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武化与工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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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说是精神的文明，武化是武力的文明，工商化是物质的文明。
文化是名词，同时也是动词；化字含有改变的意义；文要化，要影响其他的一种东西，要感化或支配别一种东西；譬如教育，譬如诗歌，可以使人向善，可以使人有优美的情操，这就是文化之一。武化就是要以武的事物去感化或支配别的人或物，譬如在我们附近放着许多枪炮，堆着一些沙包，我们的精神就会紧张起来，这也就是武化的一例。文可以化，武可以化，工商业也可以化。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香可以改变环境，可以支配其他的东西，正可解释“化”字的功用。
中国一般人的旧看法，认为文化与武化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文人主张文化，武人主张武化，提倡物质文明的人就反对精神文明。另外有些人就以为精神文明一定是高尚的，其他的文明一定是比较低级。本人以为这是不对的。这是旧的看法，这种看法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
我今天要提出一种新的看法：第一点，我以为文化必不是纯粹文化，而必定以武力和物质为其因素；文化失去这两者就会变成空虚；例如我国，凡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必定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时发达，如春秋战国时代，乃是文化最盛的时代，当时的士除了学习礼乐诗书数以外，还要懂得射御，并且工商业也很发达，太史公作过一篇《货殖列传》，可证明当时商业化是被人注重的。其次，汉朝、唐朝也是如此，元朝初年也是如此，由历史看来，可知三者是同时发展的。在魏晋南北朝与南宋时代离开武化和工商化，而专事清谈与玄学，所以受外族侵略，这乃是不健全的文化。在印度、希腊亦有同样表现，当它们专讲空疏的文化而不努力于实际的武化和工商化的时期，它们是不免受异族侵凌的。所以三者不可分，一个真正文化的总体是包括武力和工商业与技术等等在内的。
第二点，武化或工商化并不低于文化、精神文明。普通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们也可以说：“各界出圣人，”即是军事上有军事上的圣人，工商业上有工商业上的圣人，各界有各界的特点，各种事业有各种事业的伟大之处，不能说某界比某界要卑下。
第三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武力三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充实而互相联系的。譬如一有战争，其胜利得之于文化和工商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就是说，工商业与教育发生密切关系，军事可影响学术，学术又可影响工商，三者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
过去若干年来，一般人都认为文武不相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有高下的分别。那是什么原故呢？那是一般人的错误观念，一般人只知道某种东西的坏处，而不知道其好处，譬如讲到文化，或者讲到书生、学者、文人，一般人就会连想到文弱。儒者素来被人认为懦弱的象征，“儒”字本来就含有“懦”字的意思。又有人认为文人乃是不事生产者，文人乃是虚文而不切实际者。再说武化，一般人听到“武”字就会联想到野蛮、横暴、动武、行凶、兵灾、匪祸、暴君、专制、恶魔、霸王等等。这都是错观念，而非正面意义。这也是很坏的习惯。因为，凡是看见一个名词，都向坏的方面想，即令是极好的一个名词也向坏的方面想，那岂不是一种危险思想么？我再讲下去：又如工商化，所谓工商，本是一种职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但是一说到“工”，一般人就会联想到苦力，奴隶，被剥削者等等。一说到“商”，一般人就会联想到什么“学校商业化”等等名词。如果说到商人，就会联想到投机、市侩、自私、势利等等名词。固然有少数商人是不免有这些坏的行为，但大多数商人决不是如此，一般人却往往把坏的解释作为普遍的现象，这确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习惯，一种坏的思想方式。如果任这种坏的思想方式发展下去，那么就没有人愿意作商人了，也没有人愿意作工人了。而且文人看不起武人，武人也看不起文人；一般人又看不起工商业的人，工商业的人也瞧不起文人和武人，于是文武对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立，如果长此下去，中国不会工业化，也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防军，决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现在从正面意义来解释这三点：
