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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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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赞同皮雷纳这些令人惬意的期望。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暧昧的观点，而莫诺的观点，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正是如此。当然，不能不欢迎宣布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那个流派。当这个流派在历史科学中彻底巩固下来时，这门科学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第一，皮雷纳误认为这个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流派就在历史科学中产生了：基佐、米涅、奥古斯丹·梯叶里，还有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都是这一流派光辉的和始终不渝的代表人物。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不过是从陈旧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复印下来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对于自己的时代说来，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史学家们的观点无论多么深刻，其中始终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其中就没有确切地和完整地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然而如果历史科学的代表们决然要避免用片面的观点考察自己的对象，历史科学就确实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提供最好答案的那个学派。
基佐、米涅以及这一流派其他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作为18世纪的种种历史观点的回应出现的，并且构成它们的反题。在18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们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人的自觉活动。诚然，当时也有过超出一般规则的例外：例如维科 [33] 、孟德斯鸠和赫尔德 [34] 的历史哲学的视界就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些例外；18世纪绝大多数思想家正是像我们说过的那样看待历史。就这方面说，现在重读比方马布利 [35] 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弥诺斯 [36] 一手造成的，而莱库古 [37] 对斯巴达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如果斯巴达人“鄙视”物质财富，那么他们这种态度正是应该归因于莱库古，因为他“可以说已经深入自己同胞们的心灵，并且在那里扼杀了爱财心理的萌芽” [38] 。而如果斯巴达人后来离开了英明的莱库古给他们指示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莱山得 [39] 的过错，因为莱山得使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情况要求他们有新规则和新政策”。 [40] 从这种观点的视角写出来的学术著作，与科学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著作是作为宣讲的教义写成的，仅仅为了似乎从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训”。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起来反对这样的观点。经过18世纪末期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经根本不可能认为历史是或多或少杰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开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唯命是从的群众灌输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业。还有，这种历史哲学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平民自尊心。这里表现了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戏剧产生时期即已显露出来的那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跟旧历史观作斗争时也利用了博马舍 [41] 等人提出来反对旧美学的那同样的论据。 [42] 最后，还在不久以前法国所经历的风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远不仅仅是由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决定的；单是这个情况就必定要使人想到，这些事变是在某种潜藏的、像自发的自然力量那样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过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指出过的)那个事实是，把历史看作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最彻底地发挥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的著作就是如此 [44] 。夏多布里昂 [45] 曾称新的历史学派是宿命论派。他在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时说过：“这个体系要求历史学家没有愤慨地叙述最凶残的暴行，没有爱心地谈论最高尚的善举，并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只看到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表现，由于这些规律，一切现象都正是像它们必然本应发生地那样发生。” [46]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根本没有要求历史学家无动于衷。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政治热情在使研究者的头脑更加敏锐的同时，能够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的手段。 [48] 只要稍微读读基佐、梯也尔 [49] 或米涅的历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们都非常热烈地同情资产阶级，无论在这个阶级同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作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它力求镇压新兴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时候。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辩的，这就是：新的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在这个时代，贵族已经被资产阶级打败，不过它还在企图恢复自己某些旧日的特权。对他们的阶级获得胜利的自豪意识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一切议论中都表现出来了。而既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骑士式的敏感，那么在它的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对待战败者的非常残酷的态度就时有所闻了。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小册子中说道：“弱肉强食，理所当然。”(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同样残酷的。这种残酷性有时具有安然无动于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布里昂的误会。此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应当怎样理解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最后，新学派之所以会给人宿命论的印象，正是因为它力求坚定地站在合规律的观点上，而不大关心伟大历史人物。 [50] 这是受过18世纪历史观念熏陶的人难以容忍的。各种反驳从四面八方纷纷落到了新历史学家们的头上，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仍未结束的争论。
