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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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丝织————史前洞穴————不错的乡间住宅————天主教礼拜堂————佛教神谕————煤矿工作————煤的采矿及运输费用————驱逐混战————通风设备————大型煤田————农户————抽鸦片————敏捷的小马————乘船返回————优美的风景————传说————河水上涨————行业协会————另一座农户————重庆人的礼仪————女人的脚————满族人————伪欧式晚餐
周二，4月17日。安静的户内一日，接收请柬，写明天要寄的信，做好预备工作，准备出发去参观我朋友董先生的煤矿。
周三，4月18日。8点，朋友董先生和他的侄子带着三只毛发蓬乱的小马来了，其中一匹马肯定是我的。这只状态良好的小动物站在那里，大约有12手 [1] 高，它是邻省贵州省的本地马。我的东道主们给它安了一具描字鞍。这种马鞍和中国所有的马鞍一样，是木头做的，不过整个马鞍上都覆盖着厚重的雕漆，完全就像是著名的苏州漆器。一床填絮的被子，再罩上一面异域毛毯，总算是遮住了这具艳丽但令人难受的装备，不仅成功隔绝了公众的视线，也保护了骑手的臀部。一群人围过来目送我们离开，而我们迅速骑上马背，欢快地小跑在打滑的街道。我的小马是运动能力最好的，因此我被要求领头。我本能地更倾向于步行穿过这狭窄拥挤的街道，但同伴们催促我加快速度，让我克服了这种冲动，因为我们要在9点抵达石马槽，那是我东道主的家，在那里我们要进行早餐。中国骑手总是在马脖子上挂一个铃铛项圈，铃铛声提醒行人们让到一边，而且这种欢快的叮当声为速度提供了节奏感，并为骑行增添了节日的氛围。我们穿过北城门，跑下一段蜿蜒的阶梯，两侧的店铺和小摊把阶梯挤得更窄，仅剩下6英尺的宽度。它一如既往地蒙着黑色的污渍，城中使用的所有的水都是通过这些城门驮进去的。我奇妙的小马匆匆忙忙地往下跑，途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但还是让它的骑手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跑下大约150阶后，我们到了一处平台，它就好像是某种檐板上的路，沿着山谷的峰顶前进。奔腾的河水在我们左下方，陡峭的山丘在我们右手边，山上树木很少，到处都是坟墓。很多地方的旧石栏已经垮塌了，当我们转向跑进山里时，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我曾经乘着轿椅走过脚下的这条路。路上的交通非常繁忙，不过随处可见的关卡将交通管理得井井有条，很少发生什么纠纷，甚至根本不会发生。于是，一切都为轿椅让路，行人为骑手让路，辛苦的苦力为所有人让路。当道路太窄时，这些不幸的人们常常得下到旁边的稻田里，成排站在那里等着，让我们这些骑手先过去。我们的每匹马儿都有专门负责的马夫，此外还有两名扛行李的脚夫。我的马儿是东道主的资产，但其他几匹是租来的，价格是每匹180钱（9便士），包括马夫，后者照顾马儿，趁我们休息时在路边割取饲料。在这个受到偏爱的省份中，生活成本低到一种令人惊讶的程度，于此就可见一斑。在炎热的天气里骑了一小时马，我们便来到了石马槽的董家。在早晨的阳光下骑马实在是非常热，我们都很高兴能在家里的凉爽院落里休息。很快便有人叫我们吃早餐了，我的东道主在席上喝了很多热酒，而我自己只喝茶。在这些中国人眼里，我缺乏“酒量”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点。近11点时我们再度出发，越过一处短“山坳”，它是蛇颈，就是那条仁慈地将城市卷在陆内的大蛇，而对面的龟隐在对岸突出的绝壁里，完善了重庆的风水并为之带来繁荣。我们很快到了佛图关，它是一个小城池或堡垒，通向重庆的道路从它中间穿过。这里的城墙包裹着一处高耸的砂岩斜崖小丘，它属于曾经覆盖四川东部表面的古老砂岩高原，后者如今还剩下许多这样的残余物。我们顺着一段陡峭倾斜的阶梯前往城门，我的小马勇敢地攀上了这段斜梯，而后我们骑行穿过了这处堡垒。城内也是常见的窄街，还有那种差劲的乡镇房舍，但我没有见到枪支或卫戍部队的痕迹。从西边出城，我们又从另一段斜梯下了坡，开始沿着通向省会成都的西行大路前进。
这条路上上下下地延伸于一片地势起伏的郊野，周围的山丘全都种满了作物，当季的主要作物是鸦片和烟草，罂粟花漫山遍野。在狭小的山沟里，微型稻田呈梯田状往下蔓延，将谷底能用上的一点点平地都占据了。这些山沟的上半部分常常都是些直立岩层，大路从它们顶部通过，或是从中间切过，它在古代曾被一道漂亮的石栏杆围护，但现在栏杆已年久失修，在某些部分更是完全缺失。我的微型骏马对窄路的边缘有一种非常让人不安的偏好，这些地方的石板尽管没有完全缺失，却都显得往外倾斜。上坡和下坡的路都是些狭窄陡峭的荒废阶梯。这条路在最初修建时完全没有用上工程技术，那些贪婪的农民对其暗中的侵占让路况变得更糟。在离开主干道后，路面状况糟糕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某些地方，若不是我根本找不到地方下马，我会选择离开马鞍用两条腿走路。除了跌落下去的风险外，让一只小马在这样的郊野驮着我真的像是在虐待动物，但他们向我保证，它已经习惯了在贵州山间驮着两倍于我重量的货物行走。我硬起心肠，继续攀爬。
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沙坪坝。我领头骑行在崎岖的路面上，注意到在右边的山坡上有一片辽阔的城墙，它的前方有一处宽广的台场，连着一道漂亮的石阶。这是一处贵族宅邸，在这片荒芜的地界上，它比我在途中遇到的一切都出众。当我得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时，真的非常惊讶。我欢快地驾着马跑上阶梯，很高兴能逃开炫目的阳光，躲进前面绿树成荫的院落园林中去。我得知这是董家的古宅，现在他们换到了石马槽更低调但更便利的宅邸中去住了。董家将这处旧宅交给了重庆天主教会，后者将这里作为一处乡间别墅使用，现在它是他们的新大本营。在我来访期间，此处并没有被占用，只是有一个“织坊”正在运转。这丝绸织造工坊是无数“附属行业”之一，仍由董家运营，他们在重庆城有一家店铺经销自己的产品。织坊是一座高大的砖瓦“堆栈”，其中有大约20台织布机，以及同样多的纺纱机。大概有一百个人在工作，他们的薪水按件计算，除了包饭外每天能赚约一百钱。生产的货物质地精良，但销售范围基本仅限于本省。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当生产丝绸的湖州城被战火摧毁时，有大量这样的丝绸被装船运往东方，贸易兴旺，获利无数。只是四川丝绸并不能与湖州丝绸匹敌，因此现在这桩生意正慢慢凋零。我们和工头一起吃了晚饭，这一餐很简朴，只有米饭、豆子和猪肉。之后我们带着枪出去闲逛，我的朋友董先生是一位热情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带了一支贵州枪，枪管有近5英尺长，枪孔大约有豌豆大，可以发射铁丸。我们惊扰了几个周边农庄附近的小树林，又攀下几乎垂直的小河岸，岸崖约有600英尺高。乡郊风景秀美，湍急的河水在这个季节很清澈，岩礁间的水塘近乎静止，可以让人心情舒畅地游个泳，算是乡下人的一大奢华享受。我们从一处林木茂密的山沟再次攀上崖岸，此时的山沟还是干燥的。我们在一处石凳上坐下来，这里离沙坪坝的城墙不足一百码远，我们俯瞰山涧，欣赏眼前壮丽的景色。除了家中那封闭的微型花园，钟爱隐私与退隐的中国人从来都不会从自己住处的窗口欣赏风景，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用令人压抑的沉闷折磨一个外国人。从这里能看到嘉陵江对岸陡峭的砂岩悬崖，这条河通常又被称为小河。在悬崖上有一些明显的方形窑洞口，这些窑洞遍布于这个省的河岸上，贝德禄先生曾极为生动地描述过对它们的探索。显然中国历史里永远都不会提及它们，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们一定曾属于这片郊野的土著居民。这些洞穴最古怪费解的一点是：再也没有别人沿主河道（扬子江主干流）的两岸挖掘过这样的洞穴。在我们身后，一口巨石棺的一角从一片绿树林立的高地上露了出来。我的同伴告诉我，不屈不挠的贝德禄在造访沙坪坝时在某个夜里打开了它，结果在棺里只找到一层湿泥。不过就在前不久，这里的地主，也就是我的东道主曾在棺盖头侧的下方捡到一块蛇纹石磨光的石斧。现在它已是贝德禄先生的所有物，只是已经损坏了，因为发现它的人贪婪地想要把它弄开，指望在里面找到金子。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也许只有金子才值得人们进行考古研究。
如今我们在旅程中途休憩的这座乡间别墅，是我造访过的中国住所里最优美的，值得简短地描述一番。它由一位退休的府台在18世纪建造，花费了大约两万两银子。宅地占地4英亩多一些，由10英尺高、5英尺厚的石墙围绕。墙内是常见的连续的庭院和平层高堂，铺瓦的屋顶由巨大的木柱支撑，木柱基底是石制的。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初建时那样崭新而辉煌。屋墙是砖砌的，地板是石制的。每个庭院都比前一个高出几阶，在所有庭院的后方是倾斜的岩坡，坡面覆盖着蕨类植物，坡顶是一片竹林。而岩面上喷出了一道清澈的泉水，为整座房子提供水源。仆人住的附属房舍、厨房和马厩都占地甚广，在最低的庭院前部，即这个庭院和外厅之间，有一个很深的鱼池，由石埠围着，上面还跨着两座石雕曲桥。一块地面郁郁葱葱地长满了这个纬度上的亚热带植物，它们长久疏于打理，使蜿蜒的小路几乎无法通行。就在这里立着一座优雅的石台，它是一座露天戏台，后方是一丛“高雅的”竹林，与普通的竹子不同，它们浅绿的茎干上有黑色的纹理。主建筑大部分保持着初建的样貌，修缮状况异乎寻常地好，但唯一的居住痕迹只在一个小院里，那里搭建了一座临时小教堂，装饰了彩色的圣徒画像，中央是圣心圣母，以一种最让人不快的方式撕扯开了她燃烧的心脏。西方教义的禁欲主义为其崇拜者展示了基督圣徒们受难的姿态，这与欢悦的佛教在庙宇里展示的肥胖又愉快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两种宗教都脱离了创始者的信条，佛教在表面上更有吸引力，而如今的基督教更强调自我否定使人高贵的教义。但如果每个宗教的圣像象征就是其惯例回报的真实画面，那我宁可做一个“罗汉”而非一个圣徒！
周四，4月19日。清晨，我们都坐在马鞍上，预备再次迎战这起起伏伏大部分“破碎”的郊野。我们的路程与小河平行，穿越一片更加崩坏的乡野，攀行于比昨天还要陡峭的小径。因为必须穿过无数的山沟，所以我们就得没完没了地上坡下坡，这些山沟是溪流在柔软的岩石上冲出来的，溪流则一路奔向主河道。溪上往往跨着没有防护措施的光滑石桥，它们被维护得很好，但铺在稻田间田垄上以及爬上岩崖坡的石径则往往只有12英寸宽，而且路面上的小石板都和水平面有一些角度差。某些地方的石板完全消失了，留下一些小小的裂口。我们的小马像猫一样轻快地从上面跃过，只有我时不时要为它的落脚点感到战栗。阳光带着这一地区初夏的威力倾泻而下，几乎没有一丝风。我在四川从3月中旬待到5月初，除了夜里偶尔的暴雨外，整段时间里没有下一滴雨。中午，我们在路边的一座小庙里休息。这里有一湾甜美清凉的泉水，就着这泉水，我们咽下了此地像饺子一般的的小麦小蛋糕。庙宇离路面有一段陡峭的阶梯，它抵着岩面屹立，由此远望，风景如画。川东特殊的地貌让郊野的风景显得格外迷人，每半英里风景就会焕然一新。严格来说树木并不多，但散布的农庄和庙宇周围环绕着一些小树林，而大路沿线参天的榕树树荫总是让人不想再挪动脚步。之前在一棵榕树底下，我们享用了极好的樱桃，它们一小堆一小堆地放在路边的一张桌子上，每堆卖3钱。
