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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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的童年是幸福而顺利的。我所接触到的那些大人，大多数我都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当我长到现代儿童心理学中所谓的“潜伏期”时，我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喜欢用俚语，假装没有感情，表现出通常的“男子气”。我开始轻蔑我的家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俚语怕得要命，还有像爬树危险之类荒谬观念。他们禁止我做的事如此之多，以至于使我养成了撒谎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我21岁，这时我总以为无论我做什么事还是保密不让人知道为好，这逐渐成了我的第二天性。由此产生的那种隐瞒的冲动，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完全克服掉。至今，每当有人进入我房间时，我仍有一种把正在阅读的书藏起来的冲动。还有对我曾经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我通常都是守口如瓶，只有凭借某种意志上的努力，我才能克服这种经年累月为了摆脱种种愚昧的禁令而产生的冲动。
青春的岁月对我来说是非常孤独、寂寞和不愉快的，无论是感情生活或是知性生活方面，我都不得不对家人保持着他们无法探知的秘密心态。我的兴趣分为三部分：性、宗教和数学。我发现我在青春期对于性的专注是不愉快的，我不愿回忆我那时候的感觉，不过我要尽我所能道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讲我希望它该怎么样。我第一次知道性的事，是我12岁时由我先前在幼稚园的一个名叫恩斯特·洛根的男孩告诉我的。一天晚上，他和我同睡在一间屋里，他用一些有趣的故事向我解释交媾的本性和它在生儿育女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他所说的极为有趣，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生理上的反应。当时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恋爱是唯一合理的制度，而当时婚姻是和基督教的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确信这个想法是在我首次知道那些事情不久之后产生的）。14岁时，我的家庭教师向我提到，说我不久就要经历一种生理上的重大变化，这时我才多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那时还有一个男孩叫吉米·贝利，和我在一起，也就是1929年我在温哥华遇到的那个人，他和我无话不谈，而且不仅是两个人说，还和一个童仆一起谈。这个童仆和我们年龄相仿，或许比我们大一岁，比我们知道的还多。有一天下午，我们因和童仆可疑的谈话被大人们发现，他们用深表忧虑的语气数落了我们一顿，然后送我们上床，每天只给点面包和水。说来奇怪，这种处罚并未减少我对性的兴趣，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这种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谈话以及探究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发现医学字典极为有用。15岁我开始有了性欲，其强烈程度几乎不可忍受。我坐着做功课时竭力想集中精神，就一直因勃起而分心，同时也就干起手淫来。不过在这方面我一直颇有节制，我对手淫很感羞愧，尽力想不再干。虽然如此，我还是直到20岁都没有改掉，20岁时我才突然停止手淫，因为我恋爱了。
那位告诉我要接近青春发动期的私人教师，几个月后又对我说，说男人说胸部，而说女人就说乳房。这话使我产生的感觉强烈得无法忍受，以致显得十分震惊。他就挖苦我，说我假正经。这样每天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想要看女人肉体的欲念中度过。我总想从窗户偷窥女仆换衣服，然而总没有成功。我的朋友和我两人花了一冬天的时间造了一间地下室，包括一条地道，一个人可在其中匍匐爬行，还有一个6立方英尺的房间，我经常引诱一位女佣到这个地下室，在那儿吻她、拥抱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过夜，她说她宁死不干，我相信了她的话。她还表示出惊讶的样子，说她原来以为我是好人，结果这事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这时候我完全失去了我在青春发动期之前对性的理性主义观点，而把那些世俗的看法当作十分正当的而全盘加以接受。我变得有点病态，认为自己十分邪恶。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理发展颇感兴趣。我仔细地加以研究，但是人家告诉我一切内省都是病态的，因此我把我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兴趣当成精神错乱的另一证明。然而经过两三年的内省之后，我突然领悟到这是获得大量重要知识的唯一方法而不应被认为是病态。至此，我在这方面的感情才得到解脱。
伴随着这种对性的生理上的专注而来的，还有一种极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但当时我还未能认识到它源于性欲。我变得对日落、云彩以及春秋的树木之美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我的兴趣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色彩，显然这由于它是一种性的无意识的升华和一种逃避现实的企图。我广泛地读诗，开始是读像《悼念》这一类的坏诗注21。就我所能记忆的，在十六七岁时，我读了弥尔顿的全部诗作，拜伦的大部分诗，最后读雪莱的诗。我读雪莱的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在多弗尔街莫德姨妈的起居室里等她，我打开了雪莱诗集，正好碰到《阿拉斯特》，在我看来它是我曾经读过的诗里最美的。我最欣赏它的当然是它的虚幻。我刚读了一半，姨妈就来了，我不得不把它放回书架上。我问大人们雪莱是否不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我发现他们认为他是邪恶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反而把所有的闲暇都用来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由于我的所思所感无人可诉说，我时常在沉思，要是能认识雪莱那该有多好!同时我也不知道能否遇上一个活人，同他有如此丰富的相同感受。
伴随对诗的兴趣而来的是我对宗教和哲学的强烈兴趣。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祖母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友，但渐渐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教徒。星期日我被轮流带到彼得斯汉姆的（国教）教区教堂和里士满的长老会教堂，而在家里则教我一位论教派的教义。一直到我大约15岁为止，我都相信一位论教义。在这个年纪，我开始对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些假设的合理论证做系统的研究。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冥思苦想这个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且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永生，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我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将它们一一细细思考。我最先放弃的是自由意志。15岁时，我相信物质的运动，不论活的还是死的，都完全遵循着动力学的定律进行，因此意志就不能对身体有任何影响。这时我时常将我的想法，用希腊字母拼写的英语记在一本题为“希腊语练习”的本子里注22，这样做是唯恐被人发现我正在想什么。在这个本子里，我记下了我的信念：人体是一部机器。成为一个唯物论者，我应该感到智力上的满足了，但是几乎根据和笛卡尔（除了知道他是笛卡尔坐标的发明者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得到结论：意识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因此纯粹的唯物论是不可能的，这时我才15岁。大约两年之后，我相信人死之后没有生命，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因为“第一原因（造物主）”的论证似乎是无可反驳的。然而在我18岁进入剑桥前不久，我读了《穆勒自传》，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他父亲教他说“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它马上会引出下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这样一来使我抛弃掉“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长期对宗教的怀疑过程中，我因为自己逐渐失掉的信仰而非常不快。但当全部进程结束时，我却惊异地发现，由于全部问题获得了解决而感到十分愉快。
这个时期，我泛览群书，自修意大利文足以能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里。我又读孔德，然而对于他的著作并不怎么重视。我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并做了详尽的摘要。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卡莱尔，但对于他纯粹出于感情的支持宗教的论证却完全摒弃。因为那时、也是后来我一直持有的观点是，一个神学命题不能被接受，除非它具有科学命题所需要的同样论据。我还阅读吉本以及密尔曼的《基督教史》与未经删节的《格利佛游记》，其中人形兽的描述对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开始用这种观点去观察人类。
必须明白，我的整个内心活动被深深埋藏起来，我和别人交往时，不让它显露一点迹象。在社交上，我羞怯、幼稚、笨拙、安分和性情温和。我时常带着妒意观察那些在社交上八面玲珑、从容应付的人。有个名叫凯特莫尔的青年人，我认为他肯定有点粗俗，但是我看到他和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一起散步，自然而亲昵，显然在讨好她。我想我永远、永远、永远也学不会取悦我可能感兴趣的任何女性的举止。直到16岁生日前不久，我有时才能和我的家庭教师谈些事情。在那之前，我都在家中受教育，但是，我的家庭教师很少能待三个月以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这是因为每当一位新老师来了，只要家人对我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就总是引诱他与我同谋去欺骗我的家人。我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不可知论者，常常允许我和他讨论宗教。我猜想他因为这件事被发现而遭解雇。我的家人最喜欢的一位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家庭教师后来死于肺结核，他呼出的气味臭得令人难以忍受。家人从来没有想到从健康的观点来看，让我长时间待在他身旁是多么不明智。
正好在我16岁的生日之前，我被送到了当时还是乡下的老南门的陆军应考补习学校，送我去不是为了准备参加陆军考试，而是准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考试。在那里的其他人几乎全要进陆军，除去一两个恶棍，准备去担任神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17、18或19岁，所以我是最小的学生。他们都处在刚刚开始常去嫖妓的年龄，这也是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们当中最受人敬佩的是一个声称自己曾得过梅毒并已治愈的人，这使他具有很高的威信。他们总是围坐在一起讲淫荡的故事，每一件事情都给他们机会讲下流话。一次，一位老师让他们中的一人把一个便条送到邻居家，回来后，他告诉其他人，他按了铃，一位女仆走了出来，他对她说，“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意思是指法式信封注23），女仆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带封信来。”有一天在教堂里唱圣歌，其中有这么一行，“这里我将高举起我的以便以谢（Ebenezer）注24”，他们就说，“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称呼那玩意的!”
