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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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斯[1]。公用饭桌。一条长桌边坐着一排年轻人，都穿着体面的深色衣服，但给你的印象是他们有段时间没洗过澡了。他们是学校老师、保险办事员、商店营业员之流。他们大多一边吃饭一边读晚报。他们狼吞虎咽，啃了一块又一块的面包，喝着劣质酒。他们不怎么说话。突然走进来一个男子，“Voilà Jules（法语：好哦，是朱尔），”他们大叫，大家似乎都醒了过来。朱尔带来了欢乐。他瘦瘦的，三十岁的样子，长着尖尖的红脸，一脸滑稽相，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马戏团里的小丑。他的调笑方式就是拿面包屑捏成小球朝大家乱砸一气，被砸到的人就大喊：“un obus qui tombe du ciel（法语：天上掉下来的子弹啊）”。
他们和服务员的关系都不错，互相之间不用尊称，“你”来“你”去的。有一个小姑娘，是老板的女儿，正坐在长凳上编着东西玩，他们都善意地揶揄她。你觉得，他们都很期待能够和她调情的那一天。
矿工村。一排一排的双层红砖小房，红瓦顶，大窗户。每栋后面都有一个小园子，矿工们在里面种菜养花。每栋房子有四个房间，前面是一个客厅（很少用得到它），客厅窗子上挂着厚厚的蕾丝花边花窗帘，后面是一个厨房，楼上有两间卧室。客厅里有张盖着台布的圆桌子，三四张直背椅子，墙上挂着些放大的家庭照片。一家人多半聚在厨房里。墙上挂着一把枪和电影明星照片。房里有一个炉子，一个收音机，一张盖着油布的桌子，地上也铺着油布。房间里横拉过一根绳子，好晾衣服。屋里飘来饭菜香。收音机从早到晚都开着，里面传出狄多·罗西的曲子、《兰贝斯大道》，还有各种舞曲。洗衣服的日子，炉子上就放上一口大锅。
有客人来拜访时，他们就拿出朗姆酒招待。谈话的内容一般是钱、生活开销、谁和谁结婚了、谁谁谁又在干什么。
矿工早晨从楼上下来吃早饭，就是一杯掺了朗姆酒的咖啡。他走到水槽边，洗洗手洗洗脸。他穿好衣服，只剩靴子和外套没穿，这要等他妻子递给他。
L的姐姐。她是个又瘦又高的黑发女人，相貌很好，眼睛漂亮。她缺了两三颗牙。她三十二岁，但看上去有五十岁，人很憔悴，皮肤干燥，满是皱纹。她穿着黑裙子黑衬衫，系着条蓝色围裙。四个孩子都脏兮兮的，衣着褴褛，都是些七拼八凑的衣服，是他们的妈妈用旧衣服改过来的。一个小女孩耳朵疼，头上扎着条围巾。L.的姐夫。他三十五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长着一张方方的、不规则的、饱经风霜的脸，但看上去脾气很好，和蔼可亲，只是有点倔。他不怎么说话，真的开口说话则慢吞吞的，声音很好听。他说起当地方言来比说法语顺溜。他有一双脏兮兮的大手，看起来很有力。他灰色的眼睛中透着一种温柔、可怜兮兮的味道，眼睫毛上粘着洗也洗不掉的煤灰更突出了这种感觉。
领班。他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大嗓门，有着佛兰德人的那种脾性，成天乐呵呵的。咖啡、朗姆酒、葡萄酒是他的慰藉，他太喜欢它们了。他的妻子是一个大块头，一头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一张红脸，面露喜色。她很爱吃，圣诞节时，他们好好大吃了一顿，差点没撑破肚皮。她告诉你买鸡花了多少钱，细细描述每道菜，兴致勃勃。他们坐在那里，聊天，听收音机，唱歌，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
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不想让大儿子当矿工，于是让他去做木匠，但第一个星期他的右手就被圆锯锯掉了，现在他（年轻人戴着眼镜）在矿上做事。小儿子没走弯路，直接下矿干活了。
以前男孩子十二岁开始干活，现在则要到十四岁，他们每天干八个小时，三班倒，负责把煤里的石头拣出来。煤放在一个转动的大圆盘上，一小群孩子一个紧挨一个站着，盘子转到面前，他们就迅速把石头拣出来。他们的帽子紧扣在头上，穿着蓝色工装，小脸和衣服一样黑黢黢的，眼白闪闪亮，看起来很是古怪。
一个人要到三十岁才能掌握全部的专业知识，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矿工，可到了四十五岁他的体力就过了巅峰状态，只能做些轻点儿的活，挣的钱也就少了。五十五岁时他拿到退休金，他自己得三千法郎，妻子也得这个数，但他一般只剩一两年的时间好花这笔钱。他说自己会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死掉，他非常平静，好像这事完全符合自然规律似的。
他的房租是象征性地每月交八到十法郎，外加四百公斤的煤。他每周工作五天，每天赚六十法郎，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津贴，不过如果上头让他去加班而他拒绝了的话，津贴就没有了。
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他抱怨医生根本不重视他。请他们来看病，他们若是忙就不会来，要到第二天才到，而且医药供应也不到位。
矿工们是一群友好、和善、乐于助人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要依靠别人的工作，因此他们间有着自然、友好的伙伴关系。有些人住的地方离矿上有一个小时路程，或者还要更远，他们骑自行车上工。他们深爱着自己丑陋的小村庄，即使他们能在矿山附近弄到房子，他们也不离开村子。
矿上除了有技艺娴熟的矿工负责采煤、修通道、开凿隧道外，还有技术生涩的工人管电、推着煤车把煤从装载点运到升降机处，再把煤车推进升降机里。得先把煤车脱钩分开，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轨道，用手一路推进升降机里。一个人一趟班能推一千两百车煤进升降机。这是一份苦差事，一天挣二十法郎。上一次大罢工前工人还只能挣到十四法郎。
升降机晃得厉害。它飞速地上上下下，喀嚓喀嚓地作响，吓死人了。降到矿底后，工人就把空煤车又推出去。
在安奎利克酒吧。这是一个小小的方形房间，顶里面是张小吧台，架子上摆着很多酒瓶。房里有三两张方桌，靠墙的一面摆着长凳子，对外的一面放着椅子，屋子中央摆着张圆桌。几名矿工正围坐在圆桌边，还有一个休假的士兵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体格健壮，身着军装。一个人正在用一股毛线变戏法，这种小孩子的把戏让他们兴奋不已，那人每变几个戏法，他们就买杯酒庆祝。他们都热情友好。另一个桌子上，四个人在打牌。他们话很少，谈话内容也主要是关于工作和物价的。
