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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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张勋发动丁巳复辟到今天，政权日益松散在中国已成定局，无论事件本身还是个人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都相对较小。中国各方势力分崩离析，难以团结一致，没有谁会有力量和机会赢得统一整个国家的地位。
革命后，被废黜的皇室获得了相对优厚的待遇，享有在紫禁城北部生活的权利并获得补贴，补贴由中华民国财政部不定期发放。
袁世凯建立帝制的悲剧尝试和张勋复辟的短暂努力，都没有对清朝皇室起到任何重大作用。
所谓朝廷，地界也没超过宣统小皇帝在紫禁城的住所。在紫禁城的北后门，人们还能一窥皇室盛宴的昔日余晖。一片凌乱中，清朝王公贵族以及革命前的其他老臣驾着老式的北京马车和汽车前来对宣统帝宣誓效忠。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几张早已具有退化迹象的精致面孔和肥胖且憔悴的太监相。清朝的帽子顶部有纽扣，背面是孔雀羽毛，老式的传统服装很漂亮，但在民国时期，这种装扮完全不合时宜。
宣统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只有五岁，在一位中国先生和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指导下长大，庄士敦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文学和文化兴趣浓厚。
1922年12月，宣统迎娶了皇后和皇妃。宣统的追随者对这一切的后果不甚了解，还在婚礼上大行古法之礼。婚礼甚至邀请了外国使节参加。
据说，满族贵族和附从的圈子还心怀狼子野心，与民国政治思想格格不入。
简而言之，1924年10月底冯玉祥发动政变后，一个与苏联有联系的极端左翼政党控制了北京，新统治者们决定把这个破败无能还有风险的朝廷铲除以绝后患。
一天，宣统帝和他的小朝廷被毫不客气地赶出了紫禁城，宣统帝名号被取缔，从那天起，他成了平民溥仪。很多剩下的奇珍异宝，包括家具和艺术品，尽遭没收，没收过程背后的很多故事也值得玩味。
溥仪的童年时期，起初住在北京家中，但冯玉祥对他的态度极具威胁性，于是他先是在日本使馆避难，然后逃到了天津，生活环境非常恶劣。
一度骄傲强大的清朝皇权从此陷入沉寂，但谁也没想到的是，1924年废黜皇帝的残酷政变同时还摧毁了腐败不堪的议会制政府。
自辛亥革命以来，北京各议会几乎从未有建设性的重组，党派争端却搞得起劲。议会的腐败在1923年达到高潮，曹锟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当选总统，但大家都知道，背后的权钱交易发挥了很大作用。
1924年10月，冯玉祥软禁曹锟，逼他辞职，选举他的国会被蔑为“猪仔国会”，将“皇帝”无情赶下“皇位”的冯玉祥同时也摧垮了飘摇的国会。
毫无疑问，在民国成立的前12年中，议会制带来的不过是一连串希望的破灭。但凡掌握中国命运的人稍微有点光明前途，中国必然会焕然一新、更加纯洁，爱国主义者会用一片赤诚将这个国家拉回正轨。
如果把视角从历史不光彩的国会挪开，看向民国最高领导————总统，感受只会更糟。举国上下的杰出人才兴致勃勃地想要参选总统，却发现这个位子可真不好坐。竞选者凭着早期职业生涯中赢得的尊敬和荣誉、带着众人给予的厚望当选，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最终都结局悲惨地被军阀赶下台。
袁世凯在许多方面都属于个案。帝制覆灭后，他以自己的高贵身份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那时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的梦想，人们怀着幼稚的乐观和希望，期冀着新时代很快就会来临。袁世凯当时拥有全国土地的控制权，在中华帝国时代，各省都向北京缴税，他本人还坐拥2500万英镑的外国“重组贷款”。起初，第一届国会坚决反对袁世凯大举借债，袁世凯软硬兼施，摆脱了国会控制，随后成为整个帝国的独裁者。
若不是他听信谗言，认为自己不该做总统而是做皇帝，那很多人应该都会同意给他个皇室头衔。但事实是，袁世凯和他的下属在推动复辟的过程中遭到了各方强烈反对，最终死于1916年，用最简单的方式结束了这场闹剧。
黎元洪彼时还是晚清名臣张之洞手下一位年轻的军官，后来赴日学习军事科学。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武昌位高权重，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作为革命军领袖。革命胜利后，清朝覆灭，他又被选为共和国副总统。袁世凯任总统期间，黎元洪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与袁世凯复辟的野心背道而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自动就任总统。众人认为他是真正致力于建立共和政府的人物，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即使他的宏图大志再众望所归，他的政治才能也远远无法实现他的计划。多次失误后，他被张勋以可耻的方式赶下台，此中详情我在《重归龙旗下的北京》一章做了描述。
黎元洪，革命的大元帅，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人，但作为总统两次都彻底失败了
徐世昌，“老徐”享有很高的声望，当他接受了总统的职位后，面对吴佩孚的命令，他不得不予以退让
黎元洪首任政府的副总统是冯国璋元帅，曾在江苏南京担任江苏都督，在长江流域的省份担任关键角色，一度在中国内政中占有重要地位。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于1917年8月1日接任总统，但不久之后发觉无力胜任。他一年后去世时，他的儿子们对他的财产进行了争夺。这位风云人物才去世一年便已被人遗忘。
