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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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的欧洲

    和黑暗时期有别之中古时代始于首次的十字军,而十字军则实为封建化的新欧洲之惊人冲动。封建主义为中古时期的特殊制度;在此制度之下,社会中之各阶级间发生高下相属的关系,野蛮纷乱则渐进而入于文明的治安。农奴以劳工所获的剩余则由男族,武士及主教,僧正瓜分;不平均的分配成为刻板的规律后,财富之积聚于贵族及僧官的手中者亦日有可观,而富有阶级的奢靡亦日炽,而商人城市的贸易及较高的手技艺术亦应时而起。黑暗时期之进于中古时期,及野蛮社会之进于文明社会盖皆依上述的变迁,不幸这变迁不是自由及平等的路程。

    封建主义的又一特征为军事,政治,及司法组织的地方性。权力的单位既不是如罗马时的帝国,又不是如近时的民族[1],而是男土或采地。封建主义不啻是帝国分裂及国家微弱的自承,故不得不借重地方。但世俗的社会虽分崩灭裂,诸侯及武士的目光虽炯炯然限于一省或一采地之微;而宗教的社会则统于一尊,宗于罗马,它的统一正如世俗的分裂。即此一端,教社已可指挥世俗社会而有余;加之,学问及书写几为僧侣所独有的长物,于是中古时教社左右国家的权力益见伟大。

    当中古社会开始时,农村贫瘠鄙野而又多寇盗。武士,教士,及农奴因相与联合以资保护;农奴获得安全,武士教士则获得政权及财富。在这种简易的协作之中,恃强欺诈之事固在所不免,而高尚的宗教理想及尚武的侠义气概亦时有所闻。欧洲亦渐渐的自这种简陋的封建办法,进而为丹第(Dante)及巧塞,大学及大教堂,宗教法,民法,及英吉利法之欧洲;进而有意大利及佛兰德斯之商人都市,有“万城之花”之伦敦。故中古之世,一方为封建的农村,充满了褴褛的,畏怯的,迷信的,饿莩似的农奴,日则驱牛队以耕田,夜则促居于无烟突之棚屋,一闻骑士之至则避匿于树林深处;而它方又为丹第的佛罗稜斯(Florence)为梵阿式味尔德(Van Artevelde)[2]之佛兰德斯,为格洛斯忒特(Grosstête)及威克里夫之牛津。究竟那是真的中古时期呢?前者呢?抑后者呢?野蛮世界呢?抑文明社会呢?我们可说两者都是。两者实相倚并进而不相悖者;故在400年之后欧洲固已由黑暗时期丕变而有文艺复兴之灿烂,然而穷困及闭塞之苦况又何尝不存在于新欧之各处?

    使尘世人类有无可变更的制度可以遵守,无可怀疑的信条可以奉行,固定的宇宙可以安居,为中古教社诸巨子的目的;然而他们实际的功绩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古耶教的真正长处,如和回教或婆罗门教相较起来,乃是它的进步性。自12世纪初至15世纪末之4世纪中,社会不断的向前推进以达于新的境域:其始为单纯划一者,其后变化为多端;其始为封建的大同,其后则为民族的君主制;其始僧侣巍然在上,其后则世俗的组织亦得独立而自主;其始武士为统治阶级,其后则资本家,工艺家及自由农民亦崭然露头角要知中古的精神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中古时期最长之处亦即中古时期最短之处;虎狼似的生活及精力亦残酷而亦多成就。中古的罪恶不是属于老朽昏庸一类的,而是属于狂暴恶少一类的。如果我们以为中古是充满了虔敬,和平,博爱的黄金世界,我们固然会大失所望;但是我们也不必如18世纪人之鄙视中古。他们没有把真正的中古看得清楚;他们不知道人类之由野蛮而复抵于文明乃是中古时期之大功。我们应把中古看做一种活动的过程,看做许多幕的景色————有的光明,有的可怕,然而全体都是生动而富有剧烈的情感。我们不应把它看做一种不变的状态,有如莫理斯挂毡(Morris tapestry)中所摹述之情节。

    中古时英国和欧洲的关系

    历中古之全期不列颠被视为全世界之最西北处,没有一个人会梦想到在大西洋波涛之外尚有所谓新世界————除非在挨斯兰及诺威之山罅中,曾于第9第10世纪驾长而远及北美之外琴海民之后裔犹在传述关于“葡萄岛”(“Vineland”即外琴人目中之北美东岸)的故事。