1826年1月，圣伯夫 [51] 在《地球》(Le Globe) [52] 杂志上就梯也尔《法国革命史》 [53] 第五、六卷的问世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的进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事变进程变更方向，不过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自己的变化无常而无法测量。”
不要以为圣伯夫曾认定，似乎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是无缘无故的。不，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他只是断言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识、果断或犹豫、勇敢或怯懦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很显著的影响，要知道这些特性并非仅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的：它们始终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称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那种事情的影响下形成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来其实不言自明的思想。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54] 时期，法国军队赢得了几次光辉的胜利，而且法国看来能够从奥地利手上争得今属比利时的相当广阔的领土让步；然而路易十五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用他的话说，他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国王打仗的，结果亚琛和约使法国人一无所获 [55] ；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种性格，或者如果换上另一个国王，那么法国的领土也许会扩大，结果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有一些变化。
法国进行七年战争 [56] 时，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据说这次联盟是在蓬巴杜夫人 [57] 强有力的影响下缔结的，她深感荣幸的是高傲的玛丽亚·特雷西亚 [58] 在写给她的信中曾称呼她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亲爱的女友(bien bonne amie)。因此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样屈从于自己的情妇们的影响，那么蓬巴杜夫人就不会对事变进程有这样的影响，而事变也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其次，七年战争对法国是不利的 [59] ：法国的将军们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总的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抢劫，而苏比斯和布罗伊则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罗伊攻击菲林豪逊近郊的敌人时，苏比斯听到炮声，但没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经约定的那样，以及像他无疑本来应该做的那样，于是布罗伊不得不退却 [60] 。袒护了这个极其无能的苏比斯的正是蓬巴杜夫人。可以再一次说：如果路易十五不那么好色，或者如果他的这位情妇没有干预政事，那么事变的结果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说，当时法国根本就不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国侵犯。如果它没有这样做，那么这里少不了又得归罪于想讨好“自己亲爱的女友”玛丽亚·特雷西亚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里，女人的虚荣心理在我们面前扮演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的角色。
需要别的例证么？再举一个也许最令人惊讶的例子吧。在同一个七年战争时期，在1761年8月，奥军在西里西亚同俄军会合后在施特里高一带围困了腓特烈大帝。他的处境万分危急，然而联军延迟了进攻，而且布图尔林将军 [61] 在敌人面前驻扎了20天之后甚至完全撤出了西里西亚，只在那里留下自己的一小部分力量来增援奥地利的劳东 [62] 将军。劳东夺取了腓特烈军驻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过这次胜利意义不大。然而如果布图尔林的性格更果断一点呢？如果联军攻击了腓特烈，不使他在自己的营垒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联军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从胜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之内差一点就发生了，直到新的偶然事件即伊丽莎白女皇 [63] 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势大大地变得有利于腓特烈。 [64] 试问，如果布图尔林更果断一点，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苏沃洛夫 [65] 那样的人，会是什么结果呢？
圣伯夫在剖析“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意见。他在我们已经引证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证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取决于引起这场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仅取决于这场革命反过来引起来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决于许许多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属于原来所谓的社会现象的枝微末节。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物理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继续为重力所支配；血液没有停止在血管里循环。如果比方说米拉波没有死于热病；如果偶然掉下来的砖头或者脑溢血夺去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命；如果子弹击毙了拿破仑，难道事变的进程不会改变么？难道您敢断言事变的结局是一模一样么？只要有足够数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变的结局就会跟您认为必不可免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权假定这些偶然事件，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还是这些一般原因产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着援引一句名言说，要是克利奥巴特拉 [66] 的鼻子稍微短一点，历史的走向就会完全两样 [67] ，末尾，他在承认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观点辩护以后，再一次指出这位作者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米涅硬把同时由许多其他的、细小的、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现的那些结果仅仅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严谨的头脑似乎不愿承认他在其中看不到秩序和规律性的那种现象的存在。
* * *
[1] 维科(Vico,1668——1744)，也译维柯，意大利社会学家。————译者
[2] 赫尔德(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温和派代表。————译者
