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Odyssey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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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玩伴变得认不得了。他们认为他很奇怪，他也很难理解他们的想法，觉得他们真的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岛上，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哪怕这个岛很大很大。
吴沁点点头，还是没说话。
最终，当他说出自己的打算，父母并不算太意外，他们一直都很懂他。
汽车喇叭响了两声，是在催他。
他转身回去坐好，装作望着窗外，避开母亲的目光，无声地落泪。他已经大到不合适再哭了，他知道。
“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还在外边跑？”
而且，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根据 1943 年中美双方签署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的规定，归美国军事法庭裁判，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进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
她就是不想听见他说这句话。
但是，那些信寄出去很久，始终没有收到回音。
但他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忘记。身边的同学们照旧念书，运动，社交，而他无法欢乐着他们的欢乐，享受着他们的享受。无论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冷眼旁观，就如同一个局外者。尽管他生在此地，说一口无可挑剔的英文，尽管伯克利是出了名的左派大学，Free speech movement 在当时的校园里已有萌芽。但他还是觉得身边人的所说所为，跟他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不在一个时间轴上。当他的同学对世界时事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只想对他们说，你们连这个岛都没出过，你们根本不知道彼岸发生了什么。
编辑告诉他，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甚至认为会像三十年代的赛珍珠一样畅销一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也是个卖点。
他理解父母的决定，此刻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离开。他们买了船票，先去香港，再去旧金山。走得匆忙，就像当初来的时候一样。
他忽然想起吴沁，这时候的她应该有十五岁了。六年过去，不知变了多少。他觉得肯定认不得她了，也很怀疑她会不会还认得他。
船上的归侨越来越多，绝大多数都是像他这样的年轻学生。夜里船舱闷热，只要天气晴朗，大家都喜欢睡在甲板上。远远近近，有人打乡谈聊天，或者唱着他听不懂的歌谣，他望着星空倒是又想起那座面朝海滩与松林的房子来，以及房子里他的双亲。
比如一名美军士兵雇车，车夫不懂英语，动作稍慢，士兵竟拔出军刀割掉车夫五根手指。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被打美军士兵殴打致残。
“我会回来的。”他向她保证。
“我知道，”他点头，“我已经成年，可以一个人走。”
但校长却答非所问，说唐延只是个孩子，只要他停止杂志上的连载，并且申明文章所写有误，对读者致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不涉及任何惩罚，也不会对他的学业产生影响。
他看着她说：“我回来了。”
比如战后的上海，仅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
冬雨下了一夜又一天，外面又湿又冷，她却还在那里玩。
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录音设备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
吴沁点点头，对他一笑，又伏案写字。
“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还未等父母说什么，唐延已经开口，平静而又坚决。
船到码头，有一位鲍德温先生来接他，是父亲从前合伙人的儿子，已经混得如当地人一样。鲍德温为他联系了一个华侨团体，他将会跟着他们一起返回中国大陆。
“为什么不回家？”他有些动气了，搞不懂她为什么是这种态度。他马上就要走了，去万里之外，远隔重洋。
在书稿的后半部分，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
他知道父亲不是恶人，母亲知道，吴先生也知道。但有些事，众口铄金，恐怕永远都不能像那张门生帖一样，只需划一根火柴，便可灰飞烟灭。
他不甘心，跑出弄堂，一路往学校那个方向找过去，总算在街心花园找到她。
他在路口停下脚步，旁边恰好有一辆公共汽车经过，车门玻璃上映出他的影子。他简直认不得自己了，头发在华侨农场里剪得极短，个子又高了些，皮肤晒黑了，面孔与身型都有了男人的轮廓。
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的父母当即到学校要求见校长，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怎么可以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接受传讯？
在海上漂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回到旧金山。
早两年，他们总是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他安慰吴沁，吴沁也安慰他。比如考坏了一门考试，弄丢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或者在外面玩得忘记时间回家，等到想起来，天都已经黑了。每到那种时候，他总是会对吴沁说，没有事的。而吴沁总是点头，哥哥说的对，一定没有事的。
