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像为誓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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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考之作，特以追念先师陈寅恪先生，以应北大诸学侣纪念陈先生百年冥诞之邀。联陞务广而荒，无以光大师门，老而弥愧，幸可追怀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二、三年时，曾选修先生之隋唐史，业余曾就此题请益，先生颇为鼓励。但除牵涉略广之外，实无寸进可言。
隋唐史课在三院（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两堂则在图书馆），先生在课前至少十数分钟即到三院一角之教员休息室以备同学请益。有黄色包袱内包中文书若干（约十数）册，备讲时引用（内无日文或西文，先生谈及日本学人之著作时，如冈崎文夫氏对兵制中之“是后夏人半为兵矣”不甚了了，如蜻蜒点水，不予追究）。先生每讲皆有新得，后乃集入数书及论文。记得周一良、俞大纲两位曾来旁听，听后云：“真过瘾，正如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戏。”两君皆饱学之士，而倾服先生如此。又，当时同修陶希圣先生中国社会史课，上课亦在三院，亦每得晋谒于同一之教员休息室，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
打像为誓，是唐文宗事，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著其出处：
《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庄恪太子妃条（《新唐书》一七二《杜兼传》附中立传云：开成初文宗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寅恪按：中立固出名家，但尚主与纳妃微有不同，故附记于此，以供参证。）云：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联陞疑当是“有”字）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谓宰臣者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因罢其选。（原注：出《卢氏杂说》。寅恪按：《唐语林》四企羡类亦引《卢氏杂说》此条，但作“打朕家事罗诃去”。）寅恪按：此条所载文宗语末句颇不易解，姑从阙疑。
联陞按：先生当时讲此节大意如此。联陞于请益时，提出封述打像为誓一事，见《北史》、《北齐书》及《太平御览》等处。
《北史》廿四《封述传》云：
前妻河内司马氏一息，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封）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
联陞推测，文宗与封述之利用供养像为誓，当以取信为主，今日西人犹好以圣母像、耶稣十字架，或《圣经》为誓（无像时可于胸前画十字），心理正同。先生亦认为此说可存，至于“何罗”与“罗诃”当是一体，联陞于佛教图像（icon）所知甚少，姑暂拟为罗睺罗之一译，请方家教正（宋代供养罗睺罗，见《东京梦华录》等书）。
至于打像作誓之另一义，则为促此像发挥其神通，赐福赐财。此义渊源甚古，其流亦长，义理相通。诗人所谓“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是也。较早之例，如《风俗通·祀典》云：“今民间独祠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担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齐地尤堪注意。
供养像而求财求福之例，据《太平御览》六五七卷，北朝已有，此卷除引《北齐书·封述传》（云“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摇而示之”其文微异）外，另引《北齐书》一节：
《北齐书》曰：有沙门晏通于道旁造大漆像，教化乞财。所得物咸以入，常以杖敲此像，号曰：出课乌奴。
此节似不见于今本《北齐书》。除其情事令人联想元代称贿物为“肚皮”（联陞有文讨论，题为《元典章札记》）外，尚有可并论者数事。又按《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云：
天王阁，长庆中造，本在春明门内，与南内连墙。其形大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时，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数十筒。今部落鬼神，形象隳坏，唯天王不损。
