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闻达英译《商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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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of Lord Shang（页数XIV＋346，出版处Arthur Probsthain，41 Great Russell Street，London，W.C.定价二十四先令。）
今年伦敦Arthur Probsthain书店新刊东方丛书数册，中有一种为《商君书》。译者为荷兰莱登大学教授戴闻达（J.J.L.Duyvendak）君。戴君以研究《荀子》著，曾译《正名》一篇为英文，又曾游华，接交当代中国学者。兹译之重要参考书《商君书斠诠》，即得自顾颉刚君所者〔著〕也。译本以浙江书局重刊严万里校本为根据，而参考上举王时润氏之《斠诠》及尹桐阳氏之《商君书新释》。至俞樾《诸子平议》及孙诒让之《札迻》中涉及《商君书》之部分，则王氏书已尽采之矣。惟译者盖尚未知有朱师辙之《商君书解诂》（民国十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定价四角）。朱氏书除参综严、俞、孙三氏之所校释外，“复取明吴勉学、程荣……诸家及《意林》《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稽其同异，正其谬误。……训诂多折衷于先大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垦令》一篇家君旧有诠释，谨载于篇。又复缀辑二文，厘为附录二卷，刊诸编末”。盖用力颇勤，采摭亦博。戴氏译本再版时，若取以参校，当有所补益也。
译文之前，有戴氏所撰导言，篇幅差与译文埒。内容分四章。（一）第一章为历史上之商鞅。乃摘译《史记》《过秦论》《新序》及《战国策》中关于商鞅之记述而加以考订。其结论略谓：“商鞅一生之外表的事迹，如相秦孝公、胜魏、强秦、建设新都等等，皆无理由可以怀疑之。其他如全国行政上之改革、并土地及租税上之改革，或亦可信，惟非绝对可信。”至其余之商鞅故事，亦决非司马迁所任意构成，盖其中有一部分已见于《战国策》及《吕氏春秋》也。此种浪漫的故事所表现商鞅之性格，似不能完全否认。（二）第二章社会改革家之商鞅。（三）第三章《商君书》与法家，皆无甚创见。（四）第四章《商君书》之原本，内分二节：（1）《商君书》原本之流传；（2）原本之考证。前一节述《商君书》在诸史及群籍中之著录及称引，无创获可言。后一节《商君书》之考证为戴氏之独见，为后此国人研究《商君书》者所当参考。兹摘译如下。
宋黄震于其日钞中最初致疑《商君书》，谓：“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书不应繁乱若此，真伪殆未可知。”稍后《周氏涉笔》则谓：“《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今所存大抵泛滥淫辞，无足观者。……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合而未尝通行者也。秦方兴时，朝廷官爵岂有以货财取者。而卖权以求货，下官者以冀迁，岂孝公前事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七八二年）则谓，《商鞅书》中有后人附益之说，无法证明。惟据《史记》所载，则孝公卒后，商鞅仓遽出逃，旋即被刑，何暇著书？若其书作于相孝公时，则首篇不应即称其谥。或商鞅之徒集其言成此书，如《管子》焉。近代学者对此书恒持批评态度。胡适氏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三六三页）中指出，《徕民》篇时代错误者数处，因断定其书作于商鞅死后而非真品。梁启超氏于《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一二页）中谓，《商君书》亦犹《管子》，非书名所代表之人所作，乃战国末年法家者流凑集而成。其书之价值如大小戴《礼记》。俄国伊凤阁（A.Jvanov）于论韩非子一文之导言中则以为《商君书》最为完整：“吾人于其中并不能寻出重要之重复或窜乱羼入。”福克博士（A.Forke）不信其书为商鞅所作，谓盖鞅死后其徒集其遗言。其中有若干篇，或根据商鞅上孝公之官府的报告，因其中用臣字也。其他若干篇，文语凌乱者，或为后人羼入。马斯贝罗（H.Mapero）则以为，《商君书》乃纪元前三世纪时一不知名之人所撰。惟原本已佚，今本为六朝人伪托。古今中外学者对此书之意见大略如上。今进而考之，此书非商鞅作，其证有三。（一）如上所言，商鞅去职不久，旋即被杀，无著书立说之机会。（二）第一篇称孝公之谥，第十五篇对于所进言之人称王。按秦在商鞅死后十余年始称王。又称魏襄王之谥号，而襄王死于纪元前三一九年。又举及许多在商鞅后之事，其最晚者在纪元前二六○年。（三）第二十篇之末，涉及三○一年及二七八年之事，又有似指二四一年楚国被瓜分之事者。
