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上海的五卅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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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拉斐尔·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在他的自传《我的回忆》1中曾经讲述过1863年他在上海的一次亲身经历：
一艘刚修好的汽船，载着许多像我一样在上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外国人在吴淞江上游览。当汽船全速行进时，我们看到远处驶来一艘满载砖块的舢板船，上面有四个中国苦力正在艰难地划船前行。他们看到我们的汽船驶来，马上意识到河道太狭窄，于是使出全身的力气，试图给汽船让路。在汽船快接近舢板船时，游客们站在汽船上，看着舢板船费力、缓慢地滑动时，我正在试图去听，看汽船是否鸣笛，以示暂时熄灭发动机，减速慢行。那只蹩脚的小船，仍然在溪流中央，船上的苦力们一边甩开膀子，用力划船，一边苦苦请求汽船帮忙减速，避免相撞。事实上，当时汽船仍有足够的时间避免相撞。此时，汽船领航员问船长：“船长先生，我们可否停一下？”“不！”船长大吼一声，“继续前进。”汽船并没有躲让他们。听到这样冷血的回答，我感到异常恐怖，我屏住呼吸，等待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听到一声大叫，接着是“啪”的一声，我们乘坐的汽船晃了一下，继续沿着小河前行。我跑到船尾，只看见一个苦力，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在甲板上的许多外国人，很少有人流露出应有的神情。船长和大副从汽船的栏杆处平静地瞥了一眼，检查船桨的轮子是否撞坏，他们的谈话根本就没有提及舢板船上那些可怜的受害者。我补充一下，当时只有少数几位游客看到了事情的经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如果发生在现在，肯定难逃法网。
庞佩利先生的描述是毋庸置疑的，对此，不需要做太多评论。很明显，这位外国船长表现出的傲慢及其草菅人命的行为根植于那些年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的传统中。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傲慢至今仍然存在于生活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外国人居住区中。
在我开始讲述去年春天在上海发生的灾难性的事件之前，作为一个背景介绍，我想描述一下1920年我在中国的几次小小的经历。这些事情看似不起眼，但却能帮助我们了解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对待中国的态度。
1920年1月，我在南京地区考察遍布长江沿岸的铁矿开采地点。那时，我早已经开始研究自然史，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时我身边有两个帮手，他们是中国人，每日不辞辛苦地帮我为瑞典皇家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自然标本。经过多方协调，我最终顺利地将这些标本带回了瑞典。这两个人中有一位姓陈。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动物、鸟类标本剥制方面的专家，曾在美国博物学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手下干过，这一点伦伯格教授可以证明。另一位姓姚，他同山西太原府附近一位也许是最富有、最知名的化石收藏家陈嘉瑜（Chen Chia Yü）有联系。现在瑞典皇家博物馆化石标本收藏分馆中的许多保存完好的动物、鸟类化石标本就是从陈嘉瑜那儿收集到的。我讲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明，这两个人是真正有能力的野外博物学家。
我的采集员陈德广
有一天，我决定去上海。在上海，我有很多事情要办。但此前我从未去过上海。于是，在离开南京前，我跟陈先生和姚先生说，我要离开南京几天，这段时间你们可以稍事休息。
陈先生走过来问我，他和姚先生能不能和我一起去上海。他说：“我们两人已经为瑞典博物馆收集了很多动物标本，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博物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博物馆。如果我们两人能去的话，我们会自己买火车票，付旅馆住宿费。”
这个要求不错，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我欣然答应，并表示自己也很愿意支付他们的交通食宿费用。于是，我们就动身出发了，但我们不知道，两个中国人要进上海的博物馆有多么困难。
周日傍晚，我们坐着夜间火车从南京出发，周一凌晨抵达上海。周一上午我去拜访亚瑟·史丹利（Arthur Stanley）医生。他是外国侨民居住区的一位内科医生，是一位业余自然史研究爱好者，也是一座并不起眼的自然博物馆、不拿薪水的志愿馆长。
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描述了我在中国的职位，以及长期以来我作为自然历史调研员从事的各种活动。史丹利医生以一位英国人对待陌生人时特有的那种得体、冷淡、拘谨、但又礼貌的方式接待了我。我参观博物馆没有任何障碍。白种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参观，平时上午、下午都可以，周日也开放几个小时。作为博物馆馆长，他甚至非常礼貌地请我有机会在适当场合对博物馆和里面的展品发表评论。
但是，当我问到能否允许我的两位中国标本采集员一起参观博物馆时，我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史丹利医生明确表示，博物馆只在周六下午对中国人开放。
凡是了解英国人习惯的人都会完全明白，他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周六下午是周末，中国人很少会想着去参观博物馆。相应地，那也是上海博物馆管理层认为适合让中国人参观的一小段时间。除非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规定一些人不得入馆参观；但多数情况下，给本地人参观博物馆规定时间，并令他们处于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对他们进行种族歧视，他们一定会感觉，一周只给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实在是令人气愤的一件事。
