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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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人处在一个新时代，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他的行为，也可以说一个人现代化的生活与行为，必须与现代化的思想平行发展，假如时代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支配人的行为的观念，仍是原来那一套陈腐的东西，或是处在一新时代，顽固拒绝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都足以障碍时代的进步，增加社会的纷扰，引起个人生活的矛盾与不安。我们对于传统的旧观念，必须取批评修正或重新解释的态度，对于符合新时代的新观念，也要取一种勿囿于成见的虚怀态度，加以明白的承受，合理的解释，如是亦可达到思想与时代的谐和。
有许多西洋很好的名词，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很坏的名词。如像“浪漫”在西洋本来代表无限理想的追求，也就是英国诗人雪莱在《云鸟歌》一诗里所讲的“寻求在实际上没有存在的东西”（Plying for what is not）。杜甫诗的名句“蓬莱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也足代表真正浪漫的情绪。但现在中国一般人，都认为浪漫就是颓废狂放！又如“宗教”在西洋代表文化上很重要的一种价值，主要的意义系指信天，希天，知天，事天等求安身立命之所的精神努力而言。但在中国一提起这一个名词，大家就联想到迷信、怪诞、反科学等坏现象。所谓“桔逾淮而为枳”，许多西洋名词，本来很像是桔，到中国都变为枳了。
“宣传”这一个名词也是一样。在西洋并没有什么坏的意思，在中国却处处受士大夫阶级的鄙视和轻蔑。宣传最初发源于宗教。宗教家因为要传播福音，所以必须要说教宣教，《圣经》中所谓Evangelist就是宣传福音的人。所以说没有一种宗教不注重宣传，也没有一种宣传，最初不多少包含有一些宗教家感化人、救助人的精神。中国人素来就缺乏希伯来宗教的精神，因此一般人也每每不知道宣传的意义与价值。
宣传在西洋近代特别盛行。盛行的原因，除了基于受宗教精神的影响外，主要地或许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报纸、刊物可以大量地发行。最近由于无线电、播音机的进步，宣传的效率更能普遍推广。印刷术的发明使教育易于普及————一般平民都能够读书识字，求知欲也因而提高。有了接受宣传的广大群众，宣传也易于获得很快很大的效果。所以宣传成为任何大众化或社会化的运动所不可少的凭借。近代社会化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扩大宣传的运动。每一种新思想或知识的产生，不仅是少数人的赏玩品或专利品，必须要使之普遍化、社会化，使人人都能共同领受，被其影响。因之宣传事业便有了迫切的需要和盛大的发展。现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则一切新思想新学术最需要普及于群众，一切新事业也需要社会化、大规模化，庶可由共知共信而产生共同的行为。而且今后中国识字的人日渐增多，教育日渐普及，印刷出版事业日渐发达，社会化运动日益兴起，则宣传事业之在中国，将有盛大的推广与发展，乃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亦是无人可以阻抑的潮流。而国内有一些知识分子承袭士大夫阶级的旧习气，加上西洋自由主义的美名，误认宣传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他们想站在教育学术的立场来反对宣传，这不但违反现代的精神与潮流，而且对于教育学术本身发展也有极大的妨碍。所以我们觉得亦有从教育学术的立场，在这里加以客观检讨的必要。
（二）
要明了宣传的性质，先要明了宣传的目的。宣传的目的，在使知识普及于大众，引起大多数人的共同行为。换言之，宣传是在近代国家社会里求知识的普及与行为一致而形成道一同风的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为着要求知识的普及，宣传的材料必须要通俗、简单、直切。为着要引起共同行为，宣传不但要使人“知”，而且要使人由知而达到“行”。所以宣传乃是由少数人的“知识”，过渡到集体的行为的一种媒介，也就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引起社会广大的运动，在多数人的行为上，发生伟大的影响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因为宣传的目的，在于引起行为，所以作宣传工作的人，不但自己要“知”，而且自己先要“行”。行为引起行为，是社会行为的起源，也是宣传最好的方法。宣传的人，自身必定先要有诚意，有真实的信仰，尤其要能够以身作则，他的宣传才能够发生实际行为的效果。