尽管我先前暗地里对性默默地关注，但如今接触到以如此粗野的方式谈论性，也使我大为震惊。我的观点变得非常清教徒式的，认定性若无深爱便是兽性。我沉默不语，尽可能不跟别人打交道，而那些人发现我很适于挑逗，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上，唱我会的唯一的歌，歌词是：
老亚伯拉罕死去了，
我们再不能见到他，
他常穿一件旧大衣，
所有扣子全在身前向下扣。
他另有一件衣服，
完全是不同的样子，
不在身前向下扣，
而在身后向上扣。
我不久认识到，逃脱他们的注意唯一的机会是保持愉快自若。一两个学期之后，来了另一个可被取笑的孩子，他容易发脾气，比我更合适，于是我也习惯了他们的谈话，不再为之震惊了。但我仍一直深感不快。有一条通过田地去新南门的小路，我常独自去那里看日落，默想着要自杀。可是我没有自杀，因为我希望懂得更多的数学。当然，要是家人知道这种习以为常的谈话，他们会深感惊恐。但是我数学学得不错，总的来说我希望留下来，所以从来不向家里人说应考学校的情形。在应考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后，我在1889年12月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获得了小额奖学金。去剑桥之前的10个月，我住在家里，并请那个应考学校聘来的教我的老师来指导我。
在应考学校，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他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加拿大人，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登山家，多次攀上新西兰阿尔卑斯山以及南美安底斯山。他家里很富有，住在拉特兰门19号一所大房子里注25。他有一位写诗的姐姐是我在拉特兰常遇见的罗伯特·布朗宁注26的朋友，她后来先成为爱德蒙·菲茨莫里斯夫人，后来是————菲利比的夫人。他的姐姐比他大得多，是个渊博的古典学家。我对她怀有一种浪漫的爱慕之情，尽管后来当我遇到她时，她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菲茨杰拉德在美国长大，极为老练。他懒散而无精打采，但在许多方面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能说出任何一种名牌酒或雪茄的年份，他可以吃一汤匙调在一起的芥末和辣椒粉。他熟知欧洲大陆的妓院，他在文学方面知识广博。当他还是剑桥大学在校学生时，就拥有一个都是初版书的精美图书馆。他第一次来应试学校时，我立刻对他产生好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有教养的人，而其他人则一个也不是。（罗伯特·布朗宁去世注27时，我正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以前曾听说过他。）周末，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家。在路上，他总是先带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去看日戏。我的家人调查了这个家庭，而来自罗伯特·布朗宁的证实使他们消除了疑虑。由于我长时间的孤独，使我对菲茨杰拉德的依恋之情真有点太过分了。使我极为高兴的是，我获邀8月份与他和他的家人去国外。这是我2岁去过国外以来的第一次。看到国外的景色使我兴奋异常。我们首先去了巴黎，那里正在举行1889年万国博览会。我们爬到埃菲尔铁塔的塔顶，铁塔就是那一年新建的。然后我们去瑞士，在那儿，我们待了大约一周，驱车从一地到一地，到恩加丹结束。我和他爬了两座山峰：科尔瓦克峰和帕吕峰，这两次都遇到暴风雪。第一次我产生高山反应，第二次他有。第二次十分惊险，因为我们的一个向导从悬崖上滑了下去，用绳子才把他拉上来。我对向导的冷静沉着（Sang froid）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边往下掉还边咒骂。
然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我和菲茨杰拉德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他对他母亲讲话很无礼，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我当时年轻，就指责他的态度。他非常生气，几个月都余怒不息。当我们返回应考学校时，我们合租一间屋，他总找些令人不快的话来说，在这方面他表现了非凡的技巧。我恨他到极点，如今想来我依然不明白怎么会那样。有一次，我狂怒发作，用双手扼住他的喉咙，打算扼死他。但见到他的脸孔变成青黑色，我的心软下来。我想他知道我是要杀死他的。这以后，在剑桥念书期间，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直到二年级期末他结婚时才结束。
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家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只是继续同意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其它的都不同意。起先我有时试图和他们谈我考虑的事情，但他们总是嘲笑我，这使我变得缄默。在我看来，人的幸福显然应该是一切行动的目标，但我发现有些人却不以为然，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发现对幸福的信仰即所谓功利主义只不过是许多伦理学说中的一种。我发现这一点以后，就信奉了它，同时轻率地告诉了祖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祖母对我大加嘲笑，以后时常提出一些伦理学上的难题来让我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加以解决。我发觉她并没有靠得住的理由来反驳功利主义，她反对功利主义从理智上似乎也说不过去。当她发现我对形而上学感兴趣时，她告诉我所有形而上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心?不要紧。什么是物?没关系。”注28这话反复说了十五六遍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玩的了。但是祖母反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是终其一生的。她的态度表现在下面的诗文中：
啊，形而上学这门学问
实在太离奇
你只有把纷乱的人生弄得更加纷乱
自夸能解明
像意志和命运之类的难解之谜
却把它们乱搞一气越来越迷离。
每一个行动的原因
你都能满意地解释
人心的每一隐秘角落
你说你无不遍历
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
而把高深的猜测称为公理。
是与非你是如此精细剖析
它们的断片是如此地连在一起
以致我们信什么似乎没关系
但你织成的精致蛛网
以及网上捕获的愚蠢的苍蝇
却不需要神奇的笤帚来把它击碎。
你并不比我懂得更多
什么是笑，什么是泪，什么是叹息
至于什么是爱、憎、愤怒还是同情
你也是一无所知。好了，再见
形而上学，没有你我一样过得很好
我想你不久就会被人扬弃。
我记得我长大以后，祖母有一次对我说：“我听说你又在写另一本书?”那种腔调好像是说：“我听说你又有了一个私生子!”数学她还不正面去反对，虽然她很难相信它可以派上什么用场。她对我的希望是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牧师。一直到21岁我都对宗教的意见缄口不谈。的确，14岁以后生活在家里得对我感兴趣的事完全保持沉默，实在是不得不忍受的。祖母时常出以幽默的话语，名为好玩，实际充满恶意。我那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只感到受到伤害与痛苦。阿加莎姑姑一样坏，而罗洛叔叔那时正沉浸在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我哥哥住在贝里奥尔学院，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佛教徒。他常告诉我灵魂可以装在一个最小的信封里。记得我想到我所见过的最小信封，想象灵魂像心脏一样地在里面跳动。但从我哥哥的谈话中听到的秘传佛教，我觉得它没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哥哥成年以后我很少见到他，由于家里人都认为他邪恶，因此他便远离了家。长大以后我要在数学方面做一些重要的工作，这个决心支持着我，但是我不敢想我会碰上什么人我可以和他交上朋友，或者可以向他自由地表达我的任何见解，更不敢奢望我的生命的任何时期能够摆脱这种极端的不快。
在南门应考学校的那个时期，我对政治和经济学极为关注，我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观点我倾向于完全接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在我看来他在《人对国家》中过于空想，虽然我对他的偏见一般都是同意的。
阿加莎姑姑介绍我读她十分崇拜的亨利·乔治的书，我变得确信土地国有化会保证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从社会主义获得的利益。我一直持有这一观点，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止。
祖母罗素和阿加莎姑姑是格拉德斯通地方自治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许多爱尔兰国会议员经常到彭布罗克邸园来。这是在当《泰晤士报》公然声称有文件证明帕内尔是暗杀同谋犯时，几乎整个上流阶层，包括1886年支持格拉德斯通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直到1889年，由于伪造者皮戈特无能拼写“hesitancy”（犹疑不决），这个阴谋才戏剧性地被拆穿。祖母和姑姑总是激烈地反驳帕内尔的追随者与恐怖分子结盟的观点。他们钦佩帕内尔，有一次我还和他握过手。但是当他卷入丑闻，他们又同格拉德斯通站在一边而与他断绝往来。注29
我跟阿加莎姑姑两次去爱尔兰。我和爱尔兰爱国者迈克尔·戴维特一起散步，有时我独自一人，景色之美给我以深刻印象。我特别记得在威克洛郡的一个小湖，叫作卢加拉，从那时起，我一直把它同下面的诗句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更好的理由：
就像波浪冲向卵石的岸边，
我们的分分秒秒也急速地冲向它的终点。
50年后，当我在都柏林造访我的朋友克朗普顿·戴维斯时，我说服他带我去卢加拉，但他带我去高干湖上的森林，而不是我记忆中的“卵石岸”。离开时我深信，我们不应该企图旧梦重温。
1883年，罗洛叔叔在欣德黑德的斜坡上买了一所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们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去那里。那时，在欣德黑德斜坡上，除了两间被遗弃的马车店“皇家小屋”和“七根刺”（它们不是当时刚被遗弃的）之外，没有房屋。廷德尔注30的房屋正在修建，它开始一种新时尚。我经常被带去看望廷德尔，他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水的形态》，我十分敬佩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极力想给他留下一点印象。有两次我是有些成功的。第一次是他正和罗洛叔叔谈话，我拿两支曲柄手杖放在一只手指上面，使它们平衡不坠。廷德尔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考虑一种可行的方法来测定重心。第二次是几年以后，我告诉他我曾经爬上过帕吕峰，而他曾经是登山界的先驱者。每当我散步穿过杜鹃花丛生的荒原，翻过布莱克当，走下山坳，一直到彻尔特的魔王跳，我真表达不出我的喜悦之情。我特别记得我去一条叫作“妈妈小路”（现在它满是房屋，有块小路的路标）。它越变越窄，最后成为一条羊肠小道，通往赫尔特山顶。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可以远眺半个萨塞克斯郡和几乎全部的萨里郡，这一类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是重要的。总的说，我发现我在户外遇到的事物要比我在户内遇到的事物留有更深刻的印象。
附录：“希腊语练习”注31
1888年3月3日，我要写一些现在我感兴趣的题目，由于受到种种环境的影响，我已深入考查这种宗教的真正基础，而我正是在这种宗教中成长的。在某些方面，我的结论论证了我先前的信条。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不可抗拒地被带到某些结论中去，这些结论不仅使我的家人震惊，同时也使我感到痛苦。我得到的确切结论很少，但我的那些见解，即使我不是完全确信，也差不多如此，我没有勇气告诉家人，说我不信永生。我常和尤恩先生漫谈这些事，但是现在我不能把我的思想对任何人讲出来，而这是唯一可能的发泄方式。我要在这儿讨论我的一些问题。
3月19日 今天，我打算记下我相信上帝的理由。首先，我可以说，我是相信上帝的，同时，如果我得给我的信条一个名称，我可以称我自己是位有神论者。如今在找寻信仰上帝的理由时，我将只考虑科学的论证，这是我曾经立下的誓言。为了信守这个誓言，我要付出代价，并且还要排除一切感情因素。为了要找到信仰上帝的科学根据，我们必须回到万物的起源上。我们知道目前的自然法则从来是有效的。在宇宙中，现有的准确数量和能量肯定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星云假说揭示的整个宇宙，充满着无差别的星云状物质的时期并非极远之事。因此现在所存在着的物质与力，很可能有一种创始，而这无疑的只可能是神力。可是，即使同意它们一直存在着，调节力对物质的作用的法则又从哪里来呢?我想那只有归诸一种神的控制力，我称之为上帝。
