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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陶渊明“猛志”的继承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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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志固常在”吗？
陶渊明一生，经历了家居——出仕——归田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的嬗递发展，大略可见陶渊明“猛志”的承继性与变异性。
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并不是小老头，他和一般年轻士子一样，有豪情也有猛志，还自信有将之付诸实现的勇气和力量。他心中的歌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年轻的心也幽幽地发出另一种曲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两种风格不一的曲调，在陶渊明的心灵深处是矛盾的统一。因为“猛志”有多种，也可有“无适俗韵”的“猛志”。“爱丘山”是个性自由的寄托，而追求个性自由正是“猛志”的重要内容之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然而，这两种意向，毕竟还是有差异的。“少时壮且历”，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当然是以激昂慷慨的格调为主要倾向的。
陶渊明后来几次出仕，但他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做官是为穷所逼。在那种把官看作无上荣耀的社会，抽掉了当官的志向，还谈得上什么“猛志”？从小“爱丘山”的人，怎么会有“猛志”？这是一般人的思想逻辑。而陶渊明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背离了常人的思想逻辑，不将自己的“猛志”与当官混为一体，更不把出仕作为实现自己“猛志”的唯一途径。
由“性本爱丘山”到被迫“投耒去学仕”，陶渊明别别扭扭上了路，别别扭扭当了五六年官，精神的折磨比身体的折磨更痛苦。陶渊明，将动乱不已的社会和污浊不堪的官场，视为“樊笼”“尘网”，这与他真率、自然、纯朴的本性格格不入。官场社会，与他“相违”“多忤”，在这里他无立足之地。“五斗米”何足惜？“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可追”，迷途知返还来得及。于是他，依然离开污浊的官场和乱哄哄的社会，走得痛快，一去不回。陶渊明从官场彻底退下来了，他不再想当官了，彻底不想了。朱熹说得好：“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然而这一退，他的“猛志”还在吗？“志”固然在，可是“猛”不见了。从这方面看，可以说是“此心稍已去”也。鲁迅先生说：陶渊明有“猛志固常在”一面，也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自从他弃官归田后，“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自然就升起了。陶渊明年轻时血气方刚，每见不平心不平。后来踏入社会，在官场混过了，一切看得多了惯了，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他回归田园后，在农村过着且耕且读，以诗酒为伴的生活，处在湖光山色之中，受着大自然的陶冶，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情趣，如何“猛”得起来呢？
归田后的陶渊明，第一步是求自食其力。他在《西田获早稻》诗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陶渊明是否完全自食其力且作别论，而他能够想到这一点就极不容易，这表明他不愿意做一个剥削者，不愿当那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官老爷。第二是避开喧闹的官场，不愿再“心为形役”，“行者无津”，“颇回故人车”，都是陶渊明所企求的。有诗，有酒，有山水，有“近邻”，有朴实的农民为友，他并不感到寂寞孤独，而是感到“复得返自然”，他的一颗“童心”复归了。第三是安贫乐道，“甘贫贱以辞荣”。清贫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他自然是安心的。
归田之初，田园生活也确实给了陶渊明不少乐趣。当时，陶渊明的家庭经济还可以，“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余。这种田园生活，自然是他感到悠然自得，所以他唱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绝句。这个时期的园田居，不仅没有什么痛苦，而且是甜滋滋的，他慢悠悠地品尝其中之道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所说的“真”就是“道”。至于“道”是什么？缥缈得很，陶渊明自己似乎也说不清。真的说不清吗？也不见得。不过，真的是，人隐了，“道”也隐了。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躲在后面去了，表现形式改变了。它不在于文字上，而在于陶渊明所恪守，并且身体力行自己实践的“道”中。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自食其力，远离市井官场，没有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虽然苦一点但无祸患侵凌。陶渊明对这种田园生活心满意足，“但愿如此”。然而，这种桃花源式的田园之乐是不可能长久的，陶渊明归田的后期遭到了厄运，由于天灾人祸的袭击，“收敛不盈廛”。“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这样凄惨的处境，要“安贫乐道”是极难极难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陶渊明却以超人的思想和毅力与贫困抗争，仍然居贫守道穷且益坚。虽然也愠忿，但他大体还能调整自己失去平衡的心理，“贫贱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何以慰吾怀，来古多此贤”，便是他固穷守真的写照。
陶渊明不仅顶住了贫困，而且在贫困的剧烈煎熬中思想产生了飞跃。生活教育了他，是他认识到现实中的“桃花源”不可能存在。心目中的“桃花源”在哪里？只能在世外。所以，他写下了名篇《桃花源记》。他反暴政，反不了；在现实中，避也避不了。只有隐居到与现实完全隔离的桃花源“绝境”中去。那里无政府无官吏，无剥削无压迫，“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人们自种自收，不需缴纳赋税，个个过得怡然自乐。所以，历来人称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达的理想是“世外桃源”。可见无论怎么艰难困苦，陶渊明从未丧“志”，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时，他将“志”藏在“悠然见南山”背后，这正是“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的矛盾统一的表现。
