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德川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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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东照宫
家康于庆长八年二月被任命为将军，十年四月将将军之位让给了秀忠。秀忠任将军一职十九年，在元和九年七月让位给了家光。家光是秀忠的长子。然而，比起秀忠之子这样的说法，恐怕家康之孙这样的称谓，无论是从家光本人的自我定位来说，还是从世间所接受和理解的印象来说，才更为合适。
首先，家光能成为将军，并非受惠于其父，而是源于其祖父的决断。家光的父亲是秀忠，母亲是秀忠正妻浅井氏，即当年越后北之庄城破之时逃出城外的浅井三姐妹之一，也是淀君的妹妹。家光生于庆长九年（1604），幼名竹千代。竹千代这一名号本是家康的幼名，授意让家光使用这一名号，据说就是家康本人的意思。然而两年之后，自从家光胞弟国松，即之后的忠长诞生之日起，父母二人似乎就开始宠爱弟弟而疏远哥哥家光了。恐怕在父母看来，弟弟更讨人喜欢，更值得期待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难免会让人产生秀忠早晚会把弟弟忠长选为自己的继承人的想法。此时，哥哥竹千代的乳母春日局很担心这种情况，于是奔赴骏府向家康诉说凡此种种。据说家康听闻后立即前往江户，将两个孙儿招来，让竹千代坐在上座，国松坐在下座，以明显上下有别的方式对待两人，由此表明了家光的继承人身份。这是元和元年家光十二岁时的事情，次年家康就去世了。临终之时，家康在留给重臣土井大炊头 [1] 的遗言中仍着重强调了让家光做继承人的事情。出于上述原因，元和九年家光能够顺利继任将军，从恩义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感谢的也的确是家康。不过，家光对家康的感情，与其说是出于心服祖父在治理天下的经纶以及才智方面的雄才大略，并由此生发出的尊敬和思慕，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信仰。这样一来，家光偶尔会在梦中梦见祖父，在梦中听闻祖父的教诲，并将其记录下来，收藏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装护身符的袋子之中。此外，家光还命狩野探幽 [2] 将自己梦中所见祖父的模糊面容描绘出来。这样的梦之画像，至今仍有八幅保存在日光。
家康在骏府逝世，随后入葬久能山，次年二月被授予东照大权现的神号，四月从久能山改葬日光山，开始作为神明享受祭祀。日光的东照宫由此创立，不过其规模并不壮观，装饰也并不华丽。家光虽然在元和九年成为将军，但在此之后的十年里，其父秀忠一直居住在江户城西之丸，作为将军的后见辅佐人，参与各种事务的决策。直到秀忠于宽永九年（1632）正月逝世，家光才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行各种政策，他立即开始了日光东照宫的重建计划。秋元但马守 [3] 为奉行，甲良丰后 [4] 为大工的营造工事自宽永十一年（1634）十一月开始全速推进，至宽永十三年四月全面完工。从江户时代到大正年间为止，这一巨大的建设工程一直都被认为前后耗时约十三年，费用则是通过向天下诸大名征收而来的。然而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实际营造仅仅用时一年半，而且所用资费全部由幕府支出，包括金五十六万八千两，银一百贯，以及大米一千石。能够投入如此大量的金银，迅速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显示出了当时幕府强大的实力，以至于到了后世，人们甚至难以相信。同时，这一工程也表明了家光对于祖父家康的信仰，工程本身蕴含着重要的意义。
这里要提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内容，即幕府的财力问题。家康十分重视财政问题，在武家诸法度之中也加入了一条关于诸国武士应厉行勤俭的命令，对这条命令的注释是“富者愈发得意，贫者耻其不能，俗世之凋敝莫过于此，非严管而不可”。把将军之位让与秀忠之后隐居于骏府的家康，在去世之时积累的财富包括金四百七十箱，银四千九百五十三箱，银币五十五捆，即便粗略估算下来，也有将近二百万两之多。秀忠虽然命令将这些财富分与尾张、纪伊、水户德川御三家，但老臣本多正纯仅分给尾张与纪伊两家各三十万两，水户家十五万两，将其余部分贮藏在久能山中。到元和七年，因为御三家出于各种需要而借出一部分，久能山中还剩余一百万两。从宽永九年到十三年之间，家光则将这些钱全部搬到了江户。而一旦通过上述内容了解了幕府初期的财政状况和金银的丰富程度，根据家康积蓄、秀忠保存、家光活用的三种不同处理办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三个人的不同性格。