（一）文化：所谓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类精神的活动所影响、所支配、所产生的。又可说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来处理任何事，从理性中产生的，即谓之文化。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文化要以真理来感化、来影响，就名词上的意义来说，文化是真理所产生，所以文化是真理化，但真理是从学术上研究而得的，例如哲学科学等等都是构成文化的因素，也可说是学术化；所谓“美”，就是艺术化，使欣赏的人有美感，受陶冶；所谓“善”，即是道德化。总起来说，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而由于系高尚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理智所产生，可以说即是精神化————精神文明。而文化的特征乃是征服人类的精神，使人精神心悦诚服。
（二）武化：武化即是武力，以武力来影响支配人。武力的最基本要素有三点：第一是强壮的身体；第二是勇气；第三是侠义。要有强壮的身体，才能够有所作为；勇气就是有胆量，有胆量才敢于有所作为；侠义就是正义感，有了正义感才会判别应当做的就做，不应当做的就不做，古人用关公作为义气的代表，因为关公最重义气，富于武德，置生死利害于度外。
（三）工商化：我今天没有讲“农”就把农也包括在工商化里面，工人的意义表示劳动。双手万能，而且有技巧；另外又有勤勉的意义，因为他们是不断地工作下去；并且包含有生产和创造两种意义，就是说生产之外还能创造新的东西，这些可说是工业化的美德。此外工业上有一种“交货”的规章，譬如我们去定货，工厂必定会按照议定的时间交货给我们，而且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条件丝毫不会“偷工减料”的交货给我们。这真是一个最美的道德行为，对于社会有一种良好的影响。因为工业有这些优点，所以征服自然，要靠工业。至于商呢？我们也不能拿坏意来看商人。商人的特点是有利益的观念，并且讲利同时讲用，所谓生财有道，使任何事都可以增长利益；并且还要计算利益，选择有利益的事来干，而舍弃没有利益的事；其次就是通有无，即是各地的货物互相流通，这也靠商业；再次，就是信用公平，这两项美德也是商业上具备的；还有兑现也是商业上的美德，譬如银行发出钞票或支票，必定能够兑现的，这种观念也应用到日常生活和处世接物上面来，譬如我们说话做事都能兑现，那岂不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由这样看来，可以晓得文人、武人、工人、商人各有美德，希望各个加以发挥，构成一个最优良的文化总体。我们要除掉旧的不健康的思想，我们要使文化促进武化，也助工商化，使它们互相帮助，互相救短。譬如军人与文人接触后要合作、要互助。工商业家和文人，或军人与工商业家都要互相帮助，那么学术可助军事的发展，又可助工商业发展；工商业也可助军事建设，军事又可保护文化和工商业的安全。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武化与工商化如何接受文化。
先说工业化。现代工业是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的结晶，那就是说工业非学理化不可，由此可见工业必须有文化的帮助。我们知道工程师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无学问的人是干不成的，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学哲学的，学识非常丰富，后来从事军事工业。工作干得很好。我会他的时候，他自称是一个铁匠。我们可以断定这个铁匠是一个学识丰富的铁匠。又有一个留学的朋友，他是学农的，他也自称农夫，可是，这个农夫是有丰富的学识作基础的。再说工业也是美化。例如，工程师设计建筑一座房子，他必定考虑如何使它富丽堂皇，如果设计一部汽车，他必定考虑如何才能使它美雅玲珑。这都是可以启蒙人的美感的。工业化更有道德的意义，例如交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再说商业，如果离开学术也是站不住脚的。如现在大学里面有商学系，研究会计学、统计学、银行学、贸易学等等高深的学识。而一个求发展的大商人更要具备丰富的国际政治和法律的知识以及地理历史的知识和丰富的常识。而信用、公平和兑现等观念又造成商业道德化。
说到武化，我们都知道，军事学是需要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心理学等等作基础的。而历史上更有不少的军人对于文学和政治都有深刻研究。由此可知军事学非学术化不可；而军人的精神，重勇敢，能牺牲，守纪律，负责任等等观念，更是道德化；打仗的方法对进退、虚实、冒险、两方人数多寡，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去做，而且是随机变化的，所以军事也包含艺术化。
所以军事、商业和工业都必须学术化、艺术化、道德化，并且必须受精神文明的帮助。