店主一家住在酒吧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有一个生病的波兰人卧床不起，六个人围在他身边，屋内空气污浊。
波兰人与法国人的相貌差别很大，他们的脑袋是方形的，结实敦实，即使身上糊满了黑煤，皮肤看上去也很是白皙。虽然他们和法国人能和睦相处，但还是不大和外族人来往。他们吃得很少，比法国人还少，省下钱来好汇回家买农场。他们一般只在公共节日和婚礼上才喝酒，这时他们就会举办盛大的宴会，把钱花得一分不剩，之后再节衣缩食几个月来弥补。他们法语说得结结巴巴，口音很重。
洗澡是件大事。水是用大铜盆烧的，盆子平时用来洗全家人的衣物，而轮到洗澡的日子矿工就坐在里面洗。有些年轻人很以自己能下矿工作为荣，他们就不洗澡，四处炫耀。单身汉在寡妇或没有太多小孩的人家寄居，占一个房间或是房间里的一个铺位。他们会上朗斯去狎妓，要么搭公交车去，要么自己骑自行车去。
矿下坑道只略高于普通人的身高，非常长，光秃秃的灯泡发出冷冷的光，刺骨的寒风穿道而过。走在坑道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感觉很怪异。这些坑道七拐八转，一条连着一条，你纳闷人在里面怎么能不迷路，但是领班告诉我他闭着眼睛都能走。
走着走着，你突然就碰上一小群正在干活的工人，这感觉真是神奇。你爬过坑道壁上的一个洞，沿着一个狭窄的过道往前费力前行，有时得四脚着地匍匐前进，走啊走啊，坑道尽头他们也许在继续开凿通道，也许在采煤。钻子非常重，要两个人才抬得起来，它发出隆隆的巨响，那噪音有如魔音入脑。
光线昏暗，矿工们光着膀子，戴着安全帽，看上去简直不像人。
白班干到一半，他们有半个小时吃午饭。他们坐在煤渣上，吃着用罐子带来的食物：一大块面包，面包上涂着黄油或是里面夹了一根香肠，喝的是金属瓶子装的淡咖啡。
一日三餐。早餐喝黑咖啡，吃黄油面包。中午若是在家吃喝有汤，吃牛排或小牛肉、熬过汤后捞出来的蔬菜，还有土豆。他们喝的啤酒多半是自家酿的，几乎没有度数，味道怪怪的，得慢慢适应。晚餐又喝咖啡吃黄油面包，如果丰盛一点还会有片火腿。
没有哪间房子看起来能住得舒服，他们似乎也不追求舒适。他们对自己的薪水很满意，只希望一切能保持不变。工作、吃饭、睡觉、听收音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经理提醒我说，参观者会觉得这里的工作无比艰苦，而实际上并没有苦到那个地步。习惯了就好了，即使不觉得轻松，至少也能忍受。他是个年轻人，矮个子，不留胡子，衣冠楚楚的。他有一个还算漂亮的妻子，她的鼻子挺长，穿着红衣服，有两个孩子。他对这项事业满腔热情，而且看起来聪明、有同情心、挺博学的。他的老丈人原是亚眠的首席检察官，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他是个矮个子的小老头儿，留着把灰白的胡子。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会跟你说一些人们已经说了一个世纪的东西，一派对此深信不疑的架势，好像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得出的看法似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实人、可敬的人、狭隘的人、无聊的人。
里维埃拉谋杀案。杰克·M得了肺炎卧床不起，这时他收到一封电报，说他的母亲阿尔伯特·M太太遇害了，她之前一直住在圣拉斐尔的一家旅店里。因为他无法下床，他的妻子就替他飞了过去。她自然也觉得震惊，但同时又抑制不住地有种解脱了的快感。她的婆婆把她的生活弄得痛苦难耐。因为玛丽喜欢参加宴会和舞会，常常花钱买衣服，她就一天到晚挑她的刺。她不赞成她持家和教育孩子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杰克还崇拜他的母亲。在他的眼里，她不会做错事。要不是阿尔伯特太太每年都要去圣拉斐尔过冬，玛丽早就崩溃了。
飞机在戛纳着陆，一个英国律师在那里等她，之前杰克·M已经给他拍过电报。他们开车去圣拉斐尔，他向她说明了已知的事实。
“你迟早得知道的。当地的报纸上全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
他们发现阿尔伯特太太被勒死在自己的床上，她的钱和珠宝被洗劫一空。她死时一丝不挂。
“要知道，里维埃拉有时会让这些英美来的孤独中年妇女昏了头。”
阿尔伯特太太在圣拉斐尔很出名。她频繁出入酒吧和咖啡馆，在那些地方跳舞，她和那些最不三不四的家伙厮混在一起。她是个大方的老太婆，随时请大家喝酒，他们尽管嘲笑她，却也喜欢她。她会带某个小混混回旅店，每周两三次，第二天早上他一定会得一千法郎。很显然是她的哪个情人杀了她。
玛丽听了这个故事，虽然大为惊愕，心下却狂喜。现在她终于可以从这个折磨她多年的女人那儿扳回一局了。告诉杰克这个道德模范，这个他要求自己效仿的榜样不过是个老荡妇，这将是最美妙的报复。
“他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她问。
“不知道，有十二个嫌疑犯呢，她还真是随便得很。”
“我丈夫肯定受不了。”
“需要让他知道么？他们这里很乐意把真相压下来，把这案子定性为入室抢劫、事败谋杀。这样一桩丑事传出去，对圣拉斐尔这种过冬胜地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凭什么要压下来？”
“呃，是为了你们大家还有你的婆婆着想。我敢说她在英国的日子一定过得很无聊。她不过是想在死前找点乐子，你还怪她么？”
玛丽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让她自己都吃惊的话。
“我以前恨透了这个老婊子。我都想亲手杀了她，有时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没这样做。而现在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我居然觉得自己有点儿喜欢她了，自从我嫁给我丈夫以来，这还是头一遭。”