家光通过手中大笔财富的支持，异常迅速地完成了日光的重大工程。也许有人会说即便这是因信仰而起的工程，却也因为信仰而消耗了太多的财力了吧。其实并非如此，这一工程使得幕府增添了威严，在让诸大名顺服这一层面上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功效。家康虽然在很早之前就作为杰出的武将而被广泛认可，但他长期处于信长和秀吉的领导之下，因此在其他的大名，诸如前田、毛利、岛津、伊达等家看来，家康虽是同辈者中特别有实力的一位，却也并非高于众人的。对于家康与秀忠两代来说或许是这样，但到家光一代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家光乃是生而为将军者，从未有过作为一介大名与他人比肩同级的经历。这就使得家光拥有了可以对诸大名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的力量。据传，父亲秀忠亡故之时，家光不仅反对将前将军之死的消息暂时密不宣告的提议，还于当夜向全体前来吊丧的大名们做出了如下宣言：
吾之祖父与父亲，皆历经实战而终成统一大业，吾则尚未有此经验，故而若诸位有希冀此事者，如其所愿，归国修兵与吾一战亦无不可。
此时，伊达政宗欠身而出，说道：
若有胆敢忘却德川家恩典之狼子野心之徒，何用将军御驾亲征，政宗一人便要将其荡平。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服。这一故事流传甚广。
每次将军更替之时，都要重新向诸大名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前的两代将军更替之时，都要求诸大名分别提出立誓服从的誓纸和血判，而到家光的时候，则向诸大名传达了以下的指令：
各位侍奉将军三代之久，故自今以后无须复呈誓纸也。
大名的概要
如上所述，到了第三代家光的时代，德川将军的权威作为不可以被撼动的东西而确立、固定下来。这里本想简要描述一下大名的概要，但令人头疼的是，大名方面的变动数不胜数。特别是元和、宽永年间，大名家断绝消失的情况非常之多，不过这里要说一说趋于稳定时的状态。大名分为谱代、亲藩和外样三类。外样大名以前曾是德川氏的同辈，出于时间场合的不同，有时还可能是德川氏的竞争对手，因此幕府不得不对这类大名保持警惕，于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大名都被安置在远离中央的地方。加贺前田家一百零二万石，萨摩岛津家七十七万石，仙台伊达家六十二万石，肥后细川家五十四万石，福冈黑田家五十二万石，安艺浅野家四十二万石，长州毛利家三十六万石，肥前锅岛家三十五万石等，他们都是力量强劲的大名。与他们处于完全相反的立场之上的是亲藩大名，也就是德川氏一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尾张、纪伊、水户三家，他们被称为尾、纪、水御三家。他们都是以家康的儿子为初代家主所创立的。尾张义直领六十一万石，纪州赖宣领五十五万石，水户赖房领三十五万石，三人都被封于战略要地。御三家拥有在将军本家后嗣缺乏的情况下入继将军之位的特权，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除此之外，亲藩大名还包括越前的松平家，不过松平家在忠直作为家主的时候遭受处分，领地遭到很大削减，之后领有三十二万石，以对相邻的前田家保持牵制作用。还有很多从越前家分立出来的分家，比如松江十八万石、川越十七万石、明石十万石等。谱代大名是德川氏原来的部将受封而形成的，幕府信赖这些大名，并以其为主力，将他们广泛地安置在关东、东海、东山、近畿地区，即江户和京都的周边，以及联络二者的道路沿线，滴水不漏的防御体制由此得以确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彦根井伊家三十五万石，姬路酒井家十五万石，小滨酒井家十万石，佐仓堀田家十一万石，福山阿部家十一万石，冈崎本多家五万石等。领地俸禄在一万石以上者被称为大名，在一万石一下者则被称为旗本、御家人。旗本是可以面见将军的上层武士，御家人则是比旗本略低一等的下级武士。将军亲自统帅这些旗本、御家人，以江户城为据点，拥有直辖领四百二十万石，加上旗本领地共计六百八十万石，大概相当于日本全国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将谱代大名全都加上的话，那么日本国就有一大半是由德川氏一门或者其属臣所领有的了。由此可以了解，这是一种即便是外样大名中有那么两三个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的体制。此外，这其中还包含了战时警备体制。这一体制是德川时代两百多年间一直维持不变的，而这种体制的最终完成就是在三代家光在位的时期。
