再講了。可是在中國歷史上，明明是一路下來有此兩項，至少今天的我們，也該有人知道此所說禮樂者究是怎麼一回事？這些禮樂，又和政治有什麼一種關係？我想學歷史的人，至少有此責任。那麼最先便應該翻翻杜佑通典。可以說，杜佑通典實在是中國史學上一部獨創的書。
四
我最近得到美國一朋友來信，說現在的美國人，慢慢看不起歷史，他們要轉向注重講社會學，不講史學了。他們認為講社會學才是轉向現實。最近我又看到有人寫文章。說現在我們也該都講社會學了。跟著美國人風氣，不要我們再來講史學。在以前，就有人說，中國的二十五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只管講上層的政治，不講下層的社會。我們要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史，就苦沒有地方去找材料。卻不知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和社會不分家。如看杜佑通典，第一篇就是食貨，國家的賦稅制度就根據了當時的社會民生和經濟實況，然後再來訂出政府的賦稅制度的。所以我們只要眞能細看我們歷代政府的賦稅制度，便可間接地了解到當時的社會民生。惟其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都要根據著當時的社會實況來決定，所以社會變，制度也跟著變。漢代的賦税制度，到唐代變了。唐代的賦稅制度，到宋朝又變了。正因為社會一切情形變，上層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隨而變。諸位果要研究中國社會史、經濟史，只去看杜佑通典，則唐以前的社會經濟各種問題，多項材料，都已收在裏邊。
西方政治並不這樣。西方人在王權時代，皇帝要收多少賦稅就收多少，政府和社會上下隔絕。民眾拒絕交這許多税，繳不起，就向皇帝說：你要我們這許多賦稅，究竟怎麼用？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帳。這就是今天所說的決算。明年要的錢，預備用在什麼地方，也開一個帳。這叫做預算。這一來，就有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出現。這是因社會對抗政府而起。而中國則並不如此。中國的選舉制度，不專是選了代表來審查政府帳目的。中國政府的賦稅制度，都是針對著社會經濟情況而設立。中國歷史裏既記載有歷代賦稅制度，怎麼又說沒有社會經濟情況呢？
今天我們中國人，不讀中國書，一意駡中國，這至少已成為這六十年來的普通現象。諸位今天應該要多讀幾本中國書，卻又不是學了外國人辦法來讀中國書，今天這裏翻一些材料，明天那裏翻一些材料，把中國古書只當材料看。這又不成。我們定要一部一部地來讀。而讀書又應有一個最大重要之點，便要能讀到這書背後的人。若我們讀論語而不知孔子，這不行。我們從讀論語而能想像到背後孔子這個人，待我們了解了一點有關孔子這人的，再回頭來讀論語，你就會對論語更多明白。史學也是這樣。我講史記、漢書，定要講到司馬遷、班固這兩個人，再來讀史記、漢書，那麼了解得會更深切。不能既不管人，又不讀書，只是翻查材料，這絕對不是個辦法。
上次我講劉知幾的史通，這次講杜佑通典，都是唐代人。但諸位要能從劉知幾史通來認識劉知幾這人，從杜佑通典來認識杜佑這人。這兩部書當然不同，而杜佑和劉知幾兩人也就不同。至少在劉知幾心裏，拿現在話來講，他是要做一個史學專家，來講究怎樣寫歷史。而杜佑心裏，他並不是只要做一個史學家。我上一堂已先詳細地講了杜佑這個人。諸位再把此兩人比看，一人存心要做一史學家，一人並不存心要做一史學家。惟其存心只要做個史學家，因此他的理論和見解都狹小了。史記裏這個題目錯了，漢書裏某篇文章某個字用得不對了，他僅是講的這許多。在我則不認為有一種學問可以從別種學問裏劃分開來，互不相關。倘使僅為史學而講史學，這決非眞史學。杜佑心裏並非僅為著史學，他不是只為自己要做一個史學家來寫一部歷史，而是對國家、社會、政府、上下古今，他有他一個研究的方面。杜佑說：太上立德，我是學不到。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佑至少是一個有心人，他不是限制在史學裏面專來講史學。