此像“肚皮”中诚有可观。又近三十年前日本西京清凉寺（亦名青龙寺）佛像修理时发现像内有绢物所裹之内脏，一时轰动。友人Gregory Handerson曾撰文介绍，联陞有副本，惜不在手边。1962年联陞曾访此寺，时住持为冢本善隆先生，佛教史家。联陞评其所译《魏书·释老志》尚在此后也。国内《考古》、《文物》所载，似亦有佛菩萨藏物之事，今不详考。
唐代有以陆羽为茶神之事。《新唐书》一九六卷云：“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既祀为神，理应佑其本业之昌盛，不足为异（近世皮黄剧有云“打灶王”，其理正同，各业皆祀其神，皮黄祀唐明皇曰老郎神）。
若求其源，则古代之灵石崇拜（孙作云文）及近年发现之红山文化“女神庙”，虽非中原，似亦不可忽略。联陞自入中学，即读考古诸作，窃谓如傅斯年、顾颉刚，大处落墨，固为一世之豪，而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诸先生，有诗人想像，创获亦多。其不悖于社会人类学，尤堪宝贵，学问忌执贵通，后生可畏，吾知今天学人，对此小文所论偶像崇拜，必有所悟矣。
此文主要略论供养之像，其他各种造像，不在此列。如秦汉之金人十二，霍去病墓之匈奴像，乃至明代之“代身金人”，均需别论。可注意者，多为异族屈服之像（西洋亦多其例），殷墟诸像，为数无多；高宗乾陵，最可说明，附志于此，以待高明。
文化论有所谓自发与外铄之争，似不必过为轩轾。人之发展亦有先后天之别，如汉代石刻，已有六牙像及佛像圆光，然佛教流行之广，则在六朝隋唐。若拘一而废百，别有用心，则非学人所贵矣。附言絮絮，自知取笑通儒，深所愧谢。
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近阅国内之《清华校友通讯》，十五期有王国维先生之后人王君，谓陈寅恪先生为王先生所撰之碑，曾遭破坏，今已恢复，大是可喜。按陈师此文，陈义甚高，不止为时贤，且为千古立论。闻当年受迫害时，曾屡以此碑下落为问，今得复立，则大义可张，为弟子者，诚所欲馨香祝祷者矣。
1987年10月3日稿
（此文原收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龙宿郊民”解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相传是南唐董源的山水画，上面有“董北苑《龙宿郊民图》真迹。董其昌鉴定”两行字。还有董的跋语：
《龙宿郊民图》，不知所取何义，大都箪壶迎师之意，盖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者，名虽谄而画甚奇古。
后面又有长题，其中有“丁酉（1597年）典试江右归，复得《龙秀郊民图》于上海潘光禄”之语，末题“天启甲子（1624年）九月晦日，思翁识”。
此外还有乾隆题诗，并跋，对于画题意义，大加讨论。并提出新解释，跋云：
董源此画，元以前无辨及者。明董其昌题帧端，谓是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考《宋史》，开宝七年九月，命曹彬潘美将兵伐江南。九年正月，御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则是宋祖并未亲征江南，安得有郊迎事？若以为指彬美，又不得拟之为龙。况《曹彬传》，叙济江后，连破江南军，亦无迎师语。盖其昌于图名不得其解，从而为之辞耳。而张丑《清河书画舫》，则以为写太祖登极事。时董源正仕南唐，何由画宋汴京仪节？且所图亦与受禅不类，其舛更不待辨。按《传》称“龙见而雩”，注之者曰：“建巳之月，苍龙宿昏见于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今阅图中景，颇似初夏。而两舟衔贯舣水次，众皆联臂舞跃，仿佛古者拔河之戏。疑郊民见龙宿祷雨所陈。源当日命名，意或取诸此。夫准经作绘，既胜于傅史之诬，而图列民事，不忘执艺以谏，不犹愈于进谄之不经乎。既题长歌以辨之，并附识如右。己丑（1769年）新正，御笔。
诗是一首七古，题在跋前，意思相同，不录。
“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编的《故宫书画录》（1956年）中册卷五页一九转录《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著录的按语，未加讨论。按语云：
谨按是图，始见明詹景凤《东图玄览》，载“董源《龙绣交鸣图》，无款识，亦无前代名贤题字。相传为董源《龙绣交鸣图》，图名亦不知所谓”云。《清河书画舫》，《书画汇考》，皆著录。俱作《龙绣交鸣》，不详其义。元人习用“龙袖娇民”语，见欧阳玄《圭斋集》，既非典雅，至董其昌始定为“龙宿郊民”，云艺祖下江南所进。而张丑又谓“写太祖登极事，大奇大奇”，穿凿影响，均未足为定论。御制诗两辟之，据《左传》，“龙见而雩”，以合图中初夏景色，祈雨拔河，郊民聚集。源能列民事以执艺谏。准经命名，既极正大，劭农岁省之渊衷，随事而寓。所谓见仁见智，不仅在图画间也。董识中讹北苑为北源，思训为师训，龙宿为龙秀，二十为贰十。皆笔误不检。其昌他书多类此，并附识之。（1948年谭区斋影印本册二七，页一八九上下）
我在1957年7月30日到北沟看故宫博物院的画，蒙庄尚严等几位先生接待，大饱眼福。看到这幅画时，我说：“龙宿郊民四字，恐怕是笼袖娇民之误。”当时未及讨论。现在想趁着给董彦堂先生祝寿这个机会，把这个意见发挥一下，向方家请教。
