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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财务、军队和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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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糟糕的财政与其铁路存在的问题密不可分，作为交通运输的重要命脉，中国铁路运营的状况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恶化。而铁路运营的好坏又与遣散中国各派军阀的部队紧密相关，因为这些军阀的大部分收入均来自他们各自控制的铁路。为了不停地榨取巨额资金他们不惜将各条铁道线路分而治之。
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可以说是今天中国政府圈子里最有能力的人了。他一再警告中国各派系的领导人，除非他们停止战争并着手解散其庞大的军队，否则将会令中国陷入破产的境地。但与此同时，战争却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一场接着一场进行着。财政部长必须进行抉择：或者继续为军事目的而寻找资金，或者退隐江湖，从而让另一个人承担起为南京政府维持其统治而寻找必需资金的重任。
在1928年6月上旬，国民党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地区，并于6月30日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会议。财政部长在会议上以大无畏的勇气对时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陈述。中国在1911年的时候拥有军队40万人，到1922年已经扩大到120万人，而到1928年的时候，除了勉力支撑着必需的84个军以外，还有18个独立师和21个独立旅，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人。要养活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根据充足的预算每年军费开支总额高达6.42亿银圆，但实际的现金支出他估计大约为3.6亿银圆。
财政部长宣布，中国一年的总收入只有4.5亿银圆，在结清国内外的贷款债务后将只能剩下3亿银圆。这样，在没有给民生和教育分配任何资金的情况下，政府还面临着6000万银圆的直接财政赤字。要想改变这种窘迫的境况，除非有一个大幅度削减军队并立即执行的一揽子编遣计划。
1929年1月，在南京举行了一次编遣会议，除了东北的军阀是派出代表出席，其他所有的主要军阀都悉数到场。在这次会议上，一项将军队人数减少到71.5万人，保留下来的65个师每个师的人数最多不能超过11000名士兵的编遣计划被各方所接受。如此规模的武装力量其军费预算就可以控制在1.92亿银圆以内。
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实施了军队的编遣工作，那么中国可能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是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生效执行。在会议结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内战的烽烟就再次燃起，到1930年3月，中国军队的人数估计膨胀到了大约250万人。
1930年3月初，财政部长发布了南京政府从1928年7月到1929年7月期间的详细财务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为4.3444亿银圆，其中用于军事开支的就高达2.09536亿银圆，偿还债务1.21318亿银圆，只有很少的余额可以用于各类杂项账户和所有的民事与行政服务开支。
收入表显示4.3444亿银圆的总收入当中，有1.00144亿银圆来自出售债券、国库券、贷款和透支。为了建立中央银行不得不借入2000万银圆的资本以弥补亏空。
部长的这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南京政府被迫为三场主要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而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海关税收外，它实际上只控制着中国22个省份中5个省份的收入。
当然，军费支出的2.09536亿银圆并不包括各省用于军事目的的巨额支出，也不包括在这个特定年份里，各派系在内战中投入的任何一笔钱。
财政部长进而向参加编遣会议的诸位将军们提出，中国如进一步发生内战可能面临风险的警告。他宣称：只有熬过“饥荒和自我牺牲”的时期，领袖才有希望把国家带上发展的正途。他还说到必须结束以9.5%的利率借入资金的行为。“必须认识到，寄希望于国外借款以应对当前的开支困难是极不明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许多过期的外国债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他说，如果继续以国家之名借贷将置“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进而指出，如果任由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不仅不可能实施任何教育或复兴的计划，而且人民也不会再忍受这些额外的税收负担。
如今，对于中国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外债和内债的整体情况尚不完全清楚。据美国凯默尔委员会财政专家的最终估计，其范围在25亿到30.43亿银圆之间。这个数字或许是基本准确的。
我们也无法设想，如果国家治理得很好，如果税收及其收益得到了妥善的管理，中国的收入可能会达到多少。
以1927年的直隶省（现在的河北省）为例。官方的报告显示，这个省的面积约为11.5万平方英里，人口估计为3400万。而当年各种来源的税收收入只有9344615银圆。
尽管直隶省政府的年收入仅为9344615银圆，而其中用于军事目的的花费就高达7000000银圆，但它全年从老百姓那里搜刮的税收总额却超过了2亿银圆。举例来说，当年其土地税收入就超过了3500万银圆，但只有580万银圆的资金进入了省里的金库。