3月22日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推理的合理性。让我们像有人假设的那样，假设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宇宙，只不过是偶然生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设想，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原子的表现精确地与另一个原子类似?我想，如果原子是无生命的，就没有理由来设想它们在没有一种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能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被赋予自由意志，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宇宙中所有的原子，在一个整体中结合起来，并制定出每个原子都必须遵守的规律，这很显然是一个荒谬的假说。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上帝，但是这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同时又证明奇迹和神力所显示的、其他被信以为真的现象不存在。不过它也没有否证这些奇迹和神力显示其可能存在，因为立法者当然也能废除它。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得出不相信奇迹的结论，因为假使上帝是这些规律法则的制定者，如果它不能不时地加以修改的话，意味着这些法则规律肯定存在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样的不完美我们永远也不能归之于神性。正如《圣经》中所讲，上帝对他自己的工作表示后悔。
4月2日 我现在要讨论的题目，比起其他任何题目来，使我们这些可怜的、终有一死的人从个人出发更感兴趣。我指的是不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一直最感失望，想起来很痛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是进化、把人和动物比较来看；一种是从人与上帝的比较来看。第一种较为科学，因为我们对动物无所不知，而对上帝则一无所知。首先来看自由意志，考虑到人与原生动物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赋予人的话，我们也必须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而这很难办到。因此，除非我们执意要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自由意志赋予人。不管怎样，这是可能的，但是难以想象，在我看来假如是可能的，原生质只是同普通的自然的进程聚集起来，而其间毫无上帝的特殊神意，那么我们和所有的生物都仅仅是因化学力量生存发展。一点也不比一棵树更奇妙，而我们没有人敢说树有自由意志；再者，即使我们对任何时候、在任何人身上的作用力，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动机，他的大脑在任何时候的结构都有足够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确切地说出他将要做什么。从宗教的观点看，我们声称自由意志也是一桩妄自尊大的事，因为根据上帝的法则，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像星球运动一样确定。我想我们必须让上帝来制定，这些决定每个人的行为，而永远不会被违背的法则。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有永生。
4月6日，星期一 我倒愿意相信生命永存，因为一想到人只不过是一种不幸的、赋有意识的机器，我就觉得十分难过。但是不存在其他的理论能同上帝的全知全能相颉颃。我想，科学对此已给出充分的证明。因而，我必须不是无神论者，就是不相信永生的人。认识到前者不可能之后，我采纳了后者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想，不管人们的这种观点多么令人失望，上帝总是在一开始创造法则，通过这法则，只不过在一块星云状物质上作用，或者只在宇宙这部分弥散的以太上的作用，会产生我们自身这样的创造物，他们不仅能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测度上帝的神秘，这的确给了我们上帝伟大的奇妙观念。所有这些上帝没有加以更多的干预。现在，让我们考虑这个缺乏自由意志的学说是否如此荒谬。假使我们和任何人谈起来，他们踢踢腿或干点儿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许他们禁不住要那样做，因为他们有一些事情要证明，并且因此为他们那样做提供了一个动机。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总有决定我们那样做的动机。同样，在莎士比亚或者赫伯特·斯宾塞和巴布亚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是他们和一个巴布亚人之间的差别，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巴布亚人和一个猴子之间差别一样大。
4月14日 认为人没有永生性，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灵魂，总之，人只不过是一架被赋予意识的灵巧的机器，这样一种学说有很大困难。因为意识本身就是明确区别人与死物质的一种特性，假如人具有一种与死物质相区别的特性，为什么就不能具有另外一种特性————自由意志?我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的含义是指，比如说，人不遵守第一运动定律，或者至少他所包含的能量、运动的方向不完全依赖于外界环境。此外，似乎无法想象，人，具有理性、具有宇宙知识和是非观念的伟大的人，有其情感，有其爱憎之心，有其宗教的人只是一种可消灭的化合物，他的品性和他对善恶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脑中的分子的特殊运动。而所有最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只是由于他的某个分子碰撞另一个分子比其他人更加频繁一点。这种学说难道不是极不可信吗?谁要是相信这种荒谬学说难道不是疯了吗?可是另外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接受业已证明的进化论。猿的智能逐步增加，上帝突然显示奇迹赋予其中之一以那种神奇的理性，而我们是如何具有理性的看来还颇为神秘。那么，的确被称为上帝最光辉作品的人，在经历许多年代的演化之后，最终注定要完全毁灭掉吗?我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宁愿相信这种观念：上帝需要一个奇迹来创造人，然后让人自由地去做他愿意做的事。
4月18日 于是我们姑且接受人必有一死和没有自由意志的学说，它同过去一样，仅仅是一个学说，当然诸如此类的事都只不过是猜测，那么我们如何形成是与非的观念呢?许多人说，假如你提及任何诸如“预成论”之类的荒谬学说，结果也是一样，虽然牧师们不这么认为，那么良心等等又如何呢?而他们认为良心等等由上帝直接植入在人心之中。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的良心首先是来自进化（而进化自然形成自我保存的本能）。让我们举十诫之例来说明原始道德，其中许多条引导社会过平静的生活，而这对种族的保存是最好的方式。其次，正如我们所知，希伯莱人认为多子女是上帝恩宠的标志，而无子女则被认为是上帝诅咒的结果。对于罗马人来说，寡妇被人嫌恶，我相信，寡妇过了一年还没有再嫁是被禁止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别的想法呢?他们不只是因为这些可怜或令人厌恶的对象不能再生育新人吗?我们能很好理解，当人们变得更为明白事理的时候，这些想法就会逐步冒出来。因为如果杀人和自杀在一个部落里流行起来，那么部落就会灭亡。因此，憎恶这些行为的部落就会大为受益。当然对于更有教养的社会，这些思想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至于我自己的想法以后再说。
4月20日 这样，我想原始道德总是来源于保存种族的思想，但是对于开化的社会，这个规则是否还应该遵守呢?我想不应该。指导我的行为的生活准则（背离它我认为是犯罪）是以这些方式行事，即我相信它最有可能产生出最大幸福，既考虑幸福的强度，也考虑得到幸福的人数。我知道祖母认为这条生活准则不切实际，她说因为你永远也不能知道什么事能够产生最大的幸福，你最好还是听从你内心声音的召唤。可是，不难看出，良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例如，普通的爱尔兰人不认为说谎是错的，单从这点出发就足以驳倒良心的神圣意义。既然我相信良心只不过是进化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产物，那么遵照良心而非理性行事是不合情理的。我的理性告诉我最好按照能否产生最大幸福的方式而非其它方式行事。因为我曾努力弄明白我可以在前面设置什么其它目标，但我没能做到。这不单是为我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为大家的幸福，不管他是我自己、亲戚朋友还是完全陌生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别人和我意见不一致，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显然只要有任何被发现的机会，最好还是去做人家认为是对的事。对于这种观点，我的理由是：首先，正如每位郑重思考过进化的人一样，在被强迫的情形下，不得不放弃问自己良心的老观念时，我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其次，对我来讲，幸福似乎是值得追求的最重大事情。把这个理论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会说，在某种只涉及我自己而不牵涉别人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情况真正存在，我当然按照自私的方式行动以满足我自己。设想另一个例子，假如我有一个机会去救一个人，而他最好离开这个世界。显然在跳进水中救他时，我最好应该问一下，什么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如果我丢了命，这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办法，如果我救了他，我就会享受无尽的赞美。可是我让他淹死，我就会丧失一个死去的机会，还要受许多责备的痛苦，但是世界却因为他的死去和我（当我还有一丝希望）活下来而变得更好。
4月29日 我曾许下诺言，在任何事情中都要遵循理性而不是本能。本能一部分来自祖先的遗传，经由自然选择的过程逐渐从祖先获得。另一部分则来自我的教育。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按本能行事是多么荒谬啊!因为，如我以前所讲的那样，来自本能的那部分只是为了引向保存我所属种族的原则，而来自教育的那部分则由于个人教育而有好坏。然而这种内心的声音，这个上帝赐给的良心，曾使血腥的玛丽注32烧死许多新教徒，这就是我们这些有理性的人所应遵循的。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发疯，而我将竭力遵循理性。我认为我的理想是，最终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然后我可以应用理智，找到最能得到这种结果的道路。然而对我个人来讲，由于我受过良好教育，我或多或少还能遵循良心行事。但奇怪的是，人们是何等地不情愿放弃野蛮的冲动而运用理智。我记得可怜的尤恩，由于他贬低冲动而招致整个晚餐时间的争论。今天喝茶时，布勒小姐和我又展开一场长长的辩论，因为我说在是非问题上，我遵循理性而不是良心。我实在不喜欢我有这种特殊的见解，因为我不是把这些见解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就是让别人对我的怀疑主义感到震惊，这对我所在意的人来说和隐藏起来一样糟。如果布勒小姐走了，我会感到难过。因为说来也怪，我对她比对我自己的家人更容易敞开我的思想。
5月3日 布勒小姐走了，再度留给我孤独和沉默。但令我高兴的是，似乎安排好我去南门，而且可能在一周之内成行。由于我生活中的活动频繁以及一开始的新鲜感，我的确感到这会把我从一周的阴郁的沉思中解救出来。我并不指望我一开始就过得很快活，但我希望过一段时间后能够那样。这对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好处，还有我将来的幸福，我期望……
5月8日 要不是我这些关于神学的邪恶想法，我的生活就会愉快多了。明天我离开家，今晚奶奶为我做一个美美的祈祷，祝福我的新生活，特别她祈祷道：让他得到教诲，知道上帝对他无限的爱，对这条祈祷文，我衷心地说“阿门”，而且这也是我最最需要的。因为按照我对上帝的想法，我们并没有特殊的理由来设想上帝爱我们，因为他只是启动机器开始工作，然后丢下它不管，让机器产生出必然的后果。现在你也可以说上帝的准则是赐给我们人类最大可能的幸福，但这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命题。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对我的仁慈，虽然我被祷词的单纯和优美以及奶奶祈祷时的真诚态度所深深打动。有这样的家人是什么滋味!要是我在更坏的环境下成长，我会变成什么人!