垂死的帕斯基耶。他在尼斯的一个小巷里开了家小咖啡馆，后面是一间不透气的小房间，用作舞厅。咖啡馆上面的房子他自己住，也出租，从一个边门可以进去。他就住在那里，但要是哪个男人在咖啡馆里勾搭上了女人，他就会把房间租给他一个小时或一个晚上。由于帕斯基耶病入膏肓，咖啡馆由他的儿子埃德蒙和他的儿媳妇经营。埃德蒙娶的是一个常来泡咖啡馆的女人，帕斯基耶对这桩有辱门第的婚事大为恼火，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但他这个人不会让名誉问题拦着自己的财路，埃德蒙对他有用，于是他没过多久又让他回来了。我去那地方的那晚，里面挤满了人，生意火爆。我问埃德蒙他的父亲怎么样了，他告诉我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他只能再熬一两天了。他让我去看看他。我绕到后面，负责领客人去客房的让娜引我上楼去了他的房间。他躺在一张巨大的四帷柱床上，小老头儿穿着睡衣，脸苍白浮肿，手也是肿的。
“Je suis foutu（法语：我不行了），”他对我说。
“胡说啦，”我口气欢快地说，在病人面前大家都会故作欢颜。“你会好起来的。”
“我不怕。楼下怎么样？满座？”
“人挤人。”
他精神起来了。
“就算我的房间再多一倍，今晚也能塞满，”他按了铃，“我只能躺在这里，没法亲力亲为，真是糟糕。”女仆走了进来。“去敲敲门，”他对她说，“告诉他们动作快点，还有人等着呢。天啊，用不着花整个晚上做他们来这儿要做的事吧。”女佣出去了，他又说：“想到我可怜的老婆，我很高兴她已经死了。不然看到埃德蒙娶了那个婊子，她受不了这耻辱，会羞死的。而且请注意，我们可是给他提供了良好教育的。你知道等我走了以后他们要做什么吗？他们要把女人都赶走，把房间按月租给职员和店员。他们那样是挣不到钱的。再说，他为什么不能娶个中产阶级的小姐，娶个知道生意就是生意的正经商人家的女儿？我躺在这儿，明白我一入了土，我亲手创建的这份事业就要完蛋了，这太叫人难受了。”两大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抽了抽鼻子，说：“就因为那个脏婊子想受人尊重。难道人家尊重你就会给你钱吗？Merde（法语：狗屁）。”
他两三天后死了。灵车上堆满了鲜花，不少经常去泡咖啡馆的姑娘也参加了葬礼。“这表明她们的心很好，”埃德蒙的妻子后来对我说。
浪漫传奇。约克公爵（乔治三世的一个弟弟）驾着他的游艇到了摩纳哥，在那儿身染重病。他请求摩纳哥国王接待他，国王同意了，但拒绝接待公爵随船带来的情妇。她就在罗克布伦[2]找了栋房子住下，每天跑去边境上看王宫上方是否还是旗帜飘扬。一天她看到下了半旗，知道爱人死了，她就投海自杀了。
有一天，在格罗夫纳广场[3]吃过晚饭后，我听到一位作家（他已经有些年纪了）抱怨现在的英国文人太不受尊重了。他把现在的英国文人地位同他们十八世纪的同仁做了对比，当代文人的地位真是低下，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们坐在咖啡厅里，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他们有慷慨的资助人，不必为了粪土般的金钱而折辱自己的才华。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想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俩真的在那间咖啡厅里，我们只能走后楼梯，而且如果他们给我们饭吃的话，也只会让我们坐在领班值班房中，喝上一大杯啤酒，再切上一片冷肉块。
他的名字叫保罗，是比利时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经审被判死刑。他难以接受这一判决，歇斯底里得厉害。他睡不着觉，害怕得很，可怜兮兮的。他们叫艾伦去探望他，看能不能稍稍安慰一下他，就算不能使他安心，至少也好让他认命。艾伦每天都去看他。一天他告诉我保罗想看一本书，但监狱的图书室没有，问我能否帮忙买一本。我当然答应了，问他是本什么书，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想不通一个人被绞死前怎会这么想读这本书：斯特恩的《感伤旅行》[4]。
旅馆客房。其中一间住着一个男的，在他眼中，旅馆客房就是自由的象征。他想到自己在这些房间里的奇遇，想到自己在这里做过的快乐思考，深感此刻的祥和、快乐，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有如此完美的一刻了，于是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在另一间里住着一个女的，她多少年来辗转于一家家旅店之间，这对她来说就是受罪。她没有家。她不住旅馆的时候，那就是她弄得朋友不好意思，只得请她去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接纳她是出于同情，看到她走就松了口气。她觉得自己再也受不了这种悲惨生活了，于是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对旅馆里的人和新闻媒体来说，这是个解不开的谜团。他们怀疑这是桩风流债。他们想找出他俩之间的关联，但什么也没找到。
他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他的自杀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很是震惊。他原是一个活泼开朗、精力充沛、英气勃发的人，你再也不会想到他会自尽。他热爱生活。他出身卑微，但由于在战争中立了功，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独子，他将承袭他的爵位，继承他的事业，进入议会，获得声名。没有人猜得出他为什么要自杀。他把自杀设计得像是一起意外事故，若不是他有一个地方疏忽了，可能真的就被当作事故了。没错，他的妻子是让他有些烦心：她正处于更年期，大脑有些受影响，虽然还没疯到要进精神病院的程度，但绝对算不上神志清醒。她有很重的抑郁症。他们没有告诉她她丈夫是自杀的，只是说他死于一场车祸。她的反应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些。告诉她这消息的是她的医生。“谢天谢地我对他说过了，”她说，“要是我没讲，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安生。”医生想知道她是什么意思。过了一阵子，她告诉了医生：她已经向丈夫坦白了，他宠爱的儿子，寄托着他所有希望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伯蒙齐[5]。一个水管工到一个退休的商人家去修管道。商人住在肯宁顿的一栋半独立式别墅里。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那家的女儿喜欢上了他。他们晚上会在路上约会。但他觉得她非常清楚他们之间的差距，认为她是在把他当仆人对待。他决心报复她。他弄得她怀了孕。她的父母把她逐出了家门。水管工不肯娶她，但她还是跑去和他同居，生了孩子后，她到一家饼干厂去工作。宝宝寄养在别人家。在厂里，一个工人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知道水管工一点也不在乎她，于是离开了他。水管工勃然大怒，当他发现她是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时，他就去告诉那个人自己和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那个人便断绝了和她的来往。
