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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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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伯夫的这些反对意见是否有根据呢？看来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 [68] 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成分呢？为了确定这种成分，首先考查一下这个想法：一个人能够“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进程施加新的、能够大大改变此进程的力量。我们举过几个我们觉得可以清楚说明该想法的例子。现在把这些例子仔细思考一下。
众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糟糕。据昂利·马坦 [69] 说，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后面始终有许许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队的马匹比骑的马多两倍，这样的军队与其说像图伦 [70] 和古斯塔夫·阿道夫 [71] 的军队，不如说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乌合之众。 [72] [73] 阿恒荷尔茨 [74] 在其七年战争史中说道，担任警戒的法军军官常常离开交他们负责的岗位，到附近某个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糟糕的军事状况是由于贵族的衰败(而贵族当时继续把持军中一切高级职位)和迅速走向毁灭的整个“旧制度”普遍解体所造成的。光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经完全足以使七年战争朝不利于法国的方面转化。然而毫无疑问，苏比斯一类将领们的庸碌无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军失利的机会。而既然苏比斯是靠着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维持，那就必须承认，这位虚荣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强一般原因对七年战争时期的局势产生不利于法国的影响的“因素”之一。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强大，不是由于自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于听命于她的意志的国王大权在握。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国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一定会如此的那样呢？不，在这种发展的同一进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现一个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伯夫本来想说，为此只要有一些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对庇护苏比斯的那个女人极端愤慨。她每天都收到许多充满威胁和凌辱的匿名信。这十分强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开始因失眠而痛苦。 [75] 但她仍然继续支持苏比斯。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虽然责备苏比斯有负对他的期望，同时却补充说：“不过您一点不必担心，我会关照您的利益，并且在国王面前竭力替您斡旋的。” [76] 可见，她并没有向舆论让步。究竟为什么没有让步呢？大概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没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让步。而当时的法国社会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法国社会的组织妨碍法国社会这样做，而反过来，这种组织则依赖于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妇的怪癖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种可悲的影响，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对比来说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有弱点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厨师或马夫，那么这个弱点就不会有任何历史意义。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弱点，而在于有弱点的人的社会地位。读者会懂得，这些议论对于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会适用的。只需要在这些议论中把应该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比如把法国换成俄国，把苏比斯换成布图尔林，等等。因此我们就不去重复了。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是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会掌握在一个没有为社会服务的任何能力和兴致的人手中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就是这种组织在每一特定时期决定着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辈所能起的那些作用，从而也决定着他们所能有的那种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最鲜明的一个例证。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偶然性对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敞开了大门。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体状况的必然结果。可是对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来说这种状况是偶然的。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法国后来的命运并不是没有留下影响，它本身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个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完全是由合乎规律的病理过程所引起的。但这些过程的必然性则完全不是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是从这位著名演说家体质的某些个人特点中以及从他感染疾病时所处的那些身体条件中产生的。在对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的关系上，这些特点和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实上米拉波之死影响了后来革命的进程，并且成了制约这一进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于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才逃出极端困难的处境的上述例证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惊讶，布图尔林的任命甚至对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在我们对偶然性一词所确定的意义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对普鲁士的一般发展进程，它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并非没有可能假定，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从绝望的处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图尔林的是苏沃洛夫，那么普鲁士历史的走向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可以称做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 [77] 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诸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欧洲人出现在美洲，对于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人说来是偶然现象，因为他们的出现不是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然而西欧人在中世纪末期为航海的强烈热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的势力轻易地战胜了土人的反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经济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些力量，正如它们的合力一样，都是完全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需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18世纪末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用比较适合法国新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设施来取代过时的政治设施。当时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能够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于满足这种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说，米拉波 [78] 、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使米拉波离开了政治舞台，情况会怎样呢？立宪君主制的政党会更长久地保持很大的势力；它对共和派的抵抗因此会更加强有力。但也不过如此。