武化和工商化接受文化的情形说过了。文人学者们如何接受武化和工商化呢？一个学者要爬山远足去找标本，必须身体好；而冒险作科学上的试验或冒险到危险地方去作科学材料的搜集，这又需要勇气；这就是武化的条件。学者的演讲，写文章就是工作。从事这种工作，也需要勤；也要有“产品”；并且要有创造的精神，才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学校，在某种意义下好像工厂，学生就好像是“产品”；所以学术、教育都含有工的成分，而文化也具有工化。又说学术教育等如何商化，我们说什么事业商化，或什么学术商化，这并不是骂人，而是讲究如何获得效益，如何可以获得最高的效果。从前人总是教人自己吃亏。我们现在改变了，我们不能吃亏，而且还要讲究获得利益，不过我们并不单单顾全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要顾到国家、社会、同事、朋友的利益。我们也要计算利益。我们也要交换学术。信用在学术上也是要保持的。交货也可应用在学术上，例如讲演作论文都是要定期交货的，而战时美国政府限定科学家在某时期内要造出原子弹交货，而美国科学家就依照限期交货。任何学者都要取薪水，但是必须有材料，有贡献，而且是货真价实的交出来，这就是具有商业上的意义。
简而言之，工商人有事业心，文化人也必须具有事业心。过去我国文人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只肯用口讲讲，或者用笔写写，如果要他们亲身去观察，去研究，去搬弄，他们认为是有损身份，所以事业办不好，而受文弱甚至病夫的讥讽，这是要急急改正的。
文化而兼武化和工商化，在西洋已经办到，所以他们的文人都有事业心，而工商业和军事也已学术化、道德化、艺术化，三者互相帮助、互相充实、互相联系。这在西洋是已成事实，我今天不过对于这种事实加以理论的说明罢了。
我们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文化人，然而他能射，能御，并且常佩剑，可见他是兼有武化的精神，他的弟子中有子路，子路非常勇敢而强壮，是典型的军人；有子贡，子贡善于做生意，可说是典型的商人；孔子博学而无所不知，可说是文化的总体象征。我现在说文化、武化、工商化三者要合一，这也可说是孔子精神的新发挥。
中国社会上，一般的家庭或商店，特别是美国唐人街的华侨商店，都供着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和财神三个神像。文昌帝君可代表文化，关圣帝君可代表武化，财神可代表工商化；由这点看来，无形中表现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仰也是合乎这三个原则的。不过希望这三位神不要对立，而要互助，可以说关圣帝君和财神要合作而向文昌帝君致敬，文昌帝君也要对他们两位随时帮助。
最后，我们拿政治来印证一下：要搞政治，必须先有基础；以历史来看，政治的基础最初是武力，后来是财力；原始时代政治都建立在武力上，近代建立在工商业上；武力的政治常产生霸道，工商业的政治常产生资本家。以后必须加上一个“文化”。先要有文化作为政治的基础，即是以学术教育来做武力和工商业的基础。中国儒家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即是这样主张过，于是政治必须以这三者的联系和互助，然后政治基础才可以稳固。
（写于1946年）
文化可说是精神的文明，武化是武力的文明，工商化是物质的文明。
文化是名词，同时也是动词；化字含有改变的意义；文要化，要影响其他的一种东西，要感化或支配别一种东西；譬如教育，譬如诗歌，可以使人向善，可以使人有优美的情操，这就是文化之一。武化就是要以武的事物去感化或支配别的人或物，譬如在我们附近放着许多枪炮，堆着一些沙包，我们的精神就会紧张起来，这也就是武化的一例。文可以化，武可以化，工商业也可以化。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香可以改变环境，可以支配其他的东西，正可解释“化”字的功用。
中国一般人的旧看法，认为文化与武化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文人主张文化，武人主张武化，提倡物质文明的人就反对精神文明。另外有些人就以为精神文明一定是高尚的，其他的文明一定是比较低级。本人以为这是不对的。这是旧的看法，这种看法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
我今天要提出一种新的看法：第一点，我以为文化必不是纯粹文化，而必定以武力和物质为其因素；文化失去这两者就会变成空虚；例如我国，凡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必定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时发达，如春秋战国时代，乃是文化最盛的时代，当时的士除了学习礼乐诗书数以外，还要懂得射御，并且工商业也很发达，太史公作过一篇《货殖列传》，可证明当时商业化是被人注重的。其次，汉朝、唐朝也是如此，元朝初年也是如此，由历史看来，可知三者是同时发展的。在魏晋南北朝与南宋时代离开武化和工商化，而专事清谈与玄学，所以受外族侵略，这乃是不健全的文化。在印度、希腊亦有同样表现，当它们专讲空疏的文化而不努力于实际的武化和工商化的时期，它们是不免受异族侵凌的。所以三者不可分，一个真正文化的总体是包括武力和工商业与技术等等在内的。
第二点，武化或工商化并不低于文化、精神文明。普通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们也可以说：“各界出圣人，”即是军事上有军事上的圣人，工商业上有工商业上的圣人，各界有各界的特点，各种事业有各种事业的伟大之处，不能说某界比某界要卑下。