[3] 马布利(Mably,1709——1785)，18世纪法国的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4] 弥诺斯(Mionos)，是作为爱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腊北克里特中部古城诺萨斯城邦传奇式的王。根据传说，他制定了克里特岛的第一部法典。————译者
[5] 莱库古(Lykurgos，前9——前8世纪)，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希腊人认为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土地分配制度等)都是他制定的。————译者
[6] 参看《马布里神甫全集》，伦敦，1789年，第4卷，第3、14——22、34、192页。
[7] 莱山得(Lysander,？————前395)，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斯巴达夺得最后胜利的古斯巴达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译者
[8] 参看《马布里神甫全集》，第4卷，第109页。
[9] 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法国剧作家，讽刺作家。————译者
[10] 比较《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的第一封信和Essai sur le genre dramatique srieux[《论严肃戏剧的体裁》](《博马舍全集》 [43] ，第1卷)。
[11] 博马舍曾经起来反对古典悲剧，因为这些悲剧描绘的主人公都是王侯贵族，并且主要是从古代生活袭用剧情。他要求描写寻常的和非虚构的人物的现实主义剧本。梯叶里在《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第一封信中评论那些以《法国历史》命名的著作时写道：“在这些浮华的叙述中，少数特权人物整个占据了全部历史舞台，全体民众都被宫廷服装挡住了，我们既找不到严肃的训诲，又找不到向我们提出的有益的教导，也找不到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的命运通常使我们产生的那种兴趣和同情……”这些言论同博马舍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的。(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88——189页；第5卷，第476——477页)
[12] 19世纪20年代，梯也尔和米涅着手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梯也尔写了多卷本《法国革命史(1788——1799年)》，1823——1827年出版。米涅在1824年发表了两卷本《法国革命史》。这些著作第一次根据资产阶级观点替革命辩护，是第一批贯穿因果性思想的关于革命历史的著作。在本文各版本中都没有梯也尔的名字,但手稿中有。
[13]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14] 《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第7卷，第58页。建议读者再注意下面一页；可以认为它是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的。 [47]
[15] 普列汉诺夫指夏多布里昂下面一段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真理”和“正义”的理论接近的话(翻译后的引文)：“不，如果把道德的正确与人类的活动分开来，我们就不会有判断这些活动的标准；如果把道德的正确从政治的正确切断，后者就会失去自己的基础；那时就不会有任何理由认为自由比奴役好，秩序比无政府状态好。我的利益————您说。可是谁对您说过我的利益在自由和秩序呢？”等等。(《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法文版，第7卷，第59页。)
[16] 参看《论法国历史》，附录于《墨洛温王朝时代史话》(Re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巴黎，1840年，第72页。
[17] 在本书各版本中梯也尔的名字都有拼写错误，此处根据手稿改正。
[18] 圣伯夫在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明这位历史学家对待个人的态度：“面对他本来要描述的广泛而且深刻的民众骚乱，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之士、最圣洁的有德之人在群众起义时却一筹莫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对个人充满了怜悯，对处于孤立情境的个人除了软弱无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认为这种人物能够发生实际的作用，除非同群众结合起来。”
[19] 圣伯夫(Sainte-Beur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译者
[1]
[20] Le Globe是1824年比埃尔·勒鲁在巴黎创办的杂志。1830年以前作为纯粹哲学和文学杂志出版，1831年转归圣西门主义者。1832年停刊。
[21] 除根据手稿部分修订的1941年版本外，此书都误写为米涅的，而不是梯也尔的。
[22]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国和荷兰、后来又得到俄国支持的奥地利为一方跟普鲁士、西班牙、法国以及几个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反对奥地利的各国争夺查理六世死后奥地利的部分领土。战争的结果，奥地利失去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划归普鲁士)，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
[23] 根据1748年缔结的亚琛和约，法国要把自己在尼德兰占领的所有土地割让给敌方。
[24]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指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一方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为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引起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奥地利企图收回西里西亚以及英法争夺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25]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干预国事。————译者
[26] 玛丽亚·特雷西亚(1617——1681)，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皇后。在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确立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译者
[27] 七年战争后法国被英国从加拿大和印度排挤去了。
[28] 不过另一些人说，错不在苏比斯，而在布罗伊。他没有驻扎下来等待自己的同僚，因为他不愿意与同僚分享功名。对我们说来，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一点也改变不了结局。
[29] 布图尔林将军(1694——1767)，俄国陆军统帅，伊丽莎白女王宠臣。七年战争期间于1760——1761年任俄军总司令。————译者
[30] 劳东将军(1717——1790)，奥地利陆军元帅，七年战争期间屡立战功。————译者
[31] 指俄皇彼得大帝之女，1741年登基为俄国女皇。————译者
[32] 作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后即同普鲁士缔结和约，使普鲁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缔结的胡贝土斯堡和约保留西里西亚。
[33]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列维奇(1729/1730——1800)，俄国统帅，大元帅，军事理论家。————译者
[34] 克利奥巴特拉(Cleopatra，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后获得恺撒和安东尼的倾心和支持，并欲借以恢复托勒密王朝昔日的荣耀。————译者
[35] 普列汉诺夫这里看来是指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说过的一句话：“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译者