宣传不仅是由知而行，而且也注重由行而行。所以真正的宣传家，决不是开张口头支票，空口说白话的人，必须是一位以身作则的实行家。只知道花言巧语，煽惑群众，徒以口舌取胜的人，应认作是宣传事业里的败类，终会为“事实胜于雄辩”的铁则揭穿其假面具。在某种意义之下，宣传和教育是正相反对的关系。宣传是通俗的、简单的、直切的；教育是高深的、复杂的、系统的。教育的工作，本来就是从通俗到高深，从简单到复杂，从直切到系统。而宣传的工作乃是将高深的通俗化，将复杂的简单化，将系统的直切化。但同时宣传与教育也正是相辅的，宣传是教育的初步工夫，教育是宣传的最高成就。宣传的工作愈宽广、愈普及，教育的工作也愈深刻、愈提高。教育由民间拔识天才到学府去；宣传鼓励在学府里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回到民间去工作与服务。所以提倡宣传即是注重“到民间去”服务的意思，一般旧时士大夫只知由学而仕，由学府进朝廷去做官，脑子里只有在上的皇帝与上司，而忘记了在下的大众。只知到朝廷去做官。而不知到民间去宣传，只知做游说国君与诸侯的策士，而不知做教导民众、感化民众的宣传家。旧式士大夫既没有到民间去的理想与怀抱，当然不会有向民众宣传服务的热忱与伟绩。
在实际生活上，当然有的人只是宣传家而非教育家；有的人只是教育家而非宣传家。但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有同时是伟大的宣传家的。德国费希特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对德国民众作有名的演说，奠定德国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他总算得一位极有功效的宣传家了。同时他的哲学，影响谢林、黑格尔、希莱玛哈，造成德国理想主义光荣的历史。他又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所以，有了宣传，教育家对于政治社会，才有直接的影响。有了教育，学术界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授得人，宣传家固不能废弃教育，教育家更无须鄙视宣传。
（三）
宣传有其正确的假定。一般人的误解宣传，由于假定宣传是要民众作党派争夺政权的牺牲品，宣传者大都在作强人从己、自私自利的勾当，民众完全是被动的，宣传是从外面去支配他们的行为，转变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从内心去启发他们的性灵。根据这一种错误的假定，宣传自然在鄙弃之列。
真正的宣传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定求大众的共同理解、共同行为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也可以说假定智识与信仰，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分有共享的。老子说：“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我之所知，须使他人知之，我之所解，须使他人能之，他人不知不能，于我有损，于国家社会有损，所以我有启导他人的责任。我启导人，帮助人，于我不仅无损，而且反“愈有”“愈多”，总之，宣传是假定人我本属一体，社会是个休戚相关的有机体。即如别人不知道爱国，不知道道德的原理，不但别人受损失，我也要受损失，全体、社会、国家都要连带受损失。所以宣传者实多少具有救人即所以救己的苦心，先知有觉后知，先觉有觉后觉的责任。宣传者的目的应是唤醒大众，引起他人的交感与共鸣。接受他人的宣传，也并不是埋没性灵，纯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任何人对于他人的宣传均有批评的反应和自由去取的权利。实际上，宣传之所以普遍有效引起众人的同情、赞成和共同行为，乃因宣传的内容，正大有理，足以唤醒众人的潜伏意识。捏造事实，歪曲理论，损害大众以图少数人或特殊集团的私利的宣传，诚可以蒙蔽煽惑思想意志薄弱的人于一时，但决不能收永久普遍的效果。因为民意即天意，民视即天视，决不是虚妄的宣传可以强奸或蒙蔽的。
（四）
宣传有各种不同的类别，兹试分别略加检讨：
第一是个人宣传。中国人之反对宣传，老实说大都是反对个人宣传，多半从道德修养立场来说话。《礼记》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宣传似乎就是“往教”，这当然不合中国的礼貌。而且个人宣传，往往是因为好名、自夸自炫，更为虚怀君子所不取。韩愈有一首诗叫做“知名箴”，开首便指出个人宣传之无聊与无须：“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他又说：“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云不欺？”宣传就是“不请而教”的工作，当然容易使人怀疑你的动机。这都是从个人道德修养的立场，去反对个人宣传。其实韩愈本人平日最喜欢自我宣传。坦白直爽，自我表扬，肯定人生，差不多是唐朝士人的风气。韩愈常常抄写他自己的诗文，送给达官贵人阅览，引起不少轻蔑和怨憎的反感，所以特作这一首《知名箴》以自示警惕和悔艾。足见作个人宣传，不但不合礼貌，事实上有时于个人不仅无利，而且会有害。