在中国的许多省份，类似的“压榨”和腐败情形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它们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共和国”的19年里，它们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财政部长一直勇敢而努力地试图结束在中国几乎普遍存在的“税款包征”这一古老而又邪恶的制度，但收效甚微。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他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已正式命令财政部废除这一制度；但对资金持续迫切的需求、根深蒂固的习俗和特权使得改革工作进展缓慢、举步维艰。
这种给人民带来巨大困苦的“税款包征”制度是按照下述方式来运行的。假设某个地区在未来的6个月里给定的税收通常是1.5万银圆。政府将接下来这半年时间里在此地征税的权力“发包”或整体出卖给一个出高价者，或者一个中意的有权势的人。对政府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立即就可以获得1.2万银圆的税款，并且还节省了一大笔征收的成本。而那些获得征收税款权力的人担心一旦爆发新的叛乱并推翻授权给他的政府，那自己垫付的资金就打了水漂。为了能把自己垫付的钱赶紧收回来，他们总不免自己设定税率，税外加税，横征暴敛，把能搜刮到的钱都拿到手，对那些无力偿付的人毫无怜悯之情。因此，上述地区被强制征收的税款可能高达3万银圆，远不止向政府正常交纳的1.5万银圆。
1929年5月，南京政府发布了根据当时金银交易汇率计价的中国征税的统计数据，当以4亿人口为基数进行核算时，中国不仅人均税收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人均国债也非常低。
将这张表格转换为中国的标准货币墨西哥银圆，每年人均税收的对比情况如下：
当然，这个表格只包括了在中国征收的所谓法定国家税收，而没有将难以计数的地方税和各地军事和民政部门突发奇想的特殊税费计算在内，也没有将无法预料的军事需求：食品、燃料、牲畜、马车、手推车、被褥以及服装等这些百姓不堪其扰又必须缴纳的物资计算在内。
下面的表格是一些国家人均国家债务的数字：
如果仅仅看这些数字，不仅表明中国社会经济非常繁荣，而且表明中国政府发行的应该是金边债券。但当人们想到美国红十字会报告陈述的“中国的贫困就如同无边的海洋”，并且意识到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块墨西哥银圆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些数据显然是不完整的。
自从1929年5月金融报告编制以来，由于国际银价下跌，中国的相对地位极大地恶化。当编纂这些报表的时候，以黄金计价的100美元可以兑换大约230块银圆。但到1930年3月中旬，中国得花大约288块银圆才能兑换到100美元。
白银价格的下跌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银圆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中国物价的大幅上涨，特别是所有进口到中国的商品。美国制造的鞋子，1929年10月的价格为28银圆，到1930年1月底价格不低于35银圆。烟草、各种服装、机器设备、汽车，还有成千上万中国因没有工厂而无法生产的东西————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在飞涨。
上海国际清算银行因为银价不断下跌，银子没有市场，所以手头上积压了超过2亿的银圆，这一情况使得中国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对应，所有的外国租界里贵金属都已经堆积如山，而内陆城市和省份则正遭遇着银荒。
银圆堆积是因为财富始终在寻求安全的避险之地。身处中国的金融专家宣称，大量银圆和金条银条堆积储藏在外国人控制的相对安全的城市，是因为在中国其他地方存在着持续内战、官员敲诈勒索、没收财产、抢劫和普通贸易瘫痪的风险，这些对金钱来说是相伴而来的组合风险。
除了中国人试图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代价高昂的对外战争之外，1929年间在中国先后发生了八次不同的内战或叛乱，而1930年的前景不过是这些悲剧的再次上演。
这种近乎无休无止的国内冲突自然使得商业陷入凋敝，甚至连原本就发展不足的铁路系统也瘫痪了，所有可用的中国轮船都被重复征用，国家的前景变得如此无法预料。因而，商人和银行家们都尽可能地避免对未来做出任何承诺。
通常，上海金库里存放的两亿银圆当中应当有一半以上在国家内部进行流通，但如今谁愿意在遭受军事包围、强盗袭击的各个城市当中持有这些方便携带的财富呢？
另一个驱使大量财富流入受外国炮艇或军队保护地区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一再采取行动没收民众的大量财产。1929年就发生过这样一起臭名昭著的充公案例，因为它的标的物是死于1916年的一个人的财产，而理由则是说这个人曾在被1911年革命赶下台的满清政府中任职并依靠官方的“压榨”而累积起了财富。
遍布全国各地的省、市国民党委员会已经形成了把商业、地产，甚至政治对手的房子都称为“敌人财产”的习惯，并且在没有进一步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就没收这些财产。
令人憎恶的行为变得如此明目张胆，因此导致了遍及国民党统治区域难以抑制的不满。1929年12月，南京政府曾发布一道命令，党内的地方委员会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不得再将“敌人的财产”进行“随意任性的罚没”。但这一纸命令，就像许多其他来自南京的命令一样，意图虽好，但不幸的是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威使其在中国少数地区之外去推行。
1929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家经济会议上，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施容博士提交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并郑重提醒国家领导人说：如果内战不能马上停止，政局无法迅速补救，中国即将面临解体的切实威胁。