《石渠宝笈续编》按语中所引的《圭斋集》，见《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卷四页九下：
七月都城争乞巧，荷花旖旎新棚笊。龙袖娇民儿女狡，偏相搅，穿针月下浓妆佼。碧玉连房和柄，晡时饮酒醒时卯。淋罢麻稭秋雨饱，新凉稍，夜灯叫卖鸡头炒。
这是欧阳玄在至顺庚申（1332年）年写的《渔家傲南词》十二首的第七首。欧阳玄自己说明，写作的目的是“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龙袖娇民指的当然是北京的居民。
南宋人（著者宁宗时人）作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涵芬楼秘笈第二集莲七上）云：
清明节：公子王孙，富室娇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营，辐辏湖上，开张赶趁。
近人孙毓修校云：“骄原误娇。骄民二字，屡见《武林旧事》诸书。”
联陞按：娇字不误，娇民可写娇贵之娇，而不必一定写骄傲之骄。因为这两个字的音义本有可以通假之处。泗水潜夫即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条（《知不足斋丛书》册六○，页六上）云：
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而游手末枝为尤盛也。
卷六“骄民”条（册六一，页六下）云：
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
“笼袖娇民”的笼袖，本是描写都人娇惰的闭逸情况。在《圭斋集》里，变成“龙袖娇民”。在元曲里，则往往作“龙袖里娇民”。近人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2年）页三一七云：
龙袖里娇民京城里好百姓。
《刘弘嫁婢》剧四折春郎念旨云：“你本是龙袖里娇民，堪可做朝中宰相。”
元本《合汗衫》剧一折混江龙曲：“俺本是凤城中士庶，龙袖里娇民。”
《蝴蝶梦》剧四折包待制词：“你本是龙袖娇民，堪可为报国贤臣。”
看解释像是把“龙袖里”与“京城里”作为同意语，以“龙”代表君主，犹言“辇下”、“天子脚下”。这倒不能说是错。因为元人既然写作“龙袖”下加“里”字，又以“龙袖”与“凤城”作对，可能元人已经误解了。
不过“笼袖娇民”的本义，到明清还有人知道。明陈继儒《太平清话》（《丛书集成》册二九三一，卷一，页四）云：
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娇民。
清檀萃（1801年卒，年七十七）《滇海虞衡志》（1799年自序）是仿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作，有一段说：
范志谓“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然则所问者，终以闾阎所畜民生利赖者，宜先鸡鸭鹅鹜。……山居之民，又畜鸬鹚捕鱼，以为生理。人家又多养鸽，天日清明，滇人多养鸽，散于满城，铃叫盘空，笙箫响逸，此皆生理所资者。其他娇民笼袖，髀袋鹌鹑；浪子提笼，面矜黄豆，虽世俗之所尚，吾无取焉尔。（《丛书集成》册三○二三、页四三至四四）[1]
陈继儒是董其昌的朋友，可惜他没有想到“龙宿郊民”与“笼袖娇民”的关系，否则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
这幅画如果本来就叫“笼袖娇民”，而且出于董源之手，那么画的应该是南唐首都异州（即南京）的景物。《石渠宝笈续编》云：“设色画。崇山回溪。村落游人。岸侧连舟鹜进，百夫牵缆作力。岸旁奏鼓，舟中亦鸣鼓应之。”这要算一幅很早的都市郊外生活画。比彦堂先生考订过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要早差不多二百年。
“龙宿郊民”四字，“宿”当读如“秀”（Hsiu）。董其昌跋文又作“秀”，可见他知道这个字的正确读音。詹景凤《东图玄览》（我未见此书）作“龙绣交鸣”，音亦甚近。近人多不知“宿”字读法，如《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1936年）第三册书画页三四，英文拼音作Lung Shu Chiao Min T’u，近来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的《中华美术图集》画一，亦沿此误。又陈仁涛《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董源、巨然、刘道士）（1955年，页五三）作Lung Su Chiao Min T’u，亦误。
1959年6月16日稿
【注释】
[1]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末云：“时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家食之问堂”，不大好懂。日本学者薮内清等《天工物の研究》译做“閒居の书斋”。我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54，17，1，2）评介此书，对此点表示疑问。我猜想可能出于《易·大畜》：“不家食吉”，但也不敢自信。后来想“问”字可能与范成大用的“非君子所问”有关，“家食之问”等于“家食是问”，宋应星自谦言词只问家庭饮食之事，或是不贤识小之意。谨记于此，以待高明。
