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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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哲学追求在其辉煌卓越的进展中若有值得赞颂之处的话，那就必定是它把握、控制现象的非凡的力量了。现象有女子的献身服从强者的天性，因此它素为阴性(foeminini generis)。倘若哲学征服它的欲望无可厚非，我们至少可以合情合理地要求哲学骑士彬彬有礼，情意深挚缱绻。与此不同，我们却不时可以听到鞭鸣马嘶，喝令震耳。观察者应为情人，对一举一动、一时一刻都不可漠不关心； 另一方面他也应保持自己的优势，但需要利用此优势来协助现象达到完美的展现。因此，尽管观察者随身携带概念，现象却不应被折辱，概念必须被看做产生于现象。
因此，在我讲反讽概念的衍化之前，有必要对苏格拉底历史实际的、现象学的生存获得一个真实可靠的看法。他在世期间，或激动振奋、或挟嫌嫉妒的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我的着眼点在于他实际生存与世人对他评估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它之所以至关重要，不可回避，是因为反讽概念与苏格拉底同时诞生。其实，概念和个体一样有其生平历史，同样无力抗拒时间的巨流。但尽管如此，它却总保留着一种对故土的眷念。哲学一方面对概念的后期历史不可漠视，另一方面也不可拒于初期历史本身而停步不前，不管此初期历史如何丰腴宏赡，如何妙趣横生。哲学孜孜不倦地追求增进，追求永恒与真理；与永恒和真理相比，即使是最淳厚的生存，就其本身来说，也只是幸福的一瞬间。总而言之，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就和听取忏悔的神父与忏悔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他应具有灵敏、聪慧的耳朵来倾听忏悔者的隐私；但在听完滔滔不绝的自白之后，他应有能力使此自白在忏悔者眼前以新的面貌而重新呈现。忏悔的个人固然不仅仅能把他的生平事迹像念流水账般一一述说列举，而且也能把它讲得饶有趣味，引人入胜，但是他自己总不能洞察其本质。与此相似，历史虽能激昂慷慨地放声宣告人类纷繁错杂的命运，但却不得不听任长者[1]（哲学）来诠释它。由此它可享受意想不到的欣喜之事：一开始几乎不愿承认由哲学所提供的副本，然而耳濡目染，终于把哲学的观点看做原本真释，而把其他的看做虚表假象。
看来,构成历史与哲学之间根本中介物的这两个环节都应各得其所：一方面现象要被得当处理，[2]哲学不得居高临下，对它进行威慑恫吓；另一方面哲学也不得让自己被个体的魔力所蛊惑，被个体惊世骇俗的怪僻所分神。至于反讽概念也是如此,哲学不得只着眼于它的现象学存在的一个单独侧面，也就是说不得只看表面现象而对其他皆视而不见，它必须在现象之中，并利用现象来窥视此概念之真谛。
每个人都知道，世世代代反讽一词总和苏格拉底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反讽是什么。不仅如此，即使某人对苏格拉底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由此对他的怪僻习以为常，此人对反讽还是没有一个清楚透彻的概念。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煽动对历史性的生存的猜疑，好像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总要比理念的展现丰富得多，它就应该等同于脱离理念。如前已说，我们的意思绝非如此；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不可假设生存的某一个单独环节本身就能和理念绝对相适应。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自然是无力把握概念的，部分是由于每一个单独现象只包含一个环节，部分是因为自然存在的总和总是一个不能提供满足，只能刺激渴望的极为不完美的媒介。与此类比，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历史提出相似的论点：每一单独事实当然不断演化，但却只是一个环节，历史存在的总和也还不是理念的绝对适当的媒介，因为它是理念的时间性和有限（就像自然是理念的空间性一样）。这种时间性和有限渴求从意识所散发出的拒斥力，它们回头看去，面面相对。［1］