施博士首先引用的统计数据说明：尽管中国的战争和饥荒正以危险的速度增长，但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不是4亿，而是更接近于4亿7千万。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人民理应拥有更加充裕的生活必需品。然而，农业、矿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都被忽视，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在减少。他援引多个内陆省份种植水稻和小麦越来越少而种植更有利可图的罂粟越来越多的例子，说明国家的粮食供应大大减少了。
随后，施博士将证明上述情况的详细数据提交给了会议。排除所有的奢侈品在外，中国进口了价值4亿银圆的“必需食品”，并连续12个月里进口了棉花、棉制品、丝绸、羊毛、亚麻、皮革等4亿银圆的商品。中国丝绸的出口并不能平衡这种支出，因为它只能占到进口服装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
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是处于忙于生产活动并有偿付能力的和平状态，那这些数据就无须令人感、到不安。但中国目前的局势是它继续被内战所撕裂，毁灭的速度比它创造的速度更快，每年军队的数量都在扩大，每年海盗和土匪的数量都在成千上万地增加。人口继续膨胀。当税赋永远是涨了又涨，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会不断地减少。
尽管存在这些悲惨的状况，但如果它能有几年免于内战并有机会在一个诚信而卓有能力的政府管理之下，中国将可能会以神奇的速度恢复经济。
在内战的浪潮席卷过去之后，满目疮痍的地区和被摧毁的城市就会以令人惊叹的方式“百废俱兴”，如果混乱局面结束，整个国家很快就会蒸蒸日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人民大众，具有卓越经商能力的商人阶层，睿智的银行家，这些都是中国具有的宝贵财富。今天中国的奇迹不是被四分五裂、几近破产和遭受大面积饥荒的折磨，而是中国人民在难以想象的糟糕环境下生活和工作了这么多年并设法将国家维持到今天这个地步。
和平环境下的中国将以世界上其他地区感到震惊的速度恢复繁荣，并使大多数欧洲国家战后缓慢的恢复速度相形见绌。中国老百姓的复兴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在偏远地区得到展现，只要那里能有一到两年的仁慈统治。但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在仁慈的省长或军阀统治下而变得繁荣的省或者州县，都会被周边贪婪的长官盯上，很快就会遭遇攻击并被劫掠得片瓦不留。
1929年12月10日，由爱迪文·W.凯默勒领导的美国凯默尔金融专家委员会的17名专家，向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恢复中国经济必要措施的详细报告。该委员会为了编制这个报告整整辛苦工作了一年，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公共信贷、税收、铁路财务、关税及关税政策、预算、货币、银行、会计和财政控制、储蓄和信贷等各个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这份英文报告的出版被一再推迟，直到它被完全翻译成中文，而这项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卷。该委员会向中国提交的报告遵循了凯默尔委员会在其他国家成功实施的计划。平实易懂而简短的法律规章被仔细地加以界定，还为每一项提议的法律规章都详尽地撰写了这项条款将如何影响国家，如何最方便执行的说明，以及对报告中提出的每一项法律规章与其他法律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尽管中国的货币流通采用银本位制，但中国原本却是一个“铜币国家”，因为铜币是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换的主要媒介。尽管如此，凯默尔委员会还是建议如果秩序能从今天的金融混乱中恢复过来，中国必须采用金本位制。
中国的货币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漏洞百出的大杂烩。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并养肥了成千上万的货币兑换商店。
例如，上海的商业团体不得不周旋于两种货币标准————银两和银圆之间，与金元相比两者价值都有波动。虽然银两不以银币形式存在，也不以纸币形式存在，但上海的大多数公司都有两个银行账户，一个是银两，另一个是银圆。按照惯例，租金是用银两计价的，建筑合同是用银两计价的，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登录他们的账单也是用银两计价的，直到1930年初，所有的海关费用都是用银两支付的。一两银子通常比1.40银圆的含银量稍少。在中国的其他地区，银两也有其他的价值标准，上海的一元纸钞极少能够兑换为广东、汉口、天津，或者北京的等额钞票。
银圆就像铜币一样在中国各地流通，但一个城市发行的10分、20分硬币却可能被另一个城市的黄包车夫轻蔑地加以拒绝，甚至酒店的服务生也是除了他们本地的银钱之外，拒绝其他形式货币的小费。小额的银币在一些城市里不允许进入流通领域，当地采用面值10分、20分非常破旧和肮脏的纸币来进行交易，但这些纸币作为交换媒介，即使在本省另一个邻近的城市里使用时通常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10分、20分的银币都被贬值的实际情况使得局势更加复杂，10分的银币并不等于1银圆的1/10。一般来说，一块银圆可以兑换13个10分的银币，或者6个20分的银币再加1个10分的银币。但在同一个城市，流通中有很多10分钱的纸币参与交易，它们被人们确认为面值是1银圆的十分之一。
如果一个上海商人开启一趟从山东到东北的旅行，再经天津、北京和汉口，顺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他将会因货币兑换而损失一大笔钱。他将不得不因为到访青岛、济南府而换购山东纸币，因为到访大连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而使用日元；因为到访哈尔滨和中东铁路地区而兑换哈尔滨纸币，因为到天津、北京、汉口而分别兑换成天津、北京、汉口的纸币。