一阵沉默之后，母亲才开口：“从前有人对我说过，战争是过眼烟云，只有他写的东西才是永恒。”
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后，事情开始变了。
1956年的夏天，他上了从旧金山开往夏威夷的邮轮，到了那里之后，再搭船去新加坡。他旅费充足，却还是找了个随船的工作，一路打着工下了南洋。他给母亲拍去电报，母亲回电说，自己也曾在货轮上帮过厨，那时也是跟他一样的年纪。
只是这一次，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他被停学了。
新的建筑，新的街道，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在那个半岛上洋洋洒洒地铺张开来。
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我只有十六岁，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
最初的两期印出来，一片好评。
那段时间，他一直给吴沁写信，跟着母亲的邮包一起寄出去。
直到有一天，母亲给他一个纸盒，他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最近的几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早就放学了，你为什么躲在这里？”他埋怨。
她也看着他，点头笑了，叫了声：“哥哥。”
但当他揿响电铃，那道黑色的铁门打开，门后面已经长成少女的吴沁分明还是他心里的样子。
比如他进了新学校，刚开始不太习惯，但他的成绩还是很好，就连最难的拉丁文都能考到优秀，这多亏了吴先生一直教他。
他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功课很多，又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文章，写得很慢。但他不急，反正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以及在等待的同时，为回忆添上了越来越多的细节。
吴先生自法院回来，身后还跟着陈佐鸣先生。两个人直接进了他家门，与他父母在书房里谈话。
“那人写的什么？”他问。
有句俗话，全世界都下雨，只漏了加州。分明就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半岛，但旧金山却总是很干燥。但记忆里的上海却与此地截然相反，梅雨季会下绵绵一个月的雨，街道积起水来，底楼浴室的墙角只要几天不刷洗，就会长出霉迹，渐渐蔓延成瑰奇的图案。
在那些信里，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
唐延无语了，却也知道不是任性的时候，转身跑回去上了车。
吴沁不说话，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看到她在哭，忽然就明白了。许多年以前，另一个哥哥也对她说过，你等我回来，但最后却没有回来。
唐延一直记得那一夜。
“我们得走了。”母亲对他说。
那一年，他大学入学考试得了高分，尤其是写作部分，他给伯克利寄去申请，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只等次年中学毕业，便可进入文理学院学习。
那一幅铁幕不会永远横亘在大洋上。
“我这就要走了。”他开口。
连载到此处，唐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
或许用“回”这个字并不合适。时隔五年，他已经觉得这里很陌生了。
母亲一笑，没有回答。
但这一夜却不一样。
那天晚上，母亲与他长谈。有些事，他似懂非懂，只记住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一幅铁幕正在海面上方缓缓地落下，所有人都只能做出选择，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为什么？”他诧异地看着母亲。别的孩子可能常被敷衍欺哄，但自他记事以来，从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而后，又是 49 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军纪的整肃，城市里的新气象。
“没有事的。”他对吴沁道。
那是 1950 年的年底，他十二岁，吴沁九岁。
那时的他，个子就像按不住似地蹿得比母亲还要高，却又长着一张小孩子的面孔，看起来有些滑稽。
比如他们搬了新家，位置比从前偏僻一点，但是房子后面对着海和松林，每天夜里都能听着海浪的声音入眠，再听着海鸟的鸣叫声醒来。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他记得外面很冷，天黑得很早，屋檐上传来轻微的哔剥声，也许是开始落雪子了。
但也有些时候，他与其他的孩子不同。他开始写一段回忆录，有关他们在上海的那五年时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细细碎碎，什么都有。比如飞涨的物价，加油站门口汽车的长龙，排队买户口米的人群。
就是这么不巧，他在此岸，吴沁在彼岸。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美军卡其裤，遭到美国宪兵的枪击。
听母亲解释，他才知道是镇反开始了。父亲的一个旧相识被捕，恐怕要被判刑。而根据这人一贯的做派，一定会咬出其他人来，管它事情是真是假。而且，就算不是这个人，还有别的人。
随后的那几年，他就像其他孩子那样长大，念书，运动，社交。城市变成更大，更繁荣，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下了船之后，他向侨办申请原籍安置，又给吴先生写去一封信。等一连串手续走下来，回到上海，已经是那一年的深秋。侨办干部送他到毕勋路，这时已经改了名字，叫汾阳路，但那两座并立的小楼还在原处，院子里母亲种下的紫玉兰已经长到了二楼的窗口。
她一震，还是像从前那样点头，对他一笑，又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临上船之前，他没能去学校。一整夜都睡得不安稳，天一亮就去敲十七号的门，但娘姨告诉他，吴沁已经上学去了。到了午后，汽车已经等在弄堂口，吴沁却迟迟没有回来。