徐世昌成为了总统。他就任时可以被称作中国的“政界老手”。在帝制中国的最后几十年，他相继担任了几乎所有高职：包括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协理大臣（副总理）、军机处大臣和“皇帝”的监护人。革命后，他担任特别职务，保护退位的皇帝和清朝贵族。在某些情况下，徐世昌通过跟当权政府说好话给一直处于经济困难的前朝廷带来了一些好处。
徐世昌总统的任期为1918年9月4日至1922年6月1日。时值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日益严重，各省无税可收，还不得不将稀少的资源给当时京城影响最大且有争议的军阀。两次，大炮的声音传到了徐世昌的宫殿里：1920年，曹锟，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将军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镇压了在北京甚有权势的安福系。还有一次在1922年，吴佩孚在京城附近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张作霖。据称，在关键时期，“老徐”耍了两面派，因此，吴佩孚给了徐世昌指示，要么乖乖消失，要么被逼下台。
作为军官的曹锟获得了受人尊重的声誉，但他却是通过贿赂而赢得议会多数票而成为总统，后来被他的学生冯玉祥推翻
段祺瑞，他是一位受到各方尊重的将军，在动荡之秋他作为“最高行政长官”而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更有权势的军阀
徐世昌明白了吴佩孚的意思，6月1日辞职，第二天就去了天津。
黎元洪被召回，但此次他的下台也很不光彩。基督将军冯玉祥携手张作霖和吴佩孚将自己的军事地位大幅提升，他的部队驻扎在北京附近，把牢了京城的政治命脉。1923年春季和夏季，人们普遍希望曹锟出任总统，黎元洪出面阻挠。他因此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冯玉祥的默默纵容，他根本扛不住。最后，黎元洪家中水电全无，电话线被掐，无奈只得离京赴津。
曹锟赢得了军官的尊敬，一些军阀将领，例如吴佩孚和冯玉祥，都毕业于他创办的军校。曹锟曾任第三师师长，这支部队后来在吴佩孚领导下声名显赫。在1917——1923年间，他曾是中国直隶省的督军，在那个时期的后半段是直隶、山东和河南等省的巡阅使。
曹锟曾被誉为善良、正派之人，但他的四弟曹锐（他是一位邪恶天才）对他的影响愈加明显。曹锐和许多无良的政治家开始支持曹锟竞选总统，1922年10月5日，他们通过贿赂确保了国会多数议员支持曹锟当选。
曹锟的高升并不长久，他倒台的方式比前几任总统更富戏剧性。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进军北京并发起著名的军事政变，他首先袭击了曹锟，将其软禁后威胁要调查曹锟贿选问题并将他本人绳之以法。
曹锟倒台后，军阀张作霖和冯玉祥召来段祺瑞担任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是一位老将军，曾在帝制中国的最后阶段和袁世凯领导时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但他在军阀之间的拉锯战中却无能应对。最近，他又被迫放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一职。
在上文所述的时期里，总统在许多情况下对事件的进程影响很小，而且至少在表面上，很大一部分行政权力都由内阁掌握，内阁的类型和组成相差很大。政府更迭不断，很多能人志士都希望挽救中国于水火。外交事务发展尤其不错，颜惠庆、顾维钧和王正廷等外交官可以尽自己所能，在外交水平上和西方平起平坐。
财政部长的职位一直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没了各省的支持，几个军阀还总是要钱，现任财政部长李思浩面临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摆脱军阀困扰，他经常不得不在朋友中间躲来躲去。
军阀经常和政府对着干，堪比总理。这些军阀即使本人很有才华，但除非得到北京以外的一些大军阀青睐，否则很少有适合他的职位。还有一件可悲的事，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政府往往是在各方的妥协下组成的，一些军阀通常会派代表作为眼线安插在各部门，代替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
细心的读者现在肯定已经明白中国在袁世凯死后如此发展的原因。任何时候想要在中国进行建设性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中国已经分裂成了松散多变的“小国”，每个“小国”都由一个领袖领导，要么反抗北京中央，要么裹挟总统和内阁，在极端情况下，各“小国”政府之间还可能针锋相对。
在讲这些地方霸主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位尽管一度被认为是广东粤军总指挥、但并非以军人为职业的重要人物。我想说的就是孙文或曰孙中山先生，这也是他在欧洲报纸上最常用的两个称呼。孙中山在英国教会的医生指导下学医，并于1892年在香港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澳门和广州实习过一段时间，但很快成为一名积极的革命者。1896年到达英国时，他被当作危险人物，遭到强行拘留，被带到清政府的使馆，等待机会遣返中国。但是，孙中山成功地将一封信扔出窗外，这引起了伦敦当局的注意，结果，经过几天的讨论，他被释放了。