伯蒙齐。一个男的在战争中因毒气负了伤，现在和妻子一起住在一栋三层小楼底层的两间房里，靠他的抚恤金生活。他们参加一个丧葬基金会。他病了很久，最后意识到自己要死了，没几天好活了。他征得妻子的同意，把准备给他办丧事的钱拿出来，办最后一个盛宴。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香槟晚宴。他第二天晚上就去世了，但丧葬基金会的那份钱已经花掉了。他的朋友们聚集起来，商量要给他好好办一个葬礼，但他的遗孀不肯让他们出钱。大伙儿都到贫民公墓去给他送葬。当天晚些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去看望了他的遗孀，并向她求婚。她大吃一惊，但考虑了片刻后，她答应了。但她觉得不等一年服丧期结束就嫁人不合适，于是她建议在那之前他可以以寄宿者的身份住到她家来。
伯蒙齐。一个退伍军人和一个在工厂女工彼此疯狂地相爱了。他原来娶的是一个唠叨、善妒的女人，过得很不幸福。这对情人私奔，在斯泰伯尼住了下来。女孩读报纸的时候惊恐地发现那个男的原来已把自己的妻子杀了。他将来一定会被抓到的，但在逃亡期间两人陷在狂热的情感里。她后来明白过来，为了避免被捕，他打算自杀，也要杀了她。她很害怕，想要逃离他，但她又爱他至深，狠不下心离开。她犹豫得太久，失去了机会。警察来了，他在开枪自杀前，先打死了她。
伯蒙齐。丹已经待业好几个月了。他凄惨屈辱，而他有工作的哥哥伯特还欺负他，公然对丹说他是靠自己养活的。他拿丹出气，让他为自己打杂。丹痛苦极了，都有了死的心，多亏了他的母亲极力劝说，让他等着转机出现，他才没做傻事。他的母亲贝利太太在白厅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做清洁工。她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上班，要到晚上六点才能回来。一天，伯特回到家，就因为他正好想出门而丹还没有把他的另一件衬衫从洗衣店取回来，他就对丹破口大骂。他们打了起来，个子小些、身子弱些、营养不良些的丹被痛打了一顿。贝利太太走进门来，连忙制止了俩人的殴斗。她好好地骂了一顿伯特。伯特说烦透了这一切了，他要结婚啦。他们惊恐万状，没有了他每个星期拿来的钱，丹又一文都挣不到，贝利太太是不可能养活得了她自己、丹，以及另外两个年岁更小些的孩子的。这意味着他们都得饿死。他们对伯特说，他不能结婚，至少要先等丹找到工作。他说他非结婚不可，他的女朋友怀上了。他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他们哭成一片。贝利太太跪在地上，叫其他几个（丹和另两个孩子）也跪下，然后她祈求上帝可怜可怜他们，救救他们。伯特回来时，他们还在祈祷，他自己刚刚去取衬衫了。他气愤地看着他们。
“哎呀，好吧，好吧，”他叫道，“我给她十先令，叫她把那小混蛋拿掉好啦。”
贝利太太。她个子挺高，一头零乱稀疏的红发。她一张嘴，你就能看见她掉了两颗门牙。她的一只耳朵被丈夫扯掉了一块，额头有个疤，是有一次他把她从窗子扔出去的时候划出来的。他是个强壮高大又野蛮的家伙，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因为他常常痛得厉害，贝利太太也就原谅了他的暴力。他们有四个孩子，他们都非常惧怕他。但贝利太太有很强的幽默感，真正伦敦本地人的幽默感，只要她不为自己生命担心的时候，她就风趣得很。她喜欢痛快地大笑。后来贝利终于死了，他死后，我去看望她，她对我说：“他其实不坏。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这几乎是他死前最后说的几句话。‘我让你过得很痛苦，是不是？终于要摆脱我了，你一定高兴得很。’‘不，内德，我一点不高兴，’我告诉他，‘你知道我一直爱着你。’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你这头老母牛。’那表示他真的是爱我的，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像那样叫我老母牛。”
我当时准备写一本关于伯蒙齐人的小说，就做了这些笔记。
* * *
[1] 朗斯（Lens）为法国北部一城市。
[2] 罗克布伦（Roquebrune）是法国一城市，毗邻摩纳哥。
[3] 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在伦敦，此广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艾森豪威尔总部所在地，1962年时美国大使馆也建于此。
[4] 《感伤旅行》（Sentimental Journey）是英国小说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代表作。小说借斯特恩另一部小说《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中一个人物之口，讲述自己在英法战争期间前往法国和意大利旅行的经历。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冲动，满脑子奇思怪想。因此，他的“旅行”也十分随性，与其没有章法、顺从天性的做法相吻合。与《项狄传》一样，《感伤旅行》也以人物的心理描写见长，书中人物多愁善感，常常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悲叹，在诙谐幽默之中会流露一种哀婉的情调。《感伤旅行》已成为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而它的“前传”《项狄传》则因为全书无情节，写法奇特怪诞，被认为是小说意识流手法的先驱。
