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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党、政府和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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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初，在国民党占领北京城两年之后，除了东北之外中国又一次卷入了一场大战。南京政府面临来自北方和南方武装力量的夹击，并且许多地方的土匪泛滥成灾，共产党的根据地也有星火燎原之势，这迫使它不得不再次为生存而斗争。
率领各自的军队反对南京政府的将军们和为他们站脚助威的平民政治领袖，正是那些使得国家主义可能取得了表面上胜利的人，也是1928年在占领北京过程中做得比南京方面更多的人。
1930年反对者的每一个派别都宣称忠诚于国民党的纲领，每一支与南京作战的部队都飘扬着国民党的旗帜，当然那也是南京政府的旗帜即中国的国旗。这个政党无可救药地四分五裂了，一个民有、民建、民享政府的假象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分裂、争吵、破坏、中断贸易、对农民和市民横征暴敛、毫无节操的叛变和公开用金钱赎买“忠诚”，这些成为1930年国内战争的突出特征。他们的所作所为与1911年以来频繁发作、令人震惊的战争特征相比，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30年的图景因不计其数的任命授权和政治表态而生动起来。南京方面宣称，只有自己才是国民党唯一的真正代表。它谴责一个反对它的派别是“旧的封建主义者”，而另一个则被称之为“半共产主义”的集团，其他各派系也都被贴上“反动派”的标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28年“统一”以来，被南京方面冠以这些恶名的反对派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原则或政策。1930年，“半共产主义者”并不比两年前更激进，保守派也并不比原来更封建。
在整个“统一”时期发生的绝无仅有的变化是，每一位领导人都登上了国民党的“宣传车”，他们都试图把党的政策的原则曲解得更加符合自己的愿望。当然，如此“统一”并没有实际意义，就像美国那些主张执行、修改甚至废除“禁酒令”的人们在一个统一的政党中鸡飞狗跳地去控制党的机构；或者就像英国的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联合组建一个“国民党”，然后为争夺控制国家的权力而斗争一样。
在1930年底之前，南京政府既可能会“赢得战争”，也可能会被反政府武装推翻。但是，即便南京赢了，它也无法把国家团结凝聚在一起；如果南京被打败和推翻，那么胜利者很快又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局面。后者一旦发生，“南京集团”中最顽强、最具野心的人，将会结束流亡生活或者走出隐居的状态重新努力建立自己的政权。无论哪一方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中国都没有和平的希望，任何中国的领袖或集团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结束中国人民的痛苦。
表面上实现了控制，但内部存在那么多派别斗争的国民党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贯彻什么样的原则？以至于目前有这么多掌握实权的将军都强烈地表示持有异议？
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久经考验的党员人数没有超过中国4.8亿人口中的千分之一。
1929年国民党的总人数为422022人，其中172796人是各种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202321人是分散在中国许多省份中的普通民众，还有47906人则是生活在国外的华侨。不管怎么说吧，这些都是1929年春天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党代会秘书处给出的官方数字。
同年10月，国民党的组织部虽然也声称拥有大体相同的党员人数，但公布的“分类”统计数据与3月之前公布的士兵党员人数存在很大的差异。10月的统计数据如下：
士兵，23%；工人，29%；自由职业，25.7%；学生，10.4%；商人，4.3%；农民，7.5%。
这是一个凌驾于不能自主的四亿八千万人口之上结构奇特的组织，它用自封的独裁权力去建立和控制政府，并以中国的名义与世界各国订立条约，而且还独揽了所谓“训政期”里教育中国人民的大权，而所谓的“训政期”即是假定在它之后紧接着就可以建立起基于人民意志的宪制政府，或者是国民党判定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了自治的时期。
由已故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在鲍罗廷被派往广东的时候按照苏联的方式进行了重组，今天它已经凌驾于南京政府之上。它自身就是法律，甚至可以否定政府领导人的决议。
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只要有足够多的成员，国民党的“地方支部”就会被组织起来；这些“地方支部”被授权选举出代表去参加假定每年举行一次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未必能做到的“代表大会”。依照次序，“代表大会”再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然而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是连续工作的，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依次选举出一个常务委员会，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休会期间，由它代为行使权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它被授权在全国各省及其地方组织政治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而这些地方的，特别是华北的政治委员会被专政当局赋予了一些特殊重要的职能，以至于频繁地引发了与地方平民和军事当局的冲突。