庙里的住持去赶集了，此处由一位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和尚照看。在我们休息时，来了一个穷苦的女人，她带着她的小儿子，两人都穿着自己最新的衣服。他们根本没理会陌生人，只管悠闲地解开带来的几捆红蜡烛，将它们竖在堂内的不同佛像前，点亮了它们。然后那位老妇人抽出了一个圆垫，跪下去向中央的佛陀磕头。每座庙宇都有一座音声深远的大钟，那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在这里的钟旁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老妇人的前额每磕在石地板上一次，他便在钟上轻轻敲一声，大概是要唤起信徒所供奉的圣者的注意。磕头结束后，老人让她的儿子从金佛前方的圣坛上立的一个竹筒里摇“签”，她捡起掉在地板上的一片竹子，将它交给小和尚。于是后者拿出了一本四开本的大本手抄本，签上的数字在书上有对应的页面。小和尚自己无法胜任解读圣谕的任务，我的同伴就庄严地把签文读给他听。老妇人的丈夫似乎病得快死了，她是来祈求佛祖让他康复的，现在她得到了祈祷的答案。回复多少有些模棱两可，但通常都是好话。老妇人蹒跚着走下了陡峭的台阶，一手拿着东西，一手扶在儿子身上，显然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在中国住了这么久，还是无法接受这种可怕又痛苦的缠足。但愿能有如古时征服者般的独裁者登上皇位，发布谕令禁止对一半人口进行这样无理的折磨。这样的谕令当会被遵守，因为令中国人痛悔的这一潮流也是暴君迫使她们遵守的。在蒙古人统治期间，私人坟墓与公共墓地就和如今一样占据了巨大的耕地面积，于是圣旨颁下，这些墓地都被犁开了。与此事一样著名的是，现今这个王朝是于1644年建立的，从那时起，整个国家就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满族的服装和可憎的辫子。这就说明，在一个像中国人这样对何事都无动于衷的民族中，任何命令都会得到执行。
我们再次出发，最终目的地煤矿所在的山岭已经映入眼帘。这片山岭本身比它周围的郊野要高出约1000英尺，也就是说比河面高出1700英尺。它略呈东北偏北和西南偏南走向，被小河拦腰切断，从而形成了一处小规模的峡谷风景，与下游主河道那些壮丽的峡谷相似。我们穿过了一两个繁荣的村落，还有一些河侧谷口的小港湾。这片乡野种满了作物，山脚是稻米，山坡上是鸦片和烟草。我们在日落时到达了山岭脚下，爬上山后，作物就被甩在了身后。马儿顺着一条陡峭的山路，穿过繁茂的松树林，这条山路盘绕在一处山涧的峰顶，山涧底部流着一条喧闹的溪流，它是从上方的煤矿处流下来的。最后，采矿造成的一处巨大斜坡阻碍了我们的去路，然而小马攀了上去，带着我们来到一处小高原上，此时，星辰刚刚出现在前方几乎垂直的山巅。光线堪堪能让我们分辨出附近大约50名闲散的苦力，他们赤裸的身体上都是煤渍，还有一些双层木棚屋，它们建在山侧的斜坡上，下方就是与地面齐平的煤矿入口。我们走上第二层，穿过一群好奇但极度克制的苦力，他们刚刚换值下班，正洗完澡在闲晃。而后我们进入楼后的一个小房间，这里是领班的房间，我们在这里坐了下来，加上这位好人的床，地方都差点不够我们几个人挤下。晚餐很简朴，由红米饭和蚕豆组成，搭配的茶水简直令人作呕，我基本上没法把它咽下去。东道主告诉我，这茶叶就长在附近的山上，干茶叶一磅只需要3.5便士。这种本应芬芳的植物此时基本只由茎和小枝组成，里面混着一些大叶片，多多少少都有些发霉。中国人把这样类似的东西都称为“茶”，也不管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的茶。在矿山上，所有人的吃喝都差不多，他们注重食物的成本更胜于质量。在阳光下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我实在是想喝一杯普通的提神的茶水，但我彻底失望了。因为太累了，我就把参观煤矿的计划推迟到了第二天早晨。与此同时，我记录下了主要的数据，它们是乐于助人的主管提供给我的：
煤矿24小时不停班，工人每天12个小时轮换一次，他们的米饭由煤矿承租人提供，每天分三次运来。他们的工钱是每天140钱，相当于6.5便士，还有食物大约值这一半的价。薪水每10日结一次，结算日就像是节日一样，因为他们只工作了9日便拿到了10天的薪水。另外，每对工人，即一名采矿者和一名运输者，必须每天在矿洞口交付11“兜子”煤。也就是说每吨煤的运送实际上要花费一先令的劳力。
通风风扇是圆形的，被封闭在箱中，和那些扬选茶叶的风扇很像。新鲜的空气通过竹管被送入。正在工作的风扇有三个，一个在矿洞入口，就在转门的外面；一个在坑道的尽头，1000英尺之外；还有一个紧邻采矿点。冬天时不需要这些风扇，它们只在夏季工作，从农历第三个月的第三天开始，转动到第九个月的第九天，即4月至9月。
另外还有一处花销自然是照明，其工具是桐油灯，每个运煤工人头顶都有一盏，每次更换10盎司灯油，采矿人每次的灯油只有6盎司。根据提供消息者称，这种桐油来自桐树的果子，而点燃它所得的烟灰就被用来制作所谓的印度墨水。他们告诉我，如果用菜油或是其他油，会熏得人咳嗽。
1882年，董家在煤矿所得的权利金为781两，也就是大约200先令。
这个煤矿的历史很有意思。它在近20年前由一位资本家开矿，但主矿道完工时（这条矿道在砂岩中穿行了1000英尺，开通费时6年），这位资本家的资产被耗尽了。于是他抵押了煤矿，不过由于仍然需要资金，他便以4000两银子将它卖给了董家，这相当于开矿费用的一半，赎回抵押后还略剩一点点。承押人本想自己得到这个煤矿，便拒绝交付它，他在矿区周围驻扎了武装力量，强行阻止董先生取得其所有权。这位董先生自然很愤恨，他立刻着手集结武力，以进驻自己的产业。几天后，他在邻近一处农庄内集结了自己的军队，决定进行夜袭。这次袭击是由我现在的同伴————董九爷亲自带领的，他在他这一辈（包括所有的堂兄弟）排行第九。黎明时分，大约20个人拿着矛和一些火枪出发了，希望能乘敌不备，兵不血刃地拿下此地。然而，尽管天色还暗，他们还是被发现了，遭到了一轮齐射，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于是董家人发起了冲锋，敌人列队退进了周围的丛林，然而他们其中一个跌到了地上，被一支长矛扎穿了。这对董先生来说可不算不幸。领地就此得手，避免了打官司会带来的延迟。然而，尽管董家的人逍遥法外，前承押人却不会疏忽己方一人丧命给他带来的优势。他向府台控诉谋杀，董先生为了避免官方的追究，又花了4000两银子，在此地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现在他总算能安稳地掌控煤矿了，从其中所获的微薄赢利便如前所述。
这里的煤矿显然不需要课税，官府满足于煤炭运输时所得的过境税，无论它是多少。这座煤矿离河岸有8里，也就是两英里多一点的距离，河边上有一个仓库用以煤炭待销，买家由此通过水路将煤运往重庆。从山路运输到施家梁（仓库）每担煤要花费27钱，到重庆的30英里水路则只需要14钱。由施家梁卖出的煤炭每担133磅值110至130钱，即每吨约6先令。这是一种柔软的烟煤，显然质地优良。
周五，4月20日。早上4点起床，套上一件本地的印花棉布外套，再穿上一双对我来说太小的草鞋，我便进入了煤矿。矿道高8英尺，宽5英尺，它几乎是平行的，不过略略有些向外倾斜，整个矿道长1000英尺。矿道中央铺设了木制的轨道车，兜子或煤筐就放置在四个小铁轮上。入口处是一扇双开门，只有装满了煤的兜子往外经过时才会由人推开。我们走入其中，推着一个空兜子在前方，让它引领我们走在通道中心，远离两侧挖出的水渠。他们告诉我，入口之所以要如此小心地关闭，是为了保留费力泵入的新鲜空气。我们在泥浆中缓慢前进，途中不得不频繁地把我们空荡荡的小车整个儿挪下轨道，好给每一兜颠簸向外的煤炭让路。最后我们到了隧道的顶端，在此处，横向的岔道向左右叉开，一位孤独的摇扇人面朝我们坐在黑暗里，转动着轮盘，空气由此被泵入左侧的走道。左侧也和主矿道一样，有一道闭合的双开门。右边是一条废弃的走道，因为顶部塌方，已经不能通行了。穿过左边的大门，我们沿着低矮的走道摸索前进，而且不得不全程弯着腰，在近500码后，我们来到了目前的采矿区。我们从这里沿着矿层转向右边，矿层似乎有大约3英尺厚，和地平面呈一个小于25度的角度。矿工们正用一种单头锄挖凿巷道，他们已经挖到了下方近处的水层，正费劲地用竹泵维持目前的水面高度。空气似乎相当清新，但狭促的环境催促我迅速撤退到了露天的空气中。所有的矿工在换班后都可以洗个热水澡，我们也享用了同样的热水，在一群赞赏的人眼前穿好衣服，坐下来吃一顿快乐的早餐。早饭搭配的是便宜但不难喝的热酒，老板和承租人热切地讨论着引入蒸汽泵机的可能性。
9点时，我们再次骑上强健的小马，开始沿陡坡往山下行进。这是个极其可爱的早晨，道路开始沿着一道小小的山涧下行，山涧上方的植被遮天蔽日，小小的瀑布在我们脚下轰鸣，旅程变得非常令人愉悦。透过叶片的间隙，能窥见我们昨日穿过的欢快溪谷，远处蓝色的山川环抱着它们。下到半山腰时，我们见到了一处小凉棚，它搭在一片小空地上，里面坐着正在开挖的新矿的会计师和办事员。他们先是恳切地邀请我们歇一歇，喝杯茶，接着又提出要领我们去矿区。新矿区的工作目前已开始了大约六个月，已凿出了一条与前往董先生矿区的隧道相似的隧道，往山中凿进了40英尺。两个人正在着手开采坚硬的砂岩，隧道前进的速度为一天7英寸。他们预计在大约7年内挖至煤矿层。航行于扬子江上时，我所见的湖北省的矿业挖掘实在是惨不忍睹，而这里的工作规划有条不紊，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四川省的一切都是如此，让人对该省罕见的繁荣留下积极的印象。隧道的高度达到了8英尺（显然对中国人来说是没必要的），只单单是为了更好的通风。
四川高原的地表全由砂岩组成，据李希霍芬称，在这层砂岩下方的煤系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矿区之一。高原上横越着无数东北及西南走向的山脉，这些升起的山脉使水平岩层向上翘起，从而使岩层更易挖掘，随便哪一处都可以采矿。在这些位置，只要简单地开出水平的坑洞，就能相对轻松地挖出煤炭。河水到处切开这些山岭，形成峡谷，并使不同的地层完美地暴露在外，这当中就嵌着煤矿层。
我们现在继续前往施家梁，计划在那里乘船回到重庆。为了运煤工的膳食，铺了一道10英寸宽的石板路。我们路上就遇到了一列运煤工，正背着空筐回矿区，听到小马项圈的铃铛声，他们迅速站到了路边让我们通过。突然间，我的同伴让我转上左侧一条陡路，在爬上一段整洁的石阶后，我们来到了林家口农庄，它是山壑中的一块平地。原来这就是董家多年前集结武力的那个农庄，为了保护我们现在的东道主，使其免受上述那场战斗中不幸杀人带来的后果，董家不得不花了4000两。我们这位东道主是中国西部农场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个子很高，体型匀称，举止温和高贵，和中国商人的外貌有着极大的反差，就好比典型的英格兰农场主对比于伦敦市民。农庄建筑占地面积很大，是两层楼，呈三角排布，有一处露天庭院俯瞰着一道生机勃勃的山谷。谷底就是河水，而谷中的水源是一条欢闹的小溪，如惯常一般，溪水被用来灌溉那占据了更开阔空间的稻田。上方是一直蔓延至山巅的竹林和松树林。冬季的豆子和玉米田现在正被罂粟花占领，它们刚刚成熟可供收割。近距离观察它们的蒴果，可以发现果子被四棱刀割过，鸦片的原料正从这些伤口中慢慢渗出，因此，当我步行穿过田地时，白衣服上便沾满了褐色的汁液。我对鸦片种植的主题曾有许多论述，西部省份里漫山遍野的罂粟让每个旅行者都为之惊愕。这种有害的药物被强行引进，而引进的相关信息处处都要提到英格兰人，这个发现真的相当烦人。鸦片烟斗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它在其他任何大陆上都不为人所知。因其恶性影响，我认为把钱和时间花在它上面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它对健康的直接影响恶劣得多。在中国，一个工人的薪水堪堪足够满足其身心需求，花在鸦片上的钱是从他的日常食物中扣除的。因此，穷人中的吸毒者看起来总是饿得半死，而他们的家庭往往要承受残酷的贫穷，就像英格兰那些穷人里的酗酒者。对于一个营养良好的中国人而言，夜里抽支烟只是一种消遣，是在一种于东方来说难得的宁静状态中愉悦地消磨时光。商人在烟雾中能顺利谈成许多好生意，就像我们家乡的谈判桌上往往会有一瓶酒。对于这个阶层来说，对着烟管消磨一些时间不算是什么严重的事，而对于公务员来说就完全不同了。在中国，一位清政府官员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最有意志最有干劲的官员也几乎无法补上拖欠的工作，尤其是在战争、暴乱与饥荒频发的动荡年代，而帝国在过去50年里都一直在不断地遭受这种折磨。