普通老百姓也因汇率波动而蒙受巨大损失。以一名用人或苦力为例，他工作一个月可以挣到10块银圆的平均工资，但他购买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铜板。某个月，如果白银的价格很高，他的一块银圆可能换得380个铜板。但几个月之后，他的一块银圆在交易所里换到的铜板可能不会超过250个。
假设或真的内战已经结束了，显然任何一个在中国建立的真正稳定的权威机构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许多成色低、价值不确定且经常波动的地方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并采用一种全国各地具有相同购买力的稳定货币。
但这是一项相当于废除欧洲各国所有货币的任务，并且要建立起涵盖从最北端的挪威到最南端的意大利的统一货币体系，并在相当于从马德里到莫斯科这样广袤的地域采用统一的钞票。
焦躁而没有耐心地对待中国只不过是愚蠢或无知的证明，因为中国很不幸，在无比漫长的边境线之内，她没有足够多的受过教育或训练的人来应对这些问题。但是，面对那些迄今为止低估了他们所面临任务，希望通过发布几道措辞华丽的命令就可以改变大陆地区面貌的中国领导人，这种焦虑不安或许是合乎情理的。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都确信这些命令的颁布是进步的标志时，焦虑不安已经完全合乎情理了。
如果中国拥有10万英里的铁路，并能够使它保持稳定有序的运营，从而结束各个城市和省份的孤立状态，那么她的许多困难可能会有尽快解决的希望。但目前中国的铁路只有7000英里，而且交通从未从扰乱中获得过安全与通畅，要么是因为一些桀骜不驯的将军随意地截断线路，要么是因为一些“忠诚的”将军要占有所有可以控制的铁路车辆。另一个严重的障碍是将军们截留了各自控制铁路大部分收益的做法，使得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偿还债券的利息，甚至无法对铁路车辆和路基进行必要的维护。
目前，中国政府国有铁路部门的总负债超过了5.5亿元，而大部分的债券在清偿利息和基金费用方面都遇到了发生拖欠的问题。
在和平与比较安定的年代，中国铁路根据其总收入的增长情况曾规划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例如，从1915年到1924年，国有铁路的总收入从5600万元跃升至1.25亿元，年均增幅达到9.3%。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铁路运输持续恶化以及它们被军阀所垄断和毁坏的情势导致贸易陷于瘫痪，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其后果是该国的大部分地区，甚至那些有铁路存在的地区，都迅速地回到了使用两轮手推车和驱使驴或骆驼队作为运输系统的时代。
例如，1928年秋天，控制北京到奉天铁路长城以南大部分路段的将军专横地在其士兵“守卫”的200英里铁路上征收了每吨12元的新“税”。这项税收叠加在以前收费和征税的基础之上，使得40吨货物运送200英里的费用高达680元。与此同时，他的一位竞争对手，在其控制的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线上，对所有经过他控制地盘运送的商品征收了30%的“军事附加税”。
裙带关系和低效率的结合使铁路员工人浮于事，中国每英里铁路平均需要18.5个人，而美国每英里铁路平均只需要7.7个人。
铁路系统瘫痪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可以被1929年至1930年那个冬天中国北方煤炭的价格形势很好地加以说明。北京西边的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在山西煤炭开采的成本是每吨1.5元。但是，由于铁路在那个冬天被武装力量所控制和垄断，实际上到达北京的山西煤只能是依靠蒙古骆驼背上的驮筐，或者是小毛驴拉着走过崎岖道路的两轮车。由于这种缓慢而成本昂贵的运输方式，几百英里以外开采的煤炭运到北京每吨的售价已经高达16元或者更高。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1930年1月的河南省郑州市，那里是南北方向京汉铁路与东西方向陇海铁路的交会点。一个由各派将领们参加的著名会议正在那里举行。
在郑州召开的这个将军会议持续了两周时间，很多火车就停在了铁路的侧线上，火车被将军们以及他们的随员、政治顾问、妻妾、情妇作为了起居的处所。在整个会议期间，有50辆铁路机车停在了郑州，它们唯一的用处是被用来产生蒸汽以使官方专列保持舒适的温度。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京汉铁路从郑州往北到北京方向超过250英里的交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一辆水箱漏水的火车机头偶尔会拖着不供暖气的三等列车沿着这条线路来回运行，但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时间表。为了给漏了的锅炉补水以便储存蒸汽而导致了频繁的停车，所以通常只需要8小时就能走完的路要用20个小时才能走完。有一次在20个小时的旅途结束以后，从火车上抬出了三名乘客的尸体。他们衣衫单薄地躺在车厢冰冷的钢铁地板上，而车窗的玻璃也没有一块是完好的，他们在旅途中被活活冻死了。
正如在中国的生活成本随着国家一步步接近完全的毁灭而越来越高一样，铁路旅行的成本也会随着铁路的实际解体而增加。
1919年，从上海到北京头等舱单程的票价为56.05元，整个旅程仅需38小时。今天，当火车运行的时候，单程头等舱的票价是90.15元，而由于铁轨、枕木和路基的状况是如此糟糕，列车运行的时间也延长到了52个小时，开得快点儿就可能车毁人亡。
南京的领导人在试图纠正这些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况时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坚持，既令人惊叹，也值得赞扬。