鉴于哲学在理解、把握历史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因此所需采用的谨慎措施，这里讲得已经不少了。具体情况往往会呈现出新的棘手的问题，而这正是本论文的处境。苏格拉底所最注重的是他的一生和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对此极为注重，以至常常呆站路边，陷入沉思，缄默无言。他没有著书立说，后世对他评判也就无所凭依；我想象我即使和他生于同世，他也会永远难以捉摸。他属于那种我们不能只看外表的人。外表总是指向一个相异的和相反的东西。有的哲学家谈论自己的观点，而在谈论中理念本身就会明确呈现出来。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说的话总有别的含义。总而言之，他的外在与内在不和谐统一，其实毋宁说他的外在内在总是背道而驰：只有从这个折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他。显而易见，理解苏格拉底迥异于理解大多数别的人。由此人们需要通过组合算计来理解苏格拉底也就势所必然。况且苏格拉底至今历时数千年，倘若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还捉摸不透，那么很清楚我们现在要重构他的生存就会有双重困难，因为我们必须通过新的组合算计来理解本来就很复杂的世人对他的原有理解。如果我们现在断言构成他的生存本质核心的是反讽（这自然是自相矛盾，但事当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反讽是一个消极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地看到对他的形象进行把握是多么的困难，甚至毫无可能，或至少和描摹戴隐身帽的小妖精一样麻烦。［2］
注释
［1］影射《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9——12：“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为和中文圣经一致，我把丹麦文Stykkeviished（片断性）译为“有限”。
［2］戴隐身帽的小妖精无影无踪，不可捉摸，要描摹它当然也就毫无可能。
* * *
[1] 大概有人会怪罪我称哲学为长者；但我以为，永恒是长于尘世的。虽然哲学在许多方面晚于历史，但它阔步奔走，转眼之间就横穿尘世，自视永恒的先驱。并且，通过愈来愈深的反思内省，它在时间中追忆自我，愈来愈远而进入永恒；它忆想自己在永恒中并非昏昏沉沉，而是愈来愈机警清醒；它忆想自己并非属于过去，恰恰相反，它把过去忆想为现在。
[2] 在这一方面，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从基督教对永恒与尘世的观点来看，它合乎真理，而从希腊的，或笼统地说从古典的永恒、尘世观来看，它却违背真理。对于后者来说，永恒的生活起始于饮忘河之水而忘却往昔；对于前者来说，过去所说的每一句有用无用的话都沦肌浃髓，伴随着永恒的生活。(参看《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2，36：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译注)
近来哲学追求在其辉煌卓越的进展中若有值得赞颂之处的话，那就必定是它把握、控制现象的非凡的力量了。现象有女子的献身服从强者的天性，因此它素为阴性(foeminini generis)。倘若哲学征服它的欲望无可厚非，我们至少可以合情合理地要求哲学骑士彬彬有礼，情意深挚缱绻。与此不同，我们却不时可以听到鞭鸣马嘶，喝令震耳。观察者应为情人，对一举一动、一时一刻都不可漠不关心； 另一方面他也应保持自己的优势，但需要利用此优势来协助现象达到完美的展现。因此，尽管观察者随身携带概念，现象却不应被折辱，概念必须被看做产生于现象。
因此，在我讲反讽概念的衍化之前，有必要对苏格拉底历史实际的、现象学的生存获得一个真实可靠的看法。他在世期间，或激动振奋、或挟嫌嫉妒的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我的着眼点在于他实际生存与世人对他评估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它之所以至关重要，不可回避，是因为反讽概念与苏格拉底同时诞生。其实，概念和个体一样有其生平历史，同样无力抗拒时间的巨流。但尽管如此，它却总保留着一种对故土的眷念。哲学一方面对概念的后期历史不可漠视，另一方面也不可拒于初期历史本身而停步不前，不管此初期历史如何丰腴宏赡，如何妙趣横生。哲学孜孜不倦地追求增进，追求永恒与真理；与永恒和真理相比，即使是最淳厚的生存，就其本身来说，也只是幸福的一瞬间。总而言之，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就和听取忏悔的神父与忏悔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他应具有灵敏、聪慧的耳朵来倾听忏悔者的隐私；但在听完滔滔不绝的自白之后，他应有能力使此自白在忏悔者眼前以新的面貌而重新呈现。忏悔的个人固然不仅仅能把他的生平事迹像念流水账般一一述说列举，而且也能把它讲得饶有趣味，引人入胜，但是他自己总不能洞察其本质。与此相似，历史虽能激昂慷慨地放声宣告人类纷繁错杂的命运，但却不得不听任长者[1]（哲学）来诠释它。由此它可享受意想不到的欣喜之事：一开始几乎不愿承认由哲学所提供的副本，然而耳濡目染，终于把哲学的观点看做原本真释，而把其他的看做虚表假象。
看来,构成历史与哲学之间根本中介物的这两个环节都应各得其所：一方面现象要被得当处理，[2]哲学不得居高临下，对它进行威慑恫吓；另一方面哲学也不得让自己被个体的魔力所蛊惑，被个体惊世骇俗的怪僻所分神。至于反讽概念也是如此,哲学不得只着眼于它的现象学存在的一个单独侧面，也就是说不得只看表面现象而对其他皆视而不见，它必须在现象之中，并利用现象来窥视此概念之真谛。