武昌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在英国，但立即返回家乡，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他被迫屈服于狡猾的袁世凯。在反击袁世凯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生活了几年。1921年4月，在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海陆军大元帅，但他的社会主义或更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尝试却鲜有成效。在1922年夏天，他被之前与他结盟的军阀赶出了军队，但1923年2月，他再次在广州执政。一年后，北京政变，孙中山应邀赴京。然而，他在途中抱恙，病情恶化，12月31日抵达北京时，无缘会见对他期盼已久的左翼政党。他没能参与任何政治工作，就在3月12日去世了。他的葬礼在紫禁城西南段的中央公园隆重举行。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命中注定要倒在北京这座他抗争了一生的城市。
孙中山，就读于教会学校，医生、革命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其后任独立的广东大元帅，他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人物
张作霖，东北“无冕之王”，他从山大王变成了目前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家
孙中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政治现实几乎没有接触。与中国“独立”地区的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是激进思想的代表。
东北“无冕之王”张作霖在各个方面都与孙中山截然相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张作霖有过任何特殊的政治主张。据说只要问张作霖有何政治抱负，他就会对光复满人统治的清朝露出浓厚兴趣，但有人也认为，只要条件合适，他也会自立山头。张作霖的来历也是个谜。他首次成名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当时他还是土匪团伙红胡子的头目，曾为日本满洲侦察队服役，参与了众多游击战，战果丰富。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和他的土匪被招安，而他本人晋升迅速。1911年，他成为奉天的军事部副部长，1918年担任整个东三省的巡阅使。1922年5月向北京挺进时，他被吴佩孚彻底打败。1924年10月，两位死对头在山海关再次展开生死对决，这里的位置对张作霖来说至关重要，但冯玉祥背叛了吴佩孚，战局也因此得以挽救。去年冬天（1925年末），张作霖军中内乱，一位年轻的将领郭松龄突然以最大胆的方式背叛了他的主子，向奉天进逼。对南满的铁路有控制权的日本及时援助了张作霖，张作霖得以有机会重建防线。郭松龄奇袭失败，计划崩盘，这场对张作霖极其危险的作战最终以郭松龄及其夫人被捕后遭处决而告终。此时，张作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和强大。他的部队在北京附近，在那里他与自己的老对头吴佩孚结盟，试图打破冯玉祥的抵抗。
尽管张作霖曾与吴佩孚和冯玉祥交锋不断，但东北在他的领导下在农业和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当时，东北被认为是治理最好的地区之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作霖。他自诩全中国的救世主，一锤定音的强手，可能性有多大，依然存疑。只要坚守东北领地，他就无比强大，但他在“关里”的野心却在1922和1925年惨遭瓦解。
吴佩孚姑且可以算作在这场军阀乱战中的民族英雄。他曾是曹锟的学生，并跟随他出任第三师师长，在吴佩孚的指挥下，第三师在纪律严明、主动出击和勇猛过人享有盛誉。吴佩孚和第三师首先在1918年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他们前往湖南为北京政府收复岳州、长沙两座城市。
1920年夏，安福系想将中国的天然有利条件拱手让给日本，吴佩孚和他的部队来到北京与之对抗，推翻安福系是吴佩孚的主要任务。
1922年春，张作霖进军北京，“东北虎”的实力之强前所未有。于是吴佩孚和他的部下们抵达北京，尽管显然毫无胜算，但仍决心与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开战。日复一日，城内城外东北军炮声轰鸣，前线传来吴佩孚的捷报。
吴佩孚
然后突然发现入侵者正在疯狂逃跑。吴佩孚主力军不断轰炸的同时，还派了一支小队包围了山头。随后这支部队发动奇袭，不可一世的东北军几小时内被击溃。
吴佩孚的谋略奇诡甚至可以和我们瑞典最睿智的英雄相媲美。在北京以南的丰台铁路枢纽处，他召集了数百名士兵，让他们登上了一列火车，这是张作霖逃跑时留下的，而他仅带着几位士兵，骑马向天津进发。东北的游兵散将正沿着铁路线行进，他在那里被无数逃离的敌人包围着，但凡有一个东北军官还有理智，吴佩孚就命不久矣。吴佩孚抵达天津这件事已经足以让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已，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投降。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在天津拜访吴佩孚时，他们是在火车车厢里见的面，他在等待胜利的到来。当我的朋友到达车站时，吴佩孚正在睡觉，他的参谋长接待了这位来访者。他谈到了战无不胜的第三师，以及吴佩孚在战场上的勇气和冷静。
在谈话中，两名被俘师长被带进了火车。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参谋长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洗漱，请他们坐下来和他一起吃饭。吴佩孚醒后走进餐车，静静地坐下来与被俘的敌人交谈。
他当时正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但并未想参与政治。相反，他回到了河南洛阳的军事据点，继续操练自己的部队。