家光居于这一体制的中心位置，其下设置了老中、若年寄、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等职位，以便执行政务。
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是家光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称其为重大事件，是因为它最终导致了宽永十六年锁国令的颁布，日本与海外的交通由此遭到隔绝。日本之名号被西洋所知晓，大概最早可以追溯至蒙古来袭之初，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追随元朝国王的时候知道了日本，并在其著作中将日本以“ジパング”（Zipang）之名加以介绍，宣称其为金银丰富之岛，由此煽动起了西洋人的探险热潮，由此为起点，最终演变为了哥伦布（Columbus，1506年去世）发现美洲（1492）等结果，可是西洋人出现在日本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最早也只能上溯到天文十二年（1543）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这一事件。从这以后，商人也好，传教士也罢，纷纷前来，一方面传来了火枪，进而促进了战术的革新，另一方面基督教也广泛传播，在日本发展了大量信众。
最初在日本传播基督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神父。他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于天文十八年自鹿儿岛登陆，经过四十余天的学习掌握日语之后，开始进行传教活动。他先是在山口地区布道，之后还前往京都；在旅途中他完全光脚行路，而且肩挑着同行旅人的行李走在马匹的后面，对极其艰难的事情从无厌拒，由此受到他感化的信徒逐渐开始涌现。不过沙勿略本人在两年后离开了日本，并于次年（天文二十一年）在广东附近的岛上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从沙勿略开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日本布道。这些传教士的报告中留下了关于当时日本的世间百态和日本人的性格相当详尽的描述。沙勿略的书信中就写道：“像日本人这样厌恶盗窃行为的人民，世界少见。”综合其他传教士的报告可以看出传教士们认为：日本人尊敬父母，相信不孝父母之人必将遭受神明的惩罚；日本人看重名誉，排斥贪欲，有勇气且忍耐力强，即便遭遇灾害也并不悲伤；面对危险不害怕，喜怒不形于色，以多言为贱而少言寡语。
从沙勿略来到日本的天文十八年起，到天正十五年为止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所谓“南蛮人”（经由南洋来到日本的西洋人）往来频繁，在贸易活动兴旺的同时，基督教也广泛传播，信徒数量大幅上升。特别是在九州，大友以及有马等大名也都狂热地信仰基督教，中部也有包括高山、细川、小西等大名信徒出现。天正十五年的九州征伐之时，觉察到了这一点的秀吉做出了禁止基督教、将传教士驱逐出国的决定，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过。然而秀吉仅仅是禁教，贸易活动依然进行，因此实际上基督教徒依旧在不断增加。家康因为决定实施繁荣贸易的方针，所以最初对于基督教的政策是比较宽大的，但是其间听说了葡萄牙人所怀有的政治野心，出于对其的警戒，在庆长十七年的时候宣布废除在京都的教会，并禁止布道活动。到秀忠的时代，贸易港口被限定在长崎和平户两地，基督教徒受到打压。
宽永十四年（1637）发生的岛原之乱，就是对这一打压行为的反抗。基督教徒以十六岁的少年益田时贞为首领，固守在古旧的废城中进行抵抗，幕府为此任命板仓重昌进行讨伐，并要求九州诸大名予以协作配合。重昌是板仓伊贺守胜重的次男，周防守重宗之弟，其父亲也好，兄长也好，都是担任过京都所司代一职、声誉极高的人物。重昌虽然也算得上是很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了，但由于仅仅是领地一万石的小领主，自身力量相对薄弱，却还要指挥锅岛和细川等这样的实力大名，实际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听闻一揆民变的势力反而愈发强大的消息，幕府在十一月月末又改任老中松平信纲为征讨使。信纲本身虽然也不过是区区三万石的城主，但他深得将军信任，并出任老中这一重要职务，因此诸大名自然能够服从他的命令。听说改由信纲任征讨使的消息之后，重昌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强行发动总攻，结果伤亡惨重，就连重昌本人也不幸战死。三天之后，信纲抵达现场，改战略方针为攻其粮草，挟十二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住，到二月二十八日最终攻陷城池。