国民党最高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为中国拟定了一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1928年10月10日郑重其事地对外颁布。这部文献被赋予中国临时宪法的重任，直到“训政期”顺利结束。
按照国民党拟定的组织法，它将提供一个由五大权力系统构成的政府方案。南京政权将其名称由南京国民政府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五个部门或“院”组成，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国家委员会由12名到16名委员组成，五院的主席和副主席将从中遴选产生。
这个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臃肿政府机器，被人们寄予保证公民权利高于军事权力之上的厚望，但是诸多事变的压力和南京政府一建立就被迫为了生存而卷入无数战争的实情，给了南京政府军事独裁的权力和地位。无论武装力量是否能受到约束，这个国家保持和平都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
持续不断的叛乱和兵变在1930年夏季到来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对南京政府的强大攻势迫使它采取了许多高压政策以进行自我保护，而这些措施又只会增加反对者的数量和仇恨。所有拒绝向国民党独裁政权屈服的人，至少在名义上都被开除出党；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来自媒体的批评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独立的思想已经被官方加以禁止，为了保持某种表面上的权威，南京政权不得不采取了如暴君般残忍的态度和办法。
当然，这些事态的发展，给了敌对集团和派系反对南京政权新鲜而生动的宣传材料。不过公道地说，是不是南京政权在任何时候采取温和、怀柔的政策都能够比采取残忍而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打倒和抹黑敌对派别及其领导人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呢？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国民党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不算海外和士兵当中的党员，国内所有阶层中的国民党普通平民党员，在其各自的社会组织中都是明显的少数派。而且，超过四分之一的普通党员居住在以广州为首府的南方诸省。有六个省各自宣称其国民党员人数都在一千人以下，还有一个省宣称本省连一个国民党员也没有。
一段时期，特别是当共产主义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国民党给了那些试图真正统一国家的民众以郑重的承诺，但争夺政党控制权的内部斗争使它疏远了一些大的政治集团，今天南京政权的支持者可能只是些少数的爱国主义者和有政治意识的人。对反对意见或批评的狭隘态度以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斗争，使党分裂到似乎毫无希望的程度。试图垄断领导权很可能已经导致丧失了领导权，如果现在的南京政权被颠覆后仍然存活或再次掌权，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将只能充当武力守护者或者革命斗争发起者当中的一翼了。
坚决致力于南京政府统治的武装联盟在1930年初夏终于发动了一场殊死的军事斗争，他们计划一旦军事取得胜利将倡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但即使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其所代表的各派力量又是如此不同，而且不可能将国会的意志强加给那些坚决不同意其决议的地方军阀，因为他们无法对持久的和平给予任何实际的承诺。
在南京政府为生存而进行防御斗争时候，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在1930年夏天正斡旋组成最新的军事联盟。
在1930年内战开始的几周内，除了那些名字或多或少为外面的世界所熟悉的主要领导人以外，一群下层军官在政治和策略方面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人控制整个省份或仅仅占据着十几个县，手里军队的人数从两三万到十余万不等，他们都声称效忠于国民党，而且大多数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了那些可以给他们提供最多金钱或最大地盘的大军阀身上，或者屏住呼吸仔细观察战场上的胜负态势如何转化，然后他们就可以向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派系宣示“忠诚”了。
尽管是如此混乱的局面，但许多中国人却认为，南京政权是中国自1911年满清王朝倾覆之后已知的最好政府。虽然他们也承认南京政权连一个复兴的计划都没有被认真地加以落实过，确实令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失望；但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并真心地认为：如果不是遭受了持续的军事袭击而不得不消耗掉所有的财政收入，并且在战时对于独立的思想和行动采取严格的强制措施，南京政府一定已经为中国的福祉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了。
这真真切切的痛苦构成了中国悲剧的一部分，中国真挚的爱国者其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为自己设定了建立政府并教导中国人学会如何管理自身任务的国民党都被撕裂成不可调和的派系。