顺便说一下，以便换一个更愉快的话题：我和马歇尔注33过了非常快活的一天，我们到河边去，走到布鲁姆宅第注34，在那儿顺手解开弗朗克的一条船，划过肯辛顿桥，溯河而上。在布鲁姆宅第谁都没有看见我们，除了一个跛脚老头，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他是谁。马歇尔口渴急着想喝茶，我们跑到一个小旅店，他觉得里面该有茶喝。可是，我们两人把我们的上衣丢在泰丁顿的棚中，像傻瓜一样光着膀子走进旅馆。我们受到我曾见过的最无礼的侍女的接待，她说，她以为我们是来修房子的木匠。然后我们费了好大劲把船划回去，到家已是大汗淋漓，还迟到20分钟，为此挨了一顿数落。
5月20日 今天我第一次从南门回到家里，那里似乎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可是见到那种到处都有的平平常常的男孩子，实在令人沮丧。他们没有头脑，没有独立思想，不爱读书，也没有更高的道德修养。一个文明的（据信是）和有道德的国家的上层阶级产生不出更好的孩子来这真可叹。我高兴我没有更早离开家，要是那样，我也达不到我眼下的状态，而仅仅像他们中间的一个（顺便说一句，我正在变得多么伪善）。我想，贝利走后6个月，我感觉我自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比过去变得更加平静，思想更为丰富，更具有诗人的品性，一件小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以前，我从来没对春天景色多想过，而今年我真是被美不胜收的满园春色所吸引。我问奶奶，今年春天是否比往年更美，但是她说并不是这样。我比过去更加爱读诗，而且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部历史剧，而且渴望读《悼念》。
5月27日 正如我以前说的，我力图按照我的原则去工作，而一点儿也不求奖赏，也不盲目靠良心的光芒做万无一失的引导……。不求助于宗教而只靠自己内心的引导去正确地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我尝试过但可以说没有成功，但更可悲的是，我没有其他的源泉。我们没有有所助益的宗教，我的学说本身对我日常生活的帮助只不过像一个代数公式，可是引导我向良善生活的最大力量来自我奶奶的爱以及当我走向歧途时给她带来的无尽痛苦。但是我想，总有一天她会离开人世，到那时我该怎么办?我最大的恐惧是我以后的生活由于失去支撑我的宗教而归于毁灭。我想要得到我的宗教不应该传播的所有事物。由于我的所有家人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道德健康的关怀，我在所有人中本应该是最道德的。因此，如果不是我的这些不愉快的思想，我相信我可能成为最有道德的人。因为一个人多么容易使自己相信，屈从于诱惑只会产生快乐。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人们被教导去憎恶的行为立即成为道德的行为，一旦我成为我所希望的完全垮掉的人，我想我将拿出这本笔记本作为解释。我们极需一位新的路德，他能更新我们的信仰，激发基督教的活力，而且去做一位论基督徒所做的事，只要有一位像路德那样伟大的人来领导他们。宗教也像树一样越长越老，除非时不时地进行改革。现在的各种基督教都已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我们要求一种新形式能够既符合科学又对美好的生活有所助益。
6月3日 异乎寻常的是，能使我信服的原理和信条是多么的少。我发现，我从前深信不疑的信仰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溜掉，滑到值得怀疑的地方去。例如，我以前绝不怀疑真理是件要掌握的好事，但现在，我对此感到最大的怀疑和不确定，因为追求真理使我得到写在这本笔记本里的结果，而以前要是满足于接受我年轻时所受的教导，我本该一直很舒服的。追求真理完全打破了我原来的信仰，并使我可能在某些地方犯下原本远离的罪过。我认为它不会在任何方面使我比以前更快乐。当然，它给了我更深沉的性格，对琐事或别人的嘲笑不屑一顾。但与此同时，它也带走了欢乐，使我更难结交知心朋友。最糟糕的是，使我和家人的亲密交流受到了阻碍，我的一些更深层的思想使他们感到完全陌生，如果我不留意而把这些思想泄露出来，立刻就会成为他们嘲笑我的话题，虽然他们并无恶意，但这对我来说是难以表达的痛苦。所以以我个人的情况，我应该说，寻求真理的努力是弊多利少，而我接受的所谓真理或许别人说并不是真理，而我也许可以被告之，如果我得到了真正的真理，我会因此而更加快乐，但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说法。因此我对真理的纯粹好处深表怀疑。当然，生物学里的真理贬低了我们对人的看法，这想必是令人痛苦的。更进一步，真理使我们疏远了老朋友，阻碍我们结交新朋友，这也是一件坏事。或许一个人应该把这些事情看成像殉道一样。由于一个人得到的真理，往往会增加其他许多人的幸福，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的幸福。总的来说，我倾向于继续追求真理，如果本书中的这种真理确实是真理的话，我也无意去传播它们，相反我倒宁愿阻止它们传播。
7月15日 现在我的假期已过了差不多一周了，我越来越习惯家居生活而把南门看成过去的一场梦。虽说我告诉家人我非常喜欢那里，而且那里确实比我期望的还要好些，但我在那里的生活实在充满巨大的磨难和艰辛。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更恨被人打扰，受不了别人的嘲讽，虽然表面上我还能保持平静不发脾气。被叫起来唱歌，爬上椅子，在半夜为小事被叫起来，对我来说比对别人更要讨厌50倍。我经常不得不进行一长串的思考，该说什么，做什么最好，因为我有充分的自我控制能力去干我认为是最好的事，而有些别人可能看不上眼的事会使我激动万分，使我震颤和精疲力竭。我想那对我是件极好的事，因为它增加我的享受能力，而且从很大程度上增强我的道德力量。我不会轻易忘记我从来没有骂过“他妈的”使他们多惊讶，而诸如此类的骂人话就几乎会使我成为罪恶的鼓吹者（fanfaron de crimes）。不过要是真正犯不太多的罪行，这将是一件坏事。……我非常高兴我以前没有上学，那样我就会缺少力量，也没有时间去进行独立思考，虽然独立思考使我非常痛苦，然而却是我在困境中的主要支柱和依靠。对那些恶意利用我和迫害我的人我总是保持一种轻蔑的感觉而使自己振作起来，虽然这种感情可能是很错误的。我认为轻蔑不是错的，如果一个家伙习惯的语言就是用“Thy will be done”歌的调唱“不管我要撒不要撒，谁把我放在冰凉的尿盆上?我的妈妈!”然而即使我的教育还不像现在那样完全，我可能还是那样，但是我必定感到我在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加上一种虚幻的英雄主义，缓和了我在南门的许多不快情绪。
7月20日 对于这个自由意志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但却趋同的方法去加以考查：第一种是从上帝的全能性，第二种是从法则的主宰，第三种是从这个事实，即如果仔细探究一下，我们所有行动都表明是由动机引起。我们立刻可以看见这三种方法实际上完全相同，因为上帝的全能性无非就是法则的主宰，而行动由动机所决定是法则的主宰运用于人类的特殊形式。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考查每一种方法。
第一，来自上帝的全能性。首先，所谓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在我们之前有几条道路，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但是，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并非被上帝所支配，也不被他的创造物所支配，我们是独立于他的。这表面上看来不太可能，可是也绝不是不可能，因为上帝的全能性只是一种干预，让我们过渡到第二种方法，从法则的主宰。对于我们所知的所有事件，可能除了高等动物之外，显然法则完全是主宰。人也受到法则的控制，这可由诸如格林定律注35以及有时我们有可能预言人类行动这些事实看出来。于是，如果人受法则支配，并不意味着他的行动是前定，这正和行星的运动或植物的生长一样。阿盖尔公爵的确谈过在法则范围之内的自由，但对我来说，这是句没有意义的话，因为，受法则支配必定意味着在给定条件下不必然得到某个后果。无疑在同一环境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动，但这是由于性格不同，正如两颗彗星处在同样位置，由于它们离心率不同而运动也不相同。第三，来自动机的考虑大概是最强的。如果我们不管考查什么行动，我们总是发现动机，对此，我们除了控制产生我们行动的作用力之外，不可能再施加其他的控制。阿盖尔公爵说，我们能向我们自己显示动机，可是那不是我们性格所决定的行动或其他不可避免的事吗?由我们感到它这个事实来论证自由意志存在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我们认为真正存在的动机，也没有感觉到依赖于大脑的心灵等等。但是我不准备教条地否定自由意志，因为我常发现，好的论证在辩出结论之前，并不偏向问题的一方。我的本性使我倾向于不信自由意志，可是对于自由意志可能有非常精彩的论证，这些论证不是我从来想不到，就是它还不能对我发挥其全部影响……有时人会变得不顾一切去自杀，很难阻止。我相信，我也会这样，除非为了我的家人。
3. 9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4. 1893年的伯特兰·罗素
1907年的伯特兰·罗素
总的说来，我的童年是幸福而顺利的。我所接触到的那些大人，大多数我都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当我长到现代儿童心理学中所谓的“潜伏期”时，我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喜欢用俚语，假装没有感情，表现出通常的“男子气”。我开始轻蔑我的家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俚语怕得要命，还有像爬树危险之类荒谬观念。他们禁止我做的事如此之多，以至于使我养成了撒谎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我21岁，这时我总以为无论我做什么事还是保密不让人知道为好，这逐渐成了我的第二天性。由此产生的那种隐瞒的冲动，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完全克服掉。至今，每当有人进入我房间时，我仍有一种把正在阅读的书藏起来的冲动。还有对我曾经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我通常都是守口如瓶，只有凭借某种意志上的努力，我才能克服这种经年累月为了摆脱种种愚昧的禁令而产生的冲动。