小考之作，特以追念先师陈寅恪先生，以应北大诸学侣纪念陈先生百年冥诞之邀。联陞务广而荒，无以光大师门，老而弥愧，幸可追怀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二、三年时，曾选修先生之隋唐史，业余曾就此题请益，先生颇为鼓励。但除牵涉略广之外，实无寸进可言。
隋唐史课在三院（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两堂则在图书馆），先生在课前至少十数分钟即到三院一角之教员休息室以备同学请益。有黄色包袱内包中文书若干（约十数）册，备讲时引用（内无日文或西文，先生谈及日本学人之著作时，如冈崎文夫氏对兵制中之“是后夏人半为兵矣”不甚了了，如蜻蜒点水，不予追究）。先生每讲皆有新得，后乃集入数书及论文。记得周一良、俞大纲两位曾来旁听，听后云：“真过瘾，正如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戏。”两君皆饱学之士，而倾服先生如此。又，当时同修陶希圣先生中国社会史课，上课亦在三院，亦每得晋谒于同一之教员休息室，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
打像为誓，是唐文宗事，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著其出处：
《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庄恪太子妃条（《新唐书》一七二《杜兼传》附中立传云：开成初文宗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寅恪按：中立固出名家，但尚主与纳妃微有不同，故附记于此，以供参证。）云：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联陞疑当是“有”字）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谓宰臣者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因罢其选。（原注：出《卢氏杂说》。寅恪按：《唐语林》四企羡类亦引《卢氏杂说》此条，但作“打朕家事罗诃去”。）寅恪按：此条所载文宗语末句颇不易解，姑从阙疑。
联陞按：先生当时讲此节大意如此。联陞于请益时，提出封述打像为誓一事，见《北史》、《北齐书》及《太平御览》等处。
《北史》廿四《封述传》云：
前妻河内司马氏一息，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封）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
联陞推测，文宗与封述之利用供养像为誓，当以取信为主，今日西人犹好以圣母像、耶稣十字架，或《圣经》为誓（无像时可于胸前画十字），心理正同。先生亦认为此说可存，至于“何罗”与“罗诃”当是一体，联陞于佛教图像（icon）所知甚少，姑暂拟为罗睺罗之一译，请方家教正（宋代供养罗睺罗，见《东京梦华录》等书）。
至于打像作誓之另一义，则为促此像发挥其神通，赐福赐财。此义渊源甚古，其流亦长，义理相通。诗人所谓“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是也。较早之例，如《风俗通·祀典》云：“今民间独祠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担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齐地尤堪注意。
供养像而求财求福之例，据《太平御览》六五七卷，北朝已有，此卷除引《北齐书·封述传》（云“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摇而示之”其文微异）外，另引《北齐书》一节：
《北齐书》曰：有沙门晏通于道旁造大漆像，教化乞财。所得物咸以入，常以杖敲此像，号曰：出课乌奴。
此节似不见于今本《北齐书》。除其情事令人联想元代称贿物为“肚皮”（联陞有文讨论，题为《元典章札记》）外，尚有可并论者数事。又按《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云：
天王阁，长庆中造，本在春明门内，与南内连墙。其形大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时，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数十筒。今部落鬼神，形象隳坏，唯天王不损。
此像“肚皮”中诚有可观。又近三十年前日本西京清凉寺（亦名青龙寺）佛像修理时发现像内有绢物所裹之内脏，一时轰动。友人Gregory Handerson曾撰文介绍，联陞有副本，惜不在手边。1962年联陞曾访此寺，时住持为冢本善隆先生，佛教史家。联陞评其所译《魏书·释老志》尚在此后也。国内《考古》、《文物》所载，似亦有佛菩萨藏物之事，今不详考。