然后，父亲又道：“如果那一边也只想听到故事里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汽车发动，沿着那条林荫小路开出去。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回头望，看到吴沁走出街心花园，站在上街沿，也正朝他这里看过来。
起初，母亲告诉他，信需要通过香港的朋友转寄，所以路上的时间或许会比从前长一点。
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他还是没有收到上海来的回信。
后来年纪渐长，他开始不大好意思带着吴沁玩儿，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同学圈子，这个习惯却没变。一来一去，一问一答，两个人都不怕了。
文章并不太长，不过薄薄一叠稿纸。但等到他全部誊写完毕，已经是 1954 年。
就像十年前，刚刚上小学的他对包班女教师说：“No，thanks.”我不适合做这份作业。
母亲只是说：“你知道你父亲没办法回去。”
那一年的八月末，他在新加坡登上了一艘名叫芝莲嘉的荷兰邮轮，船上几乎都是归国的马来西亚华侨。起航之后，船继续往南，穿越赤道，先朝西走，经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加里曼丹，再北上到菲律宾的棉兰和吕宋岛。
听到这个消息，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羡慕，觉得父母教养有方，孩子前途无量。而他大概也是百无聊赖，得意忘形，把那一叠书稿寄给了纽约的一家杂志社。于他意料之外，他的中国故事真的发表了，分了五期刊载在那本杂志上。
“你挣了多少美元？”
那时，他和吴沁正在餐桌上做功课。两人同时抬头，眼看着书房的门关起来。隔着门，听不到一点声音。他回过头，见吴沁正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探寻。
到了第二年，风向又变，事情不了了之。他只需要忘了这件事，就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子，念书，运动，社交，拿到毕业证书，去伯克利上大学。
在南洋各大港口之间穿行了半个月之后，船在马尼拉停了最后一站，他在那里给旧金山寄去一封信报平安，而后直航广州。
那时的他，已经知道父亲的过去。家里的事，母亲从来不瞒他，拿他当一个大人那样对待，问他的想法，也愿意接受他的意见。
在天津，美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驻津美军当局甚至规定，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而轧死一头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
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美军士兵强|奸，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问题诸如——
他顿了顿才答：“不管怎么说，我想看看那边的事。而且，我相信世界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
比如他到上海的第一天，那个认错了他，叫他“哥哥”的女孩。还有那个雪天，女孩脱下棉鞋，送给乞讨孩子的那一幕。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样。
小时候的玩伴变得认不得了。他们认为他很奇怪，他也很难理解他们的想法，觉得他们真的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岛上，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哪怕这个岛很大很大。
吴沁点点头，还是没说话。
最终，当他说出自己的打算，父母并不算太意外，他们一直都很懂他。
汽车喇叭响了两声，是在催他。
他转身回去坐好，装作望着窗外，避开母亲的目光，无声地落泪。他已经大到不合适再哭了，他知道。
“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还在外边跑？”
而且，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根据 1943 年中美双方签署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的规定，归美国军事法庭裁判，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进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
她就是不想听见他说这句话。
但是，那些信寄出去很久，始终没有收到回音。
但他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忘记。身边的同学们照旧念书，运动，社交，而他无法欢乐着他们的欢乐，享受着他们的享受。无论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冷眼旁观，就如同一个局外者。尽管他生在此地，说一口无可挑剔的英文，尽管伯克利是出了名的左派大学，Free speech movement 在当时的校园里已有萌芽。但他还是觉得身边人的所说所为，跟他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不在一个时间轴上。当他的同学对世界时事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只想对他们说，你们连这个岛都没出过，你们根本不知道彼岸发生了什么。
编辑告诉他，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甚至认为会像三十年代的赛珍珠一样畅销一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也是个卖点。
他理解父母的决定，此刻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离开。他们买了船票，先去香港，再去旧金山。走得匆忙，就像当初来的时候一样。
他忽然想起吴沁，这时候的她应该有十五岁了。六年过去，不知变了多少。他觉得肯定认不得她了，也很怀疑她会不会还认得他。
船上的归侨越来越多，绝大多数都是像他这样的年轻学生。夜里船舱闷热，只要天气晴朗，大家都喜欢睡在甲板上。远远近近，有人打乡谈聊天，或者唱着他听不懂的歌谣，他望着星空倒是又想起那座面朝海滩与松林的房子来，以及房子里他的双亲。
