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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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危机，从而烦闷、不安。其间原因固然很多，但客观地仔细推究起来，较根本的可说是由于文化失调。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始终还没有得到好好的调整。中国的文化未曾复兴，对西洋的文化亦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对西洋文化认识不清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亦无法得到正确的了解与评价。西洋文化的传入，少则数十年，多则可推至明末西洋教士利玛窦等之来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对于西洋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没有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即在西洋原甚健康无弊且有价值的事物，一传入中国，就往往变了质，以致流弊丛生。即如恋爱、跳舞，甚至民主自由，都是人所熟知的事实。何以如此？细一探究，实缘我们从开始以来，认识西洋文化的方法就错了。我们认识西洋文化，一向只看其外表，从外去了解，而没有把握住西洋文化的核心。最初只看见了西洋的船坚炮利，所谓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第一步已经错了。其次，戊戌政变以后，慢慢地觉得我们不但没有西洋的坚船利炮，我们的政治法律亦不及人家，于是有大批留学生到欧美与日本，要去学他们的法律、政治等等社会科学。但是，西洋的政制立法，有其深厚的精神和文化的背景，生硬地搬到中国来，不惟行不通，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增长纷乱和危机。于是到了五四运动，更进一步觉得要认识西洋的思想和精神，这比前两个时期诚然是进步多了，但当时所注重的西洋思想，还只是实用主义；虽提倡民主与科学，但却认为不需要较高深较根本的纯正的古典的哲学、艺术，特别是道德和宗教。总之，即自五四运动以来，亦还是只从用方面着手，没有了解西洋文化的体，还是从外去了解，而没有进入西洋文化的堂奥。直到最近十年来，才渐渐的有一种觉悟，觉得西洋文明，不仅是物质文明，而在物质文明的背后，有很深的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不但物质文明不及人家，我们的精神文明亦还是不及人家，须得向人家学习。而在这精神文明里面，尤其是那支配人思想、意志、情感、生活的宗教，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以前曾写过一篇论《西洋文化的体与用》的文章，其中反对从量方面言全盘西化，而竭力主张在质、在体、在内容方面要彻底西化。就是说，要研究介绍西洋文化，必须有体有用的整个研究，整个介绍过来，单重其用而忽略其体，是必无良好效果的。特别在宗教方面，我曾说：“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又曾说，西洋近代文明中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正如中国旧有文化中的一切特点，在儒家中均应有尽有。该文发表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就认为我的认识西洋文化，较一般人深刻，并且还说我的主张亦就是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但我其实并不赞成从量方面去讲全盘西化，而主张各部门从质方面讲应该彻底西化、深刻西化。
其次，闻一多先生，他后来是众所周知为民主奋斗而牺牲的烈士，在五、六年前，在一篇《中西风格比较》文内，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就是根据信仰而奋斗，不认输，甚至不承认死，勇往直前，奋斗到底的精神。他指出基督教徒所崇奉的上帝，是与自己相似，而又远超出自己的人格的神。他认为崇拜这样的一个神，实在有它的优点，远胜过中国人的崇拜祖先，或中国道家崇尚自然的泛神论。因为祖先与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与自己太相像，我们所有的一切缺点，我们祖先也都有，因此其实很难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不如上帝之远超出我们自己，可使我们因高不可企而生崇敬之感。至于道或自然，又与我们太不相像，我们无法以之作为理想的奋斗目标，而基督教的上帝则为一种理想人格，我们可以之为模范而增进奋斗的精神。他又说到，西洋人对于恋爱、求真，以及事业各方面，都是这同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故各有崇高伟大的成就，而中国人则多平庸、重子孙繁衍，又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都正好与宗教精神相违悖。
又雷海宗先生，亦在同样讨论《中西风格比较》一文内，大致谓中国人最缺乏自省工夫，所以在宗教方面，就有祈祷与认罪。西洋人的祈祷，虽说是与神交通，实际只是浓厚深切的反省。而中国人的烧香念佛，只是与鬼神讲生意经，并无自省的成分。他又说，西洋人的生活是神灵与物质，或精神与物质二元的，而中国人的生活则是一元的，就是物质生活。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辅助物质生活的，而西洋人的心灵生活是独立的，以精神生活为主，物质生活为宾，非但基督教为然，其他方面亦是如此。西洋的物质文明，是其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自然表现，并非悬空独立的魔术。精神若指自省工夫与人格警觉言，则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反是毫无精神可言的贫血的文明。中国的精神文明，只可解释为“物质缺乏的文明”云云。
这两位先生最足代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都能明白指出宗教在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我特别介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指出了西洋实在有基础深厚的精神文明，即基督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盖西洋文化的传统，一向有两大来源，一面是希腊的哲学、科学、艺术等；一面就是希伯来的宗教。这两方面实相反相成，缺一不可。我现在就提高关于其宗教方面的几点意见，试加讨论。