唐代有以陆羽为茶神之事。《新唐书》一九六卷云：“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既祀为神，理应佑其本业之昌盛，不足为异（近世皮黄剧有云“打灶王”，其理正同，各业皆祀其神，皮黄祀唐明皇曰老郎神）。
若求其源，则古代之灵石崇拜（孙作云文）及近年发现之红山文化“女神庙”，虽非中原，似亦不可忽略。联陞自入中学，即读考古诸作，窃谓如傅斯年、顾颉刚，大处落墨，固为一世之豪，而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诸先生，有诗人想像，创获亦多。其不悖于社会人类学，尤堪宝贵，学问忌执贵通，后生可畏，吾知今天学人，对此小文所论偶像崇拜，必有所悟矣。
此文主要略论供养之像，其他各种造像，不在此列。如秦汉之金人十二，霍去病墓之匈奴像，乃至明代之“代身金人”，均需别论。可注意者，多为异族屈服之像（西洋亦多其例），殷墟诸像，为数无多；高宗乾陵，最可说明，附志于此，以待高明。
文化论有所谓自发与外铄之争，似不必过为轩轾。人之发展亦有先后天之别，如汉代石刻，已有六牙像及佛像圆光，然佛教流行之广，则在六朝隋唐。若拘一而废百，别有用心，则非学人所贵矣。附言絮絮，自知取笑通儒，深所愧谢。
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近阅国内之《清华校友通讯》，十五期有王国维先生之后人王君，谓陈寅恪先生为王先生所撰之碑，曾遭破坏，今已恢复，大是可喜。按陈师此文，陈义甚高，不止为时贤，且为千古立论。闻当年受迫害时，曾屡以此碑下落为问，今得复立，则大义可张，为弟子者，诚所欲馨香祝祷者矣。
1987年10月3日稿
（此文原收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龙宿郊民”解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相传是南唐董源的山水画，上面有“董北苑《龙宿郊民图》真迹。董其昌鉴定”两行字。还有董的跋语：
《龙宿郊民图》，不知所取何义，大都箪壶迎师之意，盖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者，名虽谄而画甚奇古。
后面又有长题，其中有“丁酉（1597年）典试江右归，复得《龙秀郊民图》于上海潘光禄”之语，末题“天启甲子（1624年）九月晦日，思翁识”。
此外还有乾隆题诗，并跋，对于画题意义，大加讨论。并提出新解释，跋云：
董源此画，元以前无辨及者。明董其昌题帧端，谓是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考《宋史》，开宝七年九月，命曹彬潘美将兵伐江南。九年正月，御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则是宋祖并未亲征江南，安得有郊迎事？若以为指彬美，又不得拟之为龙。况《曹彬传》，叙济江后，连破江南军，亦无迎师语。盖其昌于图名不得其解，从而为之辞耳。而张丑《清河书画舫》，则以为写太祖登极事。时董源正仕南唐，何由画宋汴京仪节？且所图亦与受禅不类，其舛更不待辨。按《传》称“龙见而雩”，注之者曰：“建巳之月，苍龙宿昏见于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今阅图中景，颇似初夏。而两舟衔贯舣水次，众皆联臂舞跃，仿佛古者拔河之戏。疑郊民见龙宿祷雨所陈。源当日命名，意或取诸此。夫准经作绘，既胜于傅史之诬，而图列民事，不忘执艺以谏，不犹愈于进谄之不经乎。既题长歌以辨之，并附识如右。己丑（1769年）新正，御笔。
诗是一首七古，题在跋前，意思相同，不录。
“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编的《故宫书画录》（1956年）中册卷五页一九转录《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著录的按语，未加讨论。按语云：
谨按是图，始见明詹景凤《东图玄览》，载“董源《龙绣交鸣图》，无款识，亦无前代名贤题字。相传为董源《龙绣交鸣图》，图名亦不知所谓”云。《清河书画舫》，《书画汇考》，皆著录。俱作《龙绣交鸣》，不详其义。元人习用“龙袖娇民”语，见欧阳玄《圭斋集》，既非典雅，至董其昌始定为“龙宿郊民”，云艺祖下江南所进。而张丑又谓“写太祖登极事，大奇大奇”，穿凿影响，均未足为定论。御制诗两辟之，据《左传》，“龙见而雩”，以合图中初夏景色，祈雨拔河，郊民聚集。源能列民事以执艺谏。准经命名，既极正大，劭农岁省之渊衷，随事而寓。所谓见仁见智，不仅在图画间也。董识中讹北苑为北源，思训为师训，龙宿为龙秀，二十为贰十。皆笔误不检。其昌他书多类此，并附识之。（1948年谭区斋影印本册二七，页一八九上下）
我在1957年7月30日到北沟看故宫博物院的画，蒙庄尚严等几位先生接待，大饱眼福。看到这幅画时，我说：“龙宿郊民四字，恐怕是笼袖娇民之误。”当时未及讨论。现在想趁着给董彦堂先生祝寿这个机会，把这个意见发挥一下，向方家请教。
《石渠宝笈续编》按语中所引的《圭斋集》，见《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卷四页九下：
七月都城争乞巧，荷花旖旎新棚笊。龙袖娇民儿女狡，偏相搅，穿针月下浓妆佼。碧玉连房和柄，晡时饮酒醒时卯。淋罢麻稭秋雨饱，新凉稍，夜灯叫卖鸡头炒。