中国官员的职责很不明确，他们要负责行政与审判工作，有时甚至还奇怪地混入军事职能，他们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都要依赖自己的下属。然而，当他们屈服于鸦片，将大半的时间花费在鸦片馆时，贪婪与恶政便无可扼制。问题在于整个体系，它使一个人根本无法胜任自己的岗位。这样的人被称为有“瘾”，即极度渴求鸦片，就如同我们的酗酒者的恶化版。要下旨根绝这种恶习，无异于进行世界历史中尚未发生过的一场社会革命。中国和西方一样，也有好心肠但不切实际的慈善家，他们曾试图暂停鸦片的种植，但事实证明，哪怕是这样的尝试都无法实现。东道主之前在林家口告诉我，他自己是不抽鸦片的，如果上头禁止收购这种药物，那他的冬季罂粟田仍然能够以其他作物赚钱，比如种子中提取的油，茎秆烧成灰后可以产生用于染色的碱液，还有大量的叶片可以喂猪。每个中国人都养猪。中国所有城镇的粪肥都会被施于田地中，因此，这些作物不会耗尽地里的养分，也不会致使夏季的玉米减产。鸦片永远都不会被种在平地的稻田中，它们只会被种在很陡峭的山坡上，别的作物种在这些山坡上不会有多少产量。
烟草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产品，四川烟草的质量远胜于其它省份的烟草。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经常见到海岸省份的人抽烟，他们在一个极小的斗中塞满烟草，从其中吸烟，而燃烧的灰烬就那么被敲在地板上，不只是一点点，这让习惯了整洁的西方人非常受不了。而在这里，我见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吸烟方式。烟草叶被装在一个小袋子里携带（填料与包装纸是分开的），每次要抽烟时就做一支短短的雪茄，用管子悠闲地吸烟。这里的烟草风味绝佳，一磅值大约4便士。
我们的东道主希望我们和他一起在林家口住一晚，当我表示必须当天回到重庆时，他相当不高兴。事实上，时间一天天飞逝，我担心如果不能让本地的朋友感受到我想要离开的急迫，那我可能无法及时在茶季赶到汉口。因此，尽管前一晚这里已经为了我们杀了一头不幸的猪，庭院里还溅着血迹，尽管东道主极其恳切地请求我，我还是惋惜地离开了：在离开前只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糖果、蛋糕和酒。
我们沿着狭窄蜿蜒的小路下了山，有无数的山涧分割开大地，这条小路一直沿着某条山涧的岸边延伸，柔软的砂岩岸上点缀着繁茂的蕨类和藤蔓植物。我们安全抵达了“施家梁”的小村庄，这里有要塞和轮渡站。小村有一条铺石的窄街，房舍都建在一条倾斜的岩架上，唯一的平地在贮煤仓库所占据的河沟口。这里锁着大约200吨煤，等待着售出并装船下行至重庆。现在的水位很低，一片约100英尺高的斜坡下才是河岸，一些煤驳船正在装载，成行的搬运工正在往船上装煤，还有一些工人在把煤运向河边。每一担煤的重量都由无处不在的杆秤仔细称量。整个场景看起来忙碌又繁荣，这似乎是四川村庄的特征。与此同时，有一艘船被租下，好将我们顺流运至重庆，我们的小马和马夫将走捷径前往对岸。我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些小马机灵地走上狭窄的跳板，跳进渡船的船板，完全不惧怕施家梁下方急流的咆哮声。这些贵州马闻名于整个中国西部，就它们的身型而言，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
四川所有的河流都很湍急，逆流航行似乎要以经过的水量来计算，而不是以经过的实际里程来计算。因此，我得知前方的里程只有90里，即25英里，同样的航程逆流而上却被估计为120里。里并不是一种确切的计量单位，不同地方的里总是不一样。对于外国旅行者来说，一纬度250里算是一种便利的标准算法，这样每一法定英里就等于3.62里。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平均数。
根据地图，这条河叫“嘉陵江”，是从汉水往上后唯一一条来自北方的支流，汉水到此有800英里。不过在此处，它叫作“林家河”，林家就位于稍高处的山上。从现在上船的位置可以仰望峡谷，河水开山劈岭由谷中来，我们刚刚就是从它下方的斜坡而来。峡谷又陡又窄，底部飞腾着急流，完全就像是扬子江峡谷的微缩型翻版，回头我肯定会好好游览一番。这个峡谷被称为“观音峡”（观音是善行女神，在佛教中的地位好比欧洲的圣母玛丽亚），它的上游部分叫作“温汤峡”。峡内有一座庙和矿泉浴场，对皮肤病很有疗效。这里半数以上的人口备受皮肤病折磨。这座峡谷所暴露的煤矿层包括了我刚刚造访的矿区，峡中出产的煤炭被装入篮中，从矿坑口顺着竹绳直接滑入崖底的驳船。
我们的船轻快地顺流而下，船夫只需将船保持在急流的正中，避开两侧的涡流和岩礁。同行的还有一小队样式古旧的船只，它们满载着甘肃边界来药物：大黄和甘草根。这些船由粗糙的厚木板制成，以竹钉钉牢。它们只用以顺流航行，到了重庆后，它们将被拆解，散木板将被卖掉，用来建房子。中国人真是古怪，竟然会把如此贵重的产品托付给如此脆弱的交通工具。
景色之美难以言喻，两岸的山谷每过一个转角都呈现一幅崭新的画卷。冬季作物都已经成熟以待收割，每面山坡都种满了植物，只有四处林立的峭壁是光裸的，与周边的绿色形成醒目的对比。在这些崖壁上有洞穴的方形入口，那是此地原土著居民的住所，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石塞的炮眼。现在的本地居民对这些洞穴没什么兴趣，对这些古怪的遗迹仍然知之甚少。他们只能告诉你，它们属于蛮子或“黑暗野人”。更近的时代，它们是“蛮夷”或“黑暗野人”的家。之前，人们能通过脚手架爬上这些洞穴，但现在这些脚手架消失了，要探索它们，就需要绳子和梯子，遗憾的是我没时间准备它们。贝德禄先生向英格兰地理学会寄了一份详细的相关报告，但他也无法对其创建者下定论。和四川所有的河流一样，小河上有一连串池塘和险滩，河床上多处都拦着岩礁，河水尚未能成功将它们分解。重庆上游几英里处是石门，这处硬砂岩岩架比目前的冬季水位高出大约20英尺，流经它的河水分成了4股狭窄蜿蜒的湍流。只要岩礁还露在水面上，导航就很容易，但夏季里河水暴涨，岩礁被淹没，河道就会变得极其危险。每一处都有它自己的传说，如果我把整个航行中听到的所有故事都写出来，恐怕这日记永远都不会结束。略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明朝灭亡之前的动乱时代，也就是17世纪上半叶，残忍的张献忠叛乱几乎让四川省变成无人区。这里的人口来自湖广和江西的移民，给他们分配土地时条件格外优惠，这些优惠条款被如实执行，直至今日。土地税在统计数字上只是象征性的，这里比起其他任何一个省份的土地税都要少得多，而这里的土地却是帝国中最富饶的一部分。在张献忠叛乱期间，一位姓董的重庆清官投入小河自尽，他的身体变成了礁石，它依然在石门上游不远处阻碍着航行。近处是“石马河”，对岸立着一只没有脚的石马。这是一只不幸的动物，它习惯在夜里游荡，啃食庄稼（中国没有栅栏），残忍的乡人砍掉了它的脚，他们认为这样它就不会再游荡了。但守护一切生物的佛陀将它变成了此处的石头，到了暗夜里，石头就会活过来，继续破坏田地。再往前些，我们又穿过一群小岩礁，河水还没有将它们完全侵蚀，它们以“九十缸”闻名，每一缸里都装满了银子，据说是大屠杀之前的居民藏匿在这里的，就等着报答某位要把它们清出河道的有公德心的勘测员。我们沉迷于这种种奇谈，轻舟加速前行，在日落时到达了重庆。在讲述这些有趣的故事时，我的中国同伴优雅地倚在船上，靠着一张国外制造的红色毯子。他们大力赞颂这毯子比本地棉被更好，与后者不同，跳蚤无法在它的羊毛表面上跳跃，因此也更容易被捉住捏死，这可以现场演示。
船停泊在北门的城垛下方，我们沿着一段陡峭而肮脏的阶梯爬了300阶，穿过城门，而后几乎是摸索着穿过昏暗的街道，最后及时到家赶上了晚餐。我急于知道我们的小马在黑暗中如何走过多岩的路面，但他们叫我不要担心，因为它们习惯了走夜路，而且“难道它们不是和所有马匹一样，距毛后面长着‘夜眼’吗？”
周六，4月21日。我在这里待了两周，河水在此期间上涨了10英尺，淹过了城市对面的大部分卵石河床。今天它突然降了6英尺，给冬季里沿着城墙下方水边蔓延的“竹镇”又留出了一点喘息的时间。今天我去了山西会馆，这幢建筑漂亮又宽敞，装饰得富丽堂皇。它紧贴着城墙内部建造，面朝对岸风景如画的山丘。大堂与城墙之间有一处平台，与城墙上的炮眼高度一致，站在此处望去，景色壮美，然而建筑内部什么也看不见，像往常一样，一切都被封闭在了四面高墙之内。这里正在举办晚宴和戏剧，庭院里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刚好围坐8个人。我隐在巨大的镀金佛像后面（它占据了最前端的讲台），不想加入宴席，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意外出现导致骚乱。事实上，与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这些行会在中国目前的状态和用处多半会让人想起我们国家在中世纪时的状况。
相同的比较可见于公共设施的庄严宏伟与家舍内部相对的邋遢；妇女被排除于节庆聚会之外；服装的丰富与服装之下隐藏的肮脏；对所有公共庆典，包括宗教的与世俗的庆典都非常热衷；私下里的苛刻节俭与公开的奢侈浪费；一切贸易争端都通过行会解决，回避一切法律与律师；行会制定的规则被无条件遵守，商业文字的礼仪也被严格执行；行会得到慷慨的捐赠与遗产，当灾难与不幸发生时，人们第一个会想到向这些机构请求资金援助。在这方面，四川尤其值得研究，它的风俗完全没有被外界的思想影响。比起其他省份，近年它也更少受到政治方面的干扰，不过它的历史免不了周期性的动乱，像这样的动乱，西方也并不少于东方。中国行会的贸易管制仍然能量磅礴，而且就我所见来看，它一直在为自己的成员谋利，也无负于行业的荣誉。有时我甚至希望我们的商业公会也能对它们在名义上代表的行业做出一些监管。在这里，个人的不满变成了行会关注的问题，个人从而受到保护，免受官员不公正的勒索，以及强大的垄断者常施的暴虐手段。沿海岸建立的富裕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小心应对这些行会，因此行会总会遭到一些人的妒忌，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的行为大体上有益于令其成员维持公平交易，并且可以为他们隔离外界的不公。在过去12个月里，它们就不止一次在河岸港口展示过自己的力量。太古轮船公司的一艘2000吨的大蒸汽船在扬子江发生船难，完全报废。货主全是中国人，他们要求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公司出于对“忌讳”的恐惧被迫赔偿了他们。关于如今中国的这种惯例，我们不应该忘记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自己的政府在租赁船舶时，仅仅简单地用一支笔划掉提货单上专横的例外条款，就迫使船主为“主人或员工的疏忽”负责，当损失或损害发生时，船主就必须赔偿，好比如去年祖鲁战争中在好望角遇难的蒸汽船。对于我们来说，保险费自然应该使船主免受这样的损失，但也有许多风险是保险无法涵盖的，个人在面对某些例外条款时是很无助的，这些条款使船主无须照料他的货物，后者必然会同意它们。不过，在我们国家唯有政府能做的事，在中国却可以由行会来做。另一个例子是汉口茶业公会的决议，1883年春，它删掉了该港口长期执行的不公平的称重体系。公会主席只是给所有外国买家发放了一份通知，从此以后人们就必须坚持精确的称量，长久以来的不公立即就被革除了。
周二，4月24日。重庆的每处街角几乎都有轿椅站，我乘上这特别的出租车，前往西门。要抵达那里，我差不多要横穿整个城市，路程约有一英里半，但感觉上要远得多，因为一路都是上坡，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许多阶梯。事实上，这座城市被分为上城和下城，即“上半城”和“下半城”。前者建在一处砂岩崖顶，比后者高出大约一百英尺，而崖壁整体过于陡峭，以至于无法在上面建造任何房屋。商行和主要衙门都在下城，传教士的据地、漂亮的花园和英格兰领事馆都在上城，从上城可以眺望连绵的远方和优美的风景。在城内搭乘轿椅，无论去哪里的花费都是25钱。最妙的是，苦力不会向一个能讲中国话的人索要更多，所以文明的野蛮人倒比本地人更有优势。于是我经常乘轿椅穿过城市直至城门，免得被人围观，他们倒是能完全自由地在城里自如行走。离开西门后，道路向下延伸进一道狭窄的山涧，又向上越过满是坟墓的山岭，这山岭像新月般穿行于两条河之间，而城墙在它的尾部。焚场建在山涧中，城中的废纸被庄严地投入此处的火焰。这些焚场经过精心的建造，围墙内有一座花园和一间村舍用以举办仪式，另有一座方形宝塔状塔楼，约有50英尺高，纸张就被投入其中燃烧。中国人认为汉字极为神圣，任何写了汉字的纸张都不能再用作其他用途，由此人们组成了一些慈善团体，它们供养着纸张小贩，他们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地进行周期性访问，收集每一片被弃置不用的写了字的纸。这些小贩还携带着一对竹桶，用来装取任何被不自觉丢弃在街道垃圾中的纸片。这种状况在其他地界也很显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人对迷信的投入要多于对科学的投入，巨大的劳动量被奉献给迷信的事物，如果它们被用在清扫上就更好了。