因为宣传愈甚，别人忌刻愈深，有时甚至遭杀身之祸。所以世故很深的人，绝不愿作个人宣传。有处世聪明的人决不肯轻易表现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对自己的长处，故意讳莫如深，像宋朝的隐士林和靖，诗成后，往往自己烧掉稿纸，作的文章故意秘不示人，使人莫测高深，使他的诗文带一种神秘性。这一种行为，始终是一种不可为训的乖僻行为。其实个人的学问、思想、行谊、事业在适当的时候，遇着适当的人，作一种适当的宣传，一方面可使之成为社会的公产，一方面也可以得着有价值的同情和援助。这正是中国古代诗人所谓“求其友声”，实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行为。不然就会独学无友，无有知音，为人误会，不能够得人的同情和帮助。所以正当的个人宣传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是有益的，不仅不可少，而且也不应当无故反对。
第二是学术宣传。学术宣传这一个名词，似乎有点矛盾。通常大家只听说“学术研究”，很少听说“学术宣传”。然而学术研究可以使学术提高，学术宣传可以使学术普及。研究和宣传是教育活动的两方面。学术研究是主，学术宣传是辅，学术研究是本，学术宣传是末。最好意义的学术宣传，就是孔子诲人不倦，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上盘问青年遭杀身之祸而不悔。假如单有学术研究而没有学术宣传，那么学术的力量，就不能够影响及于大众，就不能在实际行为上发生广大的效果。大体上讲来，学术研究者与学术宣传者须分工合作。学术研究者专心于深邃专门的研究，无暇作宣传工作，每由其学生朋友代作宣传扬播的工作。所以学术研究每为少数先知先觉之事，而学术宣传则为后知后觉之事（学术宣传家，每每都是自动的义务宣传者）。惟有时先知先觉之士，精神洋溢，浩气内充，每每愿意自己亲身说法，自己宣传自己的“道”或“主义”，虽受群众的反对逼害而不顾。
第三是商业宣传。近代的商业，非常注重宣传，特别在美国，商业宣传的费用达到骇人听闻的数目。商人宣传的目的，是在牟利，所以一提到商业宣传，都会发生鄙视之心。但是平心而论，假如商人不登广告，不事宣传，那么顾客一定会感觉很不方便。而且没有大规模的宣传，顾客必定稀少，资物不能畅销，就不易有大规模的商业。所以风行全国、普及全社会的商品的推销，也是近代的工商业化的社会成立所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商业宣传，也不是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企图。商业繁荣，货物流通，对于社会操其他业务的人，亦有好处。商人亦有服务社会国家尽其公民天职的地方。一味肯定商业宣传为自利，根本抹煞商人人格的偏见，于近代化的社会之建立，是大有妨碍的。在非工业化的社会里，一种货品的销行，只能借“有口皆碑”、“口碑载道”式的宣传，因为没有印刷，没有报章，没有广播电台，只能够用人用口作宣传的工具。近代的商业宣传，固然也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是却并不能说是完全虚伪。照例顾客们对于商业广告上所说的总要打些折扣，假如打了折扣，还不真实，那么顾客也不会永远受骗，虚伪为人揭穿，商业信用一失，以后就不能发达了。
第四是宗教宣传。宗教的目的，本来在济世救人。假如一位宗教家不能够苦口婆心，宣传教义，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达到“信道笃而自知明”的境界，便失其所以为宗教家了。西洋的传教士，往往抛弃家庭，离别故乡，到风俗不同、语言不通的异域，过极困苦的生活，冒生命的危险，虽然有其一定的政治侵略的炮舰作前锋，为爱国主义运动所攻击，但也不能不承认他有传播文化，宣传福音的神圣使命。他们的宗教，我们尽可以不一定赞成，但是对于他们宣传的精神，我们却不能不肃然起敬。中国人最缺乏宣传的精神。宗教的宣传，是宗教决不可少的条件，宗教宣传的精神，尤其是志士仁人所不可少的精神。宗教宣传的精神，简言之，就是“到民间去”的精神，就是到民间去博施济众的服务精神。
第五是政治宣传。政治宣传最为人所诟病。因为一般人都以为政治宣传，每每捏造事实，歪曲理论，以作争取政权的手段。但须知这样的宣传并不是正规的政治宣传，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常遇着坏的宣传便根本反对宣传。况且空口反对宣传，也并不能阻塞恶劣宣传的流行。只有正确的事实，才能够纠正捏造的事实。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够推翻歪曲的理论。所以补救的方法，不是根本反对政治宣传，而是提倡正规的政治宣传。我们常常听见有以“自由主义”相号召的人，出来反对政治宣传，其实据我看来，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似只能够提倡正当的宣传，而不应当根本反对政治宣传，甚至于反对任何宣传。他似乎只能够强调接受政治宣传的态度宜加审慎，他也甚或可以提倡对各党各派的政治宣传取放任容忍的态度。根本反对政治宣传，认之为与教育水火不相容，似乎不仅有失民主政治的精神，而且亦不合西洋近代自由主义的原则了。