岛原之战中，一揆叛乱方面的人们基本都是百姓，固守之城也是紧急加固的破旧古城，在此守卫的人数也不过三万数千人而已。而攻打一揆这一方则是在幕府的命令之下悉数出兵的锅岛、有马、立花、细川、松仓等诸藩大名，其总兵力达十二万余人，耗费五个月的时间进行镇压，最开始的追讨使板仓重昌战死，之后赶来的松平信纲乃是被世人称作“智慧伊豆”之人，但他也不过是攻其兵粮，并未出兵交战。特别是在重昌战死那一天的战斗中，幕府军死伤四千，一揆方则据说只损失了九十人，实在令人无言以对。如果与四十年前在朝鲜与明朝大军作战之时相比较的话，进行作战的居然是同一批日本武士这一点，实在会让人惊叹。
碧蹄馆之战（文禄二年）之时，面对向朝鲜京城逼近的两万明军，自清晨开始由立花宗茂率领区区二千五百名亲兵迎战，奋战至敌军疲困之际，下午则由小早川隆景率一万余大部队最终将敌军击溃。蔚山围城（庆长二年至三年）之时，正在修筑城防工事的浅野幸长被突然赶到的四万明朝大军团团围困，闻听此消息的加藤清正带领区区五十人的部队及二十支火枪赶来救援。此时蔚山的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兵粮极端短缺，甚至都难以期待己方会有援助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总计两千人的守军依然顽强固守，毫不屈服，在加藤援军出人意料地到来之后随即反扑，击退明军。战后仅是清点遗留在城门附近的明军尸体，便有一万三百八十六具之多。泗川之战（庆长三年）中，岛津义弘领导不足五千名士兵遭遇数万明军围困，仍然开城门迎敌突击，取敌军首级三万八千个以上。就是这位岛津义弘，在庆长五年的关原之战中从属于西军，凭借屈指可数的兵力笔直地从东军阵中冲杀而过，获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却能够甩掉追兵、安然返回萨摩。经此一战毛利家的领地被削减了八十三万石之多，岛津家却得以保持自己原本的领地毫无改变。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日本武士。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些武士在四十年后以十二万大军在与三万余人的起义军作战之时，一交战便伤亡惨重，不得已采取攻其粮草的战术，最终靠时间才解决问题呢？三四十年间持续和平，无事太平的状态的确值得高兴，但在这期间武士们的身心都开始衰退了吧。宽永年间就已经是如此状态，经历了元禄时代，经历了文化、文政时代到幕末之时，旗本八万骑事实上也难有什么作为，其景象也就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了。
锁国
岛原之乱很重要的一点影响是幕府为了惩前毖后而愈发强化和巩固了锁国的政策方针。葡萄牙人被从长崎的出岛上驱逐出境，并不再被允许重返日本。只有与基督教毫不相关的中国人，以及反对天主教并且从不涉及除贸易交流之外其他事项的荷兰人方被允许继续像从前一样进行贸易通商，而荷兰人的商馆也被从平户迁到了长崎。在到此为止近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平户一直是与荷兰人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不过在宽永十八年，这一重要性被长崎取代了。
除了荷兰人与中国人之外，其他外国人不被允许来到日本，日本人出行海外也遭到禁止，其结果是日本不仅无法面向海外发展，甚至就连关于世界形势的认知都退入了未知的黑暗之中。骏河人山田长政在元和、宽永时期，曾经在暹罗国（今天的泰国）立下了拯救国王的战功而深受重用；明朝在末年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存亡之际，曾恳切地请求日本施以援助等。幕府在这些与海外相关的事情上全都选择闭眼不看，奉行与我完全无关的政策，仅靠一直仰仗“权现大人”的威光来全力保证国内的长治久安。这一制度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家光时期完成，之后历经第五代将军纲吉治下华丽的元禄时代、第八代将军吉宗治下以经济紧缩政策为主的享保时代等，虽然也多少有些变化，但一直得到持续，直到幕末，历经了十五代将军、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时代结束时才宣告终结。
家光任将军一职共二十九年，于庆安四年（1615）四月亡故，享年四十八岁。
* * *
[1] 即土井利胜，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幕府重臣。————译者注
[2] 江户前期幕府御用画师，狩野派家主。————译者注
[3] 即秋元泰朝，幕臣，谱代大名。————译者注
[4] 即甲良宗广，幕府作事奉行，专司营造的工匠。————译者注