同时，张作霖也汲取了惨痛教训，毅然开始改革和扩军。两位死对头在1924年秋天再次相遇在山海关，与两年前在北京相比，张作霖实力更强。除了拥有迫击炮和高级军械，他的部队还配有寒冷季节作战的专用装备。战斗持续了许多天，双方都没有占据任何决定性的优势。
接下来冯玉祥反叛了，冯玉祥时任吴佩孚下属第三军总司令，当时正朝热河方向前进。冯玉祥离开时井然有序，但当吴佩孚、张作霖主力部队交火后，他就向北京进军，直逼吴佩孚的军事基地天津。
吴佩孚赶紧乘坐特快列车前往天津，以便安排后方的防御工事，但没能成功，随后登上了一艘政府的轮船逃往长江流域。吴佩孚离开后，他骄傲的北洋第三师就在一次保护后翼的行动中在山海关被歼灭，在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队进攻之前，整个部队就放弃了抵抗。
一年的退隐生活后，吴佩孚再次成为中国的领导人物，暂时与他的老仇人张作霖结盟，共同压制冯玉祥。
吴佩孚勇武过人，视死如归。在1921年5月后，他最杰出的成就要数保住了长江流域湖北省西部的宜昌。在宜昌，来自四川的一支部队压制了吴佩孚的驻军，城市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当时在武昌的吴佩孚匆忙中仅带了几百人，乘河轮驰援。千钧一发之际，他抵达宜昌，敌军已经占领多个据点。吴佩孚和他的几百人对宜昌的军事力量增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推理是正确的：他的出现鼓舞驻军随他进行了反击，在几个小时后，宜昌的命运得以挽救。
吴佩孚的绝对诚实和忠诚也声名在外。当曹锟贿赂国会当选时，他在洛阳保持沉默，原因只因为曹锟是他的老上司。
然而，人们可能会质疑，吴佩孚能否建立统一的中国。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优秀、英勇的军人，但作为管理者还难担统一中国的大任。如果他能对自己的政治能力有自信，那1922年5月大败张作霖后，他就应该带着众人对他极大的钦佩、爱戴和恐惧直奔北京，毫无顾忌地执掌大权。
长江上的帆船
在任何方面，吴佩孚都是军事大家中的最有魅力的人，他独树一帜，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而不是像张冯二人一样依靠日本和其他外国力量。
“基督将军”冯玉祥，是一位很难形容的特殊类型。在我看来，单纯把他吹捧上天还是蔑为叛贼对他都不公平。
冯玉祥最宝贵的就是他拥有的优秀士兵，举目全国无出其右。我自己在1924年10月23日政变后的几个晚上在北京城墙下结识了他的一些部下。这些士兵不仅训练有素，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且礼貌，乐于助人、聪明。他们坐在敞开的行李马车边，像好孩子一样，四处游荡，饶有兴趣倾听我们从甘肃出发的所见所闻。
冯玉祥，信奉基督教的将军，是中国最有纪律的军队的创始人，关于他的各种观点差异极大
大家对冯玉祥部队在各个方面都有好评，可以肯定地说，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部下，长官一定也有不少过人的品质。
冯玉祥作为军事长官到陕西西安时，据说他给卖身的女子48小时的时间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严惩吸食鸦片。当他以同样的身份来到河南首府开封时，他不仅反对歌妓和鸦片商人，而且甚至反对穿着丝绸服装。有很多确凿的证据表明他还是极力倾向使用暴力者。
对冯玉祥最不利的诟病是他于1924年10月背叛了他的上司吴佩孚，当时他还袭击了自己的老上司曹锟。忠诚在中国人的眼中是必备的品质，但冯玉祥的不忠让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信心尽失。
但想要公正评价冯玉祥，我认为应该补充几点。首先是他的个人情感：冯玉祥认为吴佩孚待他不善，报仇合理。冯玉祥还说，吴佩孚的装备差，不如张作霖，因此他发动政变结束战争只是为了防止无谓的流血发生。事实上，去年冬天冯玉祥毫不犹豫地攻占天津后，其严酷在中国最近的内战中也实属罕见。
冯玉祥是唯一一位我会用“伟大”来形容的我亲眼见到过的将军。那是1925年4月，我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当时提出了一项针对蒙古西部和新疆进行地理水文调查的提案，内容涉及通过大量灌溉工程以实现在沙漠耕种的可能性。冯玉祥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我就和他的朋友外交总长王正廷一起去张家口拜访他。
我读过很多相关材料，知道冯玉祥生活方式很简朴，但是真正看到的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位伟大的元帅住在我们的同胞拉森1式设计的极简住房之中，那里经过一些装饰，以便真正能让人居住。小木屋外到处安插着刀斧手，但冯家的院子里却一片祥和，冯玉祥的孩子们正在父亲的窗户前玩耍。
冯玉祥显得悲观而阴郁，他说自己没时间思考我所说的那些遥远的问题。回到家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冯玉祥的不快与孤独。
据说冯玉祥本人现在正在访问莫斯科，以巩固他与苏联同志的合作。同时，他的军队在北京北部与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军作战。
中国的内战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位领导人展示出自己的能力，打败所有竞争对手团结全国。我无法确定这个人是张作霖、吴佩孚还是冯玉祥。也可能那个人还在大学学习，或者在追随一位大军阀。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加剧。
* * *
注释
1．卡琳·拉森（Karin Larsson，1859——1928），瑞典女性艺术家，婚后不仅亲自设计了全家使用的家具还设计并编织了家中大量的家具用品，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瑞典风格，后来被誉为瑞典家具设计的典范。在拉森后代的努力下，当年拉森一家居住的这幢小屋变成了博物馆，里面的物品仍保持着原样，供游客参观。————译者注