青春的岁月对我来说是非常孤独、寂寞和不愉快的，无论是感情生活或是知性生活方面，我都不得不对家人保持着他们无法探知的秘密心态。我的兴趣分为三部分：性、宗教和数学。我发现我在青春期对于性的专注是不愉快的，我不愿回忆我那时候的感觉，不过我要尽我所能道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讲我希望它该怎么样。我第一次知道性的事，是我12岁时由我先前在幼稚园的一个名叫恩斯特·洛根的男孩告诉我的。一天晚上，他和我同睡在一间屋里，他用一些有趣的故事向我解释交媾的本性和它在生儿育女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他所说的极为有趣，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生理上的反应。当时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恋爱是唯一合理的制度，而当时婚姻是和基督教的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确信这个想法是在我首次知道那些事情不久之后产生的）。14岁时，我的家庭教师向我提到，说我不久就要经历一种生理上的重大变化，这时我才多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那时还有一个男孩叫吉米·贝利，和我在一起，也就是1929年我在温哥华遇到的那个人，他和我无话不谈，而且不仅是两个人说，还和一个童仆一起谈。这个童仆和我们年龄相仿，或许比我们大一岁，比我们知道的还多。有一天下午，我们因和童仆可疑的谈话被大人们发现，他们用深表忧虑的语气数落了我们一顿，然后送我们上床，每天只给点面包和水。说来奇怪，这种处罚并未减少我对性的兴趣，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这种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谈话以及探究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发现医学字典极为有用。15岁我开始有了性欲，其强烈程度几乎不可忍受。我坐着做功课时竭力想集中精神，就一直因勃起而分心，同时也就干起手淫来。不过在这方面我一直颇有节制，我对手淫很感羞愧，尽力想不再干。虽然如此，我还是直到20岁都没有改掉，20岁时我才突然停止手淫，因为我恋爱了。
那位告诉我要接近青春发动期的私人教师，几个月后又对我说，说男人说胸部，而说女人就说乳房。这话使我产生的感觉强烈得无法忍受，以致显得十分震惊。他就挖苦我，说我假正经。这样每天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想要看女人肉体的欲念中度过。我总想从窗户偷窥女仆换衣服，然而总没有成功。我的朋友和我两人花了一冬天的时间造了一间地下室，包括一条地道，一个人可在其中匍匐爬行，还有一个6立方英尺的房间，我经常引诱一位女佣到这个地下室，在那儿吻她、拥抱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过夜，她说她宁死不干，我相信了她的话。她还表示出惊讶的样子，说她原来以为我是好人，结果这事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这时候我完全失去了我在青春发动期之前对性的理性主义观点，而把那些世俗的看法当作十分正当的而全盘加以接受。我变得有点病态，认为自己十分邪恶。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理发展颇感兴趣。我仔细地加以研究，但是人家告诉我一切内省都是病态的，因此我把我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兴趣当成精神错乱的另一证明。然而经过两三年的内省之后，我突然领悟到这是获得大量重要知识的唯一方法而不应被认为是病态。至此，我在这方面的感情才得到解脱。
伴随着这种对性的生理上的专注而来的，还有一种极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但当时我还未能认识到它源于性欲。我变得对日落、云彩以及春秋的树木之美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我的兴趣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色彩，显然这由于它是一种性的无意识的升华和一种逃避现实的企图。我广泛地读诗，开始是读像《悼念》这一类的坏诗注21。就我所能记忆的，在十六七岁时，我读了弥尔顿的全部诗作，拜伦的大部分诗，最后读雪莱的诗。我读雪莱的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在多弗尔街莫德姨妈的起居室里等她，我打开了雪莱诗集，正好碰到《阿拉斯特》，在我看来它是我曾经读过的诗里最美的。我最欣赏它的当然是它的虚幻。我刚读了一半，姨妈就来了，我不得不把它放回书架上。我问大人们雪莱是否不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我发现他们认为他是邪恶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反而把所有的闲暇都用来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由于我的所思所感无人可诉说，我时常在沉思，要是能认识雪莱那该有多好!同时我也不知道能否遇上一个活人，同他有如此丰富的相同感受。
伴随对诗的兴趣而来的是我对宗教和哲学的强烈兴趣。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祖母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友，但渐渐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教徒。星期日我被轮流带到彼得斯汉姆的（国教）教区教堂和里士满的长老会教堂，而在家里则教我一位论教派的教义。一直到我大约15岁为止，我都相信一位论教义。在这个年纪，我开始对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些假设的合理论证做系统的研究。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冥思苦想这个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且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永生，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我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将它们一一细细思考。我最先放弃的是自由意志。15岁时，我相信物质的运动，不论活的还是死的，都完全遵循着动力学的定律进行，因此意志就不能对身体有任何影响。这时我时常将我的想法，用希腊字母拼写的英语记在一本题为“希腊语练习”的本子里注22，这样做是唯恐被人发现我正在想什么。在这个本子里，我记下了我的信念：人体是一部机器。成为一个唯物论者，我应该感到智力上的满足了，但是几乎根据和笛卡尔（除了知道他是笛卡尔坐标的发明者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得到结论：意识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因此纯粹的唯物论是不可能的，这时我才15岁。大约两年之后，我相信人死之后没有生命，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因为“第一原因（造物主）”的论证似乎是无可反驳的。然而在我18岁进入剑桥前不久，我读了《穆勒自传》，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他父亲教他说“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它马上会引出下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这样一来使我抛弃掉“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长期对宗教的怀疑过程中，我因为自己逐渐失掉的信仰而非常不快。但当全部进程结束时，我却惊异地发现，由于全部问题获得了解决而感到十分愉快。
这个时期，我泛览群书，自修意大利文足以能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里。我又读孔德，然而对于他的著作并不怎么重视。我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并做了详尽的摘要。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卡莱尔，但对于他纯粹出于感情的支持宗教的论证却完全摒弃。因为那时、也是后来我一直持有的观点是，一个神学命题不能被接受，除非它具有科学命题所需要的同样论据。我还阅读吉本以及密尔曼的《基督教史》与未经删节的《格利佛游记》，其中人形兽的描述对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开始用这种观点去观察人类。
必须明白，我的整个内心活动被深深埋藏起来，我和别人交往时，不让它显露一点迹象。在社交上，我羞怯、幼稚、笨拙、安分和性情温和。我时常带着妒意观察那些在社交上八面玲珑、从容应付的人。有个名叫凯特莫尔的青年人，我认为他肯定有点粗俗，但是我看到他和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一起散步，自然而亲昵，显然在讨好她。我想我永远、永远、永远也学不会取悦我可能感兴趣的任何女性的举止。直到16岁生日前不久，我有时才能和我的家庭教师谈些事情。在那之前，我都在家中受教育，但是，我的家庭教师很少能待三个月以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这是因为每当一位新老师来了，只要家人对我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就总是引诱他与我同谋去欺骗我的家人。我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不可知论者，常常允许我和他讨论宗教。我猜想他因为这件事被发现而遭解雇。我的家人最喜欢的一位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家庭教师后来死于肺结核，他呼出的气味臭得令人难以忍受。家人从来没有想到从健康的观点来看，让我长时间待在他身旁是多么不明智。
正好在我16岁的生日之前，我被送到了当时还是乡下的老南门的陆军应考补习学校，送我去不是为了准备参加陆军考试，而是准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考试。在那里的其他人几乎全要进陆军，除去一两个恶棍，准备去担任神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17、18或19岁，所以我是最小的学生。他们都处在刚刚开始常去嫖妓的年龄，这也是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们当中最受人敬佩的是一个声称自己曾得过梅毒并已治愈的人，这使他具有很高的威信。他们总是围坐在一起讲淫荡的故事，每一件事情都给他们机会讲下流话。一次，一位老师让他们中的一人把一个便条送到邻居家，回来后，他告诉其他人，他按了铃，一位女仆走了出来，他对她说，“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意思是指法式信封注23），女仆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带封信来。”有一天在教堂里唱圣歌，其中有这么一行，“这里我将高举起我的以便以谢（Ebenezer）注24”，他们就说，“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称呼那玩意的!”