日光东照宫
家康于庆长八年二月被任命为将军，十年四月将将军之位让给了秀忠。秀忠任将军一职十九年，在元和九年七月让位给了家光。家光是秀忠的长子。然而，比起秀忠之子这样的说法，恐怕家康之孙这样的称谓，无论是从家光本人的自我定位来说，还是从世间所接受和理解的印象来说，才更为合适。
首先，家光能成为将军，并非受惠于其父，而是源于其祖父的决断。家光的父亲是秀忠，母亲是秀忠正妻浅井氏，即当年越后北之庄城破之时逃出城外的浅井三姐妹之一，也是淀君的妹妹。家光生于庆长九年（1604），幼名竹千代。竹千代这一名号本是家康的幼名，授意让家光使用这一名号，据说就是家康本人的意思。然而两年之后，自从家光胞弟国松，即之后的忠长诞生之日起，父母二人似乎就开始宠爱弟弟而疏远哥哥家光了。恐怕在父母看来，弟弟更讨人喜欢，更值得期待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难免会让人产生秀忠早晚会把弟弟忠长选为自己的继承人的想法。此时，哥哥竹千代的乳母春日局很担心这种情况，于是奔赴骏府向家康诉说凡此种种。据说家康听闻后立即前往江户，将两个孙儿招来，让竹千代坐在上座，国松坐在下座，以明显上下有别的方式对待两人，由此表明了家光的继承人身份。这是元和元年家光十二岁时的事情，次年家康就去世了。临终之时，家康在留给重臣土井大炊头 [1] 的遗言中仍着重强调了让家光做继承人的事情。出于上述原因，元和九年家光能够顺利继任将军，从恩义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感谢的也的确是家康。不过，家光对家康的感情，与其说是出于心服祖父在治理天下的经纶以及才智方面的雄才大略，并由此生发出的尊敬和思慕，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信仰。这样一来，家光偶尔会在梦中梦见祖父，在梦中听闻祖父的教诲，并将其记录下来，收藏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装护身符的袋子之中。此外，家光还命狩野探幽 [2] 将自己梦中所见祖父的模糊面容描绘出来。这样的梦之画像，至今仍有八幅保存在日光。
家康在骏府逝世，随后入葬久能山，次年二月被授予东照大权现的神号，四月从久能山改葬日光山，开始作为神明享受祭祀。日光的东照宫由此创立，不过其规模并不壮观，装饰也并不华丽。家光虽然在元和九年成为将军，但在此之后的十年里，其父秀忠一直居住在江户城西之丸，作为将军的后见辅佐人，参与各种事务的决策。直到秀忠于宽永九年（1632）正月逝世，家光才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行各种政策，他立即开始了日光东照宫的重建计划。秋元但马守 [3] 为奉行，甲良丰后 [4] 为大工的营造工事自宽永十一年（1634）十一月开始全速推进，至宽永十三年四月全面完工。从江户时代到大正年间为止，这一巨大的建设工程一直都被认为前后耗时约十三年，费用则是通过向天下诸大名征收而来的。然而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实际营造仅仅用时一年半，而且所用资费全部由幕府支出，包括金五十六万八千两，银一百贯，以及大米一千石。能够投入如此大量的金银，迅速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显示出了当时幕府强大的实力，以至于到了后世，人们甚至难以相信。同时，这一工程也表明了家光对于祖父家康的信仰，工程本身蕴含着重要的意义。
这里要提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内容，即幕府的财力问题。家康十分重视财政问题，在武家诸法度之中也加入了一条关于诸国武士应厉行勤俭的命令，对这条命令的注释是“富者愈发得意，贫者耻其不能，俗世之凋敝莫过于此，非严管而不可”。把将军之位让与秀忠之后隐居于骏府的家康，在去世之时积累的财富包括金四百七十箱，银四千九百五十三箱，银币五十五捆，即便粗略估算下来，也有将近二百万两之多。秀忠虽然命令将这些财富分与尾张、纪伊、水户德川御三家，但老臣本多正纯仅分给尾张与纪伊两家各三十万两，水户家十五万两，将其余部分贮藏在久能山中。到元和七年，因为御三家出于各种需要而借出一部分，久能山中还剩余一百万两。从宽永九年到十三年之间，家光则将这些钱全部搬到了江户。而一旦通过上述内容了解了幕府初期的财政状况和金银的丰富程度，根据家康积蓄、秀忠保存、家光活用的三种不同处理办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三个人的不同性格。