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宣传不仅不妨害民主政治，而且是发达民主决不可少的要素。假如一个政府，不把它的主义、政策、政纲宣传普及，使民众彻底了解，反而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态度，独断独行，这岂不是独裁政治吗？宣传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知之，求人民的赞成拥护，而产生举国一致的共同行为，这也就是民主主义的特色。政府因为尊重人民，所以特别向他们宣传政府的主义、政策、政纲，希望由共同一致的政治见解和信仰，而产生共同一致的团结行为。这正表示政府有意向民主的前途迈进，使政府建筑在大多数人民的共同信念和团结行为上面。有些染了传统士大夫习气的人，对于政府这一番善意，每加误解，蔑视政府，难道他们甘心愿意接受独裁政治，不愿接受民主主义吗？或甘心让国家因政治信念的纷歧而陷于四分五裂吗？还有一些士大夫阶级中人，或假借学者清高的美名，或借口专家不问政治的信条，对于政府的主义、政策、政纲毫不理会，毫不了解，对于政府一切设施活动，冷嘲热讽，袖手旁观，这一种人，简直是普及公民教育和推行民主政治的障碍。难道这一种人之反对政治宣传，尚有丝毫意义和价值的吗？
中国政治的缺点，似乎不在政治宣传的过多，而在政治宣传的过少，以及一般人士对于政治宣传之漠不关心与漫不理会。在国外，中国的政治宣传不及西洋近代任何文明先进国，早为识者所忧虑。在国内，政府的政治宣传是否能深入民间？主义是否得有充分发挥？政策政纲是否能够昭示大众？宣传工作是否有远大的方针和一贯的政策？宣传的方法是否良好？宣传的组织是否健全？这些似乎才是深识远见的爱国之士所应严肃考虑的问题。不此之图而徒事空洞地反对宣传，甚或反对一切类别的宣传，只是表现其未能把握着时代，对于政治问题作隔靴搔痒的议论罢了。
中国一般人民，缺乏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乃是显著的事实。如果完全要靠正规的学校的教育来补救，恐怕时间不够，力量太小，产生的行动也会缓不济急。所以除开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必须有良好的有力的政治宣传来弥补这一个缺陷。如是我们才可以加速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实现民主主义的理想。
（五）
我们并不否认宣传有其不可免的流弊，亦不否认我们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常为恶劣的宣传所充斥。但我们不能向时代开倒车，主张根本摒绝一切宣传，只能向前努力去提高宣传的素质。所以我们主张不可离开教育而从事宣传，也不可仅仅热心教育而忽略宣传。宣传家应当以宣传为主，教育为辅，教育家应当以教育为主，宣传为辅，离开教育而言宣传，宣传就没有内容，离开宣传而言教育，教育就没有广大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不可离开行动而言宣传。宣传和行动不可分离。一位宣传家，如果自己没有实行的能力与勇气，也就没有资格作宣传。不到民间去服务，宣传也是空话。所以最好的宣传方法就是宣传的人以身作则，让自己的行动引起别人的行动。如像明末耶稣教士利玛窦之到中国来作宗教宣传，他自己先学养成良好的教育技术，天文、医学无所不通。他又能够真正为中国人服务，开医院，救灾难，而且在服务之余，生活同中国人完全一样，穿中国的衣服，说中国的语言。他诚恳的态度，坚定的信仰，服务的精神，专精的学术，使当时好些朝野的人士都尊敬他，佩服他，受他的感动。在当时风气那样闭塞的困难情形之下，他的宣传，居然产生了伟大的效果。
宣传的方法，需要艺术化。诗歌、戏剧、图画种种的表演，都是宣传决不可少的条件。宣传的方法是拿真挚的热情来感动人或感化人。枯燥乏味的宣传，纯粹注入式的宣传，宣传者本身就感觉勉强，听众自然更感觉无味。不过我们说宣传要艺术化，并不是说艺术应该宣传化，或说拿艺术来作宣传的工具。我们只是说宣传应当受艺术的陶冶以感人于无形。这样的宣传，才能给人以具体美化的印象，而不只是呐喊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以致引起旁人的反感。
凡是缺欠诚意，毫无正大光明的方针政策，只知道开些空头支票，欺骗人民，搞阴谋诡计，封锁消息，当然不会把宣传行动化到民间服务。他们不仅不能够发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反而会使宣传为世所诟病。这种人当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宣传家。中国近代政治上第一个先知先觉同时也是第一个典型的宣传家应推崇为孙中山先生。他是第一个认识宣传的重要意义，打破传统轻视宣传观念的人。他宣传的精神，感人的态度，坚卓伟大的人格，终身从事革命的伟绩，和他的好学不倦、手不释卷的学养，使他的政治主义的宣传，在中国政治运动史上开一新纪元。
中国今后政治宣传，应当以孙中山先生为典型，宗教宣传应当以利玛窦为模范，学术宣传应当以苏格拉底、费希特为代表。如是庶几学者、教育家、先知先觉，可以离开学府或象牙之塔而到民间去。而一般民众亦可以受先知先觉者、教育学家的感化与启迪。如是庶宣传与教育，可以收分工合作，同时发达，携手并进的效验。