尽管我先前暗地里对性默默地关注，但如今接触到以如此粗野的方式谈论性，也使我大为震惊。我的观点变得非常清教徒式的，认定性若无深爱便是兽性。我沉默不语，尽可能不跟别人打交道，而那些人发现我很适于挑逗，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上，唱我会的唯一的歌，歌词是：
老亚伯拉罕死去了，
我们再不能见到他，
他常穿一件旧大衣，
所有扣子全在身前向下扣。
他另有一件衣服，
完全是不同的样子，
不在身前向下扣，
而在身后向上扣。
我不久认识到，逃脱他们的注意唯一的机会是保持愉快自若。一两个学期之后，来了另一个可被取笑的孩子，他容易发脾气，比我更合适，于是我也习惯了他们的谈话，不再为之震惊了。但我仍一直深感不快。有一条通过田地去新南门的小路，我常独自去那里看日落，默想着要自杀。可是我没有自杀，因为我希望懂得更多的数学。当然，要是家人知道这种习以为常的谈话，他们会深感惊恐。但是我数学学得不错，总的来说我希望留下来，所以从来不向家里人说应考学校的情形。在应考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后，我在1889年12月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获得了小额奖学金。去剑桥之前的10个月，我住在家里，并请那个应考学校聘来的教我的老师来指导我。
在应考学校，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他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加拿大人，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登山家，多次攀上新西兰阿尔卑斯山以及南美安底斯山。他家里很富有，住在拉特兰门19号一所大房子里注25。他有一位写诗的姐姐是我在拉特兰常遇见的罗伯特·布朗宁注26的朋友，她后来先成为爱德蒙·菲茨莫里斯夫人，后来是————菲利比的夫人。他的姐姐比他大得多，是个渊博的古典学家。我对她怀有一种浪漫的爱慕之情，尽管后来当我遇到她时，她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菲茨杰拉德在美国长大，极为老练。他懒散而无精打采，但在许多方面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能说出任何一种名牌酒或雪茄的年份，他可以吃一汤匙调在一起的芥末和辣椒粉。他熟知欧洲大陆的妓院，他在文学方面知识广博。当他还是剑桥大学在校学生时，就拥有一个都是初版书的精美图书馆。他第一次来应试学校时，我立刻对他产生好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有教养的人，而其他人则一个也不是。（罗伯特·布朗宁去世注27时，我正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以前曾听说过他。）周末，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家。在路上，他总是先带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去看日戏。我的家人调查了这个家庭，而来自罗伯特·布朗宁的证实使他们消除了疑虑。由于我长时间的孤独，使我对菲茨杰拉德的依恋之情真有点太过分了。使我极为高兴的是，我获邀8月份与他和他的家人去国外。这是我2岁去过国外以来的第一次。看到国外的景色使我兴奋异常。我们首先去了巴黎，那里正在举行1889年万国博览会。我们爬到埃菲尔铁塔的塔顶，铁塔就是那一年新建的。然后我们去瑞士，在那儿，我们待了大约一周，驱车从一地到一地，到恩加丹结束。我和他爬了两座山峰：科尔瓦克峰和帕吕峰，这两次都遇到暴风雪。第一次我产生高山反应，第二次他有。第二次十分惊险，因为我们的一个向导从悬崖上滑了下去，用绳子才把他拉上来。我对向导的冷静沉着（Sang froid）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边往下掉还边咒骂。
然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我和菲茨杰拉德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他对他母亲讲话很无礼，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我当时年轻，就指责他的态度。他非常生气，几个月都余怒不息。当我们返回应考学校时，我们合租一间屋，他总找些令人不快的话来说，在这方面他表现了非凡的技巧。我恨他到极点，如今想来我依然不明白怎么会那样。有一次，我狂怒发作，用双手扼住他的喉咙，打算扼死他。但见到他的脸孔变成青黑色，我的心软下来。我想他知道我是要杀死他的。这以后，在剑桥念书期间，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直到二年级期末他结婚时才结束。
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家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只是继续同意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其它的都不同意。起先我有时试图和他们谈我考虑的事情，但他们总是嘲笑我，这使我变得缄默。在我看来，人的幸福显然应该是一切行动的目标，但我发现有些人却不以为然，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发现对幸福的信仰即所谓功利主义只不过是许多伦理学说中的一种。我发现这一点以后，就信奉了它，同时轻率地告诉了祖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祖母对我大加嘲笑，以后时常提出一些伦理学上的难题来让我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加以解决。我发觉她并没有靠得住的理由来反驳功利主义，她反对功利主义从理智上似乎也说不过去。当她发现我对形而上学感兴趣时，她告诉我所有形而上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心?不要紧。什么是物?没关系。”注28这话反复说了十五六遍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玩的了。但是祖母反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是终其一生的。她的态度表现在下面的诗文中：
啊，形而上学这门学问
实在太离奇
你只有把纷乱的人生弄得更加纷乱
自夸能解明
像意志和命运之类的难解之谜
却把它们乱搞一气越来越迷离。
每一个行动的原因
你都能满意地解释
人心的每一隐秘角落
你说你无不遍历
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
而把高深的猜测称为公理。
是与非你是如此精细剖析
它们的断片是如此地连在一起
以致我们信什么似乎没关系
但你织成的精致蛛网
以及网上捕获的愚蠢的苍蝇
却不需要神奇的笤帚来把它击碎。
你并不比我懂得更多
什么是笑，什么是泪，什么是叹息
至于什么是爱、憎、愤怒还是同情
你也是一无所知。好了，再见
形而上学，没有你我一样过得很好
我想你不久就会被人扬弃。
我记得我长大以后，祖母有一次对我说：“我听说你又在写另一本书?”那种腔调好像是说：“我听说你又有了一个私生子!”数学她还不正面去反对，虽然她很难相信它可以派上什么用场。她对我的希望是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牧师。一直到21岁我都对宗教的意见缄口不谈。的确，14岁以后生活在家里得对我感兴趣的事完全保持沉默，实在是不得不忍受的。祖母时常出以幽默的话语，名为好玩，实际充满恶意。我那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只感到受到伤害与痛苦。阿加莎姑姑一样坏，而罗洛叔叔那时正沉浸在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我哥哥住在贝里奥尔学院，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佛教徒。他常告诉我灵魂可以装在一个最小的信封里。记得我想到我所见过的最小信封，想象灵魂像心脏一样地在里面跳动。但从我哥哥的谈话中听到的秘传佛教，我觉得它没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哥哥成年以后我很少见到他，由于家里人都认为他邪恶，因此他便远离了家。长大以后我要在数学方面做一些重要的工作，这个决心支持着我，但是我不敢想我会碰上什么人我可以和他交上朋友，或者可以向他自由地表达我的任何见解，更不敢奢望我的生命的任何时期能够摆脱这种极端的不快。
在南门应考学校的那个时期，我对政治和经济学极为关注，我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观点我倾向于完全接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在我看来他在《人对国家》中过于空想，虽然我对他的偏见一般都是同意的。
阿加莎姑姑介绍我读她十分崇拜的亨利·乔治的书，我变得确信土地国有化会保证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从社会主义获得的利益。我一直持有这一观点，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止。
祖母罗素和阿加莎姑姑是格拉德斯通地方自治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许多爱尔兰国会议员经常到彭布罗克邸园来。这是在当《泰晤士报》公然声称有文件证明帕内尔是暗杀同谋犯时，几乎整个上流阶层，包括1886年支持格拉德斯通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直到1889年，由于伪造者皮戈特无能拼写“hesitancy”（犹疑不决），这个阴谋才戏剧性地被拆穿。祖母和姑姑总是激烈地反驳帕内尔的追随者与恐怖分子结盟的观点。他们钦佩帕内尔，有一次我还和他握过手。但是当他卷入丑闻，他们又同格拉德斯通站在一边而与他断绝往来。注29
我跟阿加莎姑姑两次去爱尔兰。我和爱尔兰爱国者迈克尔·戴维特一起散步，有时我独自一人，景色之美给我以深刻印象。我特别记得在威克洛郡的一个小湖，叫作卢加拉，从那时起，我一直把它同下面的诗句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更好的理由：
就像波浪冲向卵石的岸边，
我们的分分秒秒也急速地冲向它的终点。
50年后，当我在都柏林造访我的朋友克朗普顿·戴维斯时，我说服他带我去卢加拉，但他带我去高干湖上的森林，而不是我记忆中的“卵石岸”。离开时我深信，我们不应该企图旧梦重温。
1883年，罗洛叔叔在欣德黑德的斜坡上买了一所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们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去那里。那时，在欣德黑德斜坡上，除了两间被遗弃的马车店“皇家小屋”和“七根刺”（它们不是当时刚被遗弃的）之外，没有房屋。廷德尔注30的房屋正在修建，它开始一种新时尚。我经常被带去看望廷德尔，他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水的形态》，我十分敬佩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极力想给他留下一点印象。有两次我是有些成功的。第一次是他正和罗洛叔叔谈话，我拿两支曲柄手杖放在一只手指上面，使它们平衡不坠。廷德尔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考虑一种可行的方法来测定重心。第二次是几年以后，我告诉他我曾经爬上过帕吕峰，而他曾经是登山界的先驱者。每当我散步穿过杜鹃花丛生的荒原，翻过布莱克当，走下山坳，一直到彻尔特的魔王跳，我真表达不出我的喜悦之情。我特别记得我去一条叫作“妈妈小路”（现在它满是房屋，有块小路的路标）。它越变越窄，最后成为一条羊肠小道，通往赫尔特山顶。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可以远眺半个萨塞克斯郡和几乎全部的萨里郡，这一类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是重要的。总的说，我发现我在户外遇到的事物要比我在户内遇到的事物留有更深刻的印象。
附录：“希腊语练习”注31
1888年3月3日，我要写一些现在我感兴趣的题目，由于受到种种环境的影响，我已深入考查这种宗教的真正基础，而我正是在这种宗教中成长的。在某些方面，我的结论论证了我先前的信条。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不可抗拒地被带到某些结论中去，这些结论不仅使我的家人震惊，同时也使我感到痛苦。我得到的确切结论很少，但我的那些见解，即使我不是完全确信，也差不多如此，我没有勇气告诉家人，说我不信永生。我常和尤恩先生漫谈这些事，但是现在我不能把我的思想对任何人讲出来，而这是唯一可能的发泄方式。我要在这儿讨论我的一些问题。
3月19日 今天，我打算记下我相信上帝的理由。首先，我可以说，我是相信上帝的，同时，如果我得给我的信条一个名称，我可以称我自己是位有神论者。如今在找寻信仰上帝的理由时，我将只考虑科学的论证，这是我曾经立下的誓言。为了信守这个誓言，我要付出代价，并且还要排除一切感情因素。为了要找到信仰上帝的科学根据，我们必须回到万物的起源上。我们知道目前的自然法则从来是有效的。在宇宙中，现有的准确数量和能量肯定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星云假说揭示的整个宇宙，充满着无差别的星云状物质的时期并非极远之事。因此现在所存在着的物质与力，很可能有一种创始，而这无疑的只可能是神力。可是，即使同意它们一直存在着，调节力对物质的作用的法则又从哪里来呢?我想那只有归诸一种神的控制力，我称之为上帝。