有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宗教，而中国人有了儒家思想，亦根本无宗教的需要。现在就试来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宗教？中国人究竟有没有对宗教的需要呢？要讨论这问题，姑且让我们对宗教先下一个定义。我们说，如果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这就是宗教。或者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那么，在这定义之下，中国是否亦有宗教，中国人是否亦有宗教的需要呢？就普通事实来说，无论在乡村，或在城市里，凡是最伟大、庄严、持久的建筑物，多半是庙宇，或其他有宗教性的建筑。即以北平来说，天坛、孔庙、雍和宫之类，都是伟大的建筑，而都是宗教性的。古代的政治方面的建筑，如帝王的宫殿，或古代教育方面的建筑，如许多有名的书院，现在都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可是南北朝时代建的庙宇佛塔，还很多依旧留存到现在。固然新兴的都市如上海，高大巍峨的洋楼多半是银行，大公司或政府机关之类，但那是变态，而南京最伟大的建筑如中山陵，就又带有宗教意味了。曾有一外国教授抵平，亟赏天坛之美，问何不恢复祭天？我答以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已不祭天而代之以谒中山陵了。但仔细想来，中山陵究以政治意味为重，与天坛又自不同。总之，从各地最伟大持久的建筑物均为宗教性的这一事实看来，亦可证明中国一般人对宗教亦极重视。再看社会上的人，凡在政治上军事上要有所作为者，亦大半必信宗教。旧式军阀官僚，常信神道如关圣帝君之类，或信佛教。现在政治上的人物也多有信基督教者。而一些军人，常信算命看相之类，这虽然是不健全的迷信，但亦可看出其内心实有一种宗教要求。因为一般中国人文化水准甚低，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亦甚低。总之，只要稍一细心观察，就可明白中国亦有宗教，中国人亦有宗教的需要，与西洋人没有两样。而只有其宗教是否能适应时代，有高下之分而已。
其次，就让我对以前所说“西洋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一点，试略加申述。
首先，让我们看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得反宗教。可是我们试客观地加以观察分析，基督教对科学毋宁是有保护促进之功。先从历史事实看，中古欧洲因蛮族入侵，古代文化科学均遭破坏，而独赖修道院中的教士保存了希腊哲学科学各部门的典籍，使以后科学的发展，得有所凭借。其次，基督教常利用科学，采取科学上的理论，以为其本身辩护。故教士本身亦常有相当的科学知识。诚然亦有一时期基督教反对科学甚力，在近代科学初兴的时期，并常有压迫并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正因其反科学，科学反更变成神圣。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反观我们中国，则一向认为作那种科学研究的人是玩物丧志，对科学虽不如西洋基督教会的压迫，但却是采不加理会的漠然态度，而由于这种不加理会，科学才真的被忽略而少有成就了。又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或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故基督教实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反科学。
其次，可谈一谈基督教与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中实充满了民主的精神。中古时期，一面是君主专制，一面是教皇干政，政府与教会固然都是反民主的，但自宗教改革、教皇专政推翻以来，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宗教是没有国界的，亦不受旧家庭或家族观念的束缚，而主张一切的人都是兄弟。更打破了贵族的观念，在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何人，都可入教受洗，得上帝的恩惠拯救。这种打破家庭观念、贵族观念的精神，于扫除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亦大有帮助。还有，基督教富于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与平民接触，这可以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基督教对民主政治的实施上，还可有一点帮助，即其爱仇敌的观念，要有这种宽容对方的伟大胸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的风度。故要彻底了解西洋的民主政治，实在亦必须了解基督教的精神。如果只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政治上的权宜策略，是算不得认真彻底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
再次，要谈谈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表面看来，基督教是精神方面的，工业化是物质方面的，基督教重精神而不重物质，故对工业化必有妨碍。但按之实际，亦属不然。姑且先讲点个人的经验。我以前在美国，一次在一小城内登一座小山，发现两个特别触目的东西，一个是工厂的烟囱，一个就是教堂的塔尖，两者都高耸入云，挺立不移。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觉得这两者之间，总必然有一种关系。