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山崎暗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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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暗斋的一生
与山鹿素行几乎同时出现的学者中有一位叫作山崎暗斋。素行生于元和八年，贞享二年六十四岁故去。暗斋则生于元和四年，逝于天和二年，享年六十五岁。也就是说暗斋比素行年长四岁，那么按顺序上来说似乎本应该先讲述这一位。但是提到暗斋其人，与其自身一生的活动相比，他的特色其实在于其思想精神的强大和影响的深远，他的思想精神通过门人代代传承，在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生生不息。因此将他与其门生们合在一起讲述更合适，故而选择将其放在了素行后面。
素行活动的地点在江户。而与之相对的，暗斋则是京都出生，并在京都开设讲义的。素行并不只进行哲学研究，还很看重军学。这大概是素行希望对在岛原之乱中暴露出积弱状态的武士，依照自己的研究进行锻炼的缘故吧。有好几位大名都试图以一万石或两万石的俸禄招募素行为己用。浅野家以千石将素行召来，据说也是为了让其设计修建赤穗城。素行的著述中也包括《武教小学》《武家事纪》等，门生之中有很多大名和旗本，他们都是实力雄厚或者地位很高的人。而与之相反，暗斋这一方则简直可以说是有些土气了。暗斋没有像素行以《圣教要录》对幕府的文教方针勇敢地进行激烈挑战，并因此被发配至赤穗这般戏剧性的经历，所以总的来说对他感兴趣的人也就少了不少。但如果仔细进行观察的话，暗斋的学问实际上极其深刻，受到他的教育指导而成才的门生们的活动实际上也相当波澜壮阔。
暗斋于元和四年出生于京都，父亲原本是武士，后来改行做了医生。暗斋在少年时曾登上叡山求学，不过十五六岁的时候转而进入京都的妙心寺，变成了禅僧。之后暗斋前往土佐，并入居吸江寺，不过在二十五岁之时读到了朱子学的书籍，由此认识到佛教对于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无视，领悟到其对于道德的否定是错误的，于是切断自己与佛教界的关系，转而专注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研究。
作为自室町时代开始的传统，佛教与儒教到这一时期为止一直是长期共存的关系。进一步来说，研习儒教的基本上都是佛教的僧侣，几乎不存在不是僧侣而专注于儒教的儒生，藤原惺窝也好，相国寺的和尚也好，都是如此，就连林罗山也以僧人的形象出仕，被称作法印道春。因此，即使暗斋继续作为妙心寺的和尚来研究儒教，谁也不会对此说三道四。然而暗斋则认为，儒教的根本宗旨在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道德是极为重要的，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五伦；而佛教则认为要从这些关系中脱离出去，进而五伦之道德便会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是摧毁人生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暗斋，自从确信了这一事实后就离开了寺院，并脱离了原本的僧侣身份。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明白，暗斋对于道理的追求到了何等深入和何等执着的程度，他一定会亲自实践其所琢磨出的道理。
暗斋从十五岁开始的十年间，作为禅僧，称“绝藏主”。宽永十九年，在暗斋二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思想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发生了转变，于是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还俗，改名为山崎嘉右卫门。其后他专心于儒学研究十余年，到明历元年春天之时，开办家塾，开始举办讲义。所讲内容始于《小学》，其次为《近思录》，再次为《四书》，最后为《周易程传》，以此为一轮讲义，需要两年时间。这一课程相当受好评，门生不计其数。这之后，暗斋还曾罕见地前往江户，并难得地受到了保科正之的知遇，前往会津进行讲授，不过他始终以京都为自己的活动中心，以在家塾里教授门人为自己的本职，并最终于天和二年（1682）九月十六日在京都二条猪熊家中故去，享年六十五岁。
暗斋学问的特色
除了会津的保科正之，暗斋还得到了笠间的井上河内守和大洲的加藤美作守等人的赏识，不过出仕大名并非其本意，又因为长期在京都指导门生的缘故，暗斋一生的经历都并不精彩，再加上他的著述缺乏系统整理，虽然有《文会笔录》和《垂加文集》得见于世，但是从本质上理解其学问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暗斋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深奥，即使是优秀的门生，也往往逐渐追赶不上，因此在这里仅举几个方面来思考其学问的特色，然后再通过观察那些正确地传播了他的学问的门生们的著作和事迹来加以认识吧。