由于积怨和仇恨使爱国者们出现了分裂，而见利忘义、满怀敌意、野心膨胀又使得许多军阀采取了朝秦暮楚的政策，如此一来，那些没有发言权又手无寸铁的亿万中国百姓出路在哪里呢？
1930年6月初，在国民党占领北京城两年之后，除了东北之外中国又一次卷入了一场大战。南京政府面临来自北方和南方武装力量的夹击，并且许多地方的土匪泛滥成灾，共产党的根据地也有星火燎原之势，这迫使它不得不再次为生存而斗争。
率领各自的军队反对南京政府的将军们和为他们站脚助威的平民政治领袖，正是那些使得国家主义可能取得了表面上胜利的人，也是1928年在占领北京过程中做得比南京方面更多的人。
1930年反对者的每一个派别都宣称忠诚于国民党的纲领，每一支与南京作战的部队都飘扬着国民党的旗帜，当然那也是南京政府的旗帜即中国的国旗。这个政党无可救药地四分五裂了，一个民有、民建、民享政府的假象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分裂、争吵、破坏、中断贸易、对农民和市民横征暴敛、毫无节操的叛变和公开用金钱赎买“忠诚”，这些成为1930年国内战争的突出特征。他们的所作所为与1911年以来频繁发作、令人震惊的战争特征相比，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30年的图景因不计其数的任命授权和政治表态而生动起来。南京方面宣称，只有自己才是国民党唯一的真正代表。它谴责一个反对它的派别是“旧的封建主义者”，而另一个则被称之为“半共产主义”的集团，其他各派系也都被贴上“反动派”的标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28年“统一”以来，被南京方面冠以这些恶名的反对派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原则或政策。1930年，“半共产主义者”并不比两年前更激进，保守派也并不比原来更封建。
在整个“统一”时期发生的绝无仅有的变化是，每一位领导人都登上了国民党的“宣传车”，他们都试图把党的政策的原则曲解得更加符合自己的愿望。当然，如此“统一”并没有实际意义，就像美国那些主张执行、修改甚至废除“禁酒令”的人们在一个统一的政党中鸡飞狗跳地去控制党的机构；或者就像英国的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联合组建一个“国民党”，然后为争夺控制国家的权力而斗争一样。
在1930年底之前，南京政府既可能会“赢得战争”，也可能会被反政府武装推翻。但是，即便南京赢了，它也无法把国家团结凝聚在一起；如果南京被打败和推翻，那么胜利者很快又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局面。后者一旦发生，“南京集团”中最顽强、最具野心的人，将会结束流亡生活或者走出隐居的状态重新努力建立自己的政权。无论哪一方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中国都没有和平的希望，任何中国的领袖或集团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结束中国人民的痛苦。
表面上实现了控制，但内部存在那么多派别斗争的国民党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贯彻什么样的原则？以至于目前有这么多掌握实权的将军都强烈地表示持有异议？
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久经考验的党员人数没有超过中国4.8亿人口中的千分之一。
1929年国民党的总人数为422022人，其中172796人是各种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202321人是分散在中国许多省份中的普通民众，还有47906人则是生活在国外的华侨。不管怎么说吧，这些都是1929年春天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党代会秘书处给出的官方数字。
同年10月，国民党的组织部虽然也声称拥有大体相同的党员人数，但公布的“分类”统计数据与3月之前公布的士兵党员人数存在很大的差异。10月的统计数据如下：
士兵，23%；工人，29%；自由职业，25.7%；学生，10.4%；商人，4.3%；农民，7.5%。
这是一个凌驾于不能自主的四亿八千万人口之上结构奇特的组织，它用自封的独裁权力去建立和控制政府，并以中国的名义与世界各国订立条约，而且还独揽了所谓“训政期”里教育中国人民的大权，而所谓的“训政期”即是假定在它之后紧接着就可以建立起基于人民意志的宪制政府，或者是国民党判定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了自治的时期。
由已故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在鲍罗廷被派往广东的时候按照苏联的方式进行了重组，今天它已经凌驾于南京政府之上。它自身就是法律，甚至可以否定政府领导人的决议。
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只要有足够多的成员，国民党的“地方支部”就会被组织起来；这些“地方支部”被授权选举出代表去参加假定每年举行一次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未必能做到的“代表大会”。依照次序，“代表大会”再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然而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是连续工作的，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依次选举出一个常务委员会，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休会期间，由它代为行使权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它被授权在全国各省及其地方组织政治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而这些地方的，特别是华北的政治委员会被专政当局赋予了一些特殊重要的职能，以至于频繁地引发了与地方平民和军事当局的冲突。