而一个城市中如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像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事实上，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繁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安慰，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似乎一向反对工业化，反对发财，例如圣经上说有钱的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但十七世纪以来的清教徒，指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有面包；又凡由勤劳得来的钱，是上帝所嘉许的这种看法，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对于工业化，就又有很大的帮助。德哲韦巴曾谓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中的道德观念，实最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如勤劳、忠实、信用等等，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亦可谓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实与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有联系。又如基督教会，往往喜欢办职业学校，这亦可为基督教有助于工业化的事实证明。因此，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较佛教、道教为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
由以上所述，实可看出西洋文化，实有其精神文明的一面，为其物质文明之体。从另一面，亦可以说西洋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断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而且就宗教本身言，我们中国本来亦有宗教，亦需要宗教，这在以上亦已经谈到，可是我们原来的宗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点陷于消极空寂。以后要中国能赶上西洋，亦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亦必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我以前在美国，曾访问过一位教梵文、巴利文的穆尔教授（P.E．More）,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本是对东方思想很有研究的学者，他曾说西洋人“天意”（providence of God）的观念，对东方人可有帮助。基督教可以其宗教思想帮助儒家，儒家亦可以其道德思想帮助基督教。又说基督教原为东方的产物，东方人或可成为比西方人更好的基督徒云云。他的话，我认为颇值得我们深思。
我个人过去在学生时代，因受五四风气的影响，对基督教亦甚反对，并曾见诸行动而有过相当的效果。其后在美国，与若干有道德有宗教思想的人士多多接触，思想才有了改变。不过我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精神确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
（1947年2月刊登于《读书通讯》第126期）
目下，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危机，从而烦闷、不安。其间原因固然很多，但客观地仔细推究起来，较根本的可说是由于文化失调。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始终还没有得到好好的调整。中国的文化未曾复兴，对西洋的文化亦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对西洋文化认识不清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亦无法得到正确的了解与评价。西洋文化的传入，少则数十年，多则可推至明末西洋教士利玛窦等之来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对于西洋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没有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即在西洋原甚健康无弊且有价值的事物，一传入中国，就往往变了质，以致流弊丛生。即如恋爱、跳舞，甚至民主自由，都是人所熟知的事实。何以如此？细一探究，实缘我们从开始以来，认识西洋文化的方法就错了。我们认识西洋文化，一向只看其外表，从外去了解，而没有把握住西洋文化的核心。最初只看见了西洋的船坚炮利，所谓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第一步已经错了。其次，戊戌政变以后，慢慢地觉得我们不但没有西洋的坚船利炮，我们的政治法律亦不及人家，于是有大批留学生到欧美与日本，要去学他们的法律、政治等等社会科学。但是，西洋的政制立法，有其深厚的精神和文化的背景，生硬地搬到中国来，不惟行不通，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增长纷乱和危机。于是到了五四运动，更进一步觉得要认识西洋的思想和精神，这比前两个时期诚然是进步多了，但当时所注重的西洋思想，还只是实用主义；虽提倡民主与科学，但却认为不需要较高深较根本的纯正的古典的哲学、艺术，特别是道德和宗教。总之，即自五四运动以来，亦还是只从用方面着手，没有了解西洋文化的体，还是从外去了解，而没有进入西洋文化的堂奥。直到最近十年来，才渐渐的有一种觉悟，觉得西洋文明，不仅是物质文明，而在物质文明的背后，有很深的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不但物质文明不及人家，我们的精神文明亦还是不及人家，须得向人家学习。而在这精神文明里面，尤其是那支配人思想、意志、情感、生活的宗教，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以前曾写过一篇论《西洋文化的体与用》的文章，其中反对从量方面言全盘西化，而竭力主张在质、在体、在内容方面要彻底西化。就是说，要研究介绍西洋文化，必须有体有用的整个研究，整个介绍过来，单重其用而忽略其体，是必无良好效果的。特别在宗教方面，我曾说：“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又曾说，西洋近代文明中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正如中国旧有文化中的一切特点，在儒家中均应有尽有。该文发表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就认为我的认识西洋文化，较一般人深刻，并且还说我的主张亦就是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但我其实并不赞成从量方面去讲全盘西化，而主张各部门从质方面讲应该彻底西化、深刻西化。