（1944年写于昆明）
（一）
一个人处在一个新时代，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他的行为，也可以说一个人现代化的生活与行为，必须与现代化的思想平行发展，假如时代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支配人的行为的观念，仍是原来那一套陈腐的东西，或是处在一新时代，顽固拒绝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都足以障碍时代的进步，增加社会的纷扰，引起个人生活的矛盾与不安。我们对于传统的旧观念，必须取批评修正或重新解释的态度，对于符合新时代的新观念，也要取一种勿囿于成见的虚怀态度，加以明白的承受，合理的解释，如是亦可达到思想与时代的谐和。
有许多西洋很好的名词，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很坏的名词。如像“浪漫”在西洋本来代表无限理想的追求，也就是英国诗人雪莱在《云鸟歌》一诗里所讲的“寻求在实际上没有存在的东西”（Plying for what is not）。杜甫诗的名句“蓬莱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也足代表真正浪漫的情绪。但现在中国一般人，都认为浪漫就是颓废狂放！又如“宗教”在西洋代表文化上很重要的一种价值，主要的意义系指信天，希天，知天，事天等求安身立命之所的精神努力而言。但在中国一提起这一个名词，大家就联想到迷信、怪诞、反科学等坏现象。所谓“桔逾淮而为枳”，许多西洋名词，本来很像是桔，到中国都变为枳了。
“宣传”这一个名词也是一样。在西洋并没有什么坏的意思，在中国却处处受士大夫阶级的鄙视和轻蔑。宣传最初发源于宗教。宗教家因为要传播福音，所以必须要说教宣教，《圣经》中所谓Evangelist就是宣传福音的人。所以说没有一种宗教不注重宣传，也没有一种宣传，最初不多少包含有一些宗教家感化人、救助人的精神。中国人素来就缺乏希伯来宗教的精神，因此一般人也每每不知道宣传的意义与价值。
宣传在西洋近代特别盛行。盛行的原因，除了基于受宗教精神的影响外，主要地或许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报纸、刊物可以大量地发行。最近由于无线电、播音机的进步，宣传的效率更能普遍推广。印刷术的发明使教育易于普及————一般平民都能够读书识字，求知欲也因而提高。有了接受宣传的广大群众，宣传也易于获得很快很大的效果。所以宣传成为任何大众化或社会化的运动所不可少的凭借。近代社会化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扩大宣传的运动。每一种新思想或知识的产生，不仅是少数人的赏玩品或专利品，必须要使之普遍化、社会化，使人人都能共同领受，被其影响。因之宣传事业便有了迫切的需要和盛大的发展。现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则一切新思想新学术最需要普及于群众，一切新事业也需要社会化、大规模化，庶可由共知共信而产生共同的行为。而且今后中国识字的人日渐增多，教育日渐普及，印刷出版事业日渐发达，社会化运动日益兴起，则宣传事业之在中国，将有盛大的推广与发展，乃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亦是无人可以阻抑的潮流。而国内有一些知识分子承袭士大夫阶级的旧习气，加上西洋自由主义的美名，误认宣传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他们想站在教育学术的立场来反对宣传，这不但违反现代的精神与潮流，而且对于教育学术本身发展也有极大的妨碍。所以我们觉得亦有从教育学术的立场，在这里加以客观检讨的必要。
（二）
要明了宣传的性质，先要明了宣传的目的。宣传的目的，在使知识普及于大众，引起大多数人的共同行为。换言之，宣传是在近代国家社会里求知识的普及与行为一致而形成道一同风的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为着要求知识的普及，宣传的材料必须要通俗、简单、直切。为着要引起共同行为，宣传不但要使人“知”，而且要使人由知而达到“行”。所以宣传乃是由少数人的“知识”，过渡到集体的行为的一种媒介，也就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引起社会广大的运动，在多数人的行为上，发生伟大的影响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因为宣传的目的，在于引起行为，所以作宣传工作的人，不但自己要“知”，而且自己先要“行”。行为引起行为，是社会行为的起源，也是宣传最好的方法。宣传的人，自身必定先要有诚意，有真实的信仰，尤其要能够以身作则，他的宣传才能够发生实际行为的效果。