国民党最高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为中国拟定了一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1928年10月10日郑重其事地对外颁布。这部文献被赋予中国临时宪法的重任，直到“训政期”顺利结束。
按照国民党拟定的组织法，它将提供一个由五大权力系统构成的政府方案。南京政权将其名称由南京国民政府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五个部门或“院”组成，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国家委员会由12名到16名委员组成，五院的主席和副主席将从中遴选产生。
这个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臃肿政府机器，被人们寄予保证公民权利高于军事权力之上的厚望，但是诸多事变的压力和南京政府一建立就被迫为了生存而卷入无数战争的实情，给了南京政府军事独裁的权力和地位。无论武装力量是否能受到约束，这个国家保持和平都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
持续不断的叛乱和兵变在1930年夏季到来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对南京政府的强大攻势迫使它采取了许多高压政策以进行自我保护，而这些措施又只会增加反对者的数量和仇恨。所有拒绝向国民党独裁政权屈服的人，至少在名义上都被开除出党；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来自媒体的批评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独立的思想已经被官方加以禁止，为了保持某种表面上的权威，南京政权不得不采取了如暴君般残忍的态度和办法。
当然，这些事态的发展，给了敌对集团和派系反对南京政权新鲜而生动的宣传材料。不过公道地说，是不是南京政权在任何时候采取温和、怀柔的政策都能够比采取残忍而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打倒和抹黑敌对派别及其领导人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呢？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国民党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不算海外和士兵当中的党员，国内所有阶层中的国民党普通平民党员，在其各自的社会组织中都是明显的少数派。而且，超过四分之一的普通党员居住在以广州为首府的南方诸省。有六个省各自宣称其国民党员人数都在一千人以下，还有一个省宣称本省连一个国民党员也没有。
一段时期，特别是当共产主义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国民党给了那些试图真正统一国家的民众以郑重的承诺，但争夺政党控制权的内部斗争使它疏远了一些大的政治集团，今天南京政权的支持者可能只是些少数的爱国主义者和有政治意识的人。对反对意见或批评的狭隘态度以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斗争，使党分裂到似乎毫无希望的程度。试图垄断领导权很可能已经导致丧失了领导权，如果现在的南京政权被颠覆后仍然存活或再次掌权，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将只能充当武力守护者或者革命斗争发起者当中的一翼了。
坚决致力于南京政府统治的武装联盟在1930年初夏终于发动了一场殊死的军事斗争，他们计划一旦军事取得胜利将倡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但即使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其所代表的各派力量又是如此不同，而且不可能将国会的意志强加给那些坚决不同意其决议的地方军阀，因为他们无法对持久的和平给予任何实际的承诺。
在南京政府为生存而进行防御斗争时候，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在1930年夏天正斡旋组成最新的军事联盟。
在1930年内战开始的几周内，除了那些名字或多或少为外面的世界所熟悉的主要领导人以外，一群下层军官在政治和策略方面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人控制整个省份或仅仅占据着十几个县，手里军队的人数从两三万到十余万不等，他们都声称效忠于国民党，而且大多数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了那些可以给他们提供最多金钱或最大地盘的大军阀身上，或者屏住呼吸仔细观察战场上的胜负态势如何转化，然后他们就可以向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派系宣示“忠诚”了。
尽管是如此混乱的局面，但许多中国人却认为，南京政权是中国自1911年满清王朝倾覆之后已知的最好政府。虽然他们也承认南京政权连一个复兴的计划都没有被认真地加以落实过，确实令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失望；但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并真心地认为：如果不是遭受了持续的军事袭击而不得不消耗掉所有的财政收入，并且在战时对于独立的思想和行动采取严格的强制措施，南京政府一定已经为中国的福祉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了。
这真真切切的痛苦构成了中国悲剧的一部分，中国真挚的爱国者其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为自己设定了建立政府并教导中国人学会如何管理自身任务的国民党都被撕裂成不可调和的派系。
由于积怨和仇恨使爱国者们出现了分裂，而见利忘义、满怀敌意、野心膨胀又使得许多军阀采取了朝秦暮楚的政策，如此一来，那些没有发言权又手无寸铁的亿万中国百姓出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