我們再進一步講，諸位學歷史，歷史裏面包括有一件一件的事，諸位固然要懂得。但也要在許多事的背後去找這些做事的人。沒有人，怎麼會有事？魏晉南北朝幾百年，可說是中國的中衰時期。現在到了唐代，一下子，光明燦爛，新的大一統時代又來了。諸位說：你看唐代的制度多好哇！但要問究是那些人來訂出這些制度的呢？為什麼魏晉南北朝人不能，而唐朝人能？這裏我們自要懂得學問該要做到人身上去。今天我們都知道中國該要學外國，但為什麼外國人能，而我們不能？諸位要懂得其中道理。諸位或說：這是我們中國文化不好。這就荒唐了。當知這和我們從前的文化無關係。至少是無直接密切的關係。我們豈不都已到外國去學了，如何回來便一事亦做不成？這背後是人的問題。這裏所謂的人，應該就是現代我們的自身，而不是歷史上的古人。中國古人做個古中國，做得蠻像樣。現代中國人要做一個現代中國，何以做得不像樣？這裹總有個道理。這道理不在我們自己身上，又在那裏呢？所以我勸諸位，學歷史，該從事情背後去研究到人。唐代人確是了不得。不然，唐代怎會這樣了不得？固可說：唐代經學、史學都不够標準，思想上只是依信佛教；然而在政治上則多出人物，杜佑也只是其中一個，而又不是其中最上乘的一個。惟其他們在政治上有成就，才能有如通典那樣的書出來。
五
在此，我又要附帶一講吳兢的貞觀政要。吳兢是唐玄宗時人，此書專講唐太宗貞觀一朝的政治。書分四十篇，共十卷。此書甚為以下歷代朝廷所重視。宋、元、明、淸歷代做大臣的乃至皇帝，都會要讀此書，看看當時唐太宗究竟怎樣來治天下。在中國歷史上，「貞觀之治」也實在是個了不得的大事。而此一書專來寫此事，宜受後人重視。此書到元代，有戈直為作解注。在解注裏，還特別載了自唐到宋好多人討論貞觀之治的好多話。諸位當知，唐太宗不能一人完成此貞觀之治；在唐太宗當時的朝廷上，是有大批人配合他來造成這貞觀之治的。
書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朝廷之設施」，唐太宗究竟具體的做了些什麼事。第二部分，唐太宗怎麼做出這許多事的？那麼須看當時「君臣之問對」。唐太宗如何問他許多羣臣，而許多羣臣又怎麼樣告訴唐太宗。第三，「忠賢之諍議」。唐太宗也有想錯做錯的地方，有很多人出來諍議。這在唐代初年的政治階級裏，不過把唐太宗來做一個中心的代表，而來講這一朝的政治。我今略舉幾篇一說。
第一卷兩篇，第一篇為君道，第二篇為政體。此兩篇講做皇帝該怎麼做，政治該是怎麼一回事。第二卷三篇，任賢、求諫、納諫。做皇帝最重要的條件是要能用人，等於如杜佑通典，第二部分最重要的便是選舉，選舉與任賢是一意相生的。皇帝要懂得求諫，要讓下邊人遇到皇帝做錯了事能諌他。諫了應該能納，聽人家的話。我們可以說，唐太宗最偉大處就是能聽人話。而在唐太宗時，最難得的，也就是有人肯講話。第三、四卷暫略不講。第五卷五篇，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第六卷九篇，儉約、謙讓、仁惻、愼所好、愼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諸位一看這兩卷的題目，這都是講私人道德的，並且講些我們私人極普通的小事情。用錢該要懂得節省，對人該要懂得謙讓。這又和政治什麼相干？諸位且莫說：我不進政治界，也不學政治，不想做官。但我勸諸位，還是可以讀一讀貞觀政要。
像唐太宗這樣一個大皇帝，在當時歷史上，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這時全世界許多外國都服從中國，共推唐太宗做皇帝的皇帝，可汗的可汗，而稱之為「天可汗」。在西方，古代的羅馬帝國，後代的大英帝國，最了不得也不過這樣子。其實也並不能這樣子。因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乃是用兵征服了外國，而唐太宗並不如此。只因唐代聲威所播，而獲得各外國之推尊。可是諸位看所謂貞觀一朝的「政要」，還是講些儉約、謙讓、仁惻之類。我們今天來讀這部書，也就可做我們每一個人的修身教科書。可見中國古人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路講來，這不僅在中國古代經書裏如此講，後代的歷史書裏也同樣有這樣具體的事情。
我們且看吳兢，他並非一大儒、經學家，但他在唐玄宗時，當然可以知道唐太宗時的事情。拿這許多事情彙合起來，寫這十卷四十篇書。我們現在且把此書中第五第六卷一讀，我們才可知道唐太宗一朝這個「貞觀之治」實在是了不得。但後代的中國人，要把中國傳統下的更高觀念來批評歷史，把孔孟、程朱儒家的最高理想來批評唐太宗，那麼覺得唐太宗還是不够條件。如唐史所載的「玄武門之變」，中國後人便要說唐太宗在私人道德上有缺點。這是後代中國人拿出一個更高的道德標準來批評他。倘使我們只把一般的政治情況，且就世界古今的政治現實來講，像唐太宗這樣的人，實在也已是了不得，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君主。而他之所以能造成這一貞觀之治的，諸位只看這書中的第五卷第六卷，也就已經可以知道中國人的理想政治應該是怎樣的一套。中國人所理想的一位政治領袖、做皇帝的，又該是怎樣的一個人。