第一，仅就结论观之，暗斋的学问容易被误解为是十分独断的，但实际上在得出结论之前，暗斋已经通过广泛的观察和精细的调研，积累了十分充足的研究成果。最清晰地反映这一情况的是其门生游佐木斋的自传。木斋是仙台人，在二十一岁的春天首次探访暗斋的学塾。两三天后，关于《论语》中《泰伯》一章的内容，木斋问道：“关于这一章有很多的说法，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暗斋反问：“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啊，相关的集注都背下来了么？”
“多少还是记得一点的，不过还不全面。”木斋这样回答。
“如果看过《大全》的话，有谁反对朱子的解释，有谁赞成，这些都一条一条记下来了么？”暗斋问道。
“不，没记住。”
“《通鉴》前编里面有胡三省的论述，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读书录》里记载了好几种说法，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那这话不就没办法说了吗？如果真的对这一条有疑问的话，就把刚才提到的书籍都好好调查一番，一条一条地进行分析，然后明确问题究竟是在哪里，然后再带着问题来问我吧。”
木斋惶恐地退了出来，广泛地调查了各种书籍，将同意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反对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并反复阅读直至记了下来，在这之后拜访老师并提出疑问的时候，老师这样说道：“很好很好，这样才能变成学问啊。因为这一处极其重要，所以没法轻描淡写地进行说明，我去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册书《拘幽操》，找来这本书研究一下吧。”
于是木斋找到《拘幽操》加以熟读，然后第二天再次拜访老师，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这样啊，我了解了。”
暗斋这样说后又进行了认真的讲解。木斋最初师从于其他的学者，原本是抱着“毕竟他是很有名的人，那么就去见一面好了”这样半开玩笑的心情去探访暗斋的，不过在此之后则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进入暗斋门下求教。木斋在自己的自传中写下了上述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暗斋在推导出结论之前，究竟对多么广泛的各种学说进行过探讨，又对这些内容进行过何等严格的分析和批判了吧。
第二，虽说暗斋是一位儒者，特别在朱子学上造诣精深，不过他到晚年的时候则开始倾向于神道的研究，据说门人之中不断有人因为抵触这一变化而离开的。不过在暗斋开设家塾进行讲义的明历元年（时年三十八岁），他就写成了《伊势大神宫仪式序》，根据《日本书纪》来追忆神代时代，举出《天壤无穷》神敕，并说“此乃王道之元（はじめ）”，从他引用了被称作“垂加神道”的神道思想中作为其本源的语言内容这一点来看，可以明确得知暗斋是在他对佛教进行批判的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神道思想。而在明历三年，暗斋在决定要创作题为《倭鉴》的日本史著作之时，特地去参拜了供奉着为编纂《日本书纪》立下大功的舍人亲王牌位的藤森神社，并进行了祈祷，随后又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在那之后，暗斋会时不时前往伊势进行参拜，万治元年、二年，宽文三年、八年、九年都进行了参拜。既然倡导重视人伦，那么相对于父母，自然要回溯至更遥远的祖先，相对于皇室也自然会想起更远古的神代时期，由此而言，他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一事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第三，就这样由考察日本的历史、思考国体问题出发，暗斋就算是在儒学本身之中，也在批判各种学说上花费了很多工夫。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是否承认“革命”这一问题。中国之不幸，在于革命时常兴起，国家几番出现又灭亡，建立又崩溃。中国的产生远在四千年以前，拥有值得骄傲的古代文明，然而作为国家而言则无论哪一个都是短命的。夏历十七世，满四百年而亡；殷历三十世，延六百余年而亡；周三十七世，经八百七十七年崩溃；秦仅持续三世十五年，西汉十三世二百零七年，东汉十三世一百九十六年，之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则二十帝二百九十年，经五代；宋则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元虽强大然仅一百六十二年，明二百九十四年，清二百九十六年。有力之人则以武力颠覆国家，这无论是于五伦还是于道德都是不应之事。而出于这些原因，在中国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在面对革命的问题上也很容易提出站在胜利的一方并为其辩护的学说。其中表现出坚守绝对的忠义，持全面反对革命思想的是韩退之的《拘幽操》。山崎暗斋正是发现了这首诗，对其十分推崇，并不仅将其视为一篇短篇诗歌，更将其印刷出版而成书一册。刚才提到的游佐木斋也是，求得此书后认真阅读，由此学问才日臻极致。