家光通过手中大笔财富的支持，异常迅速地完成了日光的重大工程。也许有人会说即便这是因信仰而起的工程，却也因为信仰而消耗了太多的财力了吧。其实并非如此，这一工程使得幕府增添了威严，在让诸大名顺服这一层面上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功效。家康虽然在很早之前就作为杰出的武将而被广泛认可，但他长期处于信长和秀吉的领导之下，因此在其他的大名，诸如前田、毛利、岛津、伊达等家看来，家康虽是同辈者中特别有实力的一位，却也并非高于众人的。对于家康与秀忠两代来说或许是这样，但到家光一代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家光乃是生而为将军者，从未有过作为一介大名与他人比肩同级的经历。这就使得家光拥有了可以对诸大名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的力量。据传，父亲秀忠亡故之时，家光不仅反对将前将军之死的消息暂时密不宣告的提议，还于当夜向全体前来吊丧的大名们做出了如下宣言：
吾之祖父与父亲，皆历经实战而终成统一大业，吾则尚未有此经验，故而若诸位有希冀此事者，如其所愿，归国修兵与吾一战亦无不可。
此时，伊达政宗欠身而出，说道：
若有胆敢忘却德川家恩典之狼子野心之徒，何用将军御驾亲征，政宗一人便要将其荡平。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服。这一故事流传甚广。
每次将军更替之时，都要重新向诸大名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前的两代将军更替之时，都要求诸大名分别提出立誓服从的誓纸和血判，而到家光的时候，则向诸大名传达了以下的指令：
各位侍奉将军三代之久，故自今以后无须复呈誓纸也。
大名的概要
如上所述，到了第三代家光的时代，德川将军的权威作为不可以被撼动的东西而确立、固定下来。这里本想简要描述一下大名的概要，但令人头疼的是，大名方面的变动数不胜数。特别是元和、宽永年间，大名家断绝消失的情况非常之多，不过这里要说一说趋于稳定时的状态。大名分为谱代、亲藩和外样三类。外样大名以前曾是德川氏的同辈，出于时间场合的不同，有时还可能是德川氏的竞争对手，因此幕府不得不对这类大名保持警惕，于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大名都被安置在远离中央的地方。加贺前田家一百零二万石，萨摩岛津家七十七万石，仙台伊达家六十二万石，肥后细川家五十四万石，福冈黑田家五十二万石，安艺浅野家四十二万石，长州毛利家三十六万石，肥前锅岛家三十五万石等，他们都是力量强劲的大名。与他们处于完全相反的立场之上的是亲藩大名，也就是德川氏一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尾张、纪伊、水户三家，他们被称为尾、纪、水御三家。他们都是以家康的儿子为初代家主所创立的。尾张义直领六十一万石，纪州赖宣领五十五万石，水户赖房领三十五万石，三人都被封于战略要地。御三家拥有在将军本家后嗣缺乏的情况下入继将军之位的特权，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除此之外，亲藩大名还包括越前的松平家，不过松平家在忠直作为家主的时候遭受处分，领地遭到很大削减，之后领有三十二万石，以对相邻的前田家保持牵制作用。还有很多从越前家分立出来的分家，比如松江十八万石、川越十七万石、明石十万石等。谱代大名是德川氏原来的部将受封而形成的，幕府信赖这些大名，并以其为主力，将他们广泛地安置在关东、东海、东山、近畿地区，即江户和京都的周边，以及联络二者的道路沿线，滴水不漏的防御体制由此得以确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彦根井伊家三十五万石，姬路酒井家十五万石，小滨酒井家十万石，佐仓堀田家十一万石，福山阿部家十一万石，冈崎本多家五万石等。领地俸禄在一万石以上者被称为大名，在一万石一下者则被称为旗本、御家人。旗本是可以面见将军的上层武士，御家人则是比旗本略低一等的下级武士。将军亲自统帅这些旗本、御家人，以江户城为据点，拥有直辖领四百二十万石，加上旗本领地共计六百八十万石，大概相当于日本全国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将谱代大名全都加上的话，那么日本国就有一大半是由德川氏一门或者其属臣所领有的了。由此可以了解，这是一种即便是外样大名中有那么两三个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的体制。此外，这其中还包含了战时警备体制。这一体制是德川时代两百多年间一直维持不变的，而这种体制的最终完成就是在三代家光在位的时期。
家光居于这一体制的中心位置，其下设置了老中、若年寄、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等职位，以便执行政务。