其次，闻一多先生，他后来是众所周知为民主奋斗而牺牲的烈士，在五、六年前，在一篇《中西风格比较》文内，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就是根据信仰而奋斗，不认输，甚至不承认死，勇往直前，奋斗到底的精神。他指出基督教徒所崇奉的上帝，是与自己相似，而又远超出自己的人格的神。他认为崇拜这样的一个神，实在有它的优点，远胜过中国人的崇拜祖先，或中国道家崇尚自然的泛神论。因为祖先与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与自己太相像，我们所有的一切缺点，我们祖先也都有，因此其实很难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不如上帝之远超出我们自己，可使我们因高不可企而生崇敬之感。至于道或自然，又与我们太不相像，我们无法以之作为理想的奋斗目标，而基督教的上帝则为一种理想人格，我们可以之为模范而增进奋斗的精神。他又说到，西洋人对于恋爱、求真，以及事业各方面，都是这同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故各有崇高伟大的成就，而中国人则多平庸、重子孙繁衍，又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都正好与宗教精神相违悖。
又雷海宗先生，亦在同样讨论《中西风格比较》一文内，大致谓中国人最缺乏自省工夫，所以在宗教方面，就有祈祷与认罪。西洋人的祈祷，虽说是与神交通，实际只是浓厚深切的反省。而中国人的烧香念佛，只是与鬼神讲生意经，并无自省的成分。他又说，西洋人的生活是神灵与物质，或精神与物质二元的，而中国人的生活则是一元的，就是物质生活。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辅助物质生活的，而西洋人的心灵生活是独立的，以精神生活为主，物质生活为宾，非但基督教为然，其他方面亦是如此。西洋的物质文明，是其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自然表现，并非悬空独立的魔术。精神若指自省工夫与人格警觉言，则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反是毫无精神可言的贫血的文明。中国的精神文明，只可解释为“物质缺乏的文明”云云。
这两位先生最足代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都能明白指出宗教在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我特别介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指出了西洋实在有基础深厚的精神文明，即基督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盖西洋文化的传统，一向有两大来源，一面是希腊的哲学、科学、艺术等；一面就是希伯来的宗教。这两方面实相反相成，缺一不可。我现在就提高关于其宗教方面的几点意见，试加讨论。
有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宗教，而中国人有了儒家思想，亦根本无宗教的需要。现在就试来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宗教？中国人究竟有没有对宗教的需要呢？要讨论这问题，姑且让我们对宗教先下一个定义。我们说，如果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这就是宗教。或者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那么，在这定义之下，中国是否亦有宗教，中国人是否亦有宗教的需要呢？就普通事实来说，无论在乡村，或在城市里，凡是最伟大、庄严、持久的建筑物，多半是庙宇，或其他有宗教性的建筑。即以北平来说，天坛、孔庙、雍和宫之类，都是伟大的建筑，而都是宗教性的。古代的政治方面的建筑，如帝王的宫殿，或古代教育方面的建筑，如许多有名的书院，现在都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可是南北朝时代建的庙宇佛塔，还很多依旧留存到现在。固然新兴的都市如上海，高大巍峨的洋楼多半是银行，大公司或政府机关之类，但那是变态，而南京最伟大的建筑如中山陵，就又带有宗教意味了。曾有一外国教授抵平，亟赏天坛之美，问何不恢复祭天？我答以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已不祭天而代之以谒中山陵了。但仔细想来，中山陵究以政治意味为重，与天坛又自不同。总之，从各地最伟大持久的建筑物均为宗教性的这一事实看来，亦可证明中国一般人对宗教亦极重视。再看社会上的人，凡在政治上军事上要有所作为者，亦大半必信宗教。旧式军阀官僚，常信神道如关圣帝君之类，或信佛教。现在政治上的人物也多有信基督教者。而一些军人，常信算命看相之类，这虽然是不健全的迷信，但亦可看出其内心实有一种宗教要求。因为一般中国人文化水准甚低，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亦甚低。总之，只要稍一细心观察，就可明白中国亦有宗教，中国人亦有宗教的需要，与西洋人没有两样。而只有其宗教是否能适应时代，有高下之分而已。
其次，就让我对以前所说“西洋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一点，试略加申述。
首先，让我们看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得反宗教。可是我们试客观地加以观察分析，基督教对科学毋宁是有保护促进之功。先从历史事实看，中古欧洲因蛮族入侵，古代文化科学均遭破坏，而独赖修道院中的教士保存了希腊哲学科学各部门的典籍，使以后科学的发展，得有所凭借。其次，基督教常利用科学，采取科学上的理论，以为其本身辩护。故教士本身亦常有相当的科学知识。诚然亦有一时期基督教反对科学甚力，在近代科学初兴的时期，并常有压迫并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正因其反科学，科学反更变成神圣。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反观我们中国，则一向认为作那种科学研究的人是玩物丧志，对科学虽不如西洋基督教会的压迫，但却是采不加理会的漠然态度，而由于这种不加理会，科学才真的被忽略而少有成就了。又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或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故基督教实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反科学。