目前，我的目的地是小河岸边的一座村舍，大约离城两英里。这个地方以其花园闻名，是一处举办宴会的胜地。蜿蜒于山间的道路渐渐下降，直至来到一处围墙环绕的地界，它离河岸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我身边只跟着一名苦力当向导，我们敲了敲门，一位女子开了门，然后我们便走进了一处种满盆栽柑橘的庭院。围墙里有一系列建筑，每个庭院里都种满了盆栽花植，因此可以接待多个团体。我在一处亭阁坐下来，一些年轻的女孩子端上了茶，她们是女主人的女儿。她们、她们的母亲、她们的堂姐妹、还有她们的姨妈都围在旁边，对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令人愉快的是，这里不像中国的其他地方。当一个外国人在场时，可敬的女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并不会被令人痛苦的羞怯所阻碍，当然，她们也并不缺少真正的谦逊。女主人显然是位寡妇，她的丈夫刚刚逝世不久，留下她带着许多女儿生活，而除了这片产业外，她也没有什么别的倚仗。她将这地方租给出来野餐的城里人，努力想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但这努力没有得到太好的回报。和其他地方一样，四川现在不太景气，富裕的商人阶级都在节省钱财，我在老君洞就听过相同的哀叹。和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位老妇人根本没有吵嚷着索要钱财，她反而坚决拒绝给茶水收费。只不过，她想要卖掉这处产业，试图说服我用1000吊钱（200先令）买下它。相比于一个外国人在附近港口试图为任何货物商讨价格时所遭到的阴沉接待，这份“礼节”真是分外不同！在热天气里赶路后，于此享受茶水和休憩，而后我下到了河岸边，这里有一处“沱”，或塘，其水流迟缓，水面宽且深，非常适合沐浴，所以我立刻就这么做了。一小群安静的人挤在岸边，没有人对我发表粗鲁的评论。穿上衣服后，我便坐在岸边欣赏风景。一位老先生把他的烟管递给我，他详述了河水的危险，它现在在我们脚下宁静地流淌着，但秋季的洪水会使它暴涨。我沿着河岸走回城市，一会儿走在长满草的沙洲上，一会儿攀爬在一处岩岬中凿出的石阶上，最后完成了一次愉悦的远足，并对一份算是清淡的普通本地晚餐产生了食欲。
周三，4月25日。房东一大早就出现了，还带着他的小女儿。他从上城家中将女儿带来商行，是要来看一次道场表演，后者会从我们面前的白象街经过。这个10岁女孩瘦瘦小小，显得比年纪还要小，而且脸色苍白，以至于我问她父亲她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不过她的脚很痛。”就和所有在发育的女孩子一样，她也必须要承受这项可怕的习俗。她的脚被绷带缠了起来，直至它们看上去更像一双玩偶的脚而不是人的。这可怜的小孩若不撑着别人的手，就根本不想走路，经过庭院间的台阶时更是要被抱上抱下。我和其他中国男人谈论过这个问题，而我的东道主和他们一样，都认为这种风俗的存在对孩子们来说是种遗憾，但若等她们长大了却没有缠足，没有人会比女孩子们自己对此更悔恨。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时尚，任何抑制它的家庭都会被社交圈排斥，而这个家的女孩子们也将被排除在所有体面的竞争之外。除了南方的船娘和西边的土著部落外，中国所有的女人，无论穷富，都因这野蛮的时尚而残疾了，也许例外的只有一些乞丐和流浪儿。这个风俗显然令人们顺从于习惯，并使父母们对孩子所受的磨难硬起心肠。只有极少数英格兰人能有机会和本地人打成一片，窥见他们家庭生活的一角；也只有在极罕见的场合下，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令人憎恶的惯例中所含的恐怖的邪恶，那些生活在开放港口的人则很难注意到这种事；而注定要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女人们，则会特别以自然的方式被养育长大。在中国人眼里，非畸形的脚是丑恶的，与一切卑劣相关。中国人非常崇拜自然，风水迷信说明他们很害怕自己与自然不和。在季风定期吹拂的中国城市里，有一种说法，有害的东西会随北风而来，因此房屋绝对都要坐北朝南。这一学说是根据自然的真实规律建立的，很值得注定访华的外国人仔细模仿。同样的，在一个人民生活要仰赖灌溉田地的城市里，人们以一种担心惊扰地龙的宗教思想角度，正确地警惕着对水道的惊扰。但人都有双重环境，想要活得幸福，他就必须尽力与两边保持一致，但这两方往往是不相容的。中国人与大多数民族一样，成功地尽力使自己与天然环境保持一致，但是，社会环境的威力对他们来说显然过于强大了，这一点和西方人一样，只不过程度略低。当遇到上述情况，需要用不可抗力打断其与风俗的纽带时，我真心认为，等到我们的军队统领北京，若我们有勇气夺取龙座，并发布命令从此禁止女孩子们裹脚，那这道命令将会被人们遵守。一开始也许会不高兴，但以后肯定会很感激。这样的手段在其他状况下可能称不上正当，但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它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这样专制的谕令在中国历史中有不止一次先例。众所周知，满族人不仅引进了辫子，还强制不情愿的人们穿上袖口剪裁如马蹄的窄袖服装，如今，明朝飘逸的服装只能在戏台和佛教僧侣的身上看见了。吴三桂是现在这个王朝第一位君主旗下的云南总督，他发现云南有一大堆难以理解的古怪方言，便命令这里的人民学习北京话，违者处死。到如今，在这个偏远省份旅行的人都会因为此处中文的纯粹而震惊。中国人是一个遵守法令的民族，他们极度尊敬法统权威，能够忍受既定的现实。纵观他们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叛乱真的没有看起来那么频繁，而这些叛乱的源头总是当地的压迫又或饥荒没有得到减轻，从来没有人单纯因为外族统治而举行起义。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的人都无法对畸形足的问题视而不见，因此必然会想要摸索出一种也许无法实现的补救方法。
与年轻中国女孩纤瘦倦怠的形象相比，满族家庭的女孩则显得粗野又强健，我在重庆的公馆或衙门里认识这样的女孩，她们可以参加过往官员的接待会。其父亲是一个矍铄的老人，和一个体面的汉人没什么区别，但他的女儿看起来很健康，且生气勃勃。这样的对比过于鲜明，以至于我还没注意她们的脚，就已经震惊于她们罕见的健康容颜和自如的姿态。让我好奇的是，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差别，满族人不同于从前的任何一方异族征服者，他们不能与本地人随意通婚。他们仍然是身体上的统治者，只不过显然从智能上略低一筹，而且，他们看来已经失去了两个世纪前那种醒目的能量，这能量曾让他们仅以一小撮人纵横整个中国。他们似乎天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勇猛，却比汉人自己还要更缺乏主动性。也许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是吃国家饷粮的人。他们人数太少，因此汉人对他们没有多少忌妒心，只认为他们受到上天偏爱。就像刚刚入侵成功时一样，他们在主要城市中建立了有名无实的要塞，但他们住在别的地方，他们与他们的家人世代都如此，根本不与其他人混居。他们被禁止占有土地，没有贸易，依靠分发下来的一点点津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们的军队用的是弓箭，军事力量虚弱不堪，而且我从来没见过一支满族军团配备火枪！行政机构特别为他们准备了固定数目的岗位，因为如果他们必须与思维更加活跃的中国人进行竞争选拔，胜出才能上岗，那他们就完了。实际上，汉族官员占据了各省最高层的职位，然而他们的互相嫉妒以及不愿意改变的守旧，使满族至今都还牢坐在皇位上。如果能出现一位像康熙一样精力充沛的皇帝，并且他试图真正将政府权力抓在手中，那么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仅仅能预计到东方最大帝国渐渐衰退的文明与西方侵略性的文明究竟谁会胜出，这个结果现在已经呼之欲出。
周四，4月26日。有一位姓陈的广东商人邀请我今天去下城的一座花园中，与他一起用餐。他向我保证晚餐将以欧洲的方式烹饪，他一直在上海和广州生活，应该能够体会野蛮人对饮食的需求。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引见给两位广东官员，他们正靠在客厅一端的台子上，抽着难闻的大烟消磨时光。人员很快就到齐了，我们在中央的圆桌前坐了下来，一共是7个人。不幸的是，晚餐显然是极其失败的，其他客人无法接受那奇怪的肉。为了向东道主的殷勤好客表达应有的欣赏，我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吞咽饭菜，以弥补同桌客人的兴趣缺失。今天非常热，所以我请求脱掉外套，准备义无反顾地大吃一番。的确，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来向公众证明，比起我们野蛮的进食方式，他们有着更优越的天然的文雅，那这场宴席就足够了。在中国菜里，鸡肉会被整齐地切开，浸泡在可口的酱汁里，只需要优雅地用筷子夹进口中就可以了。而现在，一只粗糙的白煮禽类被放在桌子上，也没有刀可以拆解它。每位客人都分到了一把象牙柄的小刀以及一支双尖餐叉，我们费了老大的劲，终于得以咀嚼这尸体的碎片，而且还没有搭配面包或蔬菜。之后上来了一条烤得“半熟”的羊腿，肉本身还不错，但没有土豆和面包，总觉得难以下咽。好在最后总算上了一些中国菜，还有一杯香茶把这风格各异的菜肴冲下肚去。之前的旅行中，我通常只吃中式饭菜，因而觉得自己像个受害者，但在这一餐后，这种想法开始有些消退了。晚餐结束了，我们换到另一处庭院中，一位当地的画家已准备好为我们画个集体像。此人是位广东人，是一些英格兰旅行家从上海带来的，我无法从他所说的中文译名中得知这些人的名字，而这些人将他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让他描绘途中的风景。这位画家已在重庆定居了，显然生意也蒸蒸日上。群像被成功地描画了下来，成为一份有趣的拜访记录。在这里我得提一提，我听到画家对他的同乡官员们详述了他的经历。他长期以来受眼炎的折磨，在咨询了本城中国内地会的爱德华兹医生后，终于痊愈了。他仔仔细细地叙述那位医生没有收取报酬（“一个钱不要”），但也很没必要地加了一句，说他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另外，这个人过得很好，完全可以支付治疗的费用。之后，我向亲切的东道主和他的两位官员朋友道了再见，后者在省会成都任职。然后我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在昏暗中度过了夜晚。中国人没有新书没有报纸消遣，难怪要渐渐把夜晚的时间花在烟管社交上。就像我们国家的底层民众，差不多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们也热衷于泡在酒吧里。如果中国人要戒断鸦片，那他们必须拥有其他娱乐活动，以及更令人兴奋的活动，西方企业的进驻便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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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马匹高度的单位，一手等于10.16厘米。————译者注