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是家光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称其为重大事件，是因为它最终导致了宽永十六年锁国令的颁布，日本与海外的交通由此遭到隔绝。日本之名号被西洋所知晓，大概最早可以追溯至蒙古来袭之初，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追随元朝国王的时候知道了日本，并在其著作中将日本以“ジパング”（Zipang）之名加以介绍，宣称其为金银丰富之岛，由此煽动起了西洋人的探险热潮，由此为起点，最终演变为了哥伦布（Columbus，1506年去世）发现美洲（1492）等结果，可是西洋人出现在日本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最早也只能上溯到天文十二年（1543）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这一事件。从这以后，商人也好，传教士也罢，纷纷前来，一方面传来了火枪，进而促进了战术的革新，另一方面基督教也广泛传播，在日本发展了大量信众。
最初在日本传播基督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神父。他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于天文十八年自鹿儿岛登陆，经过四十余天的学习掌握日语之后，开始进行传教活动。他先是在山口地区布道，之后还前往京都；在旅途中他完全光脚行路，而且肩挑着同行旅人的行李走在马匹的后面，对极其艰难的事情从无厌拒，由此受到他感化的信徒逐渐开始涌现。不过沙勿略本人在两年后离开了日本，并于次年（天文二十一年）在广东附近的岛上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从沙勿略开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日本布道。这些传教士的报告中留下了关于当时日本的世间百态和日本人的性格相当详尽的描述。沙勿略的书信中就写道：“像日本人这样厌恶盗窃行为的人民，世界少见。”综合其他传教士的报告可以看出传教士们认为：日本人尊敬父母，相信不孝父母之人必将遭受神明的惩罚；日本人看重名誉，排斥贪欲，有勇气且忍耐力强，即便遭遇灾害也并不悲伤；面对危险不害怕，喜怒不形于色，以多言为贱而少言寡语。
从沙勿略来到日本的天文十八年起，到天正十五年为止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所谓“南蛮人”（经由南洋来到日本的西洋人）往来频繁，在贸易活动兴旺的同时，基督教也广泛传播，信徒数量大幅上升。特别是在九州，大友以及有马等大名也都狂热地信仰基督教，中部也有包括高山、细川、小西等大名信徒出现。天正十五年的九州征伐之时，觉察到了这一点的秀吉做出了禁止基督教、将传教士驱逐出国的决定，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过。然而秀吉仅仅是禁教，贸易活动依然进行，因此实际上基督教徒依旧在不断增加。家康因为决定实施繁荣贸易的方针，所以最初对于基督教的政策是比较宽大的，但是其间听说了葡萄牙人所怀有的政治野心，出于对其的警戒，在庆长十七年的时候宣布废除在京都的教会，并禁止布道活动。到秀忠的时代，贸易港口被限定在长崎和平户两地，基督教徒受到打压。
宽永十四年（1637）发生的岛原之乱，就是对这一打压行为的反抗。基督教徒以十六岁的少年益田时贞为首领，固守在古旧的废城中进行抵抗，幕府为此任命板仓重昌进行讨伐，并要求九州诸大名予以协作配合。重昌是板仓伊贺守胜重的次男，周防守重宗之弟，其父亲也好，兄长也好，都是担任过京都所司代一职、声誉极高的人物。重昌虽然也算得上是很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了，但由于仅仅是领地一万石的小领主，自身力量相对薄弱，却还要指挥锅岛和细川等这样的实力大名，实际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听闻一揆民变的势力反而愈发强大的消息，幕府在十一月月末又改任老中松平信纲为征讨使。信纲本身虽然也不过是区区三万石的城主，但他深得将军信任，并出任老中这一重要职务，因此诸大名自然能够服从他的命令。听说改由信纲任征讨使的消息之后，重昌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强行发动总攻，结果伤亡惨重，就连重昌本人也不幸战死。三天之后，信纲抵达现场，改战略方针为攻其粮草，挟十二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住，到二月二十八日最终攻陷城池。
岛原之战中，一揆叛乱方面的人们基本都是百姓，固守之城也是紧急加固的破旧古城，在此守卫的人数也不过三万数千人而已。而攻打一揆这一方则是在幕府的命令之下悉数出兵的锅岛、有马、立花、细川、松仓等诸藩大名，其总兵力达十二万余人，耗费五个月的时间进行镇压，最开始的追讨使板仓重昌战死，之后赶来的松平信纲乃是被世人称作“智慧伊豆”之人，但他也不过是攻其兵粮，并未出兵交战。特别是在重昌战死那一天的战斗中，幕府军死伤四千，一揆方则据说只损失了九十人，实在令人无言以对。如果与四十年前在朝鲜与明朝大军作战之时相比较的话，进行作战的居然是同一批日本武士这一点，实在会让人惊叹。