我跟史丹利医生解释说，我带来的两个人需要在周三回到南京，因此，我必须在周一或周二带他们参观博物馆。我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说他们是动物、鸟类标本剥制能手，说他们是如何请求来上海参观博物馆，我已经保证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史丹利医生用生硬的口吻说道：“哦，安特生博士，你要理解，我们不能为中国人破例。”
我非常生气，用礼貌的瑞典语回答道：“好吧，史丹利医生。我就和我的两个中国朋友一起进博物馆，我想看看哪个人敢拦着我们。”
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显得很激动，感觉刚才也许说的话有些过头。我的两个中国朋友在史丹利医生门外不远处等我，那儿离博物馆就几步之遥。我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一起朝博物馆走去。我当时心里非常紧张，担心史丹利医生给博物馆打电话，命令今天闭馆。
但是，感谢上帝保护了一个失去理智的纳克人2！我们来到博物馆门口，特别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值班的是三个中国人，其中领班是陈先生的老朋友。他们两人曾一起跟一位美国传教士学习过动物标本剥制，他现在是史丹利医生的动植标本制作师，认出了陈先生。陈先生的老朋友特别兴奋，张开双臂欢迎他和姚先生进博物馆。
陈先生站在博物馆的台阶上，看着我，带着不确定的口吻问他的老朋友：“这是我的上司，安特生博士，他不能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陈先生的老朋友说道，“安特生博士，当然欢迎你了！”
因此，碰巧了，本身不被允许进馆的陈先生却帮助我进入了史丹利医生的圣殿，在那儿，我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发现。后来，我给博物馆主任写了一封信，特别请他注意，博物馆里的野猪不是猛兽，流星仅仅是棕色的铁矿石，蕨类植物化石也只是树枝化石而已。3
第二天上午，我和姚先生去上海市本地一条街采买一些“龙牙”和“龙骨”。这是中国人给地质学上第三纪哺乳动物的牙齿和骨头起的神奇的名称。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中药，能治百病。这些化石是在中国进行常规采矿时发现的。在中国医药典籍中，“龙牙”是特别重要的药物。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一家中药批发经营店询问有关“龙牙”“龙骨”化石的情况，希望了解到一些新的种类或者发现地点。
上海所有的大药房都在一条街上，它们都相互挨着，离得很近。我们从一家药店到另一家药店，询问“龙骨”的情况。但是，每到一处，我们都得到同样简短且令人不解的答案。听到我们的需求后，过了一会儿，有店家说他们店里不经营这些东西；但有些店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是不想跟我们做生意。
我问姚先生，这种不友好的回答是什么意思，但他无法给我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四家药店都一无所获后，我们走进另一家药店。这家药店的主人看起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这次，我乘兴而来，不想再败兴而归。于是，我拿出自己的中文名片，请姚先生跟这位老先生解释，说我们三人从北京来，我为中国政府工作。
老先生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名片，然后转向他的几位助手，低声地跟他们说了一些话。最后，他打开一间清净的房间，彬彬有礼地请我进来。我被安排在贵客座椅上，仆人给我端上茶，递上烟。然后，这位年老的商人开始说道。
“非常抱歉！这儿出了点误会。我们从其他商铺得知，有一位外国人想看‘龙骨’。我们这些药商很少跟外国人接触。我们上海的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因此，我们药界有一个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尽量不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您所到之处，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龙骨’。
“现在我了解到安先生（我的中文姓是‘安’）从北京来，他为中国政府工作。他对我们中国人的态度跟别的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不一样。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代表我们这儿所有药商对您表示歉意。我们这条街上有的所有‘龙骨’，一会儿都会送到这个房间，所以，安先生不需要到其他药店，就可以看到。”
确实，几分钟后，一篮子又一篮子的“龙骨”“龙牙”化石相继送了过来，我所要做的就是挑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了。
上海的外国人聚居区，也就是公共租界，连同附近的法租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单位。它在很多方面，带有现代版汉萨商业同盟城市的特点。这个区域由外国市政委员会，也就是“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来管理，其法律事务交由一个综合司法系统执行，即“会审公廨”（Mixed Court）；其警察由专人组成，完全由外国人控制。经过多年发展，这个大商业中心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政运作模式。它几乎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是在维护区内外国人的利益，它把居住在租界的中国居民当作二等公民或仆人看待。这些中国人的存在是有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租界，他们没有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