1917年7月张勋发动丁巳复辟到今天，政权日益松散在中国已成定局，无论事件本身还是个人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都相对较小。中国各方势力分崩离析，难以团结一致，没有谁会有力量和机会赢得统一整个国家的地位。
革命后，被废黜的皇室获得了相对优厚的待遇，享有在紫禁城北部生活的权利并获得补贴，补贴由中华民国财政部不定期发放。
袁世凯建立帝制的悲剧尝试和张勋复辟的短暂努力，都没有对清朝皇室起到任何重大作用。
所谓朝廷，地界也没超过宣统小皇帝在紫禁城的住所。在紫禁城的北后门，人们还能一窥皇室盛宴的昔日余晖。一片凌乱中，清朝王公贵族以及革命前的其他老臣驾着老式的北京马车和汽车前来对宣统帝宣誓效忠。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几张早已具有退化迹象的精致面孔和肥胖且憔悴的太监相。清朝的帽子顶部有纽扣，背面是孔雀羽毛，老式的传统服装很漂亮，但在民国时期，这种装扮完全不合时宜。
宣统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只有五岁，在一位中国先生和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指导下长大，庄士敦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文学和文化兴趣浓厚。
1922年12月，宣统迎娶了皇后和皇妃。宣统的追随者对这一切的后果不甚了解，还在婚礼上大行古法之礼。婚礼甚至邀请了外国使节参加。
据说，满族贵族和附从的圈子还心怀狼子野心，与民国政治思想格格不入。
简而言之，1924年10月底冯玉祥发动政变后，一个与苏联有联系的极端左翼政党控制了北京，新统治者们决定把这个破败无能还有风险的朝廷铲除以绝后患。
一天，宣统帝和他的小朝廷被毫不客气地赶出了紫禁城，宣统帝名号被取缔，从那天起，他成了平民溥仪。很多剩下的奇珍异宝，包括家具和艺术品，尽遭没收，没收过程背后的很多故事也值得玩味。
溥仪的童年时期，起初住在北京家中，但冯玉祥对他的态度极具威胁性，于是他先是在日本使馆避难，然后逃到了天津，生活环境非常恶劣。
一度骄傲强大的清朝皇权从此陷入沉寂，但谁也没想到的是，1924年废黜皇帝的残酷政变同时还摧毁了腐败不堪的议会制政府。
自辛亥革命以来，北京各议会几乎从未有建设性的重组，党派争端却搞得起劲。议会的腐败在1923年达到高潮，曹锟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当选总统，但大家都知道，背后的权钱交易发挥了很大作用。
1924年10月，冯玉祥软禁曹锟，逼他辞职，选举他的国会被蔑为“猪仔国会”，将“皇帝”无情赶下“皇位”的冯玉祥同时也摧垮了飘摇的国会。
毫无疑问，在民国成立的前12年中，议会制带来的不过是一连串希望的破灭。但凡掌握中国命运的人稍微有点光明前途，中国必然会焕然一新、更加纯洁，爱国主义者会用一片赤诚将这个国家拉回正轨。
如果把视角从历史不光彩的国会挪开，看向民国最高领导————总统，感受只会更糟。举国上下的杰出人才兴致勃勃地想要参选总统，却发现这个位子可真不好坐。竞选者凭着早期职业生涯中赢得的尊敬和荣誉、带着众人给予的厚望当选，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最终都结局悲惨地被军阀赶下台。
袁世凯在许多方面都属于个案。帝制覆灭后，他以自己的高贵身份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那时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的梦想，人们怀着幼稚的乐观和希望，期冀着新时代很快就会来临。袁世凯当时拥有全国土地的控制权，在中华帝国时代，各省都向北京缴税，他本人还坐拥2500万英镑的外国“重组贷款”。起初，第一届国会坚决反对袁世凯大举借债，袁世凯软硬兼施，摆脱了国会控制，随后成为整个帝国的独裁者。
若不是他听信谗言，认为自己不该做总统而是做皇帝，那很多人应该都会同意给他个皇室头衔。但事实是，袁世凯和他的下属在推动复辟的过程中遭到了各方强烈反对，最终死于1916年，用最简单的方式结束了这场闹剧。
黎元洪彼时还是晚清名臣张之洞手下一位年轻的军官，后来赴日学习军事科学。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武昌位高权重，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作为革命军领袖。革命胜利后，清朝覆灭，他又被选为共和国副总统。袁世凯任总统期间，黎元洪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与袁世凯复辟的野心背道而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自动就任总统。众人认为他是真正致力于建立共和政府的人物，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即使他的宏图大志再众望所归，他的政治才能也远远无法实现他的计划。多次失误后，他被张勋以可耻的方式赶下台，此中详情我在《重归龙旗下的北京》一章做了描述。
黎元洪，革命的大元帅，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人，但作为总统两次都彻底失败了
徐世昌，“老徐”享有很高的声望，当他接受了总统的职位后，面对吴佩孚的命令，他不得不予以退让
黎元洪首任政府的副总统是冯国璋元帅，曾在江苏南京担任江苏都督，在长江流域的省份担任关键角色，一度在中国内政中占有重要地位。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于1917年8月1日接任总统，但不久之后发觉无力胜任。他一年后去世时，他的儿子们对他的财产进行了争夺。这位风云人物才去世一年便已被人遗忘。
徐世昌成为了总统。他就任时可以被称作中国的“政界老手”。在帝制中国的最后几十年，他相继担任了几乎所有高职：包括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协理大臣（副总理）、军机处大臣和“皇帝”的监护人。革命后，他担任特别职务，保护退位的皇帝和清朝贵族。在某些情况下，徐世昌通过跟当权政府说好话给一直处于经济困难的前朝廷带来了一些好处。