我们不赞同皮雷纳这些令人惬意的期望。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暧昧的观点，而莫诺的观点，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正是如此。当然，不能不欢迎宣布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那个流派。当这个流派在历史科学中彻底巩固下来时，这门科学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第一，皮雷纳误认为这个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流派就在历史科学中产生了：基佐、米涅、奥古斯丹·梯叶里，还有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都是这一流派光辉的和始终不渝的代表人物。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不过是从陈旧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复印下来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对于自己的时代说来，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史学家们的观点无论多么深刻，其中始终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其中就没有确切地和完整地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然而如果历史科学的代表们决然要避免用片面的观点考察自己的对象，历史科学就确实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提供最好答案的那个学派。
基佐、米涅以及这一流派其他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作为18世纪的种种历史观点的回应出现的，并且构成它们的反题。在18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们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人的自觉活动。诚然，当时也有过超出一般规则的例外：例如维科 [33] 、孟德斯鸠和赫尔德 [34] 的历史哲学的视界就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些例外；18世纪绝大多数思想家正是像我们说过的那样看待历史。就这方面说，现在重读比方马布利 [35] 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弥诺斯 [36] 一手造成的，而莱库古 [37] 对斯巴达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如果斯巴达人“鄙视”物质财富，那么他们这种态度正是应该归因于莱库古，因为他“可以说已经深入自己同胞们的心灵，并且在那里扼杀了爱财心理的萌芽” [38] 。而如果斯巴达人后来离开了英明的莱库古给他们指示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莱山得 [39] 的过错，因为莱山得使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情况要求他们有新规则和新政策”。 [40] 从这种观点的视角写出来的学术著作，与科学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著作是作为宣讲的教义写成的，仅仅为了似乎从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训”。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起来反对这样的观点。经过18世纪末期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经根本不可能认为历史是或多或少杰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开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唯命是从的群众灌输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业。还有，这种历史哲学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平民自尊心。这里表现了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戏剧产生时期即已显露出来的那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跟旧历史观作斗争时也利用了博马舍 [41] 等人提出来反对旧美学的那同样的论据。 [42] 最后，还在不久以前法国所经历的风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远不仅仅是由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决定的；单是这个情况就必定要使人想到，这些事变是在某种潜藏的、像自发的自然力量那样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过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指出过的)那个事实是，把历史看作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最彻底地发挥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的著作就是如此 [44] 。夏多布里昂 [45] 曾称新的历史学派是宿命论派。他在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时说过：“这个体系要求历史学家没有愤慨地叙述最凶残的暴行，没有爱心地谈论最高尚的善举，并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只看到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表现，由于这些规律，一切现象都正是像它们必然本应发生地那样发生。” [46]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根本没有要求历史学家无动于衷。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政治热情在使研究者的头脑更加敏锐的同时，能够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的手段。 [48] 只要稍微读读基佐、梯也尔 [49] 或米涅的历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们都非常热烈地同情资产阶级，无论在这个阶级同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作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它力求镇压新兴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时候。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辩的，这就是：新的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在这个时代，贵族已经被资产阶级打败，不过它还在企图恢复自己某些旧日的特权。对他们的阶级获得胜利的自豪意识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一切议论中都表现出来了。而既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骑士式的敏感，那么在它的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对待战败者的非常残酷的态度就时有所闻了。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小册子中说道：“弱肉强食，理所当然。”(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同样残酷的。这种残酷性有时具有安然无动于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布里昂的误会。此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应当怎样理解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最后，新学派之所以会给人宿命论的印象，正是因为它力求坚定地站在合规律的观点上，而不大关心伟大历史人物。 [50] 这是受过18世纪历史观念熏陶的人难以容忍的。各种反驳从四面八方纷纷落到了新历史学家们的头上，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仍未结束的争论。