比如一名美军士兵雇车，车夫不懂英语，动作稍慢，士兵竟拔出军刀割掉车夫五根手指。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被打美军士兵殴打致残。
“我会回来的。”他向她保证。
“我知道，”他点头，“我已经成年，可以一个人走。”
但校长却答非所问，说唐延只是个孩子，只要他停止杂志上的连载，并且申明文章所写有误，对读者致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不涉及任何惩罚，也不会对他的学业产生影响。
他看着她说：“我回来了。”
比如战后的上海，仅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
冬雨下了一夜又一天，外面又湿又冷，她却还在那里玩。
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录音设备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
吴沁点点头，对他一笑，又伏案写字。
“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还未等父母说什么，唐延已经开口，平静而又坚决。
船到码头，有一位鲍德温先生来接他，是父亲从前合伙人的儿子，已经混得如当地人一样。鲍德温为他联系了一个华侨团体，他将会跟着他们一起返回中国大陆。
“为什么不回家？”他有些动气了，搞不懂她为什么是这种态度。他马上就要走了，去万里之外，远隔重洋。
在书稿的后半部分，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
他知道父亲不是恶人，母亲知道，吴先生也知道。但有些事，众口铄金，恐怕永远都不能像那张门生帖一样，只需划一根火柴，便可灰飞烟灭。
他不甘心，跑出弄堂，一路往学校那个方向找过去，总算在街心花园找到她。
他在路口停下脚步，旁边恰好有一辆公共汽车经过，车门玻璃上映出他的影子。他简直认不得自己了，头发在华侨农场里剪得极短，个子又高了些，皮肤晒黑了，面孔与身型都有了男人的轮廓。
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的父母当即到学校要求见校长，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怎么可以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接受传讯？
在海上漂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回到旧金山。
早两年，他们总是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他安慰吴沁，吴沁也安慰他。比如考坏了一门考试，弄丢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或者在外面玩得忘记时间回家，等到想起来，天都已经黑了。每到那种时候，他总是会对吴沁说，没有事的。而吴沁总是点头，哥哥说的对，一定没有事的。
一阵沉默之后，母亲才开口：“从前有人对我说过，战争是过眼烟云，只有他写的东西才是永恒。”
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后，事情开始变了。
1956年的夏天，他上了从旧金山开往夏威夷的邮轮，到了那里之后，再搭船去新加坡。他旅费充足，却还是找了个随船的工作，一路打着工下了南洋。他给母亲拍去电报，母亲回电说，自己也曾在货轮上帮过厨，那时也是跟他一样的年纪。
只是这一次，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他被停学了。
新的建筑，新的街道，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在那个半岛上洋洋洒洒地铺张开来。
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我只有十六岁，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
最初的两期印出来，一片好评。
那段时间，他一直给吴沁写信，跟着母亲的邮包一起寄出去。
直到有一天，母亲给他一个纸盒，他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最近的几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早就放学了，你为什么躲在这里？”他埋怨。
她也看着他，点头笑了，叫了声：“哥哥。”
但当他揿响电铃，那道黑色的铁门打开，门后面已经长成少女的吴沁分明还是他心里的样子。
比如他进了新学校，刚开始不太习惯，但他的成绩还是很好，就连最难的拉丁文都能考到优秀，这多亏了吴先生一直教他。
他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功课很多，又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文章，写得很慢。但他不急，反正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以及在等待的同时，为回忆添上了越来越多的细节。
吴先生自法院回来，身后还跟着陈佐鸣先生。两个人直接进了他家门，与他父母在书房里谈话。
“那人写的什么？”他问。
有句俗话，全世界都下雨，只漏了加州。分明就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半岛，但旧金山却总是很干燥。但记忆里的上海却与此地截然相反，梅雨季会下绵绵一个月的雨，街道积起水来，底楼浴室的墙角只要几天不刷洗，就会长出霉迹，渐渐蔓延成瑰奇的图案。
在那些信里，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
唐延无语了，却也知道不是任性的时候，转身跑回去上了车。
吴沁不说话，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看到她在哭，忽然就明白了。许多年以前，另一个哥哥也对她说过，你等我回来，但最后却没有回来。
唐延一直记得那一夜。
“我们得走了。”母亲对他说。
那一年，他大学入学考试得了高分，尤其是写作部分，他给伯克利寄去申请，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只等次年中学毕业，便可进入文理学院学习。