宣传不仅是由知而行，而且也注重由行而行。所以真正的宣传家，决不是开张口头支票，空口说白话的人，必须是一位以身作则的实行家。只知道花言巧语，煽惑群众，徒以口舌取胜的人，应认作是宣传事业里的败类，终会为“事实胜于雄辩”的铁则揭穿其假面具。在某种意义之下，宣传和教育是正相反对的关系。宣传是通俗的、简单的、直切的；教育是高深的、复杂的、系统的。教育的工作，本来就是从通俗到高深，从简单到复杂，从直切到系统。而宣传的工作乃是将高深的通俗化，将复杂的简单化，将系统的直切化。但同时宣传与教育也正是相辅的，宣传是教育的初步工夫，教育是宣传的最高成就。宣传的工作愈宽广、愈普及，教育的工作也愈深刻、愈提高。教育由民间拔识天才到学府去；宣传鼓励在学府里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回到民间去工作与服务。所以提倡宣传即是注重“到民间去”服务的意思，一般旧时士大夫只知由学而仕，由学府进朝廷去做官，脑子里只有在上的皇帝与上司，而忘记了在下的大众。只知到朝廷去做官。而不知到民间去宣传，只知做游说国君与诸侯的策士，而不知做教导民众、感化民众的宣传家。旧式士大夫既没有到民间去的理想与怀抱，当然不会有向民众宣传服务的热忱与伟绩。
在实际生活上，当然有的人只是宣传家而非教育家；有的人只是教育家而非宣传家。但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有同时是伟大的宣传家的。德国费希特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对德国民众作有名的演说，奠定德国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他总算得一位极有功效的宣传家了。同时他的哲学，影响谢林、黑格尔、希莱玛哈，造成德国理想主义光荣的历史。他又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所以，有了宣传，教育家对于政治社会，才有直接的影响。有了教育，学术界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授得人，宣传家固不能废弃教育，教育家更无须鄙视宣传。
（三）
宣传有其正确的假定。一般人的误解宣传，由于假定宣传是要民众作党派争夺政权的牺牲品，宣传者大都在作强人从己、自私自利的勾当，民众完全是被动的，宣传是从外面去支配他们的行为，转变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从内心去启发他们的性灵。根据这一种错误的假定，宣传自然在鄙弃之列。
真正的宣传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定求大众的共同理解、共同行为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也可以说假定智识与信仰，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分有共享的。老子说：“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我之所知，须使他人知之，我之所解，须使他人能之，他人不知不能，于我有损，于国家社会有损，所以我有启导他人的责任。我启导人，帮助人，于我不仅无损，而且反“愈有”“愈多”，总之，宣传是假定人我本属一体，社会是个休戚相关的有机体。即如别人不知道爱国，不知道道德的原理，不但别人受损失，我也要受损失，全体、社会、国家都要连带受损失。所以宣传者实多少具有救人即所以救己的苦心，先知有觉后知，先觉有觉后觉的责任。宣传者的目的应是唤醒大众，引起他人的交感与共鸣。接受他人的宣传，也并不是埋没性灵，纯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任何人对于他人的宣传均有批评的反应和自由去取的权利。实际上，宣传之所以普遍有效引起众人的同情、赞成和共同行为，乃因宣传的内容，正大有理，足以唤醒众人的潜伏意识。捏造事实，歪曲理论，损害大众以图少数人或特殊集团的私利的宣传，诚可以蒙蔽煽惑思想意志薄弱的人于一时，但决不能收永久普遍的效果。因为民意即天意，民视即天视，决不是虚妄的宣传可以强奸或蒙蔽的。
（四）
宣传有各种不同的类别，兹试分别略加检讨：
第一是个人宣传。中国人之反对宣传，老实说大都是反对个人宣传，多半从道德修养立场来说话。《礼记》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宣传似乎就是“往教”，这当然不合中国的礼貌。而且个人宣传，往往是因为好名、自夸自炫，更为虚怀君子所不取。韩愈有一首诗叫做“知名箴”，开首便指出个人宣传之无聊与无须：“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他又说：“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云不欺？”宣传就是“不请而教”的工作，当然容易使人怀疑你的动机。这都是从个人道德修养的立场，去反对个人宣传。其实韩愈本人平日最喜欢自我宣传。坦白直爽，自我表扬，肯定人生，差不多是唐朝士人的风气。韩愈常常抄写他自己的诗文，送给达官贵人阅览，引起不少轻蔑和怨憎的反感，所以特作这一首《知名箴》以自示警惕和悔艾。足见作个人宣传，不但不合礼貌，事实上有时于个人不仅无利，而且会有害。因为宣传愈甚，别人忌刻愈深，有时甚至遭杀身之祸。所以世故很深的人，绝不愿作个人宣传。