在天津、汉口、广州也有从中国司法权中划拨出来的外国中心。但在这些外国人聚居区不是国际区，而是外国租界，如英租界、日租界、意租界等。每一个租界都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人没有任何影响力。
另一种外国人聚居区是像北京那样，由外国使馆占据的地区，也就是使馆区。这一地区由外国外交使团管理，区内有自己的警察，也有各国分遣队组成的安保部队。各国使馆聚集在一起，周围是一个防御圈。南面是满人居住区的城墙，东面、北面、西面是使馆墙，墙外是一段斜坡，那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修建的。
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卫生条件方面，这些外国人居住中心是模范社区。他们的做法也渐渐为临近地区及更远的中国城镇所效仿。
在天津的意大利海军
但是，有关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这些外国人居住社区并不是模范社区。在北京，除了使馆区以外，全城警察部队完全是由中国人管理。在这儿，人身安全保障方面无疑要比像瑞典斯德哥尔摩那样的城市好。但是，上海外国人聚居区社会治安差，堪称世界之最。在那儿，各种不法之徒，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从事非法勾当。那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租界巡捕房行事效率低下，不像北京的警察，能够快速有效地处理各类治安事件。
中国人对在华外国人聚居区的不满，也许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国际社区及租界内，中国的法律和秩序无法得以贯彻实施，这些地方往往成为当时中国一些“政治罪犯”躲避惩罚的理想之所。这种情况，表面看来，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它已经对中国现代政治构成了威胁。这种制度已经成为对那些不知廉耻的政治冒险家的奖赏，使得那些真正的爱国人士无法永久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每一位在北京以不诚实的手段擢取权力或者谋取一官半职的政治人物或将军们都知道，如果事情不顺利或者第一次不成功，他们可以在使馆区寻求庇护。然后，从那里，他们可以隐藏身份，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或者去位于天津的这个或那个租界。在此，我举几个过去几年政治动荡中出现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1917年张勋复辟，总统黎元洪逃到使馆区一家法国医院；1923年黎元洪第二次担任总统时，在直系军阀曹锟等人的威逼下，被迫逃往天津。在他做最后挣扎、试图保住自己总统大位时，他把自己的小妾送往一家法国医院，她手里拿着象征总统权力的国玺。
我们再谈谈1917年7月的政治闹剧。张勋复辟后没有几天，就重复了黎元洪的命运。7月12日晚，张勋复辟失败后，在北洋政府军众目睽睽之下，乘坐外国车辆，进入荷兰使馆寻求政府庇护。他在那儿待了几个月。
1920年夏，亲日派“安福系”在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攻击下垮台。亲日派赶紧躲进日本领事馆，新一届北洋政府宣布将他们处以极刑。
以上只是几个例子，说明中国政治人物是如何利用外国地盘谋一己之私；结果，这些地方变成了破坏中国政治生态的祸根。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赌一把，没准我会赢。但假如情况不妙，我只能冒险逃往使馆区或者我在天津外国租界的房子里”。这些政治投机分子快乐地策划自己的政治阴谋，结果，北洋政府的政治道德信誉不断下降。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迫使中国人至少在表面上对外国人表现出尊重，这种尊重并不是因为他们纠集了两万多士兵攻破北京，更不是因为这些外国士兵在大清帝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是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外国人开始联合在一起，就连日本人也开始和美国人、欧洲人站在一起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大战这种践踏人类文明、违背人类良知以及白人争霸世界的恶行意味着他们在中国的声誉彻底瓦解。
起初，协约国害怕德国人，后来他们打败了德国，并对德国进行疯狂的报复。这都让警觉的中国人陷入了思考。1918年11月11日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北京时，身处中国首都的外国人深切感受到，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严重受损。法国士兵试图推倒前德国公使克林德纪念碑，但没有成功。克林德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在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杀。法国殖民当局的士兵抢劫使馆区几家德国商店，又放火焚烧一家德国银行，结果差点殃及法国使馆的房子。多亏美国海军及时赶到，赶跑了这帮法国混蛋，扑灭了火。对于这种愚蠢的行为，这些法国士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直到1919年3月，协约国才实现了他们在一些商业领域里希望实现的目标，那就是，将那些积极进取的德国商人遣返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四年间，他们虽然人在中国，却一直牵挂着战场上发生的事。中国人也得体、老练地向这些最令人害怕的外国人————这些德皇的子民们下手。
欧洲历史上“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几位大臣被扔到了窗外的粪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一位王子在萨拉热窝遇刺；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老闸英国巡捕房前面发生的大屠杀让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当年春，上海日资工厂发生骚乱。据说，一家日资工厂的工头杀害了一名中国工人。无论事件起因如何，其结果是激起了上海学生的强烈抗议。英国巡捕逮捕了一些学生，把他们关押在老闸巡捕房里。