第三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武力三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充实而互相联系的。譬如一有战争，其胜利得之于文化和工商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就是说，工商业与教育发生密切关系，军事可影响学术，学术又可影响工商，三者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
过去若干年来，一般人都认为文武不相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有高下的分别。那是什么原故呢？那是一般人的错误观念，一般人只知道某种东西的坏处，而不知道其好处，譬如讲到文化，或者讲到书生、学者、文人，一般人就会连想到文弱。儒者素来被人认为懦弱的象征，“儒”字本来就含有“懦”字的意思。又有人认为文人乃是不事生产者，文人乃是虚文而不切实际者。再说武化，一般人听到“武”字就会联想到野蛮、横暴、动武、行凶、兵灾、匪祸、暴君、专制、恶魔、霸王等等。这都是错观念，而非正面意义。这也是很坏的习惯。因为，凡是看见一个名词，都向坏的方面想，即令是极好的一个名词也向坏的方面想，那岂不是一种危险思想么？我再讲下去：又如工商化，所谓工商，本是一种职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但是一说到“工”，一般人就会联想到苦力，奴隶，被剥削者等等。一说到“商”，一般人就会联想到什么“学校商业化”等等名词。如果说到商人，就会联想到投机、市侩、自私、势利等等名词。固然有少数商人是不免有这些坏的行为，但大多数商人决不是如此，一般人却往往把坏的解释作为普遍的现象，这确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习惯，一种坏的思想方式。如果任这种坏的思想方式发展下去，那么就没有人愿意作商人了，也没有人愿意作工人了。而且文人看不起武人，武人也看不起文人；一般人又看不起工商业的人，工商业的人也瞧不起文人和武人，于是文武对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立，如果长此下去，中国不会工业化，也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防军，决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现在从正面意义来解释这三点：
（一）文化：所谓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类精神的活动所影响、所支配、所产生的。又可说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来处理任何事，从理性中产生的，即谓之文化。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文化要以真理来感化、来影响，就名词上的意义来说，文化是真理所产生，所以文化是真理化，但真理是从学术上研究而得的，例如哲学科学等等都是构成文化的因素，也可说是学术化；所谓“美”，就是艺术化，使欣赏的人有美感，受陶冶；所谓“善”，即是道德化。总起来说，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而由于系高尚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理智所产生，可以说即是精神化————精神文明。而文化的特征乃是征服人类的精神，使人精神心悦诚服。
（二）武化：武化即是武力，以武力来影响支配人。武力的最基本要素有三点：第一是强壮的身体；第二是勇气；第三是侠义。要有强壮的身体，才能够有所作为；勇气就是有胆量，有胆量才敢于有所作为；侠义就是正义感，有了正义感才会判别应当做的就做，不应当做的就不做，古人用关公作为义气的代表，因为关公最重义气，富于武德，置生死利害于度外。
（三）工商化：我今天没有讲“农”就把农也包括在工商化里面，工人的意义表示劳动。双手万能，而且有技巧；另外又有勤勉的意义，因为他们是不断地工作下去；并且包含有生产和创造两种意义，就是说生产之外还能创造新的东西，这些可说是工业化的美德。此外工业上有一种“交货”的规章，譬如我们去定货，工厂必定会按照议定的时间交货给我们，而且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条件丝毫不会“偷工减料”的交货给我们。这真是一个最美的道德行为，对于社会有一种良好的影响。因为工业有这些优点，所以征服自然，要靠工业。至于商呢？我们也不能拿坏意来看商人。商人的特点是有利益的观念，并且讲利同时讲用，所谓生财有道，使任何事都可以增长利益；并且还要计算利益，选择有利益的事来干，而舍弃没有利益的事；其次就是通有无，即是各地的货物互相流通，这也靠商业；再次，就是信用公平，这两项美德也是商业上具备的；还有兑现也是商业上的美德，譬如银行发出钞票或支票，必定能够兑现的，这种观念也应用到日常生活和处世接物上面来，譬如我们说话做事都能兑现，那岂不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由这样看来，可以晓得文人、武人、工人、商人各有美德，希望各个加以发挥，构成一个最优良的文化总体。我们要除掉旧的不健康的思想，我们要使文化促进武化，也助工商化，使它们互相帮助，互相救短。譬如军人与文人接触后要合作、要互助。工商业家和文人，或军人与工商业家都要互相帮助，那么学术可助军事的发展，又可助工商业发展；工商业也可助军事建设，军事又可保护文化和工商业的安全。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武化与工商化如何接受文化。