有处世聪明的人决不肯轻易表现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对自己的长处，故意讳莫如深，像宋朝的隐士林和靖，诗成后，往往自己烧掉稿纸，作的文章故意秘不示人，使人莫测高深，使他的诗文带一种神秘性。这一种行为，始终是一种不可为训的乖僻行为。其实个人的学问、思想、行谊、事业在适当的时候，遇着适当的人，作一种适当的宣传，一方面可使之成为社会的公产，一方面也可以得着有价值的同情和援助。这正是中国古代诗人所谓“求其友声”，实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行为。不然就会独学无友，无有知音，为人误会，不能够得人的同情和帮助。所以正当的个人宣传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是有益的，不仅不可少，而且也不应当无故反对。
第二是学术宣传。学术宣传这一个名词，似乎有点矛盾。通常大家只听说“学术研究”，很少听说“学术宣传”。然而学术研究可以使学术提高，学术宣传可以使学术普及。研究和宣传是教育活动的两方面。学术研究是主，学术宣传是辅，学术研究是本，学术宣传是末。最好意义的学术宣传，就是孔子诲人不倦，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上盘问青年遭杀身之祸而不悔。假如单有学术研究而没有学术宣传，那么学术的力量，就不能够影响及于大众，就不能在实际行为上发生广大的效果。大体上讲来，学术研究者与学术宣传者须分工合作。学术研究者专心于深邃专门的研究，无暇作宣传工作，每由其学生朋友代作宣传扬播的工作。所以学术研究每为少数先知先觉之事，而学术宣传则为后知后觉之事（学术宣传家，每每都是自动的义务宣传者）。惟有时先知先觉之士，精神洋溢，浩气内充，每每愿意自己亲身说法，自己宣传自己的“道”或“主义”，虽受群众的反对逼害而不顾。
第三是商业宣传。近代的商业，非常注重宣传，特别在美国，商业宣传的费用达到骇人听闻的数目。商人宣传的目的，是在牟利，所以一提到商业宣传，都会发生鄙视之心。但是平心而论，假如商人不登广告，不事宣传，那么顾客一定会感觉很不方便。而且没有大规模的宣传，顾客必定稀少，资物不能畅销，就不易有大规模的商业。所以风行全国、普及全社会的商品的推销，也是近代的工商业化的社会成立所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商业宣传，也不是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企图。商业繁荣，货物流通，对于社会操其他业务的人，亦有好处。商人亦有服务社会国家尽其公民天职的地方。一味肯定商业宣传为自利，根本抹煞商人人格的偏见，于近代化的社会之建立，是大有妨碍的。在非工业化的社会里，一种货品的销行，只能借“有口皆碑”、“口碑载道”式的宣传，因为没有印刷，没有报章，没有广播电台，只能够用人用口作宣传的工具。近代的商业宣传，固然也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是却并不能说是完全虚伪。照例顾客们对于商业广告上所说的总要打些折扣，假如打了折扣，还不真实，那么顾客也不会永远受骗，虚伪为人揭穿，商业信用一失，以后就不能发达了。
第四是宗教宣传。宗教的目的，本来在济世救人。假如一位宗教家不能够苦口婆心，宣传教义，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达到“信道笃而自知明”的境界，便失其所以为宗教家了。西洋的传教士，往往抛弃家庭，离别故乡，到风俗不同、语言不通的异域，过极困苦的生活，冒生命的危险，虽然有其一定的政治侵略的炮舰作前锋，为爱国主义运动所攻击，但也不能不承认他有传播文化，宣传福音的神圣使命。他们的宗教，我们尽可以不一定赞成，但是对于他们宣传的精神，我们却不能不肃然起敬。中国人最缺乏宣传的精神。宗教的宣传，是宗教决不可少的条件，宗教宣传的精神，尤其是志士仁人所不可少的精神。宗教宣传的精神，简言之，就是“到民间去”的精神，就是到民间去博施济众的服务精神。
第五是政治宣传。政治宣传最为人所诟病。因为一般人都以为政治宣传，每每捏造事实，歪曲理论，以作争取政权的手段。但须知这样的宣传并不是正规的政治宣传，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常遇着坏的宣传便根本反对宣传。况且空口反对宣传，也并不能阻塞恶劣宣传的流行。只有正确的事实，才能够纠正捏造的事实。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够推翻歪曲的理论。所以补救的方法，不是根本反对政治宣传，而是提倡正规的政治宣传。我们常常听见有以“自由主义”相号召的人，出来反对政治宣传，其实据我看来，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似只能够提倡正当的宣传，而不应当根本反对政治宣传，甚至于反对任何宣传。他似乎只能够强调接受政治宣传的态度宜加审慎，他也甚或可以提倡对各党各派的政治宣传取放任容忍的态度。根本反对政治宣传，认之为与教育水火不相容，似乎不仅有失民主政治的精神，而且亦不合西洋近代自由主义的原则了。