小马————丝织————史前洞穴————不错的乡间住宅————天主教礼拜堂————佛教神谕————煤矿工作————煤的采矿及运输费用————驱逐混战————通风设备————大型煤田————农户————抽鸦片————敏捷的小马————乘船返回————优美的风景————传说————河水上涨————行业协会————另一座农户————重庆人的礼仪————女人的脚————满族人————伪欧式晚餐
周二，4月17日。安静的户内一日，接收请柬，写明天要寄的信，做好预备工作，准备出发去参观我朋友董先生的煤矿。
周三，4月18日。8点，朋友董先生和他的侄子带着三只毛发蓬乱的小马来了，其中一匹马肯定是我的。这只状态良好的小动物站在那里，大约有12手 [1] 高，它是邻省贵州省的本地马。我的东道主们给它安了一具描字鞍。这种马鞍和中国所有的马鞍一样，是木头做的，不过整个马鞍上都覆盖着厚重的雕漆，完全就像是著名的苏州漆器。一床填絮的被子，再罩上一面异域毛毯，总算是遮住了这具艳丽但令人难受的装备，不仅成功隔绝了公众的视线，也保护了骑手的臀部。一群人围过来目送我们离开，而我们迅速骑上马背，欢快地小跑在打滑的街道。我的小马是运动能力最好的，因此我被要求领头。我本能地更倾向于步行穿过这狭窄拥挤的街道，但同伴们催促我加快速度，让我克服了这种冲动，因为我们要在9点抵达石马槽，那是我东道主的家，在那里我们要进行早餐。中国骑手总是在马脖子上挂一个铃铛项圈，铃铛声提醒行人们让到一边，而且这种欢快的叮当声为速度提供了节奏感，并为骑行增添了节日的氛围。我们穿过北城门，跑下一段蜿蜒的阶梯，两侧的店铺和小摊把阶梯挤得更窄，仅剩下6英尺的宽度。它一如既往地蒙着黑色的污渍，城中使用的所有的水都是通过这些城门驮进去的。我奇妙的小马匆匆忙忙地往下跑，途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但还是让它的骑手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跑下大约150阶后，我们到了一处平台，它就好像是某种檐板上的路，沿着山谷的峰顶前进。奔腾的河水在我们左下方，陡峭的山丘在我们右手边，山上树木很少，到处都是坟墓。很多地方的旧石栏已经垮塌了，当我们转向跑进山里时，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我曾经乘着轿椅走过脚下的这条路。路上的交通非常繁忙，不过随处可见的关卡将交通管理得井井有条，很少发生什么纠纷，甚至根本不会发生。于是，一切都为轿椅让路，行人为骑手让路，辛苦的苦力为所有人让路。当道路太窄时，这些不幸的人们常常得下到旁边的稻田里，成排站在那里等着，让我们这些骑手先过去。我们的每匹马儿都有专门负责的马夫，此外还有两名扛行李的脚夫。我的马儿是东道主的资产，但其他几匹是租来的，价格是每匹180钱（9便士），包括马夫，后者照顾马儿，趁我们休息时在路边割取饲料。在这个受到偏爱的省份中，生活成本低到一种令人惊讶的程度，于此就可见一斑。在炎热的天气里骑了一小时马，我们便来到了石马槽的董家。在早晨的阳光下骑马实在是非常热，我们都很高兴能在家里的凉爽院落里休息。很快便有人叫我们吃早餐了，我的东道主在席上喝了很多热酒，而我自己只喝茶。在这些中国人眼里，我缺乏“酒量”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点。近11点时我们再度出发，越过一处短“山坳”，它是蛇颈，就是那条仁慈地将城市卷在陆内的大蛇，而对面的龟隐在对岸突出的绝壁里，完善了重庆的风水并为之带来繁荣。我们很快到了佛图关，它是一个小城池或堡垒，通向重庆的道路从它中间穿过。这里的城墙包裹着一处高耸的砂岩斜崖小丘，它属于曾经覆盖四川东部表面的古老砂岩高原，后者如今还剩下许多这样的残余物。我们顺着一段陡峭倾斜的阶梯前往城门，我的小马勇敢地攀上了这段斜梯，而后我们骑行穿过了这处堡垒。城内也是常见的窄街，还有那种差劲的乡镇房舍，但我没有见到枪支或卫戍部队的痕迹。从西边出城，我们又从另一段斜梯下了坡，开始沿着通向省会成都的西行大路前进。
这条路上上下下地延伸于一片地势起伏的郊野，周围的山丘全都种满了作物，当季的主要作物是鸦片和烟草，罂粟花漫山遍野。在狭小的山沟里，微型稻田呈梯田状往下蔓延，将谷底能用上的一点点平地都占据了。这些山沟的上半部分常常都是些直立岩层，大路从它们顶部通过，或是从中间切过，它在古代曾被一道漂亮的石栏杆围护，但现在栏杆已年久失修，在某些部分更是完全缺失。我的微型骏马对窄路的边缘有一种非常让人不安的偏好，这些地方的石板尽管没有完全缺失，却都显得往外倾斜。上坡和下坡的路都是些狭窄陡峭的荒废阶梯。这条路在最初修建时完全没有用上工程技术，那些贪婪的农民对其暗中的侵占让路况变得更糟。在离开主干道后，路面状况糟糕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某些地方，若不是我根本找不到地方下马，我会选择离开马鞍用两条腿走路。除了跌落下去的风险外，让一只小马在这样的郊野驮着我真的像是在虐待动物，但他们向我保证，它已经习惯了在贵州山间驮着两倍于我重量的货物行走。我硬起心肠，继续攀爬。
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沙坪坝。我领头骑行在崎岖的路面上，注意到在右边的山坡上有一片辽阔的城墙，它的前方有一处宽广的台场，连着一道漂亮的石阶。这是一处贵族宅邸，在这片荒芜的地界上，它比我在途中遇到的一切都出众。当我得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时，真的非常惊讶。我欢快地驾着马跑上阶梯，很高兴能逃开炫目的阳光，躲进前面绿树成荫的院落园林中去。我得知这是董家的古宅，现在他们换到了石马槽更低调但更便利的宅邸中去住了。董家将这处旧宅交给了重庆天主教会，后者将这里作为一处乡间别墅使用，现在它是他们的新大本营。在我来访期间，此处并没有被占用，只是有一个“织坊”正在运转。这丝绸织造工坊是无数“附属行业”之一，仍由董家运营，他们在重庆城有一家店铺经销自己的产品。织坊是一座高大的砖瓦“堆栈”，其中有大约20台织布机，以及同样多的纺纱机。大概有一百个人在工作，他们的薪水按件计算，除了包饭外每天能赚约一百钱。生产的货物质地精良，但销售范围基本仅限于本省。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当生产丝绸的湖州城被战火摧毁时，有大量这样的丝绸被装船运往东方，贸易兴旺，获利无数。只是四川丝绸并不能与湖州丝绸匹敌，因此现在这桩生意正慢慢凋零。我们和工头一起吃了晚饭，这一餐很简朴，只有米饭、豆子和猪肉。之后我们带着枪出去闲逛，我的朋友董先生是一位热情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带了一支贵州枪，枪管有近5英尺长，枪孔大约有豌豆大，可以发射铁丸。我们惊扰了几个周边农庄附近的小树林，又攀下几乎垂直的小河岸，岸崖约有600英尺高。乡郊风景秀美，湍急的河水在这个季节很清澈，岩礁间的水塘近乎静止，可以让人心情舒畅地游个泳，算是乡下人的一大奢华享受。我们从一处林木茂密的山沟再次攀上崖岸，此时的山沟还是干燥的。我们在一处石凳上坐下来，这里离沙坪坝的城墙不足一百码远，我们俯瞰山涧，欣赏眼前壮丽的景色。除了家中那封闭的微型花园，钟爱隐私与退隐的中国人从来都不会从自己住处的窗口欣赏风景，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用令人压抑的沉闷折磨一个外国人。从这里能看到嘉陵江对岸陡峭的砂岩悬崖，这条河通常又被称为小河。在悬崖上有一些明显的方形窑洞口，这些窑洞遍布于这个省的河岸上，贝德禄先生曾极为生动地描述过对它们的探索。显然中国历史里永远都不会提及它们，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们一定曾属于这片郊野的土著居民。这些洞穴最古怪费解的一点是：再也没有别人沿主河道（扬子江主干流）的两岸挖掘过这样的洞穴。在我们身后，一口巨石棺的一角从一片绿树林立的高地上露了出来。我的同伴告诉我，不屈不挠的贝德禄在造访沙坪坝时在某个夜里打开了它，结果在棺里只找到一层湿泥。不过就在前不久，这里的地主，也就是我的东道主曾在棺盖头侧的下方捡到一块蛇纹石磨光的石斧。现在它已是贝德禄先生的所有物，只是已经损坏了，因为发现它的人贪婪地想要把它弄开，指望在里面找到金子。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也许只有金子才值得人们进行考古研究。
如今我们在旅程中途休憩的这座乡间别墅，是我造访过的中国住所里最优美的，值得简短地描述一番。它由一位退休的府台在18世纪建造，花费了大约两万两银子。宅地占地4英亩多一些，由10英尺高、5英尺厚的石墙围绕。墙内是常见的连续的庭院和平层高堂，铺瓦的屋顶由巨大的木柱支撑，木柱基底是石制的。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初建时那样崭新而辉煌。屋墙是砖砌的，地板是石制的。每个庭院都比前一个高出几阶，在所有庭院的后方是倾斜的岩坡，坡面覆盖着蕨类植物，坡顶是一片竹林。而岩面上喷出了一道清澈的泉水，为整座房子提供水源。仆人住的附属房舍、厨房和马厩都占地甚广，在最低的庭院前部，即这个庭院和外厅之间，有一个很深的鱼池，由石埠围着，上面还跨着两座石雕曲桥。一块地面郁郁葱葱地长满了这个纬度上的亚热带植物，它们长久疏于打理，使蜿蜒的小路几乎无法通行。就在这里立着一座优雅的石台，它是一座露天戏台，后方是一丛“高雅的”竹林，与普通的竹子不同，它们浅绿的茎干上有黑色的纹理。主建筑大部分保持着初建的样貌，修缮状况异乎寻常地好，但唯一的居住痕迹只在一个小院里，那里搭建了一座临时小教堂，装饰了彩色的圣徒画像，中央是圣心圣母，以一种最让人不快的方式撕扯开了她燃烧的心脏。西方教义的禁欲主义为其崇拜者展示了基督圣徒们受难的姿态，这与欢悦的佛教在庙宇里展示的肥胖又愉快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两种宗教都脱离了创始者的信条，佛教在表面上更有吸引力，而如今的基督教更强调自我否定使人高贵的教义。但如果每个宗教的圣像象征就是其惯例回报的真实画面，那我宁可做一个“罗汉”而非一个圣徒！
周四，4月19日。清晨，我们都坐在马鞍上，预备再次迎战这起起伏伏大部分“破碎”的郊野。我们的路程与小河平行，穿越一片更加崩坏的乡野，攀行于比昨天还要陡峭的小径。因为必须穿过无数的山沟，所以我们就得没完没了地上坡下坡，这些山沟是溪流在柔软的岩石上冲出来的，溪流则一路奔向主河道。溪上往往跨着没有防护措施的光滑石桥，它们被维护得很好，但铺在稻田间田垄上以及爬上岩崖坡的石径则往往只有12英寸宽，而且路面上的小石板都和水平面有一些角度差。某些地方的石板完全消失了，留下一些小小的裂口。我们的小马像猫一样轻快地从上面跃过，只有我时不时要为它的落脚点感到战栗。阳光带着这一地区初夏的威力倾泻而下，几乎没有一丝风。我在四川从3月中旬待到5月初，除了夜里偶尔的暴雨外，整段时间里没有下一滴雨。中午，我们在路边的一座小庙里休息。这里有一湾甜美清凉的泉水，就着这泉水，我们咽下了此地像饺子一般的的小麦小蛋糕。庙宇离路面有一段陡峭的阶梯，它抵着岩面屹立，由此远望，风景如画。川东特殊的地貌让郊野的风景显得格外迷人，每半英里风景就会焕然一新。严格来说树木并不多，但散布的农庄和庙宇周围环绕着一些小树林，而大路沿线参天的榕树树荫总是让人不想再挪动脚步。之前在一棵榕树底下，我们享用了极好的樱桃，它们一小堆一小堆地放在路边的一张桌子上，每堆卖3钱。