徐世昌总统的任期为1918年9月4日至1922年6月1日。时值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日益严重，各省无税可收，还不得不将稀少的资源给当时京城影响最大且有争议的军阀。两次，大炮的声音传到了徐世昌的宫殿里：1920年，曹锟，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将军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镇压了在北京甚有权势的安福系。还有一次在1922年，吴佩孚在京城附近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张作霖。据称，在关键时期，“老徐”耍了两面派，因此，吴佩孚给了徐世昌指示，要么乖乖消失，要么被逼下台。
作为军官的曹锟获得了受人尊重的声誉，但他却是通过贿赂而赢得议会多数票而成为总统，后来被他的学生冯玉祥推翻
段祺瑞，他是一位受到各方尊重的将军，在动荡之秋他作为“最高行政长官”而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更有权势的军阀
徐世昌明白了吴佩孚的意思，6月1日辞职，第二天就去了天津。
黎元洪被召回，但此次他的下台也很不光彩。基督将军冯玉祥携手张作霖和吴佩孚将自己的军事地位大幅提升，他的部队驻扎在北京附近，把牢了京城的政治命脉。1923年春季和夏季，人们普遍希望曹锟出任总统，黎元洪出面阻挠。他因此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冯玉祥的默默纵容，他根本扛不住。最后，黎元洪家中水电全无，电话线被掐，无奈只得离京赴津。
曹锟赢得了军官的尊敬，一些军阀将领，例如吴佩孚和冯玉祥，都毕业于他创办的军校。曹锟曾任第三师师长，这支部队后来在吴佩孚领导下声名显赫。在1917——1923年间，他曾是中国直隶省的督军，在那个时期的后半段是直隶、山东和河南等省的巡阅使。
曹锟曾被誉为善良、正派之人，但他的四弟曹锐（他是一位邪恶天才）对他的影响愈加明显。曹锐和许多无良的政治家开始支持曹锟竞选总统，1922年10月5日，他们通过贿赂确保了国会多数议员支持曹锟当选。
曹锟的高升并不长久，他倒台的方式比前几任总统更富戏剧性。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进军北京并发起著名的军事政变，他首先袭击了曹锟，将其软禁后威胁要调查曹锟贿选问题并将他本人绳之以法。
曹锟倒台后，军阀张作霖和冯玉祥召来段祺瑞担任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是一位老将军，曾在帝制中国的最后阶段和袁世凯领导时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但他在军阀之间的拉锯战中却无能应对。最近，他又被迫放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一职。
在上文所述的时期里，总统在许多情况下对事件的进程影响很小，而且至少在表面上，很大一部分行政权力都由内阁掌握，内阁的类型和组成相差很大。政府更迭不断，很多能人志士都希望挽救中国于水火。外交事务发展尤其不错，颜惠庆、顾维钧和王正廷等外交官可以尽自己所能，在外交水平上和西方平起平坐。
财政部长的职位一直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没了各省的支持，几个军阀还总是要钱，现任财政部长李思浩面临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摆脱军阀困扰，他经常不得不在朋友中间躲来躲去。
军阀经常和政府对着干，堪比总理。这些军阀即使本人很有才华，但除非得到北京以外的一些大军阀青睐，否则很少有适合他的职位。还有一件可悲的事，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政府往往是在各方的妥协下组成的，一些军阀通常会派代表作为眼线安插在各部门，代替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
细心的读者现在肯定已经明白中国在袁世凯死后如此发展的原因。任何时候想要在中国进行建设性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中国已经分裂成了松散多变的“小国”，每个“小国”都由一个领袖领导，要么反抗北京中央，要么裹挟总统和内阁，在极端情况下，各“小国”政府之间还可能针锋相对。
在讲这些地方霸主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位尽管一度被认为是广东粤军总指挥、但并非以军人为职业的重要人物。我想说的就是孙文或曰孙中山先生，这也是他在欧洲报纸上最常用的两个称呼。孙中山在英国教会的医生指导下学医，并于1892年在香港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澳门和广州实习过一段时间，但很快成为一名积极的革命者。1896年到达英国时，他被当作危险人物，遭到强行拘留，被带到清政府的使馆，等待机会遣返中国。但是，孙中山成功地将一封信扔出窗外，这引起了伦敦当局的注意，结果，经过几天的讨论，他被释放了。
武昌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在英国，但立即返回家乡，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他被迫屈服于狡猾的袁世凯。在反击袁世凯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生活了几年。1921年4月，在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海陆军大元帅，但他的社会主义或更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尝试却鲜有成效。在1922年夏天，他被之前与他结盟的军阀赶出了军队，但1923年2月，他再次在广州执政。一年后，北京政变，孙中山应邀赴京。然而，他在途中抱恙，病情恶化，12月31日抵达北京时，无缘会见对他期盼已久的左翼政党。他没能参与任何政治工作，就在3月12日去世了。他的葬礼在紫禁城西南段的中央公园隆重举行。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命中注定要倒在北京这座他抗争了一生的城市。