与《拘幽操》的思想精神相同，暗斋在自己写就的论述中国历代革命的《汤武革命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汉高祖本为秦民，唐高祖曾是隋臣，因此他们夺取天下也就是臣下对君主的反逆，而宋朝也好明朝也好都是一样的；上溯至殷商也好周朝也好，作为开国明君而被加以歌颂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践踏道义；真正遵循道义的，唯有东汉光武帝一人而已。这是对孟子的批判，更是对孔子和朱子论述中不足的地方加以的补充，或者说对其进行彻底的讨论。至此能够完成对其进行彻底讨论的原因，虽然其中一点可能是因为暗斋的儒学并不满足于炫耀学识的广博，而是保持着认真细致地探究道理的严肃态度，不过在此之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暗斋对日本史的思考，尤其是他时常拜伏于伊势大神宫的神前，敬仰“天壤无穷”的神敕，被日本国体的尊严所深深打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暗斋能够彻底地阐述“革命否定论”，自然也有暗斋本人的卓越之处，然而将暗斋指引到这一地步的其实恰恰就是日本的历史。
因此暗斋的学问重视人伦，而如此看重人伦之自然归结，就是否定“革命”，以及赞颂从未发生过“革命”的日本历史和日本国体。这与山鹿素行在其《中朝事实》中所言“夫外朝易姓殆三十姓，夷狄入王者数世，春秋二百四十余年，臣子弑其国君者二十又五，况其先后之乱臣贼子不可枚举也”的，着眼点是完全一致的。现在看起来这不过是将平凡的事情进行显而易见的论述，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山鹿素行论述的内容也好，山崎暗斋的学说也罢，对于当时的学界而言，都是惊世骇俗的新学说，是破天荒的主张。不管怎么说，儒学原本都是中国的学问，因此儒学者凡事都是以中国式的方式进行思考，毫无批判地尊崇孔子和孟子的学说。有这样一则逸闻，某时，暗斋向弟子们询问：“现在如果中国派孔子和孟子为大将来进攻日本的话，你们该怎么办？”
弟子们全都非常苦恼，没有人回答。
于是暗斋说：“那时自然是要与孔孟对战，或是斩杀，或是生擒。这才是孔子之教诲。”
暗斋教导至此，弟子们同时如目初开。如果毫无批判地阅读外国的书籍，就会像这些弟子们一样逐渐丧失自主性，而失去了这种自主性的不仅仅是这些弟子们，无论是藤原惺窝还是林罗山都是一样的。罗山认为没有出生在中国而是出生在日本一事是很遗憾的，所以希望至少像阿倍仲麻吕一样渡海去中国，可是“脚下风波千万里”，最终难以达成渡海一事，并因此十分悲伤。由此可见，暗斋和素行破天荒地具有自主性地完成了叹服日本的历史、赞美日本国体的学问。
山崎暗斋的一生
与山鹿素行几乎同时出现的学者中有一位叫作山崎暗斋。素行生于元和八年，贞享二年六十四岁故去。暗斋则生于元和四年，逝于天和二年，享年六十五岁。也就是说暗斋比素行年长四岁，那么按顺序上来说似乎本应该先讲述这一位。但是提到暗斋其人，与其自身一生的活动相比，他的特色其实在于其思想精神的强大和影响的深远，他的思想精神通过门人代代传承，在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生生不息。因此将他与其门生们合在一起讲述更合适，故而选择将其放在了素行后面。
素行活动的地点在江户。而与之相对的，暗斋则是京都出生，并在京都开设讲义的。素行并不只进行哲学研究，还很看重军学。这大概是素行希望对在岛原之乱中暴露出积弱状态的武士，依照自己的研究进行锻炼的缘故吧。有好几位大名都试图以一万石或两万石的俸禄招募素行为己用。浅野家以千石将素行召来，据说也是为了让其设计修建赤穗城。素行的著述中也包括《武教小学》《武家事纪》等，门生之中有很多大名和旗本，他们都是实力雄厚或者地位很高的人。而与之相反，暗斋这一方则简直可以说是有些土气了。暗斋没有像素行以《圣教要录》对幕府的文教方针勇敢地进行激烈挑战，并因此被发配至赤穗这般戏剧性的经历，所以总的来说对他感兴趣的人也就少了不少。但如果仔细进行观察的话，暗斋的学问实际上极其深刻，受到他的教育指导而成才的门生们的活动实际上也相当波澜壮阔。
暗斋于元和四年出生于京都，父亲原本是武士，后来改行做了医生。暗斋在少年时曾登上叡山求学，不过十五六岁的时候转而进入京都的妙心寺，变成了禅僧。之后暗斋前往土佐，并入居吸江寺，不过在二十五岁之时读到了朱子学的书籍，由此认识到佛教对于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无视，领悟到其对于道德的否定是错误的，于是切断自己与佛教界的关系，转而专注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研究。