这是欧阳玄在至顺庚申（1332年）年写的《渔家傲南词》十二首的第七首。欧阳玄自己说明，写作的目的是“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龙袖娇民指的当然是北京的居民。
南宋人（著者宁宗时人）作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涵芬楼秘笈第二集莲七上）云：
清明节：公子王孙，富室娇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营，辐辏湖上，开张赶趁。
近人孙毓修校云：“骄原误娇。骄民二字，屡见《武林旧事》诸书。”
联陞按：娇字不误，娇民可写娇贵之娇，而不必一定写骄傲之骄。因为这两个字的音义本有可以通假之处。泗水潜夫即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条（《知不足斋丛书》册六○，页六上）云：
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而游手末枝为尤盛也。
卷六“骄民”条（册六一，页六下）云：
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
“笼袖娇民”的笼袖，本是描写都人娇惰的闭逸情况。在《圭斋集》里，变成“龙袖娇民”。在元曲里，则往往作“龙袖里娇民”。近人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2年）页三一七云：
龙袖里娇民京城里好百姓。
《刘弘嫁婢》剧四折春郎念旨云：“你本是龙袖里娇民，堪可做朝中宰相。”
元本《合汗衫》剧一折混江龙曲：“俺本是凤城中士庶，龙袖里娇民。”
《蝴蝶梦》剧四折包待制词：“你本是龙袖娇民，堪可为报国贤臣。”
看解释像是把“龙袖里”与“京城里”作为同意语，以“龙”代表君主，犹言“辇下”、“天子脚下”。这倒不能说是错。因为元人既然写作“龙袖”下加“里”字，又以“龙袖”与“凤城”作对，可能元人已经误解了。
不过“笼袖娇民”的本义，到明清还有人知道。明陈继儒《太平清话》（《丛书集成》册二九三一，卷一，页四）云：
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娇民。
清檀萃（1801年卒，年七十七）《滇海虞衡志》（1799年自序）是仿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作，有一段说：
范志谓“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然则所问者，终以闾阎所畜民生利赖者，宜先鸡鸭鹅鹜。……山居之民，又畜鸬鹚捕鱼，以为生理。人家又多养鸽，天日清明，滇人多养鸽，散于满城，铃叫盘空，笙箫响逸，此皆生理所资者。其他娇民笼袖，髀袋鹌鹑；浪子提笼，面矜黄豆，虽世俗之所尚，吾无取焉尔。（《丛书集成》册三○二三、页四三至四四）[1]
陈继儒是董其昌的朋友，可惜他没有想到“龙宿郊民”与“笼袖娇民”的关系，否则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
这幅画如果本来就叫“笼袖娇民”，而且出于董源之手，那么画的应该是南唐首都异州（即南京）的景物。《石渠宝笈续编》云：“设色画。崇山回溪。村落游人。岸侧连舟鹜进，百夫牵缆作力。岸旁奏鼓，舟中亦鸣鼓应之。”这要算一幅很早的都市郊外生活画。比彦堂先生考订过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要早差不多二百年。
“龙宿郊民”四字，“宿”当读如“秀”（Hsiu）。董其昌跋文又作“秀”，可见他知道这个字的正确读音。詹景凤《东图玄览》（我未见此书）作“龙绣交鸣”，音亦甚近。近人多不知“宿”字读法，如《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1936年）第三册书画页三四，英文拼音作Lung Shu Chiao Min T’u，近来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的《中华美术图集》画一，亦沿此误。又陈仁涛《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董源、巨然、刘道士）（1955年，页五三）作Lung Su Chiao Min T’u，亦误。
1959年6月16日稿
【注释】
[1]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末云：“时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家食之问堂”，不大好懂。日本学者薮内清等《天工物の研究》译做“閒居の书斋”。我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54，17，1，2）评介此书，对此点表示疑问。我猜想可能出于《易·大畜》：“不家食吉”，但也不敢自信。后来想“问”字可能与范成大用的“非君子所问”有关，“家食之问”等于“家食是问”，宋应星自谦言词只问家庭饮食之事，或是不贤识小之意。谨记于此，以待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