孙中山，就读于教会学校，医生、革命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其后任独立的广东大元帅，他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人物
张作霖，东北“无冕之王”，他从山大王变成了目前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家
孙中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政治现实几乎没有接触。与中国“独立”地区的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是激进思想的代表。
东北“无冕之王”张作霖在各个方面都与孙中山截然相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张作霖有过任何特殊的政治主张。据说只要问张作霖有何政治抱负，他就会对光复满人统治的清朝露出浓厚兴趣，但有人也认为，只要条件合适，他也会自立山头。张作霖的来历也是个谜。他首次成名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当时他还是土匪团伙红胡子的头目，曾为日本满洲侦察队服役，参与了众多游击战，战果丰富。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和他的土匪被招安，而他本人晋升迅速。1911年，他成为奉天的军事部副部长，1918年担任整个东三省的巡阅使。1922年5月向北京挺进时，他被吴佩孚彻底打败。1924年10月，两位死对头在山海关再次展开生死对决，这里的位置对张作霖来说至关重要，但冯玉祥背叛了吴佩孚，战局也因此得以挽救。去年冬天（1925年末），张作霖军中内乱，一位年轻的将领郭松龄突然以最大胆的方式背叛了他的主子，向奉天进逼。对南满的铁路有控制权的日本及时援助了张作霖，张作霖得以有机会重建防线。郭松龄奇袭失败，计划崩盘，这场对张作霖极其危险的作战最终以郭松龄及其夫人被捕后遭处决而告终。此时，张作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和强大。他的部队在北京附近，在那里他与自己的老对头吴佩孚结盟，试图打破冯玉祥的抵抗。
尽管张作霖曾与吴佩孚和冯玉祥交锋不断，但东北在他的领导下在农业和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当时，东北被认为是治理最好的地区之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作霖。他自诩全中国的救世主，一锤定音的强手，可能性有多大，依然存疑。只要坚守东北领地，他就无比强大，但他在“关里”的野心却在1922和1925年惨遭瓦解。
吴佩孚姑且可以算作在这场军阀乱战中的民族英雄。他曾是曹锟的学生，并跟随他出任第三师师长，在吴佩孚的指挥下，第三师在纪律严明、主动出击和勇猛过人享有盛誉。吴佩孚和第三师首先在1918年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他们前往湖南为北京政府收复岳州、长沙两座城市。
1920年夏，安福系想将中国的天然有利条件拱手让给日本，吴佩孚和他的部队来到北京与之对抗，推翻安福系是吴佩孚的主要任务。
1922年春，张作霖进军北京，“东北虎”的实力之强前所未有。于是吴佩孚和他的部下们抵达北京，尽管显然毫无胜算，但仍决心与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开战。日复一日，城内城外东北军炮声轰鸣，前线传来吴佩孚的捷报。
吴佩孚
然后突然发现入侵者正在疯狂逃跑。吴佩孚主力军不断轰炸的同时，还派了一支小队包围了山头。随后这支部队发动奇袭，不可一世的东北军几小时内被击溃。
吴佩孚的谋略奇诡甚至可以和我们瑞典最睿智的英雄相媲美。在北京以南的丰台铁路枢纽处，他召集了数百名士兵，让他们登上了一列火车，这是张作霖逃跑时留下的，而他仅带着几位士兵，骑马向天津进发。东北的游兵散将正沿着铁路线行进，他在那里被无数逃离的敌人包围着，但凡有一个东北军官还有理智，吴佩孚就命不久矣。吴佩孚抵达天津这件事已经足以让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已，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投降。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在天津拜访吴佩孚时，他们是在火车车厢里见的面，他在等待胜利的到来。当我的朋友到达车站时，吴佩孚正在睡觉，他的参谋长接待了这位来访者。他谈到了战无不胜的第三师，以及吴佩孚在战场上的勇气和冷静。
在谈话中，两名被俘师长被带进了火车。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参谋长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洗漱，请他们坐下来和他一起吃饭。吴佩孚醒后走进餐车，静静地坐下来与被俘的敌人交谈。
他当时正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但并未想参与政治。相反，他回到了河南洛阳的军事据点，继续操练自己的部队。
同时，张作霖也汲取了惨痛教训，毅然开始改革和扩军。两位死对头在1924年秋天再次相遇在山海关，与两年前在北京相比，张作霖实力更强。除了拥有迫击炮和高级军械，他的部队还配有寒冷季节作战的专用装备。战斗持续了许多天，双方都没有占据任何决定性的优势。