    在世界地理上说起来,当征服者威廉在拍汾息登陆时,不列颠固仍如凯撒隔海峡而谛视多维悬崖时之为世界之边陲,然而世界之中心则确已向北移动而和不列颠接近。在希腊罗马时代,西方的文化仅为地中海的文化,但今已成为真正的欧洲文化。北非,利凡特,及西班牙的一部已脱离西方文化,而成为亚洲的部分,且属于回回文化。德意志则加入西方文化,而为欧洲政治组织的躯干,不列颠及斯干条那维亚则为此躯干的北方肢体。文化的领袖虽犹分属于意大利及法兰西,然政治及军事的权力则无疑的在亚尔卑斯山以北,在德法诸邦之武士阶级手中。在商业,政治,及文学上与南英息息相连之佛兰德斯,诺曼底及巴黎对于中古文化之功绩盖丝毫不下于意大利。因为文化的中心已由地中海北迁,故诺曼征服在我岛所留下的痕迹要比罗马人为永久而伟大。

    在11世纪中叶以前,斯干条那维亚及不列颠和欧洲的文化都只有疏远的接触。他们有诺尔狄克的传习和文学————斯干条那维亚人的《厄达》(Edda)及散文体之诗歌或许还是黑暗时期最高贵的作品罢!经诺曼征服后,不列颠不复和外琴人之斯干条那维亚发生关系,而和封建武士之法兰西相连起来。

    英国虽自海斯顶斯之役而后之400年间和欧洲有极密的关系,然中古之欧洲,除了社会,宗教,及文化制度尚能齐一而外,实无别的统一势力。它不像罗马世界,它不是个单一的国家。它的政治构造建筑在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之上,不过这种状态在中古时已经法律化且规则化而已。欧洲是时之惟一统一势力为耶教,而惟一的都城为教皇的罗马。是时并无政治的都城;所谓“帝国”也者则名不符其实,也没有行政的组织。能自福耳司河至退加斯河(Tagus),自喀巴新山(Carpathians)至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横贯全欧而真正统一欧洲者仅有封建,尚侠,及罗马教之诸种习惯。封建地主及佃奴并存之封建农业经济,享有法权及社会特权之僧侣品级,封建习惯法及宗教法:这些都为全欧洲所一致奉行之制度;且奉行的普遍性远非自中等阶级及民族组织兴起,欧洲生活复杂化以后之任何重要制度所能比拟。操法语的英吉利武士及操拉丁语的英吉利僧侣可以在欧洲各堡寨间及各僧寺间往来旅行,而不感受身入异域之苦;若和斯图亚特及汉诺威(Hanoverian)两朝时之在同地旅行者相比,则他们(中古时之旅行者)好比在履本国之地。[3]

    不列颠经诺曼征服之改组后渐有依海自卫的能力;四围之海不但不如前之引寇入室,且宛成“护城之河”。前之为被践踏者,今则为践踏人者;前之被法兰西所侵略者,今则为侵略法兰西者。诺曼征服之法兰西势力既日渐被岛国空气所吸收,而诺曼主人自己亦能逐渐和周围英吉利人之生活同化。在约翰朝时失了诺曼底之后,他们的英吉利化尤为迅速。不列颠亦先任何欧洲国家,而从特殊的个性,法律,及制度以造成一个民族。又因为它是岛国,它的生活更易和别国隔绝。在亨利三世之时,英国的诸男已习说“Nolumus leges Angliae mutari”(“我们不愿更动旧英吉利的法律习惯”),虽则他们的祖先或前人于海斯顶斯之战时曾瞧不起英吉利一切的事物。

    在诺曼及初期不兰他基奈诸王时舶来的武士及僧侣本为英人进步的主要导师。萨克森佃奴所居的木棚及草顶之上有高大的石筑堡寨及大教堂巍然直立:这已为外人优于土人之一种测验。盖造并住居此种伟大建筑内的人物,其武器之利,或智慧之高亦莫与伦比。然而得最终之胜利者不是这班导师,而是向被鄙视之英人自己,到了末了英人已变为有力的,有识的,卓越的人民;他们所能胜任之事,如威廉及郎佛兰克死而有知,则必惊异不置。