3月22日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推理的合理性。让我们像有人假设的那样，假设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宇宙，只不过是偶然生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设想，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原子的表现精确地与另一个原子类似?我想，如果原子是无生命的，就没有理由来设想它们在没有一种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能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被赋予自由意志，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宇宙中所有的原子，在一个整体中结合起来，并制定出每个原子都必须遵守的规律，这很显然是一个荒谬的假说。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上帝，但是这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同时又证明奇迹和神力所显示的、其他被信以为真的现象不存在。不过它也没有否证这些奇迹和神力显示其可能存在，因为立法者当然也能废除它。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得出不相信奇迹的结论，因为假使上帝是这些规律法则的制定者，如果它不能不时地加以修改的话，意味着这些法则规律肯定存在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样的不完美我们永远也不能归之于神性。正如《圣经》中所讲，上帝对他自己的工作表示后悔。
4月2日 我现在要讨论的题目，比起其他任何题目来，使我们这些可怜的、终有一死的人从个人出发更感兴趣。我指的是不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一直最感失望，想起来很痛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是进化、把人和动物比较来看；一种是从人与上帝的比较来看。第一种较为科学，因为我们对动物无所不知，而对上帝则一无所知。首先来看自由意志，考虑到人与原生动物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赋予人的话，我们也必须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而这很难办到。因此，除非我们执意要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自由意志赋予人。不管怎样，这是可能的，但是难以想象，在我看来假如是可能的，原生质只是同普通的自然的进程聚集起来，而其间毫无上帝的特殊神意，那么我们和所有的生物都仅仅是因化学力量生存发展。一点也不比一棵树更奇妙，而我们没有人敢说树有自由意志；再者，即使我们对任何时候、在任何人身上的作用力，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动机，他的大脑在任何时候的结构都有足够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确切地说出他将要做什么。从宗教的观点看，我们声称自由意志也是一桩妄自尊大的事，因为根据上帝的法则，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像星球运动一样确定。我想我们必须让上帝来制定，这些决定每个人的行为，而永远不会被违背的法则。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有永生。
4月6日，星期一 我倒愿意相信生命永存，因为一想到人只不过是一种不幸的、赋有意识的机器，我就觉得十分难过。但是不存在其他的理论能同上帝的全知全能相颉颃。我想，科学对此已给出充分的证明。因而，我必须不是无神论者，就是不相信永生的人。认识到前者不可能之后，我采纳了后者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想，不管人们的这种观点多么令人失望，上帝总是在一开始创造法则，通过这法则，只不过在一块星云状物质上作用，或者只在宇宙这部分弥散的以太上的作用，会产生我们自身这样的创造物，他们不仅能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测度上帝的神秘，这的确给了我们上帝伟大的奇妙观念。所有这些上帝没有加以更多的干预。现在，让我们考虑这个缺乏自由意志的学说是否如此荒谬。假使我们和任何人谈起来，他们踢踢腿或干点儿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许他们禁不住要那样做，因为他们有一些事情要证明，并且因此为他们那样做提供了一个动机。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总有决定我们那样做的动机。同样，在莎士比亚或者赫伯特·斯宾塞和巴布亚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是他们和一个巴布亚人之间的差别，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巴布亚人和一个猴子之间差别一样大。
4月14日 认为人没有永生性，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灵魂，总之，人只不过是一架被赋予意识的灵巧的机器，这样一种学说有很大困难。因为意识本身就是明确区别人与死物质的一种特性，假如人具有一种与死物质相区别的特性，为什么就不能具有另外一种特性————自由意志?我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的含义是指，比如说，人不遵守第一运动定律，或者至少他所包含的能量、运动的方向不完全依赖于外界环境。此外，似乎无法想象，人，具有理性、具有宇宙知识和是非观念的伟大的人，有其情感，有其爱憎之心，有其宗教的人只是一种可消灭的化合物，他的品性和他对善恶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脑中的分子的特殊运动。而所有最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只是由于他的某个分子碰撞另一个分子比其他人更加频繁一点。这种学说难道不是极不可信吗?谁要是相信这种荒谬学说难道不是疯了吗?可是另外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接受业已证明的进化论。猿的智能逐步增加，上帝突然显示奇迹赋予其中之一以那种神奇的理性，而我们是如何具有理性的看来还颇为神秘。那么，的确被称为上帝最光辉作品的人，在经历许多年代的演化之后，最终注定要完全毁灭掉吗?我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宁愿相信这种观念：上帝需要一个奇迹来创造人，然后让人自由地去做他愿意做的事。
4月18日 于是我们姑且接受人必有一死和没有自由意志的学说，它同过去一样，仅仅是一个学说，当然诸如此类的事都只不过是猜测，那么我们如何形成是与非的观念呢?许多人说，假如你提及任何诸如“预成论”之类的荒谬学说，结果也是一样，虽然牧师们不这么认为，那么良心等等又如何呢?而他们认为良心等等由上帝直接植入在人心之中。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的良心首先是来自进化（而进化自然形成自我保存的本能）。让我们举十诫之例来说明原始道德，其中许多条引导社会过平静的生活，而这对种族的保存是最好的方式。其次，正如我们所知，希伯莱人认为多子女是上帝恩宠的标志，而无子女则被认为是上帝诅咒的结果。对于罗马人来说，寡妇被人嫌恶，我相信，寡妇过了一年还没有再嫁是被禁止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别的想法呢?他们不只是因为这些可怜或令人厌恶的对象不能再生育新人吗?我们能很好理解，当人们变得更为明白事理的时候，这些想法就会逐步冒出来。因为如果杀人和自杀在一个部落里流行起来，那么部落就会灭亡。因此，憎恶这些行为的部落就会大为受益。当然对于更有教养的社会，这些思想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至于我自己的想法以后再说。
4月20日 这样，我想原始道德总是来源于保存种族的思想，但是对于开化的社会，这个规则是否还应该遵守呢?我想不应该。指导我的行为的生活准则（背离它我认为是犯罪）是以这些方式行事，即我相信它最有可能产生出最大幸福，既考虑幸福的强度，也考虑得到幸福的人数。我知道祖母认为这条生活准则不切实际，她说因为你永远也不能知道什么事能够产生最大的幸福，你最好还是听从你内心声音的召唤。可是，不难看出，良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例如，普通的爱尔兰人不认为说谎是错的，单从这点出发就足以驳倒良心的神圣意义。既然我相信良心只不过是进化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产物，那么遵照良心而非理性行事是不合情理的。我的理性告诉我最好按照能否产生最大幸福的方式而非其它方式行事。因为我曾努力弄明白我可以在前面设置什么其它目标，但我没能做到。这不单是为我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为大家的幸福，不管他是我自己、亲戚朋友还是完全陌生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别人和我意见不一致，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显然只要有任何被发现的机会，最好还是去做人家认为是对的事。对于这种观点，我的理由是：首先，正如每位郑重思考过进化的人一样，在被强迫的情形下，不得不放弃问自己良心的老观念时，我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其次，对我来讲，幸福似乎是值得追求的最重大事情。把这个理论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会说，在某种只涉及我自己而不牵涉别人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情况真正存在，我当然按照自私的方式行动以满足我自己。设想另一个例子，假如我有一个机会去救一个人，而他最好离开这个世界。显然在跳进水中救他时，我最好应该问一下，什么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如果我丢了命，这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办法，如果我救了他，我就会享受无尽的赞美。可是我让他淹死，我就会丧失一个死去的机会，还要受许多责备的痛苦，但是世界却因为他的死去和我（当我还有一丝希望）活下来而变得更好。
4月29日 我曾许下诺言，在任何事情中都要遵循理性而不是本能。本能一部分来自祖先的遗传，经由自然选择的过程逐渐从祖先获得。另一部分则来自我的教育。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按本能行事是多么荒谬啊!因为，如我以前所讲的那样，来自本能的那部分只是为了引向保存我所属种族的原则，而来自教育的那部分则由于个人教育而有好坏。然而这种内心的声音，这个上帝赐给的良心，曾使血腥的玛丽注32烧死许多新教徒，这就是我们这些有理性的人所应遵循的。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发疯，而我将竭力遵循理性。我认为我的理想是，最终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然后我可以应用理智，找到最能得到这种结果的道路。然而对我个人来讲，由于我受过良好教育，我或多或少还能遵循良心行事。但奇怪的是，人们是何等地不情愿放弃野蛮的冲动而运用理智。我记得可怜的尤恩，由于他贬低冲动而招致整个晚餐时间的争论。今天喝茶时，布勒小姐和我又展开一场长长的辩论，因为我说在是非问题上，我遵循理性而不是良心。我实在不喜欢我有这种特殊的见解，因为我不是把这些见解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就是让别人对我的怀疑主义感到震惊，这对我所在意的人来说和隐藏起来一样糟。如果布勒小姐走了，我会感到难过。因为说来也怪，我对她比对我自己的家人更容易敞开我的思想。
5月3日 布勒小姐走了，再度留给我孤独和沉默。但令我高兴的是，似乎安排好我去南门，而且可能在一周之内成行。由于我生活中的活动频繁以及一开始的新鲜感，我的确感到这会把我从一周的阴郁的沉思中解救出来。我并不指望我一开始就过得很快活，但我希望过一段时间后能够那样。这对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好处，还有我将来的幸福，我期望……
5月8日 要不是我这些关于神学的邪恶想法，我的生活就会愉快多了。明天我离开家，今晚奶奶为我做一个美美的祈祷，祝福我的新生活，特别她祈祷道：让他得到教诲，知道上帝对他无限的爱，对这条祈祷文，我衷心地说“阿门”，而且这也是我最最需要的。因为按照我对上帝的想法，我们并没有特殊的理由来设想上帝爱我们，因为他只是启动机器开始工作，然后丢下它不管，让机器产生出必然的后果。现在你也可以说上帝的准则是赐给我们人类最大可能的幸福，但这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命题。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对我的仁慈，虽然我被祷词的单纯和优美以及奶奶祈祷时的真诚态度所深深打动。有这样的家人是什么滋味!要是我在更坏的环境下成长，我会变成什么人!