5月30日，愤怒的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巡捕房前要求释放关押学生。人民群情激愤，坚持要求英国巡捕房放人。在场指挥的英国军官认为这对巡捕房构成了威胁，因此下令向逼近巡捕房大门口的人群开枪，造成多名学生死亡，更多人受伤。
这事如果发生在一座没有外国人的中国城市，开枪的也是中国人，或许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然而，由于一些特定的因素，这个案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无法证实，有任何一位学生携带了枪支，从而给人的印象是，涉事警察在当时环境下过度使用武力。
事实上，这个悲惨事件的直接责任不在这个人，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这个问题首先错在当地警察对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判断有误，另外，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手段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应对情绪失控的人群。最后，此次事件最终责任在那些掌握行政权力的外国人身上。他们坐着舒适的汽车来往于办公室、俱乐部、私人别墅之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上海的大街上，那些饱受鄙视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强烈反对外国人以这种侮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为了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请允许我把它放到我们瑞典的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一块地由外国人占领，他们在那儿修建定居点。在这个外国人聚居地，瑞典政府无权管辖，瑞典法律也不起作用。想象一下，接下来，有传言说，来自斯德哥尔摩北区的一个瑞典工人，比如说，在此被一个芬兰工头杀害。瑞典学生在长西街（Long Western Street）举行游行示威，结果许多学生被捕。后来，来自斯德哥尔摩北区学校、手无寸铁的学生发起了游行示威，一位德国军官下令开枪，导致许多学生伤亡。难道我们温和的瑞典人民不会变得群情激愤吗？
上海宣布全市总罢工。商店关门，食品供应切断，仆人和护士都离开了薪资不菲的工作岗位。
上海游行示威的风暴很快延烧到北京。在6月的一个上午，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向使馆区方向前进，向外国公使表达强烈抗议。使馆区严阵以待，士兵就位，机关枪都架在了墙头。如果这儿再出现开枪或者流血事件的话，最近不幸的事件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灾难。由于双方保持了一定的谨慎和克制，学生最终未进入使馆区，从而避免了一场危险。
尽管学生游行示威的主要矛头不再指向使馆区，但是示威活动仍然持续了数日。在我乘坐黄包车往返于农商部的路上，我会经过大批游行抗议的学生，但丝毫没有感觉到行路不方便。必须要说的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北京学生的行为还是令人钦佩的。在汉口、九江等其他地区，不少外国财产受到损失。
我希望记录一下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因为它能让我们对上海5月30日发生的事情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那是6月的一天，北京到处是宣传传单，每间房子角落，每座电话亭，都可以看到雪片般的传单，白纸传单对角画着一支枪，上边写着几个红色大字：格杀勿论。
传单上印着上海报纸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说5月30日下令开枪的警察在接受审问时谈到了他一般情况下遵循的指令。他说，他遵循的指令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开枪。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对这些人要格杀勿论。
处于防卫状态的公使馆区的西大门，由美国海军士兵和日本步兵把守着
这个传单给我的感觉是，做得挺聪明的，但却不负责任地歪曲事实。我直接去找一位在官方工作的熟人，请他给我提供准确的信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上海，警察接到的指令确实有“格杀勿论”这几个字。
经过对5月30日事件参与者进行的各种调查和听证会后，情况逐渐明朗，对学生开枪射击是一件特别悲惨的事件。对此最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些警察逃离了中国，伤者及死者后代被给予了赔偿。
中国代表和外国代表在北京关于修改关税及其他相关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好长时间了。他们也谈到了外国放弃治外法权的议题。
关于在华外国人管理的问题必须有彻底的改变。我们必须希望，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的外国租界的管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确保中国的司法权，二是保障外国人的安全。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关税和盐税的管理问题。它们目前由外国人管理。希望不要在这些方面出现倒退。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不认为中国的司法制度已经达到了能够保障外国人安全的标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放弃治外法权，因为是治外法权保障了外国人的安全。
* * *
注释
1．Raphael Pumpelly, My Reminiscences. 1918. pp.34, 36, 37.