庙里的住持去赶集了，此处由一位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和尚照看。在我们休息时，来了一个穷苦的女人，她带着她的小儿子，两人都穿着自己最新的衣服。他们根本没理会陌生人，只管悠闲地解开带来的几捆红蜡烛，将它们竖在堂内的不同佛像前，点亮了它们。然后那位老妇人抽出了一个圆垫，跪下去向中央的佛陀磕头。每座庙宇都有一座音声深远的大钟，那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在这里的钟旁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老妇人的前额每磕在石地板上一次，他便在钟上轻轻敲一声，大概是要唤起信徒所供奉的圣者的注意。磕头结束后，老人让她的儿子从金佛前方的圣坛上立的一个竹筒里摇“签”，她捡起掉在地板上的一片竹子，将它交给小和尚。于是后者拿出了一本四开本的大本手抄本，签上的数字在书上有对应的页面。小和尚自己无法胜任解读圣谕的任务，我的同伴就庄严地把签文读给他听。老妇人的丈夫似乎病得快死了，她是来祈求佛祖让他康复的，现在她得到了祈祷的答案。回复多少有些模棱两可，但通常都是好话。老妇人蹒跚着走下了陡峭的台阶，一手拿着东西，一手扶在儿子身上，显然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在中国住了这么久，还是无法接受这种可怕又痛苦的缠足。但愿能有如古时征服者般的独裁者登上皇位，发布谕令禁止对一半人口进行这样无理的折磨。这样的谕令当会被遵守，因为令中国人痛悔的这一潮流也是暴君迫使她们遵守的。在蒙古人统治期间，私人坟墓与公共墓地就和如今一样占据了巨大的耕地面积，于是圣旨颁下，这些墓地都被犁开了。与此事一样著名的是，现今这个王朝是于1644年建立的，从那时起，整个国家就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满族的服装和可憎的辫子。这就说明，在一个像中国人这样对何事都无动于衷的民族中，任何命令都会得到执行。
我们再次出发，最终目的地煤矿所在的山岭已经映入眼帘。这片山岭本身比它周围的郊野要高出约1000英尺，也就是说比河面高出1700英尺。它略呈东北偏北和西南偏南走向，被小河拦腰切断，从而形成了一处小规模的峡谷风景，与下游主河道那些壮丽的峡谷相似。我们穿过了一两个繁荣的村落，还有一些河侧谷口的小港湾。这片乡野种满了作物，山脚是稻米，山坡上是鸦片和烟草。我们在日落时到达了山岭脚下，爬上山后，作物就被甩在了身后。马儿顺着一条陡峭的山路，穿过繁茂的松树林，这条山路盘绕在一处山涧的峰顶，山涧底部流着一条喧闹的溪流，它是从上方的煤矿处流下来的。最后，采矿造成的一处巨大斜坡阻碍了我们的去路，然而小马攀了上去，带着我们来到一处小高原上，此时，星辰刚刚出现在前方几乎垂直的山巅。光线堪堪能让我们分辨出附近大约50名闲散的苦力，他们赤裸的身体上都是煤渍，还有一些双层木棚屋，它们建在山侧的斜坡上，下方就是与地面齐平的煤矿入口。我们走上第二层，穿过一群好奇但极度克制的苦力，他们刚刚换值下班，正洗完澡在闲晃。而后我们进入楼后的一个小房间，这里是领班的房间，我们在这里坐了下来，加上这位好人的床，地方都差点不够我们几个人挤下。晚餐很简朴，由红米饭和蚕豆组成，搭配的茶水简直令人作呕，我基本上没法把它咽下去。东道主告诉我，这茶叶就长在附近的山上，干茶叶一磅只需要3.5便士。这种本应芬芳的植物此时基本只由茎和小枝组成，里面混着一些大叶片，多多少少都有些发霉。中国人把这样类似的东西都称为“茶”，也不管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的茶。在矿山上，所有人的吃喝都差不多，他们注重食物的成本更胜于质量。在阳光下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我实在是想喝一杯普通的提神的茶水，但我彻底失望了。因为太累了，我就把参观煤矿的计划推迟到了第二天早晨。与此同时，我记录下了主要的数据，它们是乐于助人的主管提供给我的：
煤矿24小时不停班，工人每天12个小时轮换一次，他们的米饭由煤矿承租人提供，每天分三次运来。他们的工钱是每天140钱，相当于6.5便士，还有食物大约值这一半的价。薪水每10日结一次，结算日就像是节日一样，因为他们只工作了9日便拿到了10天的薪水。另外，每对工人，即一名采矿者和一名运输者，必须每天在矿洞口交付11“兜子”煤。也就是说每吨煤的运送实际上要花费一先令的劳力。
通风风扇是圆形的，被封闭在箱中，和那些扬选茶叶的风扇很像。新鲜的空气通过竹管被送入。正在工作的风扇有三个，一个在矿洞入口，就在转门的外面；一个在坑道的尽头，1000英尺之外；还有一个紧邻采矿点。冬天时不需要这些风扇，它们只在夏季工作，从农历第三个月的第三天开始，转动到第九个月的第九天，即4月至9月。
另外还有一处花销自然是照明，其工具是桐油灯，每个运煤工人头顶都有一盏，每次更换10盎司灯油，采矿人每次的灯油只有6盎司。根据提供消息者称，这种桐油来自桐树的果子，而点燃它所得的烟灰就被用来制作所谓的印度墨水。他们告诉我，如果用菜油或是其他油，会熏得人咳嗽。
1882年，董家在煤矿所得的权利金为781两，也就是大约200先令。
这个煤矿的历史很有意思。它在近20年前由一位资本家开矿，但主矿道完工时（这条矿道在砂岩中穿行了1000英尺，开通费时6年），这位资本家的资产被耗尽了。于是他抵押了煤矿，不过由于仍然需要资金，他便以4000两银子将它卖给了董家，这相当于开矿费用的一半，赎回抵押后还略剩一点点。承押人本想自己得到这个煤矿，便拒绝交付它，他在矿区周围驻扎了武装力量，强行阻止董先生取得其所有权。这位董先生自然很愤恨，他立刻着手集结武力，以进驻自己的产业。几天后，他在邻近一处农庄内集结了自己的军队，决定进行夜袭。这次袭击是由我现在的同伴————董九爷亲自带领的，他在他这一辈（包括所有的堂兄弟）排行第九。黎明时分，大约20个人拿着矛和一些火枪出发了，希望能乘敌不备，兵不血刃地拿下此地。然而，尽管天色还暗，他们还是被发现了，遭到了一轮齐射，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于是董家人发起了冲锋，敌人列队退进了周围的丛林，然而他们其中一个跌到了地上，被一支长矛扎穿了。这对董先生来说可不算不幸。领地就此得手，避免了打官司会带来的延迟。然而，尽管董家的人逍遥法外，前承押人却不会疏忽己方一人丧命给他带来的优势。他向府台控诉谋杀，董先生为了避免官方的追究，又花了4000两银子，在此地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现在他总算能安稳地掌控煤矿了，从其中所获的微薄赢利便如前所述。
这里的煤矿显然不需要课税，官府满足于煤炭运输时所得的过境税，无论它是多少。这座煤矿离河岸有8里，也就是两英里多一点的距离，河边上有一个仓库用以煤炭待销，买家由此通过水路将煤运往重庆。从山路运输到施家梁（仓库）每担煤要花费27钱，到重庆的30英里水路则只需要14钱。由施家梁卖出的煤炭每担133磅值110至130钱，即每吨约6先令。这是一种柔软的烟煤，显然质地优良。
周五，4月20日。早上4点起床，套上一件本地的印花棉布外套，再穿上一双对我来说太小的草鞋，我便进入了煤矿。矿道高8英尺，宽5英尺，它几乎是平行的，不过略略有些向外倾斜，整个矿道长1000英尺。矿道中央铺设了木制的轨道车，兜子或煤筐就放置在四个小铁轮上。入口处是一扇双开门，只有装满了煤的兜子往外经过时才会由人推开。我们走入其中，推着一个空兜子在前方，让它引领我们走在通道中心，远离两侧挖出的水渠。他们告诉我，入口之所以要如此小心地关闭，是为了保留费力泵入的新鲜空气。我们在泥浆中缓慢前进，途中不得不频繁地把我们空荡荡的小车整个儿挪下轨道，好给每一兜颠簸向外的煤炭让路。最后我们到了隧道的顶端，在此处，横向的岔道向左右叉开，一位孤独的摇扇人面朝我们坐在黑暗里，转动着轮盘，空气由此被泵入左侧的走道。左侧也和主矿道一样，有一道闭合的双开门。右边是一条废弃的走道，因为顶部塌方，已经不能通行了。穿过左边的大门，我们沿着低矮的走道摸索前进，而且不得不全程弯着腰，在近500码后，我们来到了目前的采矿区。我们从这里沿着矿层转向右边，矿层似乎有大约3英尺厚，和地平面呈一个小于25度的角度。矿工们正用一种单头锄挖凿巷道，他们已经挖到了下方近处的水层，正费劲地用竹泵维持目前的水面高度。空气似乎相当清新，但狭促的环境催促我迅速撤退到了露天的空气中。所有的矿工在换班后都可以洗个热水澡，我们也享用了同样的热水，在一群赞赏的人眼前穿好衣服，坐下来吃一顿快乐的早餐。早饭搭配的是便宜但不难喝的热酒，老板和承租人热切地讨论着引入蒸汽泵机的可能性。
9点时，我们再次骑上强健的小马，开始沿陡坡往山下行进。这是个极其可爱的早晨，道路开始沿着一道小小的山涧下行，山涧上方的植被遮天蔽日，小小的瀑布在我们脚下轰鸣，旅程变得非常令人愉悦。透过叶片的间隙，能窥见我们昨日穿过的欢快溪谷，远处蓝色的山川环抱着它们。下到半山腰时，我们见到了一处小凉棚，它搭在一片小空地上，里面坐着正在开挖的新矿的会计师和办事员。他们先是恳切地邀请我们歇一歇，喝杯茶，接着又提出要领我们去矿区。新矿区的工作目前已开始了大约六个月，已凿出了一条与前往董先生矿区的隧道相似的隧道，往山中凿进了40英尺。两个人正在着手开采坚硬的砂岩，隧道前进的速度为一天7英寸。他们预计在大约7年内挖至煤矿层。航行于扬子江上时，我所见的湖北省的矿业挖掘实在是惨不忍睹，而这里的工作规划有条不紊，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四川省的一切都是如此，让人对该省罕见的繁荣留下积极的印象。隧道的高度达到了8英尺（显然对中国人来说是没必要的），只单单是为了更好的通风。
四川高原的地表全由砂岩组成，据李希霍芬称，在这层砂岩下方的煤系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矿区之一。高原上横越着无数东北及西南走向的山脉，这些升起的山脉使水平岩层向上翘起，从而使岩层更易挖掘，随便哪一处都可以采矿。在这些位置，只要简单地开出水平的坑洞，就能相对轻松地挖出煤炭。河水到处切开这些山岭，形成峡谷，并使不同的地层完美地暴露在外，这当中就嵌着煤矿层。
我们现在继续前往施家梁，计划在那里乘船回到重庆。为了运煤工的膳食，铺了一道10英寸宽的石板路。我们路上就遇到了一列运煤工，正背着空筐回矿区，听到小马项圈的铃铛声，他们迅速站到了路边让我们通过。突然间，我的同伴让我转上左侧一条陡路，在爬上一段整洁的石阶后，我们来到了林家口农庄，它是山壑中的一块平地。原来这就是董家多年前集结武力的那个农庄，为了保护我们现在的东道主，使其免受上述那场战斗中不幸杀人带来的后果，董家不得不花了4000两。我们这位东道主是中国西部农场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个子很高，体型匀称，举止温和高贵，和中国商人的外貌有着极大的反差，就好比典型的英格兰农场主对比于伦敦市民。农庄建筑占地面积很大，是两层楼，呈三角排布，有一处露天庭院俯瞰着一道生机勃勃的山谷。谷底就是河水，而谷中的水源是一条欢闹的小溪，如惯常一般，溪水被用来灌溉那占据了更开阔空间的稻田。上方是一直蔓延至山巅的竹林和松树林。冬季的豆子和玉米田现在正被罂粟花占领，它们刚刚成熟可供收割。近距离观察它们的蒴果，可以发现果子被四棱刀割过，鸦片的原料正从这些伤口中慢慢渗出，因此，当我步行穿过田地时，白衣服上便沾满了褐色的汁液。我对鸦片种植的主题曾有许多论述，西部省份里漫山遍野的罂粟让每个旅行者都为之惊愕。这种有害的药物被强行引进，而引进的相关信息处处都要提到英格兰人，这个发现真的相当烦人。鸦片烟斗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它在其他任何大陆上都不为人所知。因其恶性影响，我认为把钱和时间花在它上面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它对健康的直接影响恶劣得多。在中国，一个工人的薪水堪堪足够满足其身心需求，花在鸦片上的钱是从他的日常食物中扣除的。因此，穷人中的吸毒者看起来总是饿得半死，而他们的家庭往往要承受残酷的贫穷，就像英格兰那些穷人里的酗酒者。对于一个营养良好的中国人而言，夜里抽支烟只是一种消遣，是在一种于东方来说难得的宁静状态中愉悦地消磨时光。商人在烟雾中能顺利谈成许多好生意，就像我们家乡的谈判桌上往往会有一瓶酒。对于这个阶层来说，对着烟管消磨一些时间不算是什么严重的事，而对于公务员来说就完全不同了。在中国，一位清政府官员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最有意志最有干劲的官员也几乎无法补上拖欠的工作，尤其是在战争、暴乱与饥荒频发的动荡年代，而帝国在过去50年里都一直在不断地遭受这种折磨。