其次，可谈一谈基督教与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中实充满了民主的精神。中古时期，一面是君主专制，一面是教皇干政，政府与教会固然都是反民主的，但自宗教改革、教皇专政推翻以来，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宗教是没有国界的，亦不受旧家庭或家族观念的束缚，而主张一切的人都是兄弟。更打破了贵族的观念，在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何人，都可入教受洗，得上帝的恩惠拯救。这种打破家庭观念、贵族观念的精神，于扫除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亦大有帮助。还有，基督教富于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与平民接触，这可以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基督教对民主政治的实施上，还可有一点帮助，即其爱仇敌的观念，要有这种宽容对方的伟大胸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的风度。故要彻底了解西洋的民主政治，实在亦必须了解基督教的精神。如果只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政治上的权宜策略，是算不得认真彻底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
再次，要谈谈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表面看来，基督教是精神方面的，工业化是物质方面的，基督教重精神而不重物质，故对工业化必有妨碍。但按之实际，亦属不然。姑且先讲点个人的经验。我以前在美国，一次在一小城内登一座小山，发现两个特别触目的东西，一个是工厂的烟囱，一个就是教堂的塔尖，两者都高耸入云，挺立不移。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觉得这两者之间，总必然有一种关系。而一个城市中如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像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事实上，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繁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安慰，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似乎一向反对工业化，反对发财，例如圣经上说有钱的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但十七世纪以来的清教徒，指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有面包；又凡由勤劳得来的钱，是上帝所嘉许的这种看法，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对于工业化，就又有很大的帮助。德哲韦巴曾谓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中的道德观念，实最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如勤劳、忠实、信用等等，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亦可谓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实与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有联系。又如基督教会，往往喜欢办职业学校，这亦可为基督教有助于工业化的事实证明。因此，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较佛教、道教为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
由以上所述，实可看出西洋文化，实有其精神文明的一面，为其物质文明之体。从另一面，亦可以说西洋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断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而且就宗教本身言，我们中国本来亦有宗教，亦需要宗教，这在以上亦已经谈到，可是我们原来的宗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点陷于消极空寂。以后要中国能赶上西洋，亦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亦必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我以前在美国，曾访问过一位教梵文、巴利文的穆尔教授（P.E．More）,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本是对东方思想很有研究的学者，他曾说西洋人“天意”（providence of God）的观念，对东方人可有帮助。基督教可以其宗教思想帮助儒家，儒家亦可以其道德思想帮助基督教。又说基督教原为东方的产物，东方人或可成为比西方人更好的基督徒云云。他的话，我认为颇值得我们深思。
我个人过去在学生时代，因受五四风气的影响，对基督教亦甚反对，并曾见诸行动而有过相当的效果。其后在美国，与若干有道德有宗教思想的人士多多接触，思想才有了改变。不过我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精神确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
（1947年2月刊登于《读书通讯》第1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