[5] 伯蒙齐（Bermondsey）是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地区。
朗斯[1]。公用饭桌。一条长桌边坐着一排年轻人，都穿着体面的深色衣服，但给你的印象是他们有段时间没洗过澡了。他们是学校老师、保险办事员、商店营业员之流。他们大多一边吃饭一边读晚报。他们狼吞虎咽，啃了一块又一块的面包，喝着劣质酒。他们不怎么说话。突然走进来一个男子，“Voilà Jules（法语：好哦，是朱尔），”他们大叫，大家似乎都醒了过来。朱尔带来了欢乐。他瘦瘦的，三十岁的样子，长着尖尖的红脸，一脸滑稽相，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马戏团里的小丑。他的调笑方式就是拿面包屑捏成小球朝大家乱砸一气，被砸到的人就大喊：“un obus qui tombe du ciel（法语：天上掉下来的子弹啊）”。
他们和服务员的关系都不错，互相之间不用尊称，“你”来“你”去的。有一个小姑娘，是老板的女儿，正坐在长凳上编着东西玩，他们都善意地揶揄她。你觉得，他们都很期待能够和她调情的那一天。
矿工村。一排一排的双层红砖小房，红瓦顶，大窗户。每栋后面都有一个小园子，矿工们在里面种菜养花。每栋房子有四个房间，前面是一个客厅（很少用得到它），客厅窗子上挂着厚厚的蕾丝花边花窗帘，后面是一个厨房，楼上有两间卧室。客厅里有张盖着台布的圆桌子，三四张直背椅子，墙上挂着些放大的家庭照片。一家人多半聚在厨房里。墙上挂着一把枪和电影明星照片。房里有一个炉子，一个收音机，一张盖着油布的桌子，地上也铺着油布。房间里横拉过一根绳子，好晾衣服。屋里飘来饭菜香。收音机从早到晚都开着，里面传出狄多·罗西的曲子、《兰贝斯大道》，还有各种舞曲。洗衣服的日子，炉子上就放上一口大锅。
有客人来拜访时，他们就拿出朗姆酒招待。谈话的内容一般是钱、生活开销、谁和谁结婚了、谁谁谁又在干什么。
矿工早晨从楼上下来吃早饭，就是一杯掺了朗姆酒的咖啡。他走到水槽边，洗洗手洗洗脸。他穿好衣服，只剩靴子和外套没穿，这要等他妻子递给他。
L的姐姐。她是个又瘦又高的黑发女人，相貌很好，眼睛漂亮。她缺了两三颗牙。她三十二岁，但看上去有五十岁，人很憔悴，皮肤干燥，满是皱纹。她穿着黑裙子黑衬衫，系着条蓝色围裙。四个孩子都脏兮兮的，衣着褴褛，都是些七拼八凑的衣服，是他们的妈妈用旧衣服改过来的。一个小女孩耳朵疼，头上扎着条围巾。L.的姐夫。他三十五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长着一张方方的、不规则的、饱经风霜的脸，但看上去脾气很好，和蔼可亲，只是有点倔。他不怎么说话，真的开口说话则慢吞吞的，声音很好听。他说起当地方言来比说法语顺溜。他有一双脏兮兮的大手，看起来很有力。他灰色的眼睛中透着一种温柔、可怜兮兮的味道，眼睫毛上粘着洗也洗不掉的煤灰更突出了这种感觉。
领班。他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大嗓门，有着佛兰德人的那种脾性，成天乐呵呵的。咖啡、朗姆酒、葡萄酒是他的慰藉，他太喜欢它们了。他的妻子是一个大块头，一头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一张红脸，面露喜色。她很爱吃，圣诞节时，他们好好大吃了一顿，差点没撑破肚皮。她告诉你买鸡花了多少钱，细细描述每道菜，兴致勃勃。他们坐在那里，聊天，听收音机，唱歌，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
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不想让大儿子当矿工，于是让他去做木匠，但第一个星期他的右手就被圆锯锯掉了，现在他（年轻人戴着眼镜）在矿上做事。小儿子没走弯路，直接下矿干活了。
以前男孩子十二岁开始干活，现在则要到十四岁，他们每天干八个小时，三班倒，负责把煤里的石头拣出来。煤放在一个转动的大圆盘上，一小群孩子一个紧挨一个站着，盘子转到面前，他们就迅速把石头拣出来。他们的帽子紧扣在头上，穿着蓝色工装，小脸和衣服一样黑黢黢的，眼白闪闪亮，看起来很是古怪。
一个人要到三十岁才能掌握全部的专业知识，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矿工，可到了四十五岁他的体力就过了巅峰状态，只能做些轻点儿的活，挣的钱也就少了。五十五岁时他拿到退休金，他自己得三千法郎，妻子也得这个数，但他一般只剩一两年的时间好花这笔钱。他说自己会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死掉，他非常平静，好像这事完全符合自然规律似的。
他的房租是象征性地每月交八到十法郎，外加四百公斤的煤。他每周工作五天，每天赚六十法郎，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津贴，不过如果上头让他去加班而他拒绝了的话，津贴就没有了。
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他抱怨医生根本不重视他。请他们来看病，他们若是忙就不会来，要到第二天才到，而且医药供应也不到位。
矿工们是一群友好、和善、乐于助人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要依靠别人的工作，因此他们间有着自然、友好的伙伴关系。有些人住的地方离矿上有一个小时路程，或者还要更远，他们骑自行车上工。他们深爱着自己丑陋的小村庄，即使他们能在矿山附近弄到房子，他们也不离开村子。
矿上除了有技艺娴熟的矿工负责采煤、修通道、开凿隧道外，还有技术生涩的工人管电、推着煤车把煤从装载点运到升降机处，再把煤车推进升降机里。得先把煤车脱钩分开，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轨道，用手一路推进升降机里。一个人一趟班能推一千两百车煤进升降机。这是一份苦差事，一天挣二十法郎。上一次大罢工前工人还只能挣到十四法郎。
升降机晃得厉害。它飞速地上上下下，喀嚓喀嚓地作响，吓死人了。降到矿底后，工人就把空煤车又推出去。
在安奎利克酒吧。这是一个小小的方形房间，顶里面是张小吧台，架子上摆着很多酒瓶。房里有三两张方桌，靠墙的一面摆着长凳子，对外的一面放着椅子，屋子中央摆着张圆桌。几名矿工正围坐在圆桌边，还有一个休假的士兵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体格健壮，身着军装。一个人正在用一股毛线变戏法，这种小孩子的把戏让他们兴奋不已，那人每变几个戏法，他们就买杯酒庆祝。他们都热情友好。另一个桌子上，四个人在打牌。他们话很少，谈话内容也主要是关于工作和物价的。