相应地，财政部长也完成了看似无法完成的事情。在几个案例中，他已经恢复了利息支付，甚至还为长期拖欠的债券保留了储备资金。他恢复了已经崩溃的盐税征收体系所造成的混乱秩序。他不仅维持了自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所有政府发行的国内债券的利息支付，而且收回了绝大部分国内发行的债券。他还在废除厘金，和废除阻碍中国异地之间商品自由流通的运输税征收站取得了一些进展。
中国糟糕的财政与其铁路存在的问题密不可分，作为交通运输的重要命脉，中国铁路运营的状况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恶化。而铁路运营的好坏又与遣散中国各派军阀的部队紧密相关，因为这些军阀的大部分收入均来自他们各自控制的铁路。为了不停地榨取巨额资金他们不惜将各条铁道线路分而治之。
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可以说是今天中国政府圈子里最有能力的人了。他一再警告中国各派系的领导人，除非他们停止战争并着手解散其庞大的军队，否则将会令中国陷入破产的境地。但与此同时，战争却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一场接着一场进行着。财政部长必须进行抉择：或者继续为军事目的而寻找资金，或者退隐江湖，从而让另一个人承担起为南京政府维持其统治而寻找必需资金的重任。
在1928年6月上旬，国民党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地区，并于6月30日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会议。财政部长在会议上以大无畏的勇气对时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陈述。中国在1911年的时候拥有军队40万人，到1922年已经扩大到120万人，而到1928年的时候，除了勉力支撑着必需的84个军以外，还有18个独立师和21个独立旅，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人。要养活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根据充足的预算每年军费开支总额高达6.42亿银圆，但实际的现金支出他估计大约为3.6亿银圆。
财政部长宣布，中国一年的总收入只有4.5亿银圆，在结清国内外的贷款债务后将只能剩下3亿银圆。这样，在没有给民生和教育分配任何资金的情况下，政府还面临着6000万银圆的直接财政赤字。要想改变这种窘迫的境况，除非有一个大幅度削减军队并立即执行的一揽子编遣计划。
1929年1月，在南京举行了一次编遣会议，除了东北的军阀是派出代表出席，其他所有的主要军阀都悉数到场。在这次会议上，一项将军队人数减少到71.5万人，保留下来的65个师每个师的人数最多不能超过11000名士兵的编遣计划被各方所接受。如此规模的武装力量其军费预算就可以控制在1.92亿银圆以内。
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实施了军队的编遣工作，那么中国可能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是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生效执行。在会议结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内战的烽烟就再次燃起，到1930年3月，中国军队的人数估计膨胀到了大约250万人。
1930年3月初，财政部长发布了南京政府从1928年7月到1929年7月期间的详细财务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为4.3444亿银圆，其中用于军事开支的就高达2.09536亿银圆，偿还债务1.21318亿银圆，只有很少的余额可以用于各类杂项账户和所有的民事与行政服务开支。
收入表显示4.3444亿银圆的总收入当中，有1.00144亿银圆来自出售债券、国库券、贷款和透支。为了建立中央银行不得不借入2000万银圆的资本以弥补亏空。
部长的这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南京政府被迫为三场主要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而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海关税收外，它实际上只控制着中国22个省份中5个省份的收入。
当然，军费支出的2.09536亿银圆并不包括各省用于军事目的的巨额支出，也不包括在这个特定年份里，各派系在内战中投入的任何一笔钱。
财政部长进而向参加编遣会议的诸位将军们提出，中国如进一步发生内战可能面临风险的警告。他宣称：只有熬过“饥荒和自我牺牲”的时期，领袖才有希望把国家带上发展的正途。他还说到必须结束以9.5%的利率借入资金的行为。“必须认识到，寄希望于国外借款以应对当前的开支困难是极不明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许多过期的外国债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他说，如果继续以国家之名借贷将置“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进而指出，如果任由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不仅不可能实施任何教育或复兴的计划，而且人民也不会再忍受这些额外的税收负担。
如今，对于中国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外债和内债的整体情况尚不完全清楚。据美国凯默尔委员会财政专家的最终估计，其范围在25亿到30.43亿银圆之间。这个数字或许是基本准确的。
我们也无法设想，如果国家治理得很好，如果税收及其收益得到了妥善的管理，中国的收入可能会达到多少。
以1927年的直隶省（现在的河北省）为例。官方的报告显示，这个省的面积约为11.5万平方英里，人口估计为3400万。而当年各种来源的税收收入只有9344615银圆。
尽管直隶省政府的年收入仅为9344615银圆，而其中用于军事目的的花费就高达7000000银圆，但它全年从老百姓那里搜刮的税收总额却超过了2亿银圆。举例来说，当年其土地税收入就超过了3500万银圆，但只有580万银圆的资金进入了省里的金库。