1826年1月，圣伯夫 [51] 在《地球》(Le Globe) [52] 杂志上就梯也尔《法国革命史》 [53] 第五、六卷的问世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的进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事变进程变更方向，不过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自己的变化无常而无法测量。”
不要以为圣伯夫曾认定，似乎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是无缘无故的。不，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他只是断言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识、果断或犹豫、勇敢或怯懦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很显著的影响，要知道这些特性并非仅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的：它们始终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称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那种事情的影响下形成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来其实不言自明的思想。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54] 时期，法国军队赢得了几次光辉的胜利，而且法国看来能够从奥地利手上争得今属比利时的相当广阔的领土让步；然而路易十五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用他的话说，他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国王打仗的，结果亚琛和约使法国人一无所获 [55] ；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种性格，或者如果换上另一个国王，那么法国的领土也许会扩大，结果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有一些变化。
法国进行七年战争 [56] 时，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据说这次联盟是在蓬巴杜夫人 [57] 强有力的影响下缔结的，她深感荣幸的是高傲的玛丽亚·特雷西亚 [58] 在写给她的信中曾称呼她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亲爱的女友(bien bonne amie)。因此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样屈从于自己的情妇们的影响，那么蓬巴杜夫人就不会对事变进程有这样的影响，而事变也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其次，七年战争对法国是不利的 [59] ：法国的将军们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总的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抢劫，而苏比斯和布罗伊则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罗伊攻击菲林豪逊近郊的敌人时，苏比斯听到炮声，但没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经约定的那样，以及像他无疑本来应该做的那样，于是布罗伊不得不退却 [60] 。袒护了这个极其无能的苏比斯的正是蓬巴杜夫人。可以再一次说：如果路易十五不那么好色，或者如果他的这位情妇没有干预政事，那么事变的结果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说，当时法国根本就不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国侵犯。如果它没有这样做，那么这里少不了又得归罪于想讨好“自己亲爱的女友”玛丽亚·特雷西亚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里，女人的虚荣心理在我们面前扮演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的角色。
需要别的例证么？再举一个也许最令人惊讶的例子吧。在同一个七年战争时期，在1761年8月，奥军在西里西亚同俄军会合后在施特里高一带围困了腓特烈大帝。他的处境万分危急，然而联军延迟了进攻，而且布图尔林将军 [61] 在敌人面前驻扎了20天之后甚至完全撤出了西里西亚，只在那里留下自己的一小部分力量来增援奥地利的劳东 [62] 将军。劳东夺取了腓特烈军驻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过这次胜利意义不大。然而如果布图尔林的性格更果断一点呢？如果联军攻击了腓特烈，不使他在自己的营垒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联军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从胜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之内差一点就发生了，直到新的偶然事件即伊丽莎白女皇 [63] 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势大大地变得有利于腓特烈。 [64] 试问，如果布图尔林更果断一点，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苏沃洛夫 [65] 那样的人，会是什么结果呢？
圣伯夫在剖析“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意见。他在我们已经引证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证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取决于引起这场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仅取决于这场革命反过来引起来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决于许许多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属于原来所谓的社会现象的枝微末节。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物理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继续为重力所支配；血液没有停止在血管里循环。如果比方说米拉波没有死于热病；如果偶然掉下来的砖头或者脑溢血夺去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命；如果子弹击毙了拿破仑，难道事变的进程不会改变么？难道您敢断言事变的结局是一模一样么？只要有足够数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变的结局就会跟您认为必不可免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权假定这些偶然事件，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还是这些一般原因产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着援引一句名言说，要是克利奥巴特拉 [66] 的鼻子稍微短一点，历史的走向就会完全两样 [67] ，末尾，他在承认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观点辩护以后，再一次指出这位作者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米涅硬把同时由许多其他的、细小的、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现的那些结果仅仅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严谨的头脑似乎不愿承认他在其中看不到秩序和规律性的那种现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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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科(Vico,1668——1744)，也译维柯，意大利社会学家。————译者
[2] 赫尔德(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温和派代表。————译者