店主一家住在酒吧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有一个生病的波兰人卧床不起，六个人围在他身边，屋内空气污浊。
波兰人与法国人的相貌差别很大，他们的脑袋是方形的，结实敦实，即使身上糊满了黑煤，皮肤看上去也很是白皙。虽然他们和法国人能和睦相处，但还是不大和外族人来往。他们吃得很少，比法国人还少，省下钱来好汇回家买农场。他们一般只在公共节日和婚礼上才喝酒，这时他们就会举办盛大的宴会，把钱花得一分不剩，之后再节衣缩食几个月来弥补。他们法语说得结结巴巴，口音很重。
洗澡是件大事。水是用大铜盆烧的，盆子平时用来洗全家人的衣物，而轮到洗澡的日子矿工就坐在里面洗。有些年轻人很以自己能下矿工作为荣，他们就不洗澡，四处炫耀。单身汉在寡妇或没有太多小孩的人家寄居，占一个房间或是房间里的一个铺位。他们会上朗斯去狎妓，要么搭公交车去，要么自己骑自行车去。
矿下坑道只略高于普通人的身高，非常长，光秃秃的灯泡发出冷冷的光，刺骨的寒风穿道而过。走在坑道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感觉很怪异。这些坑道七拐八转，一条连着一条，你纳闷人在里面怎么能不迷路，但是领班告诉我他闭着眼睛都能走。
走着走着，你突然就碰上一小群正在干活的工人，这感觉真是神奇。你爬过坑道壁上的一个洞，沿着一个狭窄的过道往前费力前行，有时得四脚着地匍匐前进，走啊走啊，坑道尽头他们也许在继续开凿通道，也许在采煤。钻子非常重，要两个人才抬得起来，它发出隆隆的巨响，那噪音有如魔音入脑。
光线昏暗，矿工们光着膀子，戴着安全帽，看上去简直不像人。
白班干到一半，他们有半个小时吃午饭。他们坐在煤渣上，吃着用罐子带来的食物：一大块面包，面包上涂着黄油或是里面夹了一根香肠，喝的是金属瓶子装的淡咖啡。
一日三餐。早餐喝黑咖啡，吃黄油面包。中午若是在家吃喝有汤，吃牛排或小牛肉、熬过汤后捞出来的蔬菜，还有土豆。他们喝的啤酒多半是自家酿的，几乎没有度数，味道怪怪的，得慢慢适应。晚餐又喝咖啡吃黄油面包，如果丰盛一点还会有片火腿。
没有哪间房子看起来能住得舒服，他们似乎也不追求舒适。他们对自己的薪水很满意，只希望一切能保持不变。工作、吃饭、睡觉、听收音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经理提醒我说，参观者会觉得这里的工作无比艰苦，而实际上并没有苦到那个地步。习惯了就好了，即使不觉得轻松，至少也能忍受。他是个年轻人，矮个子，不留胡子，衣冠楚楚的。他有一个还算漂亮的妻子，她的鼻子挺长，穿着红衣服，有两个孩子。他对这项事业满腔热情，而且看起来聪明、有同情心、挺博学的。他的老丈人原是亚眠的首席检察官，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他是个矮个子的小老头儿，留着把灰白的胡子。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会跟你说一些人们已经说了一个世纪的东西，一派对此深信不疑的架势，好像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得出的看法似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实人、可敬的人、狭隘的人、无聊的人。
里维埃拉谋杀案。杰克·M得了肺炎卧床不起，这时他收到一封电报，说他的母亲阿尔伯特·M太太遇害了，她之前一直住在圣拉斐尔的一家旅店里。因为他无法下床，他的妻子就替他飞了过去。她自然也觉得震惊，但同时又抑制不住地有种解脱了的快感。她的婆婆把她的生活弄得痛苦难耐。因为玛丽喜欢参加宴会和舞会，常常花钱买衣服，她就一天到晚挑她的刺。她不赞成她持家和教育孩子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杰克还崇拜他的母亲。在他的眼里，她不会做错事。要不是阿尔伯特太太每年都要去圣拉斐尔过冬，玛丽早就崩溃了。
飞机在戛纳着陆，一个英国律师在那里等她，之前杰克·M已经给他拍过电报。他们开车去圣拉斐尔，他向她说明了已知的事实。
“你迟早得知道的。当地的报纸上全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
他们发现阿尔伯特太太被勒死在自己的床上，她的钱和珠宝被洗劫一空。她死时一丝不挂。
“要知道，里维埃拉有时会让这些英美来的孤独中年妇女昏了头。”
阿尔伯特太太在圣拉斐尔很出名。她频繁出入酒吧和咖啡馆，在那些地方跳舞，她和那些最不三不四的家伙厮混在一起。她是个大方的老太婆，随时请大家喝酒，他们尽管嘲笑她，却也喜欢她。她会带某个小混混回旅店，每周两三次，第二天早上他一定会得一千法郎。很显然是她的哪个情人杀了她。
玛丽听了这个故事，虽然大为惊愕，心下却狂喜。现在她终于可以从这个折磨她多年的女人那儿扳回一局了。告诉杰克这个道德模范，这个他要求自己效仿的榜样不过是个老荡妇，这将是最美妙的报复。
“他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她问。
“不知道，有十二个嫌疑犯呢，她还真是随便得很。”
“我丈夫肯定受不了。”
“需要让他知道么？他们这里很乐意把真相压下来，把这案子定性为入室抢劫、事败谋杀。这样一桩丑事传出去，对圣拉斐尔这种过冬胜地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凭什么要压下来？”
“呃，是为了你们大家还有你的婆婆着想。我敢说她在英国的日子一定过得很无聊。她不过是想在死前找点乐子，你还怪她么？”
玛丽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让她自己都吃惊的话。
“我以前恨透了这个老婊子。我都想亲手杀了她，有时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没这样做。而现在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我居然觉得自己有点儿喜欢她了，自从我嫁给我丈夫以来，这还是头一遭。”