在中国的许多省份，类似的“压榨”和腐败情形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它们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共和国”的19年里，它们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财政部长一直勇敢而努力地试图结束在中国几乎普遍存在的“税款包征”这一古老而又邪恶的制度，但收效甚微。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他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已正式命令财政部废除这一制度；但对资金持续迫切的需求、根深蒂固的习俗和特权使得改革工作进展缓慢、举步维艰。
这种给人民带来巨大困苦的“税款包征”制度是按照下述方式来运行的。假设某个地区在未来的6个月里给定的税收通常是1.5万银圆。政府将接下来这半年时间里在此地征税的权力“发包”或整体出卖给一个出高价者，或者一个中意的有权势的人。对政府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立即就可以获得1.2万银圆的税款，并且还节省了一大笔征收的成本。而那些获得征收税款权力的人担心一旦爆发新的叛乱并推翻授权给他的政府，那自己垫付的资金就打了水漂。为了能把自己垫付的钱赶紧收回来，他们总不免自己设定税率，税外加税，横征暴敛，把能搜刮到的钱都拿到手，对那些无力偿付的人毫无怜悯之情。因此，上述地区被强制征收的税款可能高达3万银圆，远不止向政府正常交纳的1.5万银圆。
1929年5月，南京政府发布了根据当时金银交易汇率计价的中国征税的统计数据，当以4亿人口为基数进行核算时，中国不仅人均税收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人均国债也非常低。
将这张表格转换为中国的标准货币墨西哥银圆，每年人均税收的对比情况如下：
当然，这个表格只包括了在中国征收的所谓法定国家税收，而没有将难以计数的地方税和各地军事和民政部门突发奇想的特殊税费计算在内，也没有将无法预料的军事需求：食品、燃料、牲畜、马车、手推车、被褥以及服装等这些百姓不堪其扰又必须缴纳的物资计算在内。
下面的表格是一些国家人均国家债务的数字：
如果仅仅看这些数字，不仅表明中国社会经济非常繁荣，而且表明中国政府发行的应该是金边债券。但当人们想到美国红十字会报告陈述的“中国的贫困就如同无边的海洋”，并且意识到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块墨西哥银圆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些数据显然是不完整的。
自从1929年5月金融报告编制以来，由于国际银价下跌，中国的相对地位极大地恶化。当编纂这些报表的时候，以黄金计价的100美元可以兑换大约230块银圆。但到1930年3月中旬，中国得花大约288块银圆才能兑换到100美元。
白银价格的下跌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银圆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中国物价的大幅上涨，特别是所有进口到中国的商品。美国制造的鞋子，1929年10月的价格为28银圆，到1930年1月底价格不低于35银圆。烟草、各种服装、机器设备、汽车，还有成千上万中国因没有工厂而无法生产的东西————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在飞涨。
上海国际清算银行因为银价不断下跌，银子没有市场，所以手头上积压了超过2亿的银圆，这一情况使得中国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对应，所有的外国租界里贵金属都已经堆积如山，而内陆城市和省份则正遭遇着银荒。
银圆堆积是因为财富始终在寻求安全的避险之地。身处中国的金融专家宣称，大量银圆和金条银条堆积储藏在外国人控制的相对安全的城市，是因为在中国其他地方存在着持续内战、官员敲诈勒索、没收财产、抢劫和普通贸易瘫痪的风险，这些对金钱来说是相伴而来的组合风险。
除了中国人试图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代价高昂的对外战争之外，1929年间在中国先后发生了八次不同的内战或叛乱，而1930年的前景不过是这些悲剧的再次上演。
这种近乎无休无止的国内冲突自然使得商业陷入凋敝，甚至连原本就发展不足的铁路系统也瘫痪了，所有可用的中国轮船都被重复征用，国家的前景变得如此无法预料。因而，商人和银行家们都尽可能地避免对未来做出任何承诺。
通常，上海金库里存放的两亿银圆当中应当有一半以上在国家内部进行流通，但如今谁愿意在遭受军事包围、强盗袭击的各个城市当中持有这些方便携带的财富呢？
另一个驱使大量财富流入受外国炮艇或军队保护地区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一再采取行动没收民众的大量财产。1929年就发生过这样一起臭名昭著的充公案例，因为它的标的物是死于1916年的一个人的财产，而理由则是说这个人曾在被1911年革命赶下台的满清政府中任职并依靠官方的“压榨”而累积起了财富。
遍布全国各地的省、市国民党委员会已经形成了把商业、地产，甚至政治对手的房子都称为“敌人财产”的习惯，并且在没有进一步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就没收这些财产。
令人憎恶的行为变得如此明目张胆，因此导致了遍及国民党统治区域难以抑制的不满。1929年12月，南京政府曾发布一道命令，党内的地方委员会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不得再将“敌人的财产”进行“随意任性的罚没”。但这一纸命令，就像许多其他来自南京的命令一样，意图虽好，但不幸的是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威使其在中国少数地区之外去推行。
1929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家经济会议上，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施容博士提交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并郑重提醒国家领导人说：如果内战不能马上停止，政局无法迅速补救，中国即将面临解体的切实威胁。