碧蹄馆之战（文禄二年）之时，面对向朝鲜京城逼近的两万明军，自清晨开始由立花宗茂率领区区二千五百名亲兵迎战，奋战至敌军疲困之际，下午则由小早川隆景率一万余大部队最终将敌军击溃。蔚山围城（庆长二年至三年）之时，正在修筑城防工事的浅野幸长被突然赶到的四万明朝大军团团围困，闻听此消息的加藤清正带领区区五十人的部队及二十支火枪赶来救援。此时蔚山的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兵粮极端短缺，甚至都难以期待己方会有援助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总计两千人的守军依然顽强固守，毫不屈服，在加藤援军出人意料地到来之后随即反扑，击退明军。战后仅是清点遗留在城门附近的明军尸体，便有一万三百八十六具之多。泗川之战（庆长三年）中，岛津义弘领导不足五千名士兵遭遇数万明军围困，仍然开城门迎敌突击，取敌军首级三万八千个以上。就是这位岛津义弘，在庆长五年的关原之战中从属于西军，凭借屈指可数的兵力笔直地从东军阵中冲杀而过，获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却能够甩掉追兵、安然返回萨摩。经此一战毛利家的领地被削减了八十三万石之多，岛津家却得以保持自己原本的领地毫无改变。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日本武士。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些武士在四十年后以十二万大军在与三万余人的起义军作战之时，一交战便伤亡惨重，不得已采取攻其粮草的战术，最终靠时间才解决问题呢？三四十年间持续和平，无事太平的状态的确值得高兴，但在这期间武士们的身心都开始衰退了吧。宽永年间就已经是如此状态，经历了元禄时代，经历了文化、文政时代到幕末之时，旗本八万骑事实上也难有什么作为，其景象也就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了。
锁国
岛原之乱很重要的一点影响是幕府为了惩前毖后而愈发强化和巩固了锁国的政策方针。葡萄牙人被从长崎的出岛上驱逐出境，并不再被允许重返日本。只有与基督教毫不相关的中国人，以及反对天主教并且从不涉及除贸易交流之外其他事项的荷兰人方被允许继续像从前一样进行贸易通商，而荷兰人的商馆也被从平户迁到了长崎。在到此为止近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平户一直是与荷兰人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不过在宽永十八年，这一重要性被长崎取代了。
除了荷兰人与中国人之外，其他外国人不被允许来到日本，日本人出行海外也遭到禁止，其结果是日本不仅无法面向海外发展，甚至就连关于世界形势的认知都退入了未知的黑暗之中。骏河人山田长政在元和、宽永时期，曾经在暹罗国（今天的泰国）立下了拯救国王的战功而深受重用；明朝在末年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存亡之际，曾恳切地请求日本施以援助等。幕府在这些与海外相关的事情上全都选择闭眼不看，奉行与我完全无关的政策，仅靠一直仰仗“权现大人”的威光来全力保证国内的长治久安。这一制度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家光时期完成，之后历经第五代将军纲吉治下华丽的元禄时代、第八代将军吉宗治下以经济紧缩政策为主的享保时代等，虽然也多少有些变化，但一直得到持续，直到幕末，历经了十五代将军、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时代结束时才宣告终结。
家光任将军一职共二十九年，于庆安四年（1615）四月亡故，享年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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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土井利胜，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幕府重臣。————译者注
[2] 江户前期幕府御用画师，狩野派家主。————译者注
[3] 即秋元泰朝，幕臣，谱代大名。————译者注
[4] 即甲良宗广，幕府作事奉行，专司营造的工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