    领导上项演进之重要工作者为盎格鲁·法兰西诸王。因诺曼征服及安吉芬(Angevin)氏之继位,中古首期英吉利历代的国王竟比欧洲任何一国的要雄武有为。此虽属偶然之事,然而历史恒为偶然所左右,而英吉利究得比大陆各国先著一鞭。他们(诸王)利用封建主义以促进国家之统一,虽则封建主义在别处只足酿成分崩离析。他们建立了有力而又富弹性的行政系统,集中而不和各地之生活隔绝。对于已被征服的英人他们亦尽其庇翼扶植之能事:他们防止封建主去压迫英人;他们更帮助英人去发展城市,法院,及国会,藉使人民有自强的可能。他们甚且率领英人向外作战:英国的自由农民本以能用长弓著称,于外争中英吉利人民盖亦常建大功。

    英国在外人统治及外人势力之数世纪中,因领导者的贤明之故,渐渐发展了多种前人所梦想不到的伟大制度:代表议会,大学,陪审团[4]以及其他许多为近代文化所视为基础的制度。在中古时,个人本无足轻重,而团体及会社生活则繁茂而发达。有些会社如大学,律师业,城市,公行,及公司,及国会等等或则肇始于它处,或则流行于别国;它们为中古耶教国之共同特产。然我们的通常法则为我英独有的发展;国会及通常法二者相辅而行后,终使英国得一种和拉丁文化日后所得的发展绝不相同的政治生活。

    中古后期的英吉利

    然而到了14、15世纪时英国自己尚未充分领略到岛国地位的价值,及其生活之渐离欧洲而独立。故于后期不兰他基奈诸王时,它不惜放弃同化爱尔兰及苏格兰之工作,及完成不列颠帝国之大业,而反斤斤焉以恢复大陆上之诺曼和安吉芬帝国为急务。因为英国集中精力于百年之战之故,苏格兰转得回复其独立,半征服之爱尔兰则复成无政府的状态。长年交战,更促成英法封建社会的灭亡,及民族思想的发达。阿金库尔[5](Agincourt)一役之胜利,莎士比亚于200年后犹引为祖国的光荣及爱国观念的基础,即打败西班牙阿马达[6]的美史亦不能使人尽忘百年之战中之盛事。

    同时,从巧塞及威克里夫,我们更可见新的英吉利文化之将呱呱堕地。这新文化和《贝奥武尔夫》,比德,及阿尔弗勒的旧萨克森文化不同;新的因得了法意学士们的助力之故,要比旧的富丽坚强得多。到了推铎尔时期则幼稚的文学又被成年的文学所吞并。在15世纪之时,中古社会的种种情况已在无形的一一消灭,不啻为革命的先声。在新经济之下,佃奴逐渐解放,而获自由。旧封建社会的栋梁本只封建主及农奴;今则市乡间俱产生了新的中等阶级以横亘于两者之间。商业及制造则随布疋业而日增,因之竟打破了中古市及中古行之界限。世俗人的知识日增,且能自为思想,而不必事事听命于教士。卡克斯敦(Caxton)的印刷机正在取寺院中的抄写手而代之。英国自由农夫的长弓足以止封建武士之冲锋,而国王的炮火可以陷他们(武士)堡寨的石墙。凡此种种变化本在逐渐的进行之时,大西洋波涛的彼岸忽然又发现了新的世界;于是英吉利不但不为举世的极陲,且为海运的中心。在此以前的数世纪中它本是半属欧洲的民族,今后则须变为海洋的,甚而,美洲的民族;但无论如何,它总是百分之百的英吉利,丝毫不减少英民族独有的文化。

    * * *

    [1] 国人向以国家混译State及Nation二字。近年来“民族”一辞既流播甚广,应可不再有误会。故今以民族译Nation.

    [2] 14世纪领袖佛来铭人拒法之领袖,死于难。

    [3] 以上所述当然不适用于建都于君士坦丁堡之东罗马帝国。在这里宗教虽仍为耶教,却和西欧不同派。文化及政治组织亦迥然有别。

    [4] Jury通译为陪审委员会,今改译陪审团,与字义较近。

    [5] 译者按,阿金库尔为百年之战中重要的一战。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史》上称述此战颇有得色。

    [6] 见后第393——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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