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宣传不仅不妨害民主政治，而且是发达民主决不可少的要素。假如一个政府，不把它的主义、政策、政纲宣传普及，使民众彻底了解，反而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态度，独断独行，这岂不是独裁政治吗？宣传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知之，求人民的赞成拥护，而产生举国一致的共同行为，这也就是民主主义的特色。政府因为尊重人民，所以特别向他们宣传政府的主义、政策、政纲，希望由共同一致的政治见解和信仰，而产生共同一致的团结行为。这正表示政府有意向民主的前途迈进，使政府建筑在大多数人民的共同信念和团结行为上面。有些染了传统士大夫习气的人，对于政府这一番善意，每加误解，蔑视政府，难道他们甘心愿意接受独裁政治，不愿接受民主主义吗？或甘心让国家因政治信念的纷歧而陷于四分五裂吗？还有一些士大夫阶级中人，或假借学者清高的美名，或借口专家不问政治的信条，对于政府的主义、政策、政纲毫不理会，毫不了解，对于政府一切设施活动，冷嘲热讽，袖手旁观，这一种人，简直是普及公民教育和推行民主政治的障碍。难道这一种人之反对政治宣传，尚有丝毫意义和价值的吗？
中国政治的缺点，似乎不在政治宣传的过多，而在政治宣传的过少，以及一般人士对于政治宣传之漠不关心与漫不理会。在国外，中国的政治宣传不及西洋近代任何文明先进国，早为识者所忧虑。在国内，政府的政治宣传是否能深入民间？主义是否得有充分发挥？政策政纲是否能够昭示大众？宣传工作是否有远大的方针和一贯的政策？宣传的方法是否良好？宣传的组织是否健全？这些似乎才是深识远见的爱国之士所应严肃考虑的问题。不此之图而徒事空洞地反对宣传，甚或反对一切类别的宣传，只是表现其未能把握着时代，对于政治问题作隔靴搔痒的议论罢了。
中国一般人民，缺乏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乃是显著的事实。如果完全要靠正规的学校的教育来补救，恐怕时间不够，力量太小，产生的行动也会缓不济急。所以除开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必须有良好的有力的政治宣传来弥补这一个缺陷。如是我们才可以加速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实现民主主义的理想。
（五）
我们并不否认宣传有其不可免的流弊，亦不否认我们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常为恶劣的宣传所充斥。但我们不能向时代开倒车，主张根本摒绝一切宣传，只能向前努力去提高宣传的素质。所以我们主张不可离开教育而从事宣传，也不可仅仅热心教育而忽略宣传。宣传家应当以宣传为主，教育为辅，教育家应当以教育为主，宣传为辅，离开教育而言宣传，宣传就没有内容，离开宣传而言教育，教育就没有广大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不可离开行动而言宣传。宣传和行动不可分离。一位宣传家，如果自己没有实行的能力与勇气，也就没有资格作宣传。不到民间去服务，宣传也是空话。所以最好的宣传方法就是宣传的人以身作则，让自己的行动引起别人的行动。如像明末耶稣教士利玛窦之到中国来作宗教宣传，他自己先学养成良好的教育技术，天文、医学无所不通。他又能够真正为中国人服务，开医院，救灾难，而且在服务之余，生活同中国人完全一样，穿中国的衣服，说中国的语言。他诚恳的态度，坚定的信仰，服务的精神，专精的学术，使当时好些朝野的人士都尊敬他，佩服他，受他的感动。在当时风气那样闭塞的困难情形之下，他的宣传，居然产生了伟大的效果。
宣传的方法，需要艺术化。诗歌、戏剧、图画种种的表演，都是宣传决不可少的条件。宣传的方法是拿真挚的热情来感动人或感化人。枯燥乏味的宣传，纯粹注入式的宣传，宣传者本身就感觉勉强，听众自然更感觉无味。不过我们说宣传要艺术化，并不是说艺术应该宣传化，或说拿艺术来作宣传的工具。我们只是说宣传应当受艺术的陶冶以感人于无形。这样的宣传，才能给人以具体美化的印象，而不只是呐喊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以致引起旁人的反感。
凡是缺欠诚意，毫无正大光明的方针政策，只知道开些空头支票，欺骗人民，搞阴谋诡计，封锁消息，当然不会把宣传行动化到民间服务。他们不仅不能够发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反而会使宣传为世所诟病。这种人当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宣传家。中国近代政治上第一个先知先觉同时也是第一个典型的宣传家应推崇为孙中山先生。他是第一个认识宣传的重要意义，打破传统轻视宣传观念的人。他宣传的精神，感人的态度，坚卓伟大的人格，终身从事革命的伟绩，和他的好学不倦、手不释卷的学养，使他的政治主义的宣传，在中国政治运动史上开一新纪元。
中国今后政治宣传，应当以孙中山先生为典型，宗教宣传应当以利玛窦为模范，学术宣传应当以苏格拉底、费希特为代表。如是庶几学者、教育家、先知先觉，可以离开学府或象牙之塔而到民间去。而一般民众亦可以受先知先觉者、教育学家的感化与启迪。如是庶宣传与教育，可以收分工合作，同时发达，携手并进的效验。
（1944年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