垂死的帕斯基耶。他在尼斯的一个小巷里开了家小咖啡馆，后面是一间不透气的小房间，用作舞厅。咖啡馆上面的房子他自己住，也出租，从一个边门可以进去。他就住在那里，但要是哪个男人在咖啡馆里勾搭上了女人，他就会把房间租给他一个小时或一个晚上。由于帕斯基耶病入膏肓，咖啡馆由他的儿子埃德蒙和他的儿媳妇经营。埃德蒙娶的是一个常来泡咖啡馆的女人，帕斯基耶对这桩有辱门第的婚事大为恼火，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但他这个人不会让名誉问题拦着自己的财路，埃德蒙对他有用，于是他没过多久又让他回来了。我去那地方的那晚，里面挤满了人，生意火爆。我问埃德蒙他的父亲怎么样了，他告诉我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他只能再熬一两天了。他让我去看看他。我绕到后面，负责领客人去客房的让娜引我上楼去了他的房间。他躺在一张巨大的四帷柱床上，小老头儿穿着睡衣，脸苍白浮肿，手也是肿的。
“Je suis foutu（法语：我不行了），”他对我说。
“胡说啦，”我口气欢快地说，在病人面前大家都会故作欢颜。“你会好起来的。”
“我不怕。楼下怎么样？满座？”
“人挤人。”
他精神起来了。
“就算我的房间再多一倍，今晚也能塞满，”他按了铃，“我只能躺在这里，没法亲力亲为，真是糟糕。”女仆走了进来。“去敲敲门，”他对她说，“告诉他们动作快点，还有人等着呢。天啊，用不着花整个晚上做他们来这儿要做的事吧。”女佣出去了，他又说：“想到我可怜的老婆，我很高兴她已经死了。不然看到埃德蒙娶了那个婊子，她受不了这耻辱，会羞死的。而且请注意，我们可是给他提供了良好教育的。你知道等我走了以后他们要做什么吗？他们要把女人都赶走，把房间按月租给职员和店员。他们那样是挣不到钱的。再说，他为什么不能娶个中产阶级的小姐，娶个知道生意就是生意的正经商人家的女儿？我躺在这儿，明白我一入了土，我亲手创建的这份事业就要完蛋了，这太叫人难受了。”两大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抽了抽鼻子，说：“就因为那个脏婊子想受人尊重。难道人家尊重你就会给你钱吗？Merde（法语：狗屁）。”
他两三天后死了。灵车上堆满了鲜花，不少经常去泡咖啡馆的姑娘也参加了葬礼。“这表明她们的心很好，”埃德蒙的妻子后来对我说。
浪漫传奇。约克公爵（乔治三世的一个弟弟）驾着他的游艇到了摩纳哥，在那儿身染重病。他请求摩纳哥国王接待他，国王同意了，但拒绝接待公爵随船带来的情妇。她就在罗克布伦[2]找了栋房子住下，每天跑去边境上看王宫上方是否还是旗帜飘扬。一天她看到下了半旗，知道爱人死了，她就投海自杀了。
有一天，在格罗夫纳广场[3]吃过晚饭后，我听到一位作家（他已经有些年纪了）抱怨现在的英国文人太不受尊重了。他把现在的英国文人地位同他们十八世纪的同仁做了对比，当代文人的地位真是低下，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们坐在咖啡厅里，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他们有慷慨的资助人，不必为了粪土般的金钱而折辱自己的才华。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想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俩真的在那间咖啡厅里，我们只能走后楼梯，而且如果他们给我们饭吃的话，也只会让我们坐在领班值班房中，喝上一大杯啤酒，再切上一片冷肉块。
他的名字叫保罗，是比利时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经审被判死刑。他难以接受这一判决，歇斯底里得厉害。他睡不着觉，害怕得很，可怜兮兮的。他们叫艾伦去探望他，看能不能稍稍安慰一下他，就算不能使他安心，至少也好让他认命。艾伦每天都去看他。一天他告诉我保罗想看一本书，但监狱的图书室没有，问我能否帮忙买一本。我当然答应了，问他是本什么书，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想不通一个人被绞死前怎会这么想读这本书：斯特恩的《感伤旅行》[4]。
旅馆客房。其中一间住着一个男的，在他眼中，旅馆客房就是自由的象征。他想到自己在这些房间里的奇遇，想到自己在这里做过的快乐思考，深感此刻的祥和、快乐，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有如此完美的一刻了，于是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在另一间里住着一个女的，她多少年来辗转于一家家旅店之间，这对她来说就是受罪。她没有家。她不住旅馆的时候，那就是她弄得朋友不好意思，只得请她去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接纳她是出于同情，看到她走就松了口气。她觉得自己再也受不了这种悲惨生活了，于是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对旅馆里的人和新闻媒体来说，这是个解不开的谜团。他们怀疑这是桩风流债。他们想找出他俩之间的关联，但什么也没找到。
他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他的自杀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很是震惊。他原是一个活泼开朗、精力充沛、英气勃发的人，你再也不会想到他会自尽。他热爱生活。他出身卑微，但由于在战争中立了功，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独子，他将承袭他的爵位，继承他的事业，进入议会，获得声名。没有人猜得出他为什么要自杀。他把自杀设计得像是一起意外事故，若不是他有一个地方疏忽了，可能真的就被当作事故了。没错，他的妻子是让他有些烦心：她正处于更年期，大脑有些受影响，虽然还没疯到要进精神病院的程度，但绝对算不上神志清醒。她有很重的抑郁症。他们没有告诉她她丈夫是自杀的，只是说他死于一场车祸。她的反应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些。告诉她这消息的是她的医生。“谢天谢地我对他说过了，”她说，“要是我没讲，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安生。”医生想知道她是什么意思。过了一阵子，她告诉了医生：她已经向丈夫坦白了，他宠爱的儿子，寄托着他所有希望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伯蒙齐[5]。一个水管工到一个退休的商人家去修管道。商人住在肯宁顿的一栋半独立式别墅里。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那家的女儿喜欢上了他。他们晚上会在路上约会。但他觉得她非常清楚他们之间的差距，认为她是在把他当仆人对待。他决心报复她。他弄得她怀了孕。她的父母把她逐出了家门。水管工不肯娶她，但她还是跑去和他同居，生了孩子后，她到一家饼干厂去工作。宝宝寄养在别人家。在厂里，一个工人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知道水管工一点也不在乎她，于是离开了他。水管工勃然大怒，当他发现她是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时，他就去告诉那个人自己和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那个人便断绝了和她的来往。