《桃花源记》中所表达的理想，有美好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而主要是寓美好于落后；有抗争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脱现实的一面，而主要是寓抗争于超脱；因而，追求美好，抗争暴虐，是其基本精神，从主导方面来说，是陶渊明“志”的升华，我们无权苛求古人，我心中留下的只有赞美！
“猛志固常在”吗？
陶渊明一生，经历了家居——出仕——归田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的嬗递发展，大略可见陶渊明“猛志”的承继性与变异性。
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并不是小老头，他和一般年轻士子一样，有豪情也有猛志，还自信有将之付诸实现的勇气和力量。他心中的歌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年轻的心也幽幽地发出另一种曲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两种风格不一的曲调，在陶渊明的心灵深处是矛盾的统一。因为“猛志”有多种，也可有“无适俗韵”的“猛志”。“爱丘山”是个性自由的寄托，而追求个性自由正是“猛志”的重要内容之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然而，这两种意向，毕竟还是有差异的。“少时壮且历”，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当然是以激昂慷慨的格调为主要倾向的。
陶渊明后来几次出仕，但他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做官是为穷所逼。在那种把官看作无上荣耀的社会，抽掉了当官的志向，还谈得上什么“猛志”？从小“爱丘山”的人，怎么会有“猛志”？这是一般人的思想逻辑。而陶渊明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背离了常人的思想逻辑，不将自己的“猛志”与当官混为一体，更不把出仕作为实现自己“猛志”的唯一途径。
由“性本爱丘山”到被迫“投耒去学仕”，陶渊明别别扭扭上了路，别别扭扭当了五六年官，精神的折磨比身体的折磨更痛苦。陶渊明，将动乱不已的社会和污浊不堪的官场，视为“樊笼”“尘网”，这与他真率、自然、纯朴的本性格格不入。官场社会，与他“相违”“多忤”，在这里他无立足之地。“五斗米”何足惜？“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可追”，迷途知返还来得及。于是他，依然离开污浊的官场和乱哄哄的社会，走得痛快，一去不回。陶渊明从官场彻底退下来了，他不再想当官了，彻底不想了。朱熹说得好：“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然而这一退，他的“猛志”还在吗？“志”固然在，可是“猛”不见了。从这方面看，可以说是“此心稍已去”也。鲁迅先生说：陶渊明有“猛志固常在”一面，也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自从他弃官归田后，“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自然就升起了。陶渊明年轻时血气方刚，每见不平心不平。后来踏入社会，在官场混过了，一切看得多了惯了，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他回归田园后，在农村过着且耕且读，以诗酒为伴的生活，处在湖光山色之中，受着大自然的陶冶，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情趣，如何“猛”得起来呢？
归田后的陶渊明，第一步是求自食其力。他在《西田获早稻》诗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陶渊明是否完全自食其力且作别论，而他能够想到这一点就极不容易，这表明他不愿意做一个剥削者，不愿当那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官老爷。第二是避开喧闹的官场，不愿再“心为形役”，“行者无津”，“颇回故人车”，都是陶渊明所企求的。有诗，有酒，有山水，有“近邻”，有朴实的农民为友，他并不感到寂寞孤独，而是感到“复得返自然”，他的一颗“童心”复归了。第三是安贫乐道，“甘贫贱以辞荣”。清贫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他自然是安心的。
归田之初，田园生活也确实给了陶渊明不少乐趣。当时，陶渊明的家庭经济还可以，“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余。这种田园生活，自然是他感到悠然自得，所以他唱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绝句。这个时期的园田居，不仅没有什么痛苦，而且是甜滋滋的，他慢悠悠地品尝其中之道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所说的“真”就是“道”。至于“道”是什么？缥缈得很，陶渊明自己似乎也说不清。真的说不清吗？也不见得。不过，真的是，人隐了，“道”也隐了。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躲在后面去了，表现形式改变了。它不在于文字上，而在于陶渊明所恪守，并且身体力行自己实践的“道”中。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自食其力，远离市井官场，没有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虽然苦一点但无祸患侵凌。陶渊明对这种田园生活心满意足，“但愿如此”。然而，这种桃花源式的田园之乐是不可能长久的，陶渊明归田的后期遭到了厄运，由于天灾人祸的袭击，“收敛不盈廛”。“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这样凄惨的处境，要“安贫乐道”是极难极难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陶渊明却以超人的思想和毅力与贫困抗争，仍然居贫守道穷且益坚。虽然也愠忿，但他大体还能调整自己失去平衡的心理，“贫贱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何以慰吾怀，来古多此贤”，便是他固穷守真的写照。
陶渊明不仅顶住了贫困，而且在贫困的剧烈煎熬中思想产生了飞跃。生活教育了他，是他认识到现实中的“桃花源”不可能存在。心目中的“桃花源”在哪里？只能在世外。所以，他写下了名篇《桃花源记》。他反暴政，反不了；在现实中，避也避不了。只有隐居到与现实完全隔离的桃花源“绝境”中去。那里无政府无官吏，无剥削无压迫，“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人们自种自收，不需缴纳赋税，个个过得怡然自乐。所以，历来人称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达的理想是“世外桃源”。可见无论怎么艰难困苦，陶渊明从未丧“志”，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时，他将“志”藏在“悠然见南山”背后，这正是“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的矛盾统一的表现。
《桃花源记》中所表达的理想，有美好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而主要是寓美好于落后；有抗争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脱现实的一面，而主要是寓抗争于超脱；因而，追求美好，抗争暴虐，是其基本精神，从主导方面来说，是陶渊明“志”的升华，我们无权苛求古人，我心中留下的只有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