下面第七卷三篇是崇儒學、文史、禮樂。若不看重儒學，怎會有第五第六卷這許多。既重儒學，便該講文史，講禮樂。我們今天自己做學問，卻只要做一個史學家或文學家。要做史學家，也便不管文學了。在史學中，又不管禮樂或儒家這許多。講求儒家，是思想方面的事，和我們研究史學不相干。則試問我們所要的史學，究該如何才算做史學？倘使今天來一個唐太宗，他要用讀書人，要找幾個大學裹一輩研究史學的；諸位只能說：我對政治沒興趣，我正在寫博士論文。在寫博士論文裏，卻可恣意批評，說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根本要不得。自秦以下的政治，則只是專制皇帝在一手幹。但中國歷史如何有此五千年，五千年中如何有此貞觀之治，則究為當時及此下人所看重，此刻大家都不管。我想我們講歷史的人至少該來管。
又如我們今天要講新文學，那麼男女戀愛便成了主題。從前中國文學裏究竟講些什麼，現在我們也不管。我們大學裏的國文系還是陳舊的一套。而社會上所流行的所謂新文學，則和大學國文系分道揚鑣，誰也管不了誰。不過從前中國人也有文學，大學國文系抱殘守缺，擺個樣子在那裏，也還未可厚非。而歷史系則力追新趨，把大學裹的一套，和舊歷史上的一套，也就分道揚鑣了。我們只看在唐玄宗時，朝廷上還有這樣一個人來寫一部貞觀政要，可見唐朝人大大小小都對政治很重視。固然貞觀政要不能和通典相比，可是在將來的歷史上，這部書也當被後人大家看重。所以我今天講通典，特別附帶提出這部書，以見唐代人縱在最高的學術思想面，他們對儒學、經學並不能超過前人，而社會一般人則只是信仰佛教；但他們跑上政治去的人，我們還不能一例看輕他們。即舉杜佑通典、吳兢貞觀政要做例，諸位便知倘使要研究唐代史，還是要從歷史的背後去尋這個人。
六
唐朝人畢竟和魏晉南北朝時的人不同。諸位如回頭看看像世說新語中那些人，便知和唐朝人不同在那裏。到了宋代，那時人就又和唐朝人不同。諸位要懂得這樣來讀中國歷史的話，諸位才知道今天我們中國人又是一個樣子，在整個五千年歷史上該占一如何地位，卻大値我們一番研究。我們不要把我們今天的大學生、大學教授，乃至整個學術界，看成是中國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個好樣子，我們是第一個好時代。我想我們最好也不過能讀幾本外國書，知道了一些外國情形；但不能說從前中國歷史上這許多人全不像樣，全未讀過外國書，要把向來整個理論推翻。循至跑進政治做官的人，也全不讀中國書，不要以往一切學問，看不起從前做學問的。我想在外國也並不這樣。我想我們該懂得悔過，這是我們的錯，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學術界實是錯了。我們不能過而不悔，永遠像此般下去。
我今講唐代史學，只舉這兩部書，諸位試去一讀，也可知唐代確是了不得。但我並不是說唐代的史學了不得，只由此可以看到唐朝的時代了不得。貞觀政要很省力，很易看。通典恐怕難看，不過也不妨大略地一看，且看一大槪。實際上，中國古書，眞要細讀的也並不多。如諸位照我所講，讀尙書、春秋、史記、漢書，以下便可不要都全讀，便讀杜佑通典。我也並不勸諸位定要去細讀，只先懂一大槪也得。下面我們就要講到宋代了。可見要我們讀的書並不多，如遊臺北，中山北路、陽明山總該看一下，卻不要私家小巷到處儘去鑽。諸位研究史學，幾部大書便够。還有工夫，不妨還讀點文學，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之類。為什麼定要圈出一個小圈圈，在這小圈圈裏拼命找材料，做一篇論文，也得二三十萬字。這只是現前的時代風氣。大家想做劉知幾，不想做杜佑。劉知幾只是存心要做史學家，杜佑卻並不存心在做一個史學家。但諸位要存心做個史學家，也已經了不得；可是我再勸諸位放高一層，豈不是更好？諸位只看劉知幾史通，這也可使諸位生害怕。他把以前一應歷史都讀過，他所批評的也是相當苛嚴，這部書終是廢不掉。可是這部書最多也是史學中第二流的書，像杜佑通典才算是第一流。我定要給諸位一個更高標準來讀書、來批評古人，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