2．纳克是瑞典的一个省，安特生的家乡。此处“纳克人”指安特生自己。————译者注
3．一种带有树枝状或苔藓状标记的矿物。
美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拉斐尔·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在他的自传《我的回忆》1中曾经讲述过1863年他在上海的一次亲身经历：
一艘刚修好的汽船，载着许多像我一样在上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外国人在吴淞江上游览。当汽船全速行进时，我们看到远处驶来一艘满载砖块的舢板船，上面有四个中国苦力正在艰难地划船前行。他们看到我们的汽船驶来，马上意识到河道太狭窄，于是使出全身的力气，试图给汽船让路。在汽船快接近舢板船时，游客们站在汽船上，看着舢板船费力、缓慢地滑动时，我正在试图去听，看汽船是否鸣笛，以示暂时熄灭发动机，减速慢行。那只蹩脚的小船，仍然在溪流中央，船上的苦力们一边甩开膀子，用力划船，一边苦苦请求汽船帮忙减速，避免相撞。事实上，当时汽船仍有足够的时间避免相撞。此时，汽船领航员问船长：“船长先生，我们可否停一下？”“不！”船长大吼一声，“继续前进。”汽船并没有躲让他们。听到这样冷血的回答，我感到异常恐怖，我屏住呼吸，等待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听到一声大叫，接着是“啪”的一声，我们乘坐的汽船晃了一下，继续沿着小河前行。我跑到船尾，只看见一个苦力，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在甲板上的许多外国人，很少有人流露出应有的神情。船长和大副从汽船的栏杆处平静地瞥了一眼，检查船桨的轮子是否撞坏，他们的谈话根本就没有提及舢板船上那些可怜的受害者。我补充一下，当时只有少数几位游客看到了事情的经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如果发生在现在，肯定难逃法网。
庞佩利先生的描述是毋庸置疑的，对此，不需要做太多评论。很明显，这位外国船长表现出的傲慢及其草菅人命的行为根植于那些年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的传统中。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傲慢至今仍然存在于生活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外国人居住区中。
在我开始讲述去年春天在上海发生的灾难性的事件之前，作为一个背景介绍，我想描述一下1920年我在中国的几次小小的经历。这些事情看似不起眼，但却能帮助我们了解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对待中国的态度。
1920年1月，我在南京地区考察遍布长江沿岸的铁矿开采地点。那时，我早已经开始研究自然史，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时我身边有两个帮手，他们是中国人，每日不辞辛苦地帮我为瑞典皇家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自然标本。经过多方协调，我最终顺利地将这些标本带回了瑞典。这两个人中有一位姓陈。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动物、鸟类标本剥制方面的专家，曾在美国博物学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手下干过，这一点伦伯格教授可以证明。另一位姓姚，他同山西太原府附近一位也许是最富有、最知名的化石收藏家陈嘉瑜（Chen Chia Yü）有联系。现在瑞典皇家博物馆化石标本收藏分馆中的许多保存完好的动物、鸟类化石标本就是从陈嘉瑜那儿收集到的。我讲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明，这两个人是真正有能力的野外博物学家。
我的采集员陈德广
有一天，我决定去上海。在上海，我有很多事情要办。但此前我从未去过上海。于是，在离开南京前，我跟陈先生和姚先生说，我要离开南京几天，这段时间你们可以稍事休息。
陈先生走过来问我，他和姚先生能不能和我一起去上海。他说：“我们两人已经为瑞典博物馆收集了很多动物标本，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博物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博物馆。如果我们两人能去的话，我们会自己买火车票，付旅馆住宿费。”
这个要求不错，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我欣然答应，并表示自己也很愿意支付他们的交通食宿费用。于是，我们就动身出发了，但我们不知道，两个中国人要进上海的博物馆有多么困难。
周日傍晚，我们坐着夜间火车从南京出发，周一凌晨抵达上海。周一上午我去拜访亚瑟·史丹利（Arthur Stanley）医生。他是外国侨民居住区的一位内科医生，是一位业余自然史研究爱好者，也是一座并不起眼的自然博物馆、不拿薪水的志愿馆长。
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描述了我在中国的职位，以及长期以来我作为自然历史调研员从事的各种活动。史丹利医生以一位英国人对待陌生人时特有的那种得体、冷淡、拘谨、但又礼貌的方式接待了我。我参观博物馆没有任何障碍。白种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参观，平时上午、下午都可以，周日也开放几个小时。作为博物馆馆长，他甚至非常礼貌地请我有机会在适当场合对博物馆和里面的展品发表评论。
但是，当我问到能否允许我的两位中国标本采集员一起参观博物馆时，我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史丹利医生明确表示，博物馆只在周六下午对中国人开放。
凡是了解英国人习惯的人都会完全明白，他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周六下午是周末，中国人很少会想着去参观博物馆。相应地，那也是上海博物馆管理层认为适合让中国人参观的一小段时间。除非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规定一些人不得入馆参观；但多数情况下，给本地人参观博物馆规定时间，并令他们处于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对他们进行种族歧视，他们一定会感觉，一周只给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实在是令人气愤的一件事。