任何米拉波当时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整个地建立在人民对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为朝廷顽固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愤怒。一旦人民确认米拉波不同情他们的共和渴望，他们就会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时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失去几乎一切影响，而后大概就会沦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庇尔大致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假定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党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说1793年1月 [79] 一块砖头的偶然打击杀死了他，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会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而且，即使这个别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他差得多，事变仍然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同一个方向发展。譬如说吉伦特派大概在这个场合也避免不了失败；不过很可能罗伯斯庇尔的党略微早一点失去权力，这样我们现在就不会说热月反动，而会说花月、牧月或获月反动。 [80] 也许有人会说，罗伯斯庇尔由于自己铁面无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他那个党的垮台。我们这里不去考察这个假设，而是把它当作似乎完全有根据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必需假定罗伯斯庇尔的党的垮台不是发生在热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雾月。简言之，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它终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阶层的人民根本没有做好进行长期统治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跟在罗伯斯庇尔强有力的促进下曾经出现的那个局面“相反的”种种结果。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 [81]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18日 [82] 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实质上大致也会同拿破仑在世时的情况一样。受到热月9日致命打击的共和制度已经奄奄待毙了。督政府 [83] 未能恢复摆脱了诸上层等级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现在最为渴望的秩序。为了恢复秩序，需要一支“宝剑”，像西耶斯 [84] 说过的那样。起初人们以为，起有益的宝剑作用的是儒贝尔 [85] 将军 [86] ，而当他在诺维阵亡以后，人们开始谈到莫罗 [87] ，谈到麦克唐纳 [88] ，谈到贝纳多特 [89] 。 [90] 开始谈论波拿巴已经是后来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贝尔一样阵亡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会想到他，而会把另外一支什么“剑”推上前台。不言而喻，一个被事变推上独裁者职位的人，从自己方面说理应孜孜不倦地为权力而苦心经营，坚决排除和无情镇压阻挡他的去路的一切东西。波拿巴具有钢铁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除他以外当时也还有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的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占据的那个位置大概不会空着。假定另一位将军取得了这个位置以后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假定他没有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样一来，他就会是死在土伊勒里宫，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 [91] 。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对他们说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跟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对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它跟实际的结果区别不大。“宝剑”在恢复了秩序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对“宝剑”的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感到讨厌。像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派运动就会开始，斗争就会逐渐地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而既然“宝剑们”没有肯让步的特点，那么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许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温柔可爱的亲戚的王位。事变过程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 * *
[1] 这一处异文是:“圣伯夫的这些反驳可算是迄今为止所有提出来反对社会历史发展合规律性学说的那些意见中最恰当的。它们是很机智的。应该认识到，该学说的拥护者们更多的是回避了，而不是分析了迄今为止在杂志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常常引用的这些反驳和类似意见。”
[2] 马坦(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3] 图伦(1611——1675)，法国元帅，30年战争时的法国名将。————译者
[4] 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即古斯塔夫二世。————译者
[5] 《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第4版，第15卷，第520——521页。
[6] 把希波战争中无组织的庞大波斯军人拿来同30年战争中法国图伦元帅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的军队对比。
[7] 阿恒荷尔茨，约翰·威廉·封(Archenheltz，Johann Wilhelm von，1741——1812)，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8] 参看《霍谢夫人回忆录》(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巴黎，1824年，第181页。[霍谢夫人为蓬巴杜夫人的侍女。]
[9] 《蓬巴杜侯爵夫人书信集》(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伦敦，1772年，第1卷。
[10]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后面所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讲演录”第8讲脚注中说：“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证明。”————译者
[11] 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代表者。————译者
[12] 1793年1月21日是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日子。
[13] 热月反动，指法国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热月、花月、草月、穑月、雾月，等等，是法国国民公会1793年秋天颁行的共和国月份名称。
[14] 1796年11月15——17日，拿破仑在意大利一个小地方阿尔科勒附近同奥地利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这场战斗使法国军队取得了精神上对敌人的优势。从这时起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812年，这时他把自己的军队埋葬在俄罗斯的积雪中。
[15] 雾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这一天拿破仑实行政变，推翻了热月反动后建立起来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后来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
[16] 督政府是法国在热月9日后建立的政府，从1795年10月存在到1799年11月。
[17] 西耶斯(1748——1836)，一译西哀士。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译者
[18] 儒贝尔(1769——179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在诺维战役中阵亡。————译者
[19] 儒贝尔在诺维阵亡，普列汉诺夫引证的布罗克的书中所说的正是他。
[20] 莫罗(1763——1813)，法国革命战争(1792——1799年)中的主要将领，后为拿破仑政权的坚决反对者。————译者
[21] 麦克唐纳(1765——1840)，法国将军，帝国元帅。————译者
[22] 贝纳多特(Bernadotte,1763——1844)，法国元帅，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813年在反法战争中指挥瑞典军。1818——1844年即位瑞典国王，史称瑞典国王查理十四世·约翰，是瑞典贝纳多特王朝创建者。————译者
[23] 布罗克子爵著《第一帝国时代的法国生活》(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巴黎，1895年，第35——36页。
[24] 土伊勒里宫为巴黎的王宫，位于罗浮宫旁。1564年开始兴建，1871年被焚毁。圣赫勒拿岛是大西洋南部的火山岛，英国殖民地，1815——1821年拿破仑两次流放该岛，并死在那里。