中国官员的职责很不明确，他们要负责行政与审判工作，有时甚至还奇怪地混入军事职能，他们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都要依赖自己的下属。然而，当他们屈服于鸦片，将大半的时间花费在鸦片馆时，贪婪与恶政便无可扼制。问题在于整个体系，它使一个人根本无法胜任自己的岗位。这样的人被称为有“瘾”，即极度渴求鸦片，就如同我们的酗酒者的恶化版。要下旨根绝这种恶习，无异于进行世界历史中尚未发生过的一场社会革命。中国和西方一样，也有好心肠但不切实际的慈善家，他们曾试图暂停鸦片的种植，但事实证明，哪怕是这样的尝试都无法实现。东道主之前在林家口告诉我，他自己是不抽鸦片的，如果上头禁止收购这种药物，那他的冬季罂粟田仍然能够以其他作物赚钱，比如种子中提取的油，茎秆烧成灰后可以产生用于染色的碱液，还有大量的叶片可以喂猪。每个中国人都养猪。中国所有城镇的粪肥都会被施于田地中，因此，这些作物不会耗尽地里的养分，也不会致使夏季的玉米减产。鸦片永远都不会被种在平地的稻田中，它们只会被种在很陡峭的山坡上，别的作物种在这些山坡上不会有多少产量。
烟草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产品，四川烟草的质量远胜于其它省份的烟草。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经常见到海岸省份的人抽烟，他们在一个极小的斗中塞满烟草，从其中吸烟，而燃烧的灰烬就那么被敲在地板上，不只是一点点，这让习惯了整洁的西方人非常受不了。而在这里，我见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吸烟方式。烟草叶被装在一个小袋子里携带（填料与包装纸是分开的），每次要抽烟时就做一支短短的雪茄，用管子悠闲地吸烟。这里的烟草风味绝佳，一磅值大约4便士。
我们的东道主希望我们和他一起在林家口住一晚，当我表示必须当天回到重庆时，他相当不高兴。事实上，时间一天天飞逝，我担心如果不能让本地的朋友感受到我想要离开的急迫，那我可能无法及时在茶季赶到汉口。因此，尽管前一晚这里已经为了我们杀了一头不幸的猪，庭院里还溅着血迹，尽管东道主极其恳切地请求我，我还是惋惜地离开了：在离开前只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糖果、蛋糕和酒。
我们沿着狭窄蜿蜒的小路下了山，有无数的山涧分割开大地，这条小路一直沿着某条山涧的岸边延伸，柔软的砂岩岸上点缀着繁茂的蕨类和藤蔓植物。我们安全抵达了“施家梁”的小村庄，这里有要塞和轮渡站。小村有一条铺石的窄街，房舍都建在一条倾斜的岩架上，唯一的平地在贮煤仓库所占据的河沟口。这里锁着大约200吨煤，等待着售出并装船下行至重庆。现在的水位很低，一片约100英尺高的斜坡下才是河岸，一些煤驳船正在装载，成行的搬运工正在往船上装煤，还有一些工人在把煤运向河边。每一担煤的重量都由无处不在的杆秤仔细称量。整个场景看起来忙碌又繁荣，这似乎是四川村庄的特征。与此同时，有一艘船被租下，好将我们顺流运至重庆，我们的小马和马夫将走捷径前往对岸。我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些小马机灵地走上狭窄的跳板，跳进渡船的船板，完全不惧怕施家梁下方急流的咆哮声。这些贵州马闻名于整个中国西部，就它们的身型而言，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
四川所有的河流都很湍急，逆流航行似乎要以经过的水量来计算，而不是以经过的实际里程来计算。因此，我得知前方的里程只有90里，即25英里，同样的航程逆流而上却被估计为120里。里并不是一种确切的计量单位，不同地方的里总是不一样。对于外国旅行者来说，一纬度250里算是一种便利的标准算法，这样每一法定英里就等于3.62里。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平均数。
根据地图，这条河叫“嘉陵江”，是从汉水往上后唯一一条来自北方的支流，汉水到此有800英里。不过在此处，它叫作“林家河”，林家就位于稍高处的山上。从现在上船的位置可以仰望峡谷，河水开山劈岭由谷中来，我们刚刚就是从它下方的斜坡而来。峡谷又陡又窄，底部飞腾着急流，完全就像是扬子江峡谷的微缩型翻版，回头我肯定会好好游览一番。这个峡谷被称为“观音峡”（观音是善行女神，在佛教中的地位好比欧洲的圣母玛丽亚），它的上游部分叫作“温汤峡”。峡内有一座庙和矿泉浴场，对皮肤病很有疗效。这里半数以上的人口备受皮肤病折磨。这座峡谷所暴露的煤矿层包括了我刚刚造访的矿区，峡中出产的煤炭被装入篮中，从矿坑口顺着竹绳直接滑入崖底的驳船。
我们的船轻快地顺流而下，船夫只需将船保持在急流的正中，避开两侧的涡流和岩礁。同行的还有一小队样式古旧的船只，它们满载着甘肃边界来药物：大黄和甘草根。这些船由粗糙的厚木板制成，以竹钉钉牢。它们只用以顺流航行，到了重庆后，它们将被拆解，散木板将被卖掉，用来建房子。中国人真是古怪，竟然会把如此贵重的产品托付给如此脆弱的交通工具。
景色之美难以言喻，两岸的山谷每过一个转角都呈现一幅崭新的画卷。冬季作物都已经成熟以待收割，每面山坡都种满了植物，只有四处林立的峭壁是光裸的，与周边的绿色形成醒目的对比。在这些崖壁上有洞穴的方形入口，那是此地原土著居民的住所，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石塞的炮眼。现在的本地居民对这些洞穴没什么兴趣，对这些古怪的遗迹仍然知之甚少。他们只能告诉你，它们属于蛮子或“黑暗野人”。更近的时代，它们是“蛮夷”或“黑暗野人”的家。之前，人们能通过脚手架爬上这些洞穴，但现在这些脚手架消失了，要探索它们，就需要绳子和梯子，遗憾的是我没时间准备它们。贝德禄先生向英格兰地理学会寄了一份详细的相关报告，但他也无法对其创建者下定论。和四川所有的河流一样，小河上有一连串池塘和险滩，河床上多处都拦着岩礁，河水尚未能成功将它们分解。重庆上游几英里处是石门，这处硬砂岩岩架比目前的冬季水位高出大约20英尺，流经它的河水分成了4股狭窄蜿蜒的湍流。只要岩礁还露在水面上，导航就很容易，但夏季里河水暴涨，岩礁被淹没，河道就会变得极其危险。每一处都有它自己的传说，如果我把整个航行中听到的所有故事都写出来，恐怕这日记永远都不会结束。略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明朝灭亡之前的动乱时代，也就是17世纪上半叶，残忍的张献忠叛乱几乎让四川省变成无人区。这里的人口来自湖广和江西的移民，给他们分配土地时条件格外优惠，这些优惠条款被如实执行，直至今日。土地税在统计数字上只是象征性的，这里比起其他任何一个省份的土地税都要少得多，而这里的土地却是帝国中最富饶的一部分。在张献忠叛乱期间，一位姓董的重庆清官投入小河自尽，他的身体变成了礁石，它依然在石门上游不远处阻碍着航行。近处是“石马河”，对岸立着一只没有脚的石马。这是一只不幸的动物，它习惯在夜里游荡，啃食庄稼（中国没有栅栏），残忍的乡人砍掉了它的脚，他们认为这样它就不会再游荡了。但守护一切生物的佛陀将它变成了此处的石头，到了暗夜里，石头就会活过来，继续破坏田地。再往前些，我们又穿过一群小岩礁，河水还没有将它们完全侵蚀，它们以“九十缸”闻名，每一缸里都装满了银子，据说是大屠杀之前的居民藏匿在这里的，就等着报答某位要把它们清出河道的有公德心的勘测员。我们沉迷于这种种奇谈，轻舟加速前行，在日落时到达了重庆。在讲述这些有趣的故事时，我的中国同伴优雅地倚在船上，靠着一张国外制造的红色毯子。他们大力赞颂这毯子比本地棉被更好，与后者不同，跳蚤无法在它的羊毛表面上跳跃，因此也更容易被捉住捏死，这可以现场演示。
船停泊在北门的城垛下方，我们沿着一段陡峭而肮脏的阶梯爬了300阶，穿过城门，而后几乎是摸索着穿过昏暗的街道，最后及时到家赶上了晚餐。我急于知道我们的小马在黑暗中如何走过多岩的路面，但他们叫我不要担心，因为它们习惯了走夜路，而且“难道它们不是和所有马匹一样，距毛后面长着‘夜眼’吗？”
周六，4月21日。我在这里待了两周，河水在此期间上涨了10英尺，淹过了城市对面的大部分卵石河床。今天它突然降了6英尺，给冬季里沿着城墙下方水边蔓延的“竹镇”又留出了一点喘息的时间。今天我去了山西会馆，这幢建筑漂亮又宽敞，装饰得富丽堂皇。它紧贴着城墙内部建造，面朝对岸风景如画的山丘。大堂与城墙之间有一处平台，与城墙上的炮眼高度一致，站在此处望去，景色壮美，然而建筑内部什么也看不见，像往常一样，一切都被封闭在了四面高墙之内。这里正在举办晚宴和戏剧，庭院里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刚好围坐8个人。我隐在巨大的镀金佛像后面（它占据了最前端的讲台），不想加入宴席，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意外出现导致骚乱。事实上，与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这些行会在中国目前的状态和用处多半会让人想起我们国家在中世纪时的状况。
相同的比较可见于公共设施的庄严宏伟与家舍内部相对的邋遢；妇女被排除于节庆聚会之外；服装的丰富与服装之下隐藏的肮脏；对所有公共庆典，包括宗教的与世俗的庆典都非常热衷；私下里的苛刻节俭与公开的奢侈浪费；一切贸易争端都通过行会解决，回避一切法律与律师；行会制定的规则被无条件遵守，商业文字的礼仪也被严格执行；行会得到慷慨的捐赠与遗产，当灾难与不幸发生时，人们第一个会想到向这些机构请求资金援助。在这方面，四川尤其值得研究，它的风俗完全没有被外界的思想影响。比起其他省份，近年它也更少受到政治方面的干扰，不过它的历史免不了周期性的动乱，像这样的动乱，西方也并不少于东方。中国行会的贸易管制仍然能量磅礴，而且就我所见来看，它一直在为自己的成员谋利，也无负于行业的荣誉。有时我甚至希望我们的商业公会也能对它们在名义上代表的行业做出一些监管。在这里，个人的不满变成了行会关注的问题，个人从而受到保护，免受官员不公正的勒索，以及强大的垄断者常施的暴虐手段。沿海岸建立的富裕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小心应对这些行会，因此行会总会遭到一些人的妒忌，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的行为大体上有益于令其成员维持公平交易，并且可以为他们隔离外界的不公。在过去12个月里，它们就不止一次在河岸港口展示过自己的力量。太古轮船公司的一艘2000吨的大蒸汽船在扬子江发生船难，完全报废。货主全是中国人，他们要求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公司出于对“忌讳”的恐惧被迫赔偿了他们。关于如今中国的这种惯例，我们不应该忘记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自己的政府在租赁船舶时，仅仅简单地用一支笔划掉提货单上专横的例外条款，就迫使船主为“主人或员工的疏忽”负责，当损失或损害发生时，船主就必须赔偿，好比如去年祖鲁战争中在好望角遇难的蒸汽船。对于我们来说，保险费自然应该使船主免受这样的损失，但也有许多风险是保险无法涵盖的，个人在面对某些例外条款时是很无助的，这些条款使船主无须照料他的货物，后者必然会同意它们。不过，在我们国家唯有政府能做的事，在中国却可以由行会来做。另一个例子是汉口茶业公会的决议，1883年春，它删掉了该港口长期执行的不公平的称重体系。公会主席只是给所有外国买家发放了一份通知，从此以后人们就必须坚持精确的称量，长久以来的不公立即就被革除了。
周二，4月24日。重庆的每处街角几乎都有轿椅站，我乘上这特别的出租车，前往西门。要抵达那里，我差不多要横穿整个城市，路程约有一英里半，但感觉上要远得多，因为一路都是上坡，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许多阶梯。事实上，这座城市被分为上城和下城，即“上半城”和“下半城”。前者建在一处砂岩崖顶，比后者高出大约一百英尺，而崖壁整体过于陡峭，以至于无法在上面建造任何房屋。商行和主要衙门都在下城，传教士的据地、漂亮的花园和英格兰领事馆都在上城，从上城可以眺望连绵的远方和优美的风景。在城内搭乘轿椅，无论去哪里的花费都是25钱。最妙的是，苦力不会向一个能讲中国话的人索要更多，所以文明的野蛮人倒比本地人更有优势。于是我经常乘轿椅穿过城市直至城门，免得被人围观，他们倒是能完全自由地在城里自如行走。离开西门后，道路向下延伸进一道狭窄的山涧，又向上越过满是坟墓的山岭，这山岭像新月般穿行于两条河之间，而城墙在它的尾部。焚场建在山涧中，城中的废纸被庄严地投入此处的火焰。这些焚场经过精心的建造，围墙内有一座花园和一间村舍用以举办仪式，另有一座方形宝塔状塔楼，约有50英尺高，纸张就被投入其中燃烧。中国人认为汉字极为神圣，任何写了汉字的纸张都不能再用作其他用途，由此人们组成了一些慈善团体，它们供养着纸张小贩，他们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地进行周期性访问，收集每一片被弃置不用的写了字的纸。这些小贩还携带着一对竹桶，用来装取任何被不自觉丢弃在街道垃圾中的纸片。这种状况在其他地界也很显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人对迷信的投入要多于对科学的投入，巨大的劳动量被奉献给迷信的事物，如果它们被用在清扫上就更好了。