我跟史丹利医生解释说，我带来的两个人需要在周三回到南京，因此，我必须在周一或周二带他们参观博物馆。我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说他们是动物、鸟类标本剥制能手，说他们是如何请求来上海参观博物馆，我已经保证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史丹利医生用生硬的口吻说道：“哦，安特生博士，你要理解，我们不能为中国人破例。”
我非常生气，用礼貌的瑞典语回答道：“好吧，史丹利医生。我就和我的两个中国朋友一起进博物馆，我想看看哪个人敢拦着我们。”
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显得很激动，感觉刚才也许说的话有些过头。我的两个中国朋友在史丹利医生门外不远处等我，那儿离博物馆就几步之遥。我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一起朝博物馆走去。我当时心里非常紧张，担心史丹利医生给博物馆打电话，命令今天闭馆。
但是，感谢上帝保护了一个失去理智的纳克人2！我们来到博物馆门口，特别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值班的是三个中国人，其中领班是陈先生的老朋友。他们两人曾一起跟一位美国传教士学习过动物标本剥制，他现在是史丹利医生的动植标本制作师，认出了陈先生。陈先生的老朋友特别兴奋，张开双臂欢迎他和姚先生进博物馆。
陈先生站在博物馆的台阶上，看着我，带着不确定的口吻问他的老朋友：“这是我的上司，安特生博士，他不能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陈先生的老朋友说道，“安特生博士，当然欢迎你了！”
因此，碰巧了，本身不被允许进馆的陈先生却帮助我进入了史丹利医生的圣殿，在那儿，我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发现。后来，我给博物馆主任写了一封信，特别请他注意，博物馆里的野猪不是猛兽，流星仅仅是棕色的铁矿石，蕨类植物化石也只是树枝化石而已。3
第二天上午，我和姚先生去上海市本地一条街采买一些“龙牙”和“龙骨”。这是中国人给地质学上第三纪哺乳动物的牙齿和骨头起的神奇的名称。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中药，能治百病。这些化石是在中国进行常规采矿时发现的。在中国医药典籍中，“龙牙”是特别重要的药物。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一家中药批发经营店询问有关“龙牙”“龙骨”化石的情况，希望了解到一些新的种类或者发现地点。
上海所有的大药房都在一条街上，它们都相互挨着，离得很近。我们从一家药店到另一家药店，询问“龙骨”的情况。但是，每到一处，我们都得到同样简短且令人不解的答案。听到我们的需求后，过了一会儿，有店家说他们店里不经营这些东西；但有些店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是不想跟我们做生意。
我问姚先生，这种不友好的回答是什么意思，但他无法给我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四家药店都一无所获后，我们走进另一家药店。这家药店的主人看起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这次，我乘兴而来，不想再败兴而归。于是，我拿出自己的中文名片，请姚先生跟这位老先生解释，说我们三人从北京来，我为中国政府工作。
老先生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名片，然后转向他的几位助手，低声地跟他们说了一些话。最后，他打开一间清净的房间，彬彬有礼地请我进来。我被安排在贵客座椅上，仆人给我端上茶，递上烟。然后，这位年老的商人开始说道。
“非常抱歉！这儿出了点误会。我们从其他商铺得知，有一位外国人想看‘龙骨’。我们这些药商很少跟外国人接触。我们上海的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因此，我们药界有一个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尽量不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您所到之处，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龙骨’。
“现在我了解到安先生（我的中文姓是‘安’）从北京来，他为中国政府工作。他对我们中国人的态度跟别的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不一样。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代表我们这儿所有药商对您表示歉意。我们这条街上有的所有‘龙骨’，一会儿都会送到这个房间，所以，安先生不需要到其他药店，就可以看到。”
确实，几分钟后，一篮子又一篮子的“龙骨”“龙牙”化石相继送了过来，我所要做的就是挑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了。
上海的外国人聚居区，也就是公共租界，连同附近的法租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单位。它在很多方面，带有现代版汉萨商业同盟城市的特点。这个区域由外国市政委员会，也就是“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来管理，其法律事务交由一个综合司法系统执行，即“会审公廨”（Mixed Court）；其警察由专人组成，完全由外国人控制。经过多年发展，这个大商业中心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政运作模式。它几乎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是在维护区内外国人的利益，它把居住在租界的中国居民当作二等公民或仆人看待。这些中国人的存在是有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租界，他们没有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
在天津、汉口、广州也有从中国司法权中划拨出来的外国中心。但在这些外国人聚居区不是国际区，而是外国租界，如英租界、日租界、意租界等。每一个租界都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人没有任何影响力。