[3] 马布利(Mably,1709——1785)，18世纪法国的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4] 弥诺斯(Mionos)，是作为爱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腊北克里特中部古城诺萨斯城邦传奇式的王。根据传说，他制定了克里特岛的第一部法典。————译者
[5] 莱库古(Lykurgos，前9——前8世纪)，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希腊人认为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土地分配制度等)都是他制定的。————译者
[6] 参看《马布里神甫全集》，伦敦，1789年，第4卷，第3、14——22、34、192页。
[7] 莱山得(Lysander,？————前395)，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斯巴达夺得最后胜利的古斯巴达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译者
[8] 参看《马布里神甫全集》，第4卷，第109页。
[9] 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法国剧作家，讽刺作家。————译者
[10] 比较《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的第一封信和Essai sur le genre dramatique srieux[《论严肃戏剧的体裁》](《博马舍全集》 [43] ，第1卷)。
[11] 博马舍曾经起来反对古典悲剧，因为这些悲剧描绘的主人公都是王侯贵族，并且主要是从古代生活袭用剧情。他要求描写寻常的和非虚构的人物的现实主义剧本。梯叶里在《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第一封信中评论那些以《法国历史》命名的著作时写道：“在这些浮华的叙述中，少数特权人物整个占据了全部历史舞台，全体民众都被宫廷服装挡住了，我们既找不到严肃的训诲，又找不到向我们提出的有益的教导，也找不到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的命运通常使我们产生的那种兴趣和同情……”这些言论同博马舍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的。(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88——189页；第5卷，第476——477页)
[12] 19世纪20年代，梯也尔和米涅着手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梯也尔写了多卷本《法国革命史(1788——1799年)》，1823——1827年出版。米涅在1824年发表了两卷本《法国革命史》。这些著作第一次根据资产阶级观点替革命辩护，是第一批贯穿因果性思想的关于革命历史的著作。在本文各版本中都没有梯也尔的名字,但手稿中有。
[13]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14] 《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第7卷，第58页。建议读者再注意下面一页；可以认为它是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的。 [47]
[15] 普列汉诺夫指夏多布里昂下面一段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真理”和“正义”的理论接近的话(翻译后的引文)：“不，如果把道德的正确与人类的活动分开来，我们就不会有判断这些活动的标准；如果把道德的正确从政治的正确切断，后者就会失去自己的基础；那时就不会有任何理由认为自由比奴役好，秩序比无政府状态好。我的利益————您说。可是谁对您说过我的利益在自由和秩序呢？”等等。(《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法文版，第7卷，第59页。)
[16] 参看《论法国历史》，附录于《墨洛温王朝时代史话》(Re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巴黎，1840年，第72页。
[17] 在本书各版本中梯也尔的名字都有拼写错误，此处根据手稿改正。
[18] 圣伯夫在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明这位历史学家对待个人的态度：“面对他本来要描述的广泛而且深刻的民众骚乱，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之士、最圣洁的有德之人在群众起义时却一筹莫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对个人充满了怜悯，对处于孤立情境的个人除了软弱无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认为这种人物能够发生实际的作用，除非同群众结合起来。”
[19] 圣伯夫(Sainte-Beur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译者
[1]
[20] Le Globe是1824年比埃尔·勒鲁在巴黎创办的杂志。1830年以前作为纯粹哲学和文学杂志出版，1831年转归圣西门主义者。1832年停刊。
[21] 除根据手稿部分修订的1941年版本外，此书都误写为米涅的，而不是梯也尔的。
[22]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国和荷兰、后来又得到俄国支持的奥地利为一方跟普鲁士、西班牙、法国以及几个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反对奥地利的各国争夺查理六世死后奥地利的部分领土。战争的结果，奥地利失去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划归普鲁士)，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
[23] 根据1748年缔结的亚琛和约，法国要把自己在尼德兰占领的所有土地割让给敌方。
[24]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指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一方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为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引起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奥地利企图收回西里西亚以及英法争夺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25]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干预国事。————译者
[26] 玛丽亚·特雷西亚(1617——1681)，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皇后。在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确立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译者
[27] 七年战争后法国被英国从加拿大和印度排挤去了。
[28] 不过另一些人说，错不在苏比斯，而在布罗伊。他没有驻扎下来等待自己的同僚，因为他不愿意与同僚分享功名。对我们说来，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一点也改变不了结局。
[29] 布图尔林将军(1694——1767)，俄国陆军统帅，伊丽莎白女王宠臣。七年战争期间于1760——1761年任俄军总司令。————译者
[30] 劳东将军(1717——1790)，奥地利陆军元帅，七年战争期间屡立战功。————译者
[31] 指俄皇彼得大帝之女，1741年登基为俄国女皇。————译者
[32] 作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后即同普鲁士缔结和约，使普鲁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缔结的胡贝土斯堡和约保留西里西亚。
[33]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列维奇(1729/1730——1800)，俄国统帅，大元帅，军事理论家。————译者
[34] 克利奥巴特拉(Cleopatra，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后获得恺撒和安东尼的倾心和支持，并欲借以恢复托勒密王朝昔日的荣耀。————译者
[35] 普列汉诺夫这里看来是指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说过的一句话：“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