每个人都知道，世世代代反讽一词总和苏格拉底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反讽是什么。不仅如此，即使某人对苏格拉底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由此对他的怪僻习以为常，此人对反讽还是没有一个清楚透彻的概念。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煽动对历史性的生存的猜疑，好像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总要比理念的展现丰富得多，它就应该等同于脱离理念。如前已说，我们的意思绝非如此；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不可假设生存的某一个单独环节本身就能和理念绝对相适应。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自然是无力把握概念的，部分是由于每一个单独现象只包含一个环节，部分是因为自然存在的总和总是一个不能提供满足，只能刺激渴望的极为不完美的媒介。与此类比，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历史提出相似的论点：每一单独事实当然不断演化，但却只是一个环节，历史存在的总和也还不是理念的绝对适当的媒介，因为它是理念的时间性和有限（就像自然是理念的空间性一样）。这种时间性和有限渴求从意识所散发出的拒斥力，它们回头看去，面面相对。［1］
鉴于哲学在理解、把握历史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因此所需采用的谨慎措施，这里讲得已经不少了。具体情况往往会呈现出新的棘手的问题，而这正是本论文的处境。苏格拉底所最注重的是他的一生和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对此极为注重，以至常常呆站路边，陷入沉思，缄默无言。他没有著书立说，后世对他评判也就无所凭依；我想象我即使和他生于同世，他也会永远难以捉摸。他属于那种我们不能只看外表的人。外表总是指向一个相异的和相反的东西。有的哲学家谈论自己的观点，而在谈论中理念本身就会明确呈现出来。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说的话总有别的含义。总而言之，他的外在与内在不和谐统一，其实毋宁说他的外在内在总是背道而驰：只有从这个折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他。显而易见，理解苏格拉底迥异于理解大多数别的人。由此人们需要通过组合算计来理解苏格拉底也就势所必然。况且苏格拉底至今历时数千年，倘若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还捉摸不透，那么很清楚我们现在要重构他的生存就会有双重困难，因为我们必须通过新的组合算计来理解本来就很复杂的世人对他的原有理解。如果我们现在断言构成他的生存本质核心的是反讽（这自然是自相矛盾，但事当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反讽是一个消极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地看到对他的形象进行把握是多么的困难，甚至毫无可能，或至少和描摹戴隐身帽的小妖精一样麻烦。［2］
注释
［1］影射《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9——12：“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为和中文圣经一致，我把丹麦文Stykkeviished（片断性）译为“有限”。
［2］戴隐身帽的小妖精无影无踪，不可捉摸，要描摹它当然也就毫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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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概有人会怪罪我称哲学为长者；但我以为，永恒是长于尘世的。虽然哲学在许多方面晚于历史，但它阔步奔走，转眼之间就横穿尘世，自视永恒的先驱。并且，通过愈来愈深的反思内省，它在时间中追忆自我，愈来愈远而进入永恒；它忆想自己在永恒中并非昏昏沉沉，而是愈来愈机警清醒；它忆想自己并非属于过去，恰恰相反，它把过去忆想为现在。
[2] 在这一方面，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从基督教对永恒与尘世的观点来看，它合乎真理，而从希腊的，或笼统地说从古典的永恒、尘世观来看，它却违背真理。对于后者来说，永恒的生活起始于饮忘河之水而忘却往昔；对于前者来说，过去所说的每一句有用无用的话都沦肌浃髓，伴随着永恒的生活。(参看《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2，36：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