伯蒙齐。一个男的在战争中因毒气负了伤，现在和妻子一起住在一栋三层小楼底层的两间房里，靠他的抚恤金生活。他们参加一个丧葬基金会。他病了很久，最后意识到自己要死了，没几天好活了。他征得妻子的同意，把准备给他办丧事的钱拿出来，办最后一个盛宴。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香槟晚宴。他第二天晚上就去世了，但丧葬基金会的那份钱已经花掉了。他的朋友们聚集起来，商量要给他好好办一个葬礼，但他的遗孀不肯让他们出钱。大伙儿都到贫民公墓去给他送葬。当天晚些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去看望了他的遗孀，并向她求婚。她大吃一惊，但考虑了片刻后，她答应了。但她觉得不等一年服丧期结束就嫁人不合适，于是她建议在那之前他可以以寄宿者的身份住到她家来。
伯蒙齐。一个退伍军人和一个在工厂女工彼此疯狂地相爱了。他原来娶的是一个唠叨、善妒的女人，过得很不幸福。这对情人私奔，在斯泰伯尼住了下来。女孩读报纸的时候惊恐地发现那个男的原来已把自己的妻子杀了。他将来一定会被抓到的，但在逃亡期间两人陷在狂热的情感里。她后来明白过来，为了避免被捕，他打算自杀，也要杀了她。她很害怕，想要逃离他，但她又爱他至深，狠不下心离开。她犹豫得太久，失去了机会。警察来了，他在开枪自杀前，先打死了她。
伯蒙齐。丹已经待业好几个月了。他凄惨屈辱，而他有工作的哥哥伯特还欺负他，公然对丹说他是靠自己养活的。他拿丹出气，让他为自己打杂。丹痛苦极了，都有了死的心，多亏了他的母亲极力劝说，让他等着转机出现，他才没做傻事。他的母亲贝利太太在白厅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做清洁工。她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上班，要到晚上六点才能回来。一天，伯特回到家，就因为他正好想出门而丹还没有把他的另一件衬衫从洗衣店取回来，他就对丹破口大骂。他们打了起来，个子小些、身子弱些、营养不良些的丹被痛打了一顿。贝利太太走进门来，连忙制止了俩人的殴斗。她好好地骂了一顿伯特。伯特说烦透了这一切了，他要结婚啦。他们惊恐万状，没有了他每个星期拿来的钱，丹又一文都挣不到，贝利太太是不可能养活得了她自己、丹，以及另外两个年岁更小些的孩子的。这意味着他们都得饿死。他们对伯特说，他不能结婚，至少要先等丹找到工作。他说他非结婚不可，他的女朋友怀上了。他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他们哭成一片。贝利太太跪在地上，叫其他几个（丹和另两个孩子）也跪下，然后她祈求上帝可怜可怜他们，救救他们。伯特回来时，他们还在祈祷，他自己刚刚去取衬衫了。他气愤地看着他们。
“哎呀，好吧，好吧，”他叫道，“我给她十先令，叫她把那小混蛋拿掉好啦。”
贝利太太。她个子挺高，一头零乱稀疏的红发。她一张嘴，你就能看见她掉了两颗门牙。她的一只耳朵被丈夫扯掉了一块，额头有个疤，是有一次他把她从窗子扔出去的时候划出来的。他是个强壮高大又野蛮的家伙，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因为他常常痛得厉害，贝利太太也就原谅了他的暴力。他们有四个孩子，他们都非常惧怕他。但贝利太太有很强的幽默感，真正伦敦本地人的幽默感，只要她不为自己生命担心的时候，她就风趣得很。她喜欢痛快地大笑。后来贝利终于死了，他死后，我去看望她，她对我说：“他其实不坏。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这几乎是他死前最后说的几句话。‘我让你过得很痛苦，是不是？终于要摆脱我了，你一定高兴得很。’‘不，内德，我一点不高兴，’我告诉他，‘你知道我一直爱着你。’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你这头老母牛。’那表示他真的是爱我的，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像那样叫我老母牛。”
我当时准备写一本关于伯蒙齐人的小说，就做了这些笔记。
* * *
[1] 朗斯（Lens）为法国北部一城市。
[2] 罗克布伦（Roquebrune）是法国一城市，毗邻摩纳哥。
[3] 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在伦敦，此广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艾森豪威尔总部所在地，1962年时美国大使馆也建于此。
[4] 《感伤旅行》（Sentimental Journey）是英国小说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代表作。小说借斯特恩另一部小说《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中一个人物之口，讲述自己在英法战争期间前往法国和意大利旅行的经历。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冲动，满脑子奇思怪想。因此，他的“旅行”也十分随性，与其没有章法、顺从天性的做法相吻合。与《项狄传》一样，《感伤旅行》也以人物的心理描写见长，书中人物多愁善感，常常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悲叹，在诙谐幽默之中会流露一种哀婉的情调。《感伤旅行》已成为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而它的“前传”《项狄传》则因为全书无情节，写法奇特怪诞，被认为是小说意识流手法的先驱。
[5] 伯蒙齐（Bermondsey）是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