施博士首先引用的统计数据说明：尽管中国的战争和饥荒正以危险的速度增长，但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不是4亿，而是更接近于4亿7千万。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人民理应拥有更加充裕的生活必需品。然而，农业、矿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都被忽视，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在减少。他援引多个内陆省份种植水稻和小麦越来越少而种植更有利可图的罂粟越来越多的例子，说明国家的粮食供应大大减少了。
随后，施博士将证明上述情况的详细数据提交给了会议。排除所有的奢侈品在外，中国进口了价值4亿银圆的“必需食品”，并连续12个月里进口了棉花、棉制品、丝绸、羊毛、亚麻、皮革等4亿银圆的商品。中国丝绸的出口并不能平衡这种支出，因为它只能占到进口服装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
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是处于忙于生产活动并有偿付能力的和平状态，那这些数据就无须令人感、到不安。但中国目前的局势是它继续被内战所撕裂，毁灭的速度比它创造的速度更快，每年军队的数量都在扩大，每年海盗和土匪的数量都在成千上万地增加。人口继续膨胀。当税赋永远是涨了又涨，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会不断地减少。
尽管存在这些悲惨的状况，但如果它能有几年免于内战并有机会在一个诚信而卓有能力的政府管理之下，中国将可能会以神奇的速度恢复经济。
在内战的浪潮席卷过去之后，满目疮痍的地区和被摧毁的城市就会以令人惊叹的方式“百废俱兴”，如果混乱局面结束，整个国家很快就会蒸蒸日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人民大众，具有卓越经商能力的商人阶层，睿智的银行家，这些都是中国具有的宝贵财富。今天中国的奇迹不是被四分五裂、几近破产和遭受大面积饥荒的折磨，而是中国人民在难以想象的糟糕环境下生活和工作了这么多年并设法将国家维持到今天这个地步。
和平环境下的中国将以世界上其他地区感到震惊的速度恢复繁荣，并使大多数欧洲国家战后缓慢的恢复速度相形见绌。中国老百姓的复兴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在偏远地区得到展现，只要那里能有一到两年的仁慈统治。但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在仁慈的省长或军阀统治下而变得繁荣的省或者州县，都会被周边贪婪的长官盯上，很快就会遭遇攻击并被劫掠得片瓦不留。
1929年12月10日，由爱迪文·W.凯默勒领导的美国凯默尔金融专家委员会的17名专家，向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恢复中国经济必要措施的详细报告。该委员会为了编制这个报告整整辛苦工作了一年，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公共信贷、税收、铁路财务、关税及关税政策、预算、货币、银行、会计和财政控制、储蓄和信贷等各个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这份英文报告的出版被一再推迟，直到它被完全翻译成中文，而这项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卷。该委员会向中国提交的报告遵循了凯默尔委员会在其他国家成功实施的计划。平实易懂而简短的法律规章被仔细地加以界定，还为每一项提议的法律规章都详尽地撰写了这项条款将如何影响国家，如何最方便执行的说明，以及对报告中提出的每一项法律规章与其他法律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尽管中国的货币流通采用银本位制，但中国原本却是一个“铜币国家”，因为铜币是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换的主要媒介。尽管如此，凯默尔委员会还是建议如果秩序能从今天的金融混乱中恢复过来，中国必须采用金本位制。
中国的货币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漏洞百出的大杂烩。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并养肥了成千上万的货币兑换商店。
例如，上海的商业团体不得不周旋于两种货币标准————银两和银圆之间，与金元相比两者价值都有波动。虽然银两不以银币形式存在，也不以纸币形式存在，但上海的大多数公司都有两个银行账户，一个是银两，另一个是银圆。按照惯例，租金是用银两计价的，建筑合同是用银两计价的，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登录他们的账单也是用银两计价的，直到1930年初，所有的海关费用都是用银两支付的。一两银子通常比1.40银圆的含银量稍少。在中国的其他地区，银两也有其他的价值标准，上海的一元纸钞极少能够兑换为广东、汉口、天津，或者北京的等额钞票。
银圆就像铜币一样在中国各地流通，但一个城市发行的10分、20分硬币却可能被另一个城市的黄包车夫轻蔑地加以拒绝，甚至酒店的服务生也是除了他们本地的银钱之外，拒绝其他形式货币的小费。小额的银币在一些城市里不允许进入流通领域，当地采用面值10分、20分非常破旧和肮脏的纸币来进行交易，但这些纸币作为交换媒介，即使在本省另一个邻近的城市里使用时通常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10分、20分的银币都被贬值的实际情况使得局势更加复杂，10分的银币并不等于1银圆的1/10。一般来说，一块银圆可以兑换13个10分的银币，或者6个20分的银币再加1个10分的银币。但在同一个城市，流通中有很多10分钱的纸币参与交易，它们被人们确认为面值是1银圆的十分之一。
如果一个上海商人开启一趟从山东到东北的旅行，再经天津、北京和汉口，顺长江而下回到上海，他将会因货币兑换而损失一大笔钱。他将不得不因为到访青岛、济南府而换购山东纸币，因为到访大连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而使用日元；因为到访哈尔滨和中东铁路地区而兑换哈尔滨纸币，因为到天津、北京、汉口而分别兑换成天津、北京、汉口的纸币。