作为自室町时代开始的传统，佛教与儒教到这一时期为止一直是长期共存的关系。进一步来说，研习儒教的基本上都是佛教的僧侣，几乎不存在不是僧侣而专注于儒教的儒生，藤原惺窝也好，相国寺的和尚也好，都是如此，就连林罗山也以僧人的形象出仕，被称作法印道春。因此，即使暗斋继续作为妙心寺的和尚来研究儒教，谁也不会对此说三道四。然而暗斋则认为，儒教的根本宗旨在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道德是极为重要的，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五伦；而佛教则认为要从这些关系中脱离出去，进而五伦之道德便会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是摧毁人生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暗斋，自从确信了这一事实后就离开了寺院，并脱离了原本的僧侣身份。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明白，暗斋对于道理的追求到了何等深入和何等执着的程度，他一定会亲自实践其所琢磨出的道理。
暗斋从十五岁开始的十年间，作为禅僧，称“绝藏主”。宽永十九年，在暗斋二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思想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发生了转变，于是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还俗，改名为山崎嘉右卫门。其后他专心于儒学研究十余年，到明历元年春天之时，开办家塾，开始举办讲义。所讲内容始于《小学》，其次为《近思录》，再次为《四书》，最后为《周易程传》，以此为一轮讲义，需要两年时间。这一课程相当受好评，门生不计其数。这之后，暗斋还曾罕见地前往江户，并难得地受到了保科正之的知遇，前往会津进行讲授，不过他始终以京都为自己的活动中心，以在家塾里教授门人为自己的本职，并最终于天和二年（1682）九月十六日在京都二条猪熊家中故去，享年六十五岁。
暗斋学问的特色
除了会津的保科正之，暗斋还得到了笠间的井上河内守和大洲的加藤美作守等人的赏识，不过出仕大名并非其本意，又因为长期在京都指导门生的缘故，暗斋一生的经历都并不精彩，再加上他的著述缺乏系统整理，虽然有《文会笔录》和《垂加文集》得见于世，但是从本质上理解其学问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暗斋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深奥，即使是优秀的门生，也往往逐渐追赶不上，因此在这里仅举几个方面来思考其学问的特色，然后再通过观察那些正确地传播了他的学问的门生们的著作和事迹来加以认识吧。
第一，仅就结论观之，暗斋的学问容易被误解为是十分独断的，但实际上在得出结论之前，暗斋已经通过广泛的观察和精细的调研，积累了十分充足的研究成果。最清晰地反映这一情况的是其门生游佐木斋的自传。木斋是仙台人，在二十一岁的春天首次探访暗斋的学塾。两三天后，关于《论语》中《泰伯》一章的内容，木斋问道：“关于这一章有很多的说法，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暗斋反问：“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啊，相关的集注都背下来了么？”
“多少还是记得一点的，不过还不全面。”木斋这样回答。
“如果看过《大全》的话，有谁反对朱子的解释，有谁赞成，这些都一条一条记下来了么？”暗斋问道。
“不，没记住。”
“《通鉴》前编里面有胡三省的论述，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读书录》里记载了好几种说法，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那这话不就没办法说了吗？如果真的对这一条有疑问的话，就把刚才提到的书籍都好好调查一番，一条一条地进行分析，然后明确问题究竟是在哪里，然后再带着问题来问我吧。”
木斋惶恐地退了出来，广泛地调查了各种书籍，将同意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反对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并反复阅读直至记了下来，在这之后拜访老师并提出疑问的时候，老师这样说道：“很好很好，这样才能变成学问啊。因为这一处极其重要，所以没法轻描淡写地进行说明，我去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册书《拘幽操》，找来这本书研究一下吧。”
于是木斋找到《拘幽操》加以熟读，然后第二天再次拜访老师，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这样啊，我了解了。”
暗斋这样说后又进行了认真的讲解。木斋最初师从于其他的学者，原本是抱着“毕竟他是很有名的人，那么就去见一面好了”这样半开玩笑的心情去探访暗斋的，不过在此之后则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进入暗斋门下求教。木斋在自己的自传中写下了上述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暗斋在推导出结论之前，究竟对多么广泛的各种学说进行过探讨，又对这些内容进行过何等严格的分析和批判了吧。