那一幅铁幕不会永远横亘在大洋上。
“我这就要走了。”他开口。
连载到此处，唐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
或许用“回”这个字并不合适。时隔五年，他已经觉得这里很陌生了。
母亲一笑，没有回答。
但这一夜却不一样。
那天晚上，母亲与他长谈。有些事，他似懂非懂，只记住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一幅铁幕正在海面上方缓缓地落下，所有人都只能做出选择，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为什么？”他诧异地看着母亲。别的孩子可能常被敷衍欺哄，但自他记事以来，从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而后，又是 49 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军纪的整肃，城市里的新气象。
“没有事的。”他对吴沁道。
那是 1950 年的年底，他十二岁，吴沁九岁。
那时的他，个子就像按不住似地蹿得比母亲还要高，却又长着一张小孩子的面孔，看起来有些滑稽。
比如他们搬了新家，位置比从前偏僻一点，但是房子后面对着海和松林，每天夜里都能听着海浪的声音入眠，再听着海鸟的鸣叫声醒来。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他记得外面很冷，天黑得很早，屋檐上传来轻微的哔剥声，也许是开始落雪子了。
但也有些时候，他与其他的孩子不同。他开始写一段回忆录，有关他们在上海的那五年时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细细碎碎，什么都有。比如飞涨的物价，加油站门口汽车的长龙，排队买户口米的人群。
就是这么不巧，他在此岸，吴沁在彼岸。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美军卡其裤，遭到美国宪兵的枪击。
听母亲解释，他才知道是镇反开始了。父亲的一个旧相识被捕，恐怕要被判刑。而根据这人一贯的做派，一定会咬出其他人来，管它事情是真是假。而且，就算不是这个人，还有别的人。
随后的那几年，他就像其他孩子那样长大，念书，运动，社交。城市变成更大，更繁荣，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下了船之后，他向侨办申请原籍安置，又给吴先生写去一封信。等一连串手续走下来，回到上海，已经是那一年的深秋。侨办干部送他到毕勋路，这时已经改了名字，叫汾阳路，但那两座并立的小楼还在原处，院子里母亲种下的紫玉兰已经长到了二楼的窗口。
她一震，还是像从前那样点头，对他一笑，又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临上船之前，他没能去学校。一整夜都睡得不安稳，天一亮就去敲十七号的门，但娘姨告诉他，吴沁已经上学去了。到了午后，汽车已经等在弄堂口，吴沁却迟迟没有回来。
然后，父亲又道：“如果那一边也只想听到故事里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汽车发动，沿着那条林荫小路开出去。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回头望，看到吴沁走出街心花园，站在上街沿，也正朝他这里看过来。
起初，母亲告诉他，信需要通过香港的朋友转寄，所以路上的时间或许会比从前长一点。
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他还是没有收到上海来的回信。
后来年纪渐长，他开始不大好意思带着吴沁玩儿，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同学圈子，这个习惯却没变。一来一去，一问一答，两个人都不怕了。
文章并不太长，不过薄薄一叠稿纸。但等到他全部誊写完毕，已经是 1954 年。
就像十年前，刚刚上小学的他对包班女教师说：“No，thanks.”我不适合做这份作业。
母亲只是说：“你知道你父亲没办法回去。”
那一年的八月末，他在新加坡登上了一艘名叫芝莲嘉的荷兰邮轮，船上几乎都是归国的马来西亚华侨。起航之后，船继续往南，穿越赤道，先朝西走，经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加里曼丹，再北上到菲律宾的棉兰和吕宋岛。
听到这个消息，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羡慕，觉得父母教养有方，孩子前途无量。而他大概也是百无聊赖，得意忘形，把那一叠书稿寄给了纽约的一家杂志社。于他意料之外，他的中国故事真的发表了，分了五期刊载在那本杂志上。
“你挣了多少美元？”
那时，他和吴沁正在餐桌上做功课。两人同时抬头，眼看着书房的门关起来。隔着门，听不到一点声音。他回过头，见吴沁正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探寻。
到了第二年，风向又变，事情不了了之。他只需要忘了这件事，就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子，念书，运动，社交，拿到毕业证书，去伯克利上大学。
在南洋各大港口之间穿行了半个月之后，船在马尼拉停了最后一站，他在那里给旧金山寄去一封信报平安，而后直航广州。
那时的他，已经知道父亲的过去。家里的事，母亲从来不瞒他，拿他当一个大人那样对待，问他的想法，也愿意接受他的意见。
在天津，美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驻津美军当局甚至规定，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而轧死一头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
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美军士兵强|奸，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问题诸如——
他顿了顿才答：“不管怎么说，我想看看那边的事。而且，我相信世界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
比如他到上海的第一天，那个认错了他，叫他“哥哥”的女孩。还有那个雪天，女孩脱下棉鞋，送给乞讨孩子的那一幕。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