接下来冯玉祥反叛了，冯玉祥时任吴佩孚下属第三军总司令，当时正朝热河方向前进。冯玉祥离开时井然有序，但当吴佩孚、张作霖主力部队交火后，他就向北京进军，直逼吴佩孚的军事基地天津。
吴佩孚赶紧乘坐特快列车前往天津，以便安排后方的防御工事，但没能成功，随后登上了一艘政府的轮船逃往长江流域。吴佩孚离开后，他骄傲的北洋第三师就在一次保护后翼的行动中在山海关被歼灭，在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队进攻之前，整个部队就放弃了抵抗。
一年的退隐生活后，吴佩孚再次成为中国的领导人物，暂时与他的老仇人张作霖结盟，共同压制冯玉祥。
吴佩孚勇武过人，视死如归。在1921年5月后，他最杰出的成就要数保住了长江流域湖北省西部的宜昌。在宜昌，来自四川的一支部队压制了吴佩孚的驻军，城市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当时在武昌的吴佩孚匆忙中仅带了几百人，乘河轮驰援。千钧一发之际，他抵达宜昌，敌军已经占领多个据点。吴佩孚和他的几百人对宜昌的军事力量增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推理是正确的：他的出现鼓舞驻军随他进行了反击，在几个小时后，宜昌的命运得以挽救。
吴佩孚的绝对诚实和忠诚也声名在外。当曹锟贿赂国会当选时，他在洛阳保持沉默，原因只因为曹锟是他的老上司。
然而，人们可能会质疑，吴佩孚能否建立统一的中国。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优秀、英勇的军人，但作为管理者还难担统一中国的大任。如果他能对自己的政治能力有自信，那1922年5月大败张作霖后，他就应该带着众人对他极大的钦佩、爱戴和恐惧直奔北京，毫无顾忌地执掌大权。
长江上的帆船
在任何方面，吴佩孚都是军事大家中的最有魅力的人，他独树一帜，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而不是像张冯二人一样依靠日本和其他外国力量。
“基督将军”冯玉祥，是一位很难形容的特殊类型。在我看来，单纯把他吹捧上天还是蔑为叛贼对他都不公平。
冯玉祥最宝贵的就是他拥有的优秀士兵，举目全国无出其右。我自己在1924年10月23日政变后的几个晚上在北京城墙下结识了他的一些部下。这些士兵不仅训练有素，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且礼貌，乐于助人、聪明。他们坐在敞开的行李马车边，像好孩子一样，四处游荡，饶有兴趣倾听我们从甘肃出发的所见所闻。
冯玉祥，信奉基督教的将军，是中国最有纪律的军队的创始人，关于他的各种观点差异极大
大家对冯玉祥部队在各个方面都有好评，可以肯定地说，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部下，长官一定也有不少过人的品质。
冯玉祥作为军事长官到陕西西安时，据说他给卖身的女子48小时的时间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严惩吸食鸦片。当他以同样的身份来到河南首府开封时，他不仅反对歌妓和鸦片商人，而且甚至反对穿着丝绸服装。有很多确凿的证据表明他还是极力倾向使用暴力者。
对冯玉祥最不利的诟病是他于1924年10月背叛了他的上司吴佩孚，当时他还袭击了自己的老上司曹锟。忠诚在中国人的眼中是必备的品质，但冯玉祥的不忠让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信心尽失。
但想要公正评价冯玉祥，我认为应该补充几点。首先是他的个人情感：冯玉祥认为吴佩孚待他不善，报仇合理。冯玉祥还说，吴佩孚的装备差，不如张作霖，因此他发动政变结束战争只是为了防止无谓的流血发生。事实上，去年冬天冯玉祥毫不犹豫地攻占天津后，其严酷在中国最近的内战中也实属罕见。
冯玉祥是唯一一位我会用“伟大”来形容的我亲眼见到过的将军。那是1925年4月，我离开中国前不久。我当时提出了一项针对蒙古西部和新疆进行地理水文调查的提案，内容涉及通过大量灌溉工程以实现在沙漠耕种的可能性。冯玉祥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我就和他的朋友外交总长王正廷一起去张家口拜访他。
我读过很多相关材料，知道冯玉祥生活方式很简朴，但是真正看到的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位伟大的元帅住在我们的同胞拉森1式设计的极简住房之中，那里经过一些装饰，以便真正能让人居住。小木屋外到处安插着刀斧手，但冯家的院子里却一片祥和，冯玉祥的孩子们正在父亲的窗户前玩耍。
冯玉祥显得悲观而阴郁，他说自己没时间思考我所说的那些遥远的问题。回到家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冯玉祥的不快与孤独。
据说冯玉祥本人现在正在访问莫斯科，以巩固他与苏联同志的合作。同时，他的军队在北京北部与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军作战。
中国的内战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位领导人展示出自己的能力，打败所有竞争对手团结全国。我无法确定这个人是张作霖、吴佩孚还是冯玉祥。也可能那个人还在大学学习，或者在追随一位大军阀。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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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卡琳·拉森（Karin Larsson，1859——1928），瑞典女性艺术家，婚后不仅亲自设计了全家使用的家具还设计并编织了家中大量的家具用品，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瑞典风格，后来被誉为瑞典家具设计的典范。在拉森后代的努力下，当年拉森一家居住的这幢小屋变成了博物馆，里面的物品仍保持着原样，供游客参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