第二，虽说暗斋是一位儒者，特别在朱子学上造诣精深，不过他到晚年的时候则开始倾向于神道的研究，据说门人之中不断有人因为抵触这一变化而离开的。不过在暗斋开设家塾进行讲义的明历元年（时年三十八岁），他就写成了《伊势大神宫仪式序》，根据《日本书纪》来追忆神代时代，举出《天壤无穷》神敕，并说“此乃王道之元（はじめ）”，从他引用了被称作“垂加神道”的神道思想中作为其本源的语言内容这一点来看，可以明确得知暗斋是在他对佛教进行批判的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神道思想。而在明历三年，暗斋在决定要创作题为《倭鉴》的日本史著作之时，特地去参拜了供奉着为编纂《日本书纪》立下大功的舍人亲王牌位的藤森神社，并进行了祈祷，随后又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在那之后，暗斋会时不时前往伊势进行参拜，万治元年、二年，宽文三年、八年、九年都进行了参拜。既然倡导重视人伦，那么相对于父母，自然要回溯至更遥远的祖先，相对于皇室也自然会想起更远古的神代时期，由此而言，他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一事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第三，就这样由考察日本的历史、思考国体问题出发，暗斋就算是在儒学本身之中，也在批判各种学说上花费了很多工夫。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是否承认“革命”这一问题。中国之不幸，在于革命时常兴起，国家几番出现又灭亡，建立又崩溃。中国的产生远在四千年以前，拥有值得骄傲的古代文明，然而作为国家而言则无论哪一个都是短命的。夏历十七世，满四百年而亡；殷历三十世，延六百余年而亡；周三十七世，经八百七十七年崩溃；秦仅持续三世十五年，西汉十三世二百零七年，东汉十三世一百九十六年，之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则二十帝二百九十年，经五代；宋则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元虽强大然仅一百六十二年，明二百九十四年，清二百九十六年。有力之人则以武力颠覆国家，这无论是于五伦还是于道德都是不应之事。而出于这些原因，在中国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在面对革命的问题上也很容易提出站在胜利的一方并为其辩护的学说。其中表现出坚守绝对的忠义，持全面反对革命思想的是韩退之的《拘幽操》。山崎暗斋正是发现了这首诗，对其十分推崇，并不仅将其视为一篇短篇诗歌，更将其印刷出版而成书一册。刚才提到的游佐木斋也是，求得此书后认真阅读，由此学问才日臻极致。
与《拘幽操》的思想精神相同，暗斋在自己写就的论述中国历代革命的《汤武革命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汉高祖本为秦民，唐高祖曾是隋臣，因此他们夺取天下也就是臣下对君主的反逆，而宋朝也好明朝也好都是一样的；上溯至殷商也好周朝也好，作为开国明君而被加以歌颂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践踏道义；真正遵循道义的，唯有东汉光武帝一人而已。这是对孟子的批判，更是对孔子和朱子论述中不足的地方加以的补充，或者说对其进行彻底的讨论。至此能够完成对其进行彻底讨论的原因，虽然其中一点可能是因为暗斋的儒学并不满足于炫耀学识的广博，而是保持着认真细致地探究道理的严肃态度，不过在此之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暗斋对日本史的思考，尤其是他时常拜伏于伊势大神宫的神前，敬仰“天壤无穷”的神敕，被日本国体的尊严所深深打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暗斋能够彻底地阐述“革命否定论”，自然也有暗斋本人的卓越之处，然而将暗斋指引到这一地步的其实恰恰就是日本的历史。
因此暗斋的学问重视人伦，而如此看重人伦之自然归结，就是否定“革命”，以及赞颂从未发生过“革命”的日本历史和日本国体。这与山鹿素行在其《中朝事实》中所言“夫外朝易姓殆三十姓，夷狄入王者数世，春秋二百四十余年，臣子弑其国君者二十又五，况其先后之乱臣贼子不可枚举也”的，着眼点是完全一致的。现在看起来这不过是将平凡的事情进行显而易见的论述，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山鹿素行论述的内容也好，山崎暗斋的学说也罢，对于当时的学界而言，都是惊世骇俗的新学说，是破天荒的主张。不管怎么说，儒学原本都是中国的学问，因此儒学者凡事都是以中国式的方式进行思考，毫无批判地尊崇孔子和孟子的学说。有这样一则逸闻，某时，暗斋向弟子们询问：“现在如果中国派孔子和孟子为大将来进攻日本的话，你们该怎么办？”
弟子们全都非常苦恼，没有人回答。
于是暗斋说：“那时自然是要与孔孟对战，或是斩杀，或是生擒。这才是孔子之教诲。”
暗斋教导至此，弟子们同时如目初开。如果毫无批判地阅读外国的书籍，就会像这些弟子们一样逐渐丧失自主性，而失去了这种自主性的不仅仅是这些弟子们，无论是藤原惺窝还是林罗山都是一样的。罗山认为没有出生在中国而是出生在日本一事是很遗憾的，所以希望至少像阿倍仲麻吕一样渡海去中国，可是“脚下风波千万里”，最终难以达成渡海一事，并因此十分悲伤。由此可见，暗斋和素行破天荒地具有自主性地完成了叹服日本的历史、赞美日本国体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