顺便说一下，以便换一个更愉快的话题：我和马歇尔注33过了非常快活的一天，我们到河边去，走到布鲁姆宅第注34，在那儿顺手解开弗朗克的一条船，划过肯辛顿桥，溯河而上。在布鲁姆宅第谁都没有看见我们，除了一个跛脚老头，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他是谁。马歇尔口渴急着想喝茶，我们跑到一个小旅店，他觉得里面该有茶喝。可是，我们两人把我们的上衣丢在泰丁顿的棚中，像傻瓜一样光着膀子走进旅馆。我们受到我曾见过的最无礼的侍女的接待，她说，她以为我们是来修房子的木匠。然后我们费了好大劲把船划回去，到家已是大汗淋漓，还迟到20分钟，为此挨了一顿数落。
5月20日 今天我第一次从南门回到家里，那里似乎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可是见到那种到处都有的平平常常的男孩子，实在令人沮丧。他们没有头脑，没有独立思想，不爱读书，也没有更高的道德修养。一个文明的（据信是）和有道德的国家的上层阶级产生不出更好的孩子来这真可叹。我高兴我没有更早离开家，要是那样，我也达不到我眼下的状态，而仅仅像他们中间的一个（顺便说一句，我正在变得多么伪善）。我想，贝利走后6个月，我感觉我自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比过去变得更加平静，思想更为丰富，更具有诗人的品性，一件小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以前，我从来没对春天景色多想过，而今年我真是被美不胜收的满园春色所吸引。我问奶奶，今年春天是否比往年更美，但是她说并不是这样。我比过去更加爱读诗，而且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部历史剧，而且渴望读《悼念》。
5月27日 正如我以前说的，我力图按照我的原则去工作，而一点儿也不求奖赏，也不盲目靠良心的光芒做万无一失的引导……。不求助于宗教而只靠自己内心的引导去正确地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我尝试过但可以说没有成功，但更可悲的是，我没有其他的源泉。我们没有有所助益的宗教，我的学说本身对我日常生活的帮助只不过像一个代数公式，可是引导我向良善生活的最大力量来自我奶奶的爱以及当我走向歧途时给她带来的无尽痛苦。但是我想，总有一天她会离开人世，到那时我该怎么办?我最大的恐惧是我以后的生活由于失去支撑我的宗教而归于毁灭。我想要得到我的宗教不应该传播的所有事物。由于我的所有家人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道德健康的关怀，我在所有人中本应该是最道德的。因此，如果不是我的这些不愉快的思想，我相信我可能成为最有道德的人。因为一个人多么容易使自己相信，屈从于诱惑只会产生快乐。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人们被教导去憎恶的行为立即成为道德的行为，一旦我成为我所希望的完全垮掉的人，我想我将拿出这本笔记本作为解释。我们极需一位新的路德，他能更新我们的信仰，激发基督教的活力，而且去做一位论基督徒所做的事，只要有一位像路德那样伟大的人来领导他们。宗教也像树一样越长越老，除非时不时地进行改革。现在的各种基督教都已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我们要求一种新形式能够既符合科学又对美好的生活有所助益。
6月3日 异乎寻常的是，能使我信服的原理和信条是多么的少。我发现，我从前深信不疑的信仰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溜掉，滑到值得怀疑的地方去。例如，我以前绝不怀疑真理是件要掌握的好事，但现在，我对此感到最大的怀疑和不确定，因为追求真理使我得到写在这本笔记本里的结果，而以前要是满足于接受我年轻时所受的教导，我本该一直很舒服的。追求真理完全打破了我原来的信仰，并使我可能在某些地方犯下原本远离的罪过。我认为它不会在任何方面使我比以前更快乐。当然，它给了我更深沉的性格，对琐事或别人的嘲笑不屑一顾。但与此同时，它也带走了欢乐，使我更难结交知心朋友。最糟糕的是，使我和家人的亲密交流受到了阻碍，我的一些更深层的思想使他们感到完全陌生，如果我不留意而把这些思想泄露出来，立刻就会成为他们嘲笑我的话题，虽然他们并无恶意，但这对我来说是难以表达的痛苦。所以以我个人的情况，我应该说，寻求真理的努力是弊多利少，而我接受的所谓真理或许别人说并不是真理，而我也许可以被告之，如果我得到了真正的真理，我会因此而更加快乐，但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说法。因此我对真理的纯粹好处深表怀疑。当然，生物学里的真理贬低了我们对人的看法，这想必是令人痛苦的。更进一步，真理使我们疏远了老朋友，阻碍我们结交新朋友，这也是一件坏事。或许一个人应该把这些事情看成像殉道一样。由于一个人得到的真理，往往会增加其他许多人的幸福，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的幸福。总的来说，我倾向于继续追求真理，如果本书中的这种真理确实是真理的话，我也无意去传播它们，相反我倒宁愿阻止它们传播。
7月15日 现在我的假期已过了差不多一周了，我越来越习惯家居生活而把南门看成过去的一场梦。虽说我告诉家人我非常喜欢那里，而且那里确实比我期望的还要好些，但我在那里的生活实在充满巨大的磨难和艰辛。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更恨被人打扰，受不了别人的嘲讽，虽然表面上我还能保持平静不发脾气。被叫起来唱歌，爬上椅子，在半夜为小事被叫起来，对我来说比对别人更要讨厌50倍。我经常不得不进行一长串的思考，该说什么，做什么最好，因为我有充分的自我控制能力去干我认为是最好的事，而有些别人可能看不上眼的事会使我激动万分，使我震颤和精疲力竭。我想那对我是件极好的事，因为它增加我的享受能力，而且从很大程度上增强我的道德力量。我不会轻易忘记我从来没有骂过“他妈的”使他们多惊讶，而诸如此类的骂人话就几乎会使我成为罪恶的鼓吹者（fanfaron de crimes）。不过要是真正犯不太多的罪行，这将是一件坏事。……我非常高兴我以前没有上学，那样我就会缺少力量，也没有时间去进行独立思考，虽然独立思考使我非常痛苦，然而却是我在困境中的主要支柱和依靠。对那些恶意利用我和迫害我的人我总是保持一种轻蔑的感觉而使自己振作起来，虽然这种感情可能是很错误的。我认为轻蔑不是错的，如果一个家伙习惯的语言就是用“Thy will be done”歌的调唱“不管我要撒不要撒，谁把我放在冰凉的尿盆上?我的妈妈!”然而即使我的教育还不像现在那样完全，我可能还是那样，但是我必定感到我在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加上一种虚幻的英雄主义，缓和了我在南门的许多不快情绪。
7月20日 对于这个自由意志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但却趋同的方法去加以考查：第一种是从上帝的全能性，第二种是从法则的主宰，第三种是从这个事实，即如果仔细探究一下，我们所有行动都表明是由动机引起。我们立刻可以看见这三种方法实际上完全相同，因为上帝的全能性无非就是法则的主宰，而行动由动机所决定是法则的主宰运用于人类的特殊形式。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考查每一种方法。
第一，来自上帝的全能性。首先，所谓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在我们之前有几条道路，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但是，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并非被上帝所支配，也不被他的创造物所支配，我们是独立于他的。这表面上看来不太可能，可是也绝不是不可能，因为上帝的全能性只是一种干预，让我们过渡到第二种方法，从法则的主宰。对于我们所知的所有事件，可能除了高等动物之外，显然法则完全是主宰。人也受到法则的控制，这可由诸如格林定律注35以及有时我们有可能预言人类行动这些事实看出来。于是，如果人受法则支配，并不意味着他的行动是前定，这正和行星的运动或植物的生长一样。阿盖尔公爵的确谈过在法则范围之内的自由，但对我来说，这是句没有意义的话，因为，受法则支配必定意味着在给定条件下不必然得到某个后果。无疑在同一环境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动，但这是由于性格不同，正如两颗彗星处在同样位置，由于它们离心率不同而运动也不相同。第三，来自动机的考虑大概是最强的。如果我们不管考查什么行动，我们总是发现动机，对此，我们除了控制产生我们行动的作用力之外，不可能再施加其他的控制。阿盖尔公爵说，我们能向我们自己显示动机，可是那不是我们性格所决定的行动或其他不可避免的事吗?由我们感到它这个事实来论证自由意志存在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我们认为真正存在的动机，也没有感觉到依赖于大脑的心灵等等。但是我不准备教条地否定自由意志，因为我常发现，好的论证在辩出结论之前，并不偏向问题的一方。我的本性使我倾向于不信自由意志，可是对于自由意志可能有非常精彩的论证，这些论证不是我从来想不到，就是它还不能对我发挥其全部影响……有时人会变得不顾一切去自杀，很难阻止。我相信，我也会这样，除非为了我的家人。
3. 9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4. 1893年的伯特兰·罗素
1907年的伯特兰·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