目前，我的目的地是小河岸边的一座村舍，大约离城两英里。这个地方以其花园闻名，是一处举办宴会的胜地。蜿蜒于山间的道路渐渐下降，直至来到一处围墙环绕的地界，它离河岸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我身边只跟着一名苦力当向导，我们敲了敲门，一位女子开了门，然后我们便走进了一处种满盆栽柑橘的庭院。围墙里有一系列建筑，每个庭院里都种满了盆栽花植，因此可以接待多个团体。我在一处亭阁坐下来，一些年轻的女孩子端上了茶，她们是女主人的女儿。她们、她们的母亲、她们的堂姐妹、还有她们的姨妈都围在旁边，对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令人愉快的是，这里不像中国的其他地方。当一个外国人在场时，可敬的女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并不会被令人痛苦的羞怯所阻碍，当然，她们也并不缺少真正的谦逊。女主人显然是位寡妇，她的丈夫刚刚逝世不久，留下她带着许多女儿生活，而除了这片产业外，她也没有什么别的倚仗。她将这地方租给出来野餐的城里人，努力想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但这努力没有得到太好的回报。和其他地方一样，四川现在不太景气，富裕的商人阶级都在节省钱财，我在老君洞就听过相同的哀叹。和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位老妇人根本没有吵嚷着索要钱财，她反而坚决拒绝给茶水收费。只不过，她想要卖掉这处产业，试图说服我用1000吊钱（200先令）买下它。相比于一个外国人在附近港口试图为任何货物商讨价格时所遭到的阴沉接待，这份“礼节”真是分外不同！在热天气里赶路后，于此享受茶水和休憩，而后我下到了河岸边，这里有一处“沱”，或塘，其水流迟缓，水面宽且深，非常适合沐浴，所以我立刻就这么做了。一小群安静的人挤在岸边，没有人对我发表粗鲁的评论。穿上衣服后，我便坐在岸边欣赏风景。一位老先生把他的烟管递给我，他详述了河水的危险，它现在在我们脚下宁静地流淌着，但秋季的洪水会使它暴涨。我沿着河岸走回城市，一会儿走在长满草的沙洲上，一会儿攀爬在一处岩岬中凿出的石阶上，最后完成了一次愉悦的远足，并对一份算是清淡的普通本地晚餐产生了食欲。
周三，4月25日。房东一大早就出现了，还带着他的小女儿。他从上城家中将女儿带来商行，是要来看一次道场表演，后者会从我们面前的白象街经过。这个10岁女孩瘦瘦小小，显得比年纪还要小，而且脸色苍白，以至于我问她父亲她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不过她的脚很痛。”就和所有在发育的女孩子一样，她也必须要承受这项可怕的习俗。她的脚被绷带缠了起来，直至它们看上去更像一双玩偶的脚而不是人的。这可怜的小孩若不撑着别人的手，就根本不想走路，经过庭院间的台阶时更是要被抱上抱下。我和其他中国男人谈论过这个问题，而我的东道主和他们一样，都认为这种风俗的存在对孩子们来说是种遗憾，但若等她们长大了却没有缠足，没有人会比女孩子们自己对此更悔恨。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时尚，任何抑制它的家庭都会被社交圈排斥，而这个家的女孩子们也将被排除在所有体面的竞争之外。除了南方的船娘和西边的土著部落外，中国所有的女人，无论穷富，都因这野蛮的时尚而残疾了，也许例外的只有一些乞丐和流浪儿。这个风俗显然令人们顺从于习惯，并使父母们对孩子所受的磨难硬起心肠。只有极少数英格兰人能有机会和本地人打成一片，窥见他们家庭生活的一角；也只有在极罕见的场合下，一个人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令人憎恶的惯例中所含的恐怖的邪恶，那些生活在开放港口的人则很难注意到这种事；而注定要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女人们，则会特别以自然的方式被养育长大。在中国人眼里，非畸形的脚是丑恶的，与一切卑劣相关。中国人非常崇拜自然，风水迷信说明他们很害怕自己与自然不和。在季风定期吹拂的中国城市里，有一种说法，有害的东西会随北风而来，因此房屋绝对都要坐北朝南。这一学说是根据自然的真实规律建立的，很值得注定访华的外国人仔细模仿。同样的，在一个人民生活要仰赖灌溉田地的城市里，人们以一种担心惊扰地龙的宗教思想角度，正确地警惕着对水道的惊扰。但人都有双重环境，想要活得幸福，他就必须尽力与两边保持一致，但这两方往往是不相容的。中国人与大多数民族一样，成功地尽力使自己与天然环境保持一致，但是，社会环境的威力对他们来说显然过于强大了，这一点和西方人一样，只不过程度略低。当遇到上述情况，需要用不可抗力打断其与风俗的纽带时，我真心认为，等到我们的军队统领北京，若我们有勇气夺取龙座，并发布命令从此禁止女孩子们裹脚，那这道命令将会被人们遵守。一开始也许会不高兴，但以后肯定会很感激。这样的手段在其他状况下可能称不上正当，但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它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这样专制的谕令在中国历史中有不止一次先例。众所周知，满族人不仅引进了辫子，还强制不情愿的人们穿上袖口剪裁如马蹄的窄袖服装，如今，明朝飘逸的服装只能在戏台和佛教僧侣的身上看见了。吴三桂是现在这个王朝第一位君主旗下的云南总督，他发现云南有一大堆难以理解的古怪方言，便命令这里的人民学习北京话，违者处死。到如今，在这个偏远省份旅行的人都会因为此处中文的纯粹而震惊。中国人是一个遵守法令的民族，他们极度尊敬法统权威，能够忍受既定的现实。纵观他们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叛乱真的没有看起来那么频繁，而这些叛乱的源头总是当地的压迫又或饥荒没有得到减轻，从来没有人单纯因为外族统治而举行起义。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的人都无法对畸形足的问题视而不见，因此必然会想要摸索出一种也许无法实现的补救方法。
与年轻中国女孩纤瘦倦怠的形象相比，满族家庭的女孩则显得粗野又强健，我在重庆的公馆或衙门里认识这样的女孩，她们可以参加过往官员的接待会。其父亲是一个矍铄的老人，和一个体面的汉人没什么区别，但他的女儿看起来很健康，且生气勃勃。这样的对比过于鲜明，以至于我还没注意她们的脚，就已经震惊于她们罕见的健康容颜和自如的姿态。让我好奇的是，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差别，满族人不同于从前的任何一方异族征服者，他们不能与本地人随意通婚。他们仍然是身体上的统治者，只不过显然从智能上略低一筹，而且，他们看来已经失去了两个世纪前那种醒目的能量，这能量曾让他们仅以一小撮人纵横整个中国。他们似乎天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勇猛，却比汉人自己还要更缺乏主动性。也许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是吃国家饷粮的人。他们人数太少，因此汉人对他们没有多少忌妒心，只认为他们受到上天偏爱。就像刚刚入侵成功时一样，他们在主要城市中建立了有名无实的要塞，但他们住在别的地方，他们与他们的家人世代都如此，根本不与其他人混居。他们被禁止占有土地，没有贸易，依靠分发下来的一点点津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们的军队用的是弓箭，军事力量虚弱不堪，而且我从来没见过一支满族军团配备火枪！行政机构特别为他们准备了固定数目的岗位，因为如果他们必须与思维更加活跃的中国人进行竞争选拔，胜出才能上岗，那他们就完了。实际上，汉族官员占据了各省最高层的职位，然而他们的互相嫉妒以及不愿意改变的守旧，使满族至今都还牢坐在皇位上。如果能出现一位像康熙一样精力充沛的皇帝，并且他试图真正将政府权力抓在手中，那么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仅仅能预计到东方最大帝国渐渐衰退的文明与西方侵略性的文明究竟谁会胜出，这个结果现在已经呼之欲出。
周四，4月26日。有一位姓陈的广东商人邀请我今天去下城的一座花园中，与他一起用餐。他向我保证晚餐将以欧洲的方式烹饪，他一直在上海和广州生活，应该能够体会野蛮人对饮食的需求。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引见给两位广东官员，他们正靠在客厅一端的台子上，抽着难闻的大烟消磨时光。人员很快就到齐了，我们在中央的圆桌前坐了下来，一共是7个人。不幸的是，晚餐显然是极其失败的，其他客人无法接受那奇怪的肉。为了向东道主的殷勤好客表达应有的欣赏，我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吞咽饭菜，以弥补同桌客人的兴趣缺失。今天非常热，所以我请求脱掉外套，准备义无反顾地大吃一番。的确，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来向公众证明，比起我们野蛮的进食方式，他们有着更优越的天然的文雅，那这场宴席就足够了。在中国菜里，鸡肉会被整齐地切开，浸泡在可口的酱汁里，只需要优雅地用筷子夹进口中就可以了。而现在，一只粗糙的白煮禽类被放在桌子上，也没有刀可以拆解它。每位客人都分到了一把象牙柄的小刀以及一支双尖餐叉，我们费了老大的劲，终于得以咀嚼这尸体的碎片，而且还没有搭配面包或蔬菜。之后上来了一条烤得“半熟”的羊腿，肉本身还不错，但没有土豆和面包，总觉得难以下咽。好在最后总算上了一些中国菜，还有一杯香茶把这风格各异的菜肴冲下肚去。之前的旅行中，我通常只吃中式饭菜，因而觉得自己像个受害者，但在这一餐后，这种想法开始有些消退了。晚餐结束了，我们换到另一处庭院中，一位当地的画家已准备好为我们画个集体像。此人是位广东人，是一些英格兰旅行家从上海带来的，我无法从他所说的中文译名中得知这些人的名字，而这些人将他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让他描绘途中的风景。这位画家已在重庆定居了，显然生意也蒸蒸日上。群像被成功地描画了下来，成为一份有趣的拜访记录。在这里我得提一提，我听到画家对他的同乡官员们详述了他的经历。他长期以来受眼炎的折磨，在咨询了本城中国内地会的爱德华兹医生后，终于痊愈了。他仔仔细细地叙述那位医生没有收取报酬（“一个钱不要”），但也很没必要地加了一句，说他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另外，这个人过得很好，完全可以支付治疗的费用。之后，我向亲切的东道主和他的两位官员朋友道了再见，后者在省会成都任职。然后我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在昏暗中度过了夜晚。中国人没有新书没有报纸消遣，难怪要渐渐把夜晚的时间花在烟管社交上。就像我们国家的底层民众，差不多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们也热衷于泡在酒吧里。如果中国人要戒断鸦片，那他们必须拥有其他娱乐活动，以及更令人兴奋的活动，西方企业的进驻便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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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马匹高度的单位，一手等于10.16厘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