圣伯夫的这些反对意见是否有根据呢？看来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 [68] 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成分呢？为了确定这种成分，首先考查一下这个想法：一个人能够“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进程施加新的、能够大大改变此进程的力量。我们举过几个我们觉得可以清楚说明该想法的例子。现在把这些例子仔细思考一下。
众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糟糕。据昂利·马坦 [69] 说，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后面始终有许许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队的马匹比骑的马多两倍，这样的军队与其说像图伦 [70] 和古斯塔夫·阿道夫 [71] 的军队，不如说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乌合之众。 [72] [73] 阿恒荷尔茨 [74] 在其七年战争史中说道，担任警戒的法军军官常常离开交他们负责的岗位，到附近某个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糟糕的军事状况是由于贵族的衰败(而贵族当时继续把持军中一切高级职位)和迅速走向毁灭的整个“旧制度”普遍解体所造成的。光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经完全足以使七年战争朝不利于法国的方面转化。然而毫无疑问，苏比斯一类将领们的庸碌无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军失利的机会。而既然苏比斯是靠着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维持，那就必须承认，这位虚荣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强一般原因对七年战争时期的局势产生不利于法国的影响的“因素”之一。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强大，不是由于自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于听命于她的意志的国王大权在握。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国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一定会如此的那样呢？不，在这种发展的同一进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现一个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伯夫本来想说，为此只要有一些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对庇护苏比斯的那个女人极端愤慨。她每天都收到许多充满威胁和凌辱的匿名信。这十分强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开始因失眠而痛苦。 [75] 但她仍然继续支持苏比斯。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虽然责备苏比斯有负对他的期望，同时却补充说：“不过您一点不必担心，我会关照您的利益，并且在国王面前竭力替您斡旋的。” [76] 可见，她并没有向舆论让步。究竟为什么没有让步呢？大概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没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让步。而当时的法国社会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法国社会的组织妨碍法国社会这样做，而反过来，这种组织则依赖于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妇的怪癖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种可悲的影响，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对比来说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有弱点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厨师或马夫，那么这个弱点就不会有任何历史意义。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弱点，而在于有弱点的人的社会地位。读者会懂得，这些议论对于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会适用的。只需要在这些议论中把应该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比如把法国换成俄国，把苏比斯换成布图尔林，等等。因此我们就不去重复了。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是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会掌握在一个没有为社会服务的任何能力和兴致的人手中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就是这种组织在每一特定时期决定着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辈所能起的那些作用，从而也决定着他们所能有的那种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最鲜明的一个例证。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偶然性对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敞开了大门。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体状况的必然结果。可是对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来说这种状况是偶然的。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法国后来的命运并不是没有留下影响，它本身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个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完全是由合乎规律的病理过程所引起的。但这些过程的必然性则完全不是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是从这位著名演说家体质的某些个人特点中以及从他感染疾病时所处的那些身体条件中产生的。在对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的关系上，这些特点和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实上米拉波之死影响了后来革命的进程，并且成了制约这一进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于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才逃出极端困难的处境的上述例证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惊讶，布图尔林的任命甚至对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在我们对偶然性一词所确定的意义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对普鲁士的一般发展进程，它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并非没有可能假定，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从绝望的处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图尔林的是苏沃洛夫，那么普鲁士历史的走向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可以称做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 [77] 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诸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欧洲人出现在美洲，对于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人说来是偶然现象，因为他们的出现不是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然而西欧人在中世纪末期为航海的强烈热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的势力轻易地战胜了土人的反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经济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些力量，正如它们的合力一样，都是完全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需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18世纪末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用比较适合法国新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设施来取代过时的政治设施。当时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能够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于满足这种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说，米拉波 [78] 、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使米拉波离开了政治舞台，情况会怎样呢？立宪君主制的政党会更长久地保持很大的势力；它对共和派的抵抗因此会更加强有力。但也不过如此。任何米拉波当时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整个地建立在人民对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为朝廷顽固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愤怒。