先说工业化。现代工业是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的结晶，那就是说工业非学理化不可，由此可见工业必须有文化的帮助。我们知道工程师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无学问的人是干不成的，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学哲学的，学识非常丰富，后来从事军事工业。工作干得很好。我会他的时候，他自称是一个铁匠。我们可以断定这个铁匠是一个学识丰富的铁匠。又有一个留学的朋友，他是学农的，他也自称农夫，可是，这个农夫是有丰富的学识作基础的。再说工业也是美化。例如，工程师设计建筑一座房子，他必定考虑如何使它富丽堂皇，如果设计一部汽车，他必定考虑如何才能使它美雅玲珑。这都是可以启蒙人的美感的。工业化更有道德的意义，例如交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再说商业，如果离开学术也是站不住脚的。如现在大学里面有商学系，研究会计学、统计学、银行学、贸易学等等高深的学识。而一个求发展的大商人更要具备丰富的国际政治和法律的知识以及地理历史的知识和丰富的常识。而信用、公平和兑现等观念又造成商业道德化。
说到武化，我们都知道，军事学是需要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心理学等等作基础的。而历史上更有不少的军人对于文学和政治都有深刻研究。由此可知军事学非学术化不可；而军人的精神，重勇敢，能牺牲，守纪律，负责任等等观念，更是道德化；打仗的方法对进退、虚实、冒险、两方人数多寡，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去做，而且是随机变化的，所以军事也包含艺术化。
所以军事、商业和工业都必须学术化、艺术化、道德化，并且必须受精神文明的帮助。
武化和工商化接受文化的情形说过了。文人学者们如何接受武化和工商化呢？一个学者要爬山远足去找标本，必须身体好；而冒险作科学上的试验或冒险到危险地方去作科学材料的搜集，这又需要勇气；这就是武化的条件。学者的演讲，写文章就是工作。从事这种工作，也需要勤；也要有“产品”；并且要有创造的精神，才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学校，在某种意义下好像工厂，学生就好像是“产品”；所以学术、教育都含有工的成分，而文化也具有工化。又说学术教育等如何商化，我们说什么事业商化，或什么学术商化，这并不是骂人，而是讲究如何获得效益，如何可以获得最高的效果。从前人总是教人自己吃亏。我们现在改变了，我们不能吃亏，而且还要讲究获得利益，不过我们并不单单顾全自己的利益，我们还要顾到国家、社会、同事、朋友的利益。我们也要计算利益。我们也要交换学术。信用在学术上也是要保持的。交货也可应用在学术上，例如讲演作论文都是要定期交货的，而战时美国政府限定科学家在某时期内要造出原子弹交货，而美国科学家就依照限期交货。任何学者都要取薪水，但是必须有材料，有贡献，而且是货真价实的交出来，这就是具有商业上的意义。
简而言之，工商人有事业心，文化人也必须具有事业心。过去我国文人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只肯用口讲讲，或者用笔写写，如果要他们亲身去观察，去研究，去搬弄，他们认为是有损身份，所以事业办不好，而受文弱甚至病夫的讥讽，这是要急急改正的。
文化而兼武化和工商化，在西洋已经办到，所以他们的文人都有事业心，而工商业和军事也已学术化、道德化、艺术化，三者互相帮助、互相充实、互相联系。这在西洋是已成事实，我今天不过对于这种事实加以理论的说明罢了。
我们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文化人，然而他能射，能御，并且常佩剑，可见他是兼有武化的精神，他的弟子中有子路，子路非常勇敢而强壮，是典型的军人；有子贡，子贡善于做生意，可说是典型的商人；孔子博学而无所不知，可说是文化的总体象征。我现在说文化、武化、工商化三者要合一，这也可说是孔子精神的新发挥。
中国社会上，一般的家庭或商店，特别是美国唐人街的华侨商店，都供着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和财神三个神像。文昌帝君可代表文化，关圣帝君可代表武化，财神可代表工商化；由这点看来，无形中表现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仰也是合乎这三个原则的。不过希望这三位神不要对立，而要互助，可以说关圣帝君和财神要合作而向文昌帝君致敬，文昌帝君也要对他们两位随时帮助。
最后，我们拿政治来印证一下：要搞政治，必须先有基础；以历史来看，政治的基础最初是武力，后来是财力；原始时代政治都建立在武力上，近代建立在工商业上；武力的政治常产生霸道，工商业的政治常产生资本家。以后必须加上一个“文化”。先要有文化作为政治的基础，即是以学术教育来做武力和工商业的基础。中国儒家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即是这样主张过，于是政治必须以这三者的联系和互助，然后政治基础才可以稳固。
（写于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