另一种外国人聚居区是像北京那样，由外国使馆占据的地区，也就是使馆区。这一地区由外国外交使团管理，区内有自己的警察，也有各国分遣队组成的安保部队。各国使馆聚集在一起，周围是一个防御圈。南面是满人居住区的城墙，东面、北面、西面是使馆墙，墙外是一段斜坡，那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修建的。
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卫生条件方面，这些外国人居住中心是模范社区。他们的做法也渐渐为临近地区及更远的中国城镇所效仿。
在天津的意大利海军
但是，有关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这些外国人居住社区并不是模范社区。在北京，除了使馆区以外，全城警察部队完全是由中国人管理。在这儿，人身安全保障方面无疑要比像瑞典斯德哥尔摩那样的城市好。但是，上海外国人聚居区社会治安差，堪称世界之最。在那儿，各种不法之徒，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从事非法勾当。那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租界巡捕房行事效率低下，不像北京的警察，能够快速有效地处理各类治安事件。
中国人对在华外国人聚居区的不满，也许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国际社区及租界内，中国的法律和秩序无法得以贯彻实施，这些地方往往成为当时中国一些“政治罪犯”躲避惩罚的理想之所。这种情况，表面看来，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它已经对中国现代政治构成了威胁。这种制度已经成为对那些不知廉耻的政治冒险家的奖赏，使得那些真正的爱国人士无法永久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每一位在北京以不诚实的手段擢取权力或者谋取一官半职的政治人物或将军们都知道，如果事情不顺利或者第一次不成功，他们可以在使馆区寻求庇护。然后，从那里，他们可以隐藏身份，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或者去位于天津的这个或那个租界。在此，我举几个过去几年政治动荡中出现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1917年张勋复辟，总统黎元洪逃到使馆区一家法国医院；1923年黎元洪第二次担任总统时，在直系军阀曹锟等人的威逼下，被迫逃往天津。在他做最后挣扎、试图保住自己总统大位时，他把自己的小妾送往一家法国医院，她手里拿着象征总统权力的国玺。
我们再谈谈1917年7月的政治闹剧。张勋复辟后没有几天，就重复了黎元洪的命运。7月12日晚，张勋复辟失败后，在北洋政府军众目睽睽之下，乘坐外国车辆，进入荷兰使馆寻求政府庇护。他在那儿待了几个月。
1920年夏，亲日派“安福系”在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攻击下垮台。亲日派赶紧躲进日本领事馆，新一届北洋政府宣布将他们处以极刑。
以上只是几个例子，说明中国政治人物是如何利用外国地盘谋一己之私；结果，这些地方变成了破坏中国政治生态的祸根。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赌一把，没准我会赢。但假如情况不妙，我只能冒险逃往使馆区或者我在天津外国租界的房子里”。这些政治投机分子快乐地策划自己的政治阴谋，结果，北洋政府的政治道德信誉不断下降。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迫使中国人至少在表面上对外国人表现出尊重，这种尊重并不是因为他们纠集了两万多士兵攻破北京，更不是因为这些外国士兵在大清帝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是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外国人开始联合在一起，就连日本人也开始和美国人、欧洲人站在一起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大战这种践踏人类文明、违背人类良知以及白人争霸世界的恶行意味着他们在中国的声誉彻底瓦解。
起初，协约国害怕德国人，后来他们打败了德国，并对德国进行疯狂的报复。这都让警觉的中国人陷入了思考。1918年11月11日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北京时，身处中国首都的外国人深切感受到，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严重受损。法国士兵试图推倒前德国公使克林德纪念碑，但没有成功。克林德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在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杀。法国殖民当局的士兵抢劫使馆区几家德国商店，又放火焚烧一家德国银行，结果差点殃及法国使馆的房子。多亏美国海军及时赶到，赶跑了这帮法国混蛋，扑灭了火。对于这种愚蠢的行为，这些法国士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直到1919年3月，协约国才实现了他们在一些商业领域里希望实现的目标，那就是，将那些积极进取的德国商人遣返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四年间，他们虽然人在中国，却一直牵挂着战场上发生的事。中国人也得体、老练地向这些最令人害怕的外国人————这些德皇的子民们下手。
欧洲历史上“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几位大臣被扔到了窗外的粪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一位王子在萨拉热窝遇刺；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老闸英国巡捕房前面发生的大屠杀让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当年春，上海日资工厂发生骚乱。据说，一家日资工厂的工头杀害了一名中国工人。无论事件起因如何，其结果是激起了上海学生的强烈抗议。英国巡捕逮捕了一些学生，把他们关押在老闸巡捕房里。
5月30日，愤怒的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巡捕房前要求释放关押学生。人民群情激愤，坚持要求英国巡捕房放人。在场指挥的英国军官认为这对巡捕房构成了威胁，因此下令向逼近巡捕房大门口的人群开枪，造成多名学生死亡，更多人受伤。