普通老百姓也因汇率波动而蒙受巨大损失。以一名用人或苦力为例，他工作一个月可以挣到10块银圆的平均工资，但他购买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铜板。某个月，如果白银的价格很高，他的一块银圆可能换得380个铜板。但几个月之后，他的一块银圆在交易所里换到的铜板可能不会超过250个。
假设或真的内战已经结束了，显然任何一个在中国建立的真正稳定的权威机构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许多成色低、价值不确定且经常波动的地方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并采用一种全国各地具有相同购买力的稳定货币。
但这是一项相当于废除欧洲各国所有货币的任务，并且要建立起涵盖从最北端的挪威到最南端的意大利的统一货币体系，并在相当于从马德里到莫斯科这样广袤的地域采用统一的钞票。
焦躁而没有耐心地对待中国只不过是愚蠢或无知的证明，因为中国很不幸，在无比漫长的边境线之内，她没有足够多的受过教育或训练的人来应对这些问题。但是，面对那些迄今为止低估了他们所面临任务，希望通过发布几道措辞华丽的命令就可以改变大陆地区面貌的中国领导人，这种焦虑不安或许是合乎情理的。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都确信这些命令的颁布是进步的标志时，焦虑不安已经完全合乎情理了。
如果中国拥有10万英里的铁路，并能够使它保持稳定有序的运营，从而结束各个城市和省份的孤立状态，那么她的许多困难可能会有尽快解决的希望。但目前中国的铁路只有7000英里，而且交通从未从扰乱中获得过安全与通畅，要么是因为一些桀骜不驯的将军随意地截断线路，要么是因为一些“忠诚的”将军要占有所有可以控制的铁路车辆。另一个严重的障碍是将军们截留了各自控制铁路大部分收益的做法，使得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偿还债券的利息，甚至无法对铁路车辆和路基进行必要的维护。
目前，中国政府国有铁路部门的总负债超过了5.5亿元，而大部分的债券在清偿利息和基金费用方面都遇到了发生拖欠的问题。
在和平与比较安定的年代，中国铁路根据其总收入的增长情况曾规划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例如，从1915年到1924年，国有铁路的总收入从5600万元跃升至1.25亿元，年均增幅达到9.3%。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铁路运输持续恶化以及它们被军阀所垄断和毁坏的情势导致贸易陷于瘫痪，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其后果是该国的大部分地区，甚至那些有铁路存在的地区，都迅速地回到了使用两轮手推车和驱使驴或骆驼队作为运输系统的时代。
例如，1928年秋天，控制北京到奉天铁路长城以南大部分路段的将军专横地在其士兵“守卫”的200英里铁路上征收了每吨12元的新“税”。这项税收叠加在以前收费和征税的基础之上，使得40吨货物运送200英里的费用高达680元。与此同时，他的一位竞争对手，在其控制的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线上，对所有经过他控制地盘运送的商品征收了30%的“军事附加税”。
裙带关系和低效率的结合使铁路员工人浮于事，中国每英里铁路平均需要18.5个人，而美国每英里铁路平均只需要7.7个人。
铁路系统瘫痪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可以被1929年至1930年那个冬天中国北方煤炭的价格形势很好地加以说明。北京西边的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在山西煤炭开采的成本是每吨1.5元。但是，由于铁路在那个冬天被武装力量所控制和垄断，实际上到达北京的山西煤只能是依靠蒙古骆驼背上的驮筐，或者是小毛驴拉着走过崎岖道路的两轮车。由于这种缓慢而成本昂贵的运输方式，几百英里以外开采的煤炭运到北京每吨的售价已经高达16元或者更高。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1930年1月的河南省郑州市，那里是南北方向京汉铁路与东西方向陇海铁路的交会点。一个由各派将领们参加的著名会议正在那里举行。
在郑州召开的这个将军会议持续了两周时间，很多火车就停在了铁路的侧线上，火车被将军们以及他们的随员、政治顾问、妻妾、情妇作为了起居的处所。在整个会议期间，有50辆铁路机车停在了郑州，它们唯一的用处是被用来产生蒸汽以使官方专列保持舒适的温度。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京汉铁路从郑州往北到北京方向超过250英里的交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一辆水箱漏水的火车机头偶尔会拖着不供暖气的三等列车沿着这条线路来回运行，但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时间表。为了给漏了的锅炉补水以便储存蒸汽而导致了频繁的停车，所以通常只需要8小时就能走完的路要用20个小时才能走完。有一次在20个小时的旅途结束以后，从火车上抬出了三名乘客的尸体。他们衣衫单薄地躺在车厢冰冷的钢铁地板上，而车窗的玻璃也没有一块是完好的，他们在旅途中被活活冻死了。
正如在中国的生活成本随着国家一步步接近完全的毁灭而越来越高一样，铁路旅行的成本也会随着铁路的实际解体而增加。
1919年，从上海到北京头等舱单程的票价为56.05元，整个旅程仅需38小时。今天，当火车运行的时候，单程头等舱的票价是90.15元，而由于铁轨、枕木和路基的状况是如此糟糕，列车运行的时间也延长到了52个小时，开得快点儿就可能车毁人亡。
南京的领导人在试图纠正这些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况时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坚持，既令人惊叹，也值得赞扬。
相应地，财政部长也完成了看似无法完成的事情。在几个案例中，他已经恢复了利息支付，甚至还为长期拖欠的债券保留了储备资金。他恢复了已经崩溃的盐税征收体系所造成的混乱秩序。他不仅维持了自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所有政府发行的国内债券的利息支付，而且收回了绝大部分国内发行的债券。他还在废除厘金，和废除阻碍中国异地之间商品自由流通的运输税征收站取得了一些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