一旦人民确认米拉波不同情他们的共和渴望，他们就会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时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失去几乎一切影响，而后大概就会沦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庇尔大致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假定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党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说1793年1月 [79] 一块砖头的偶然打击杀死了他，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会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而且，即使这个别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他差得多，事变仍然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同一个方向发展。譬如说吉伦特派大概在这个场合也避免不了失败；不过很可能罗伯斯庇尔的党略微早一点失去权力，这样我们现在就不会说热月反动，而会说花月、牧月或获月反动。 [80] 也许有人会说，罗伯斯庇尔由于自己铁面无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他那个党的垮台。我们这里不去考察这个假设，而是把它当作似乎完全有根据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必需假定罗伯斯庇尔的党的垮台不是发生在热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雾月。简言之，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它终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阶层的人民根本没有做好进行长期统治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跟在罗伯斯庇尔强有力的促进下曾经出现的那个局面“相反的”种种结果。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 [81]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18日 [82] 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实质上大致也会同拿破仑在世时的情况一样。受到热月9日致命打击的共和制度已经奄奄待毙了。督政府 [83] 未能恢复摆脱了诸上层等级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现在最为渴望的秩序。为了恢复秩序，需要一支“宝剑”，像西耶斯 [84] 说过的那样。起初人们以为，起有益的宝剑作用的是儒贝尔 [85] 将军 [86] ，而当他在诺维阵亡以后，人们开始谈到莫罗 [87] ，谈到麦克唐纳 [88] ，谈到贝纳多特 [89] 。 [90] 开始谈论波拿巴已经是后来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贝尔一样阵亡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会想到他，而会把另外一支什么“剑”推上前台。不言而喻，一个被事变推上独裁者职位的人，从自己方面说理应孜孜不倦地为权力而苦心经营，坚决排除和无情镇压阻挡他的去路的一切东西。波拿巴具有钢铁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除他以外当时也还有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的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占据的那个位置大概不会空着。假定另一位将军取得了这个位置以后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假定他没有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样一来，他就会是死在土伊勒里宫，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 [91] 。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对他们说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跟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对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它跟实际的结果区别不大。“宝剑”在恢复了秩序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对“宝剑”的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感到讨厌。像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派运动就会开始，斗争就会逐渐地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而既然“宝剑们”没有肯让步的特点，那么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许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温柔可爱的亲戚的王位。事变过程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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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处异文是:“圣伯夫的这些反驳可算是迄今为止所有提出来反对社会历史发展合规律性学说的那些意见中最恰当的。它们是很机智的。应该认识到，该学说的拥护者们更多的是回避了，而不是分析了迄今为止在杂志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常常引用的这些反驳和类似意见。”
[2] 马坦(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3] 图伦(1611——1675)，法国元帅，30年战争时的法国名将。————译者
[4] 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即古斯塔夫二世。————译者
[5] 《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第4版，第15卷，第520——521页。
[6] 把希波战争中无组织的庞大波斯军人拿来同30年战争中法国图伦元帅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的军队对比。
[7] 阿恒荷尔茨，约翰·威廉·封(Archenheltz，Johann Wilhelm von，1741——1812)，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8] 参看《霍谢夫人回忆录》(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巴黎，1824年，第181页。[霍谢夫人为蓬巴杜夫人的侍女。]
[9] 《蓬巴杜侯爵夫人书信集》(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伦敦，1772年，第1卷。
[10]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后面所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讲演录”第8讲脚注中说：“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证明。”————译者
[11] 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代表者。————译者
[12] 1793年1月21日是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日子。
[13] 热月反动，指法国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热月、花月、草月、穑月、雾月，等等，是法国国民公会1793年秋天颁行的共和国月份名称。
[14] 1796年11月15——17日，拿破仑在意大利一个小地方阿尔科勒附近同奥地利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这场战斗使法国军队取得了精神上对敌人的优势。从这时起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812年，这时他把自己的军队埋葬在俄罗斯的积雪中。
[15] 雾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这一天拿破仑实行政变，推翻了热月反动后建立起来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后来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
[16] 督政府是法国在热月9日后建立的政府，从1795年10月存在到1799年11月。
[17] 西耶斯(1748——1836)，一译西哀士。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译者
[18] 儒贝尔(1769——179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在诺维战役中阵亡。————译者
[19] 儒贝尔在诺维阵亡，普列汉诺夫引证的布罗克的书中所说的正是他。
[20] 莫罗(1763——1813)，法国革命战争(1792——1799年)中的主要将领，后为拿破仑政权的坚决反对者。————译者
[21] 麦克唐纳(1765——1840)，法国将军，帝国元帅。————译者
[22] 贝纳多特(Bernadotte,1763——1844)，法国元帅，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813年在反法战争中指挥瑞典军。1818——1844年即位瑞典国王，史称瑞典国王查理十四世·约翰，是瑞典贝纳多特王朝创建者。————译者
[23] 布罗克子爵著《第一帝国时代的法国生活》(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巴黎，1895年，第35——36页。
[24] 土伊勒里宫为巴黎的王宫，位于罗浮宫旁。1564年开始兴建，1871年被焚毁。圣赫勒拿岛是大西洋南部的火山岛，英国殖民地，1815——1821年拿破仑两次流放该岛，并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