这事如果发生在一座没有外国人的中国城市，开枪的也是中国人，或许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然而，由于一些特定的因素，这个案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无法证实，有任何一位学生携带了枪支，从而给人的印象是，涉事警察在当时环境下过度使用武力。
事实上，这个悲惨事件的直接责任不在这个人，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这个问题首先错在当地警察对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判断有误，另外，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手段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应对情绪失控的人群。最后，此次事件最终责任在那些掌握行政权力的外国人身上。他们坐着舒适的汽车来往于办公室、俱乐部、私人别墅之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上海的大街上，那些饱受鄙视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强烈反对外国人以这种侮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为了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请允许我把它放到我们瑞典的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一块地由外国人占领，他们在那儿修建定居点。在这个外国人聚居地，瑞典政府无权管辖，瑞典法律也不起作用。想象一下，接下来，有传言说，来自斯德哥尔摩北区的一个瑞典工人，比如说，在此被一个芬兰工头杀害。瑞典学生在长西街（Long Western Street）举行游行示威，结果许多学生被捕。后来，来自斯德哥尔摩北区学校、手无寸铁的学生发起了游行示威，一位德国军官下令开枪，导致许多学生伤亡。难道我们温和的瑞典人民不会变得群情激愤吗？
上海宣布全市总罢工。商店关门，食品供应切断，仆人和护士都离开了薪资不菲的工作岗位。
上海游行示威的风暴很快延烧到北京。在6月的一个上午，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向使馆区方向前进，向外国公使表达强烈抗议。使馆区严阵以待，士兵就位，机关枪都架在了墙头。如果这儿再出现开枪或者流血事件的话，最近不幸的事件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灾难。由于双方保持了一定的谨慎和克制，学生最终未进入使馆区，从而避免了一场危险。
尽管学生游行示威的主要矛头不再指向使馆区，但是示威活动仍然持续了数日。在我乘坐黄包车往返于农商部的路上，我会经过大批游行抗议的学生，但丝毫没有感觉到行路不方便。必须要说的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北京学生的行为还是令人钦佩的。在汉口、九江等其他地区，不少外国财产受到损失。
我希望记录一下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因为它能让我们对上海5月30日发生的事情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那是6月的一天，北京到处是宣传传单，每间房子角落，每座电话亭，都可以看到雪片般的传单，白纸传单对角画着一支枪，上边写着几个红色大字：格杀勿论。
传单上印着上海报纸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说5月30日下令开枪的警察在接受审问时谈到了他一般情况下遵循的指令。他说，他遵循的指令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开枪。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对这些人要格杀勿论。
处于防卫状态的公使馆区的西大门，由美国海军士兵和日本步兵把守着
这个传单给我的感觉是，做得挺聪明的，但却不负责任地歪曲事实。我直接去找一位在官方工作的熟人，请他给我提供准确的信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上海，警察接到的指令确实有“格杀勿论”这几个字。
经过对5月30日事件参与者进行的各种调查和听证会后，情况逐渐明朗，对学生开枪射击是一件特别悲惨的事件。对此最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些警察逃离了中国，伤者及死者后代被给予了赔偿。
中国代表和外国代表在北京关于修改关税及其他相关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好长时间了。他们也谈到了外国放弃治外法权的议题。
关于在华外国人管理的问题必须有彻底的改变。我们必须希望，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的外国租界的管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确保中国的司法权，二是保障外国人的安全。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关税和盐税的管理问题。它们目前由外国人管理。希望不要在这些方面出现倒退。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不认为中国的司法制度已经达到了能够保障外国人安全的标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放弃治外法权，因为是治外法权保障了外国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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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Raphael Pumpelly, My Reminiscences. 1918. pp.34, 36, 37.
2．纳克是瑞典的一个省，安特生的家乡。此处“纳克人”指安特生自己。————译者注
3．一种带有树枝状或苔藓状标记的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