是书不独非商鞅所作，且作者决不出一手。所存四十二篇中，文体有极大之差异，或简而朴，或繁而纡。又所用字眼亦有一部分不同。要之：“其最古者（第四、第五、第十三篇、第二十篇除末节外、第十九篇，又第二、第三篇中有若干处除外）或为原本之残遗（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篇亦含有古本断片）。其后者大抵出于纪元前三世纪。其中如第二十六篇（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篇同）似当属于此世纪之末二十五年。第十七篇就虚字之用法上论，虽表现三世纪之特色，惟因其文体繁冗为此期所罕见，或在其后。其他各篇，亦有相当价值，或因其示吾人以法家之原始思想，或因其示吾人以后来法家之发展。至此书之现在形式不知编定于何时，或如马斯贝罗之所提示，在六朝时代。马斯贝罗以其书为一种杂凑、而非原来之形式，此则吾人所安然承认者。然若以为毫无价值之赝鼎而弃掷之，则过矣。”（一五九页）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7期，1929年7月1日
The Book of Lord Shang（页数XIV＋346，出版处Arthur Probsthain，41 Great Russell Street，London，W.C.定价二十四先令。）
今年伦敦Arthur Probsthain书店新刊东方丛书数册，中有一种为《商君书》。译者为荷兰莱登大学教授戴闻达（J.J.L.Duyvendak）君。戴君以研究《荀子》著，曾译《正名》一篇为英文，又曾游华，接交当代中国学者。兹译之重要参考书《商君书斠诠》，即得自顾颉刚君所者〔著〕也。译本以浙江书局重刊严万里校本为根据，而参考上举王时润氏之《斠诠》及尹桐阳氏之《商君书新释》。至俞樾《诸子平议》及孙诒让之《札迻》中涉及《商君书》之部分，则王氏书已尽采之矣。惟译者盖尚未知有朱师辙之《商君书解诂》（民国十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定价四角）。朱氏书除参综严、俞、孙三氏之所校释外，“复取明吴勉学、程荣……诸家及《意林》《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稽其同异，正其谬误。……训诂多折衷于先大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垦令》一篇家君旧有诠释，谨载于篇。又复缀辑二文，厘为附录二卷，刊诸编末”。盖用力颇勤，采摭亦博。戴氏译本再版时，若取以参校，当有所补益也。
译文之前，有戴氏所撰导言，篇幅差与译文埒。内容分四章。（一）第一章为历史上之商鞅。乃摘译《史记》《过秦论》《新序》及《战国策》中关于商鞅之记述而加以考订。其结论略谓：“商鞅一生之外表的事迹，如相秦孝公、胜魏、强秦、建设新都等等，皆无理由可以怀疑之。其他如全国行政上之改革、并土地及租税上之改革，或亦可信，惟非绝对可信。”至其余之商鞅故事，亦决非司马迁所任意构成，盖其中有一部分已见于《战国策》及《吕氏春秋》也。此种浪漫的故事所表现商鞅之性格，似不能完全否认。（二）第二章社会改革家之商鞅。（三）第三章《商君书》与法家，皆无甚创见。（四）第四章《商君书》之原本，内分二节：（1）《商君书》原本之流传；（2）原本之考证。前一节述《商君书》在诸史及群籍中之著录及称引，无创获可言。后一节《商君书》之考证为戴氏之独见，为后此国人研究《商君书》者所当参考。兹摘译如下。
宋黄震于其日钞中最初致疑《商君书》，谓：“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书不应繁乱若此，真伪殆未可知。”稍后《周氏涉笔》则谓：“《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今所存大抵泛滥淫辞，无足观者。……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合而未尝通行者也。秦方兴时，朝廷官爵岂有以货财取者。而卖权以求货，下官者以冀迁，岂孝公前事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七八二年）则谓，《商鞅书》中有后人附益之说，无法证明。惟据《史记》所载，则孝公卒后，商鞅仓遽出逃，旋即被刑，何暇著书？若其书作于相孝公时，则首篇不应即称其谥。或商鞅之徒集其言成此书，如《管子》焉。近代学者对此书恒持批评态度。胡适氏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三六三页）中指出，《徕民》篇时代错误者数处，因断定其书作于商鞅死后而非真品。梁启超氏于《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一二页）中谓，《商君书》亦犹《管子》，非书名所代表之人所作，乃战国末年法家者流凑集而成。其书之价值如大小戴《礼记》。俄国伊凤阁（A.Jvanov）于论韩非子一文之导言中则以为《商君书》最为完整：“吾人于其中并不能寻出重要之重复或窜乱羼入。”福克博士（A.Forke）不信其书为商鞅所作，谓盖鞅死后其徒集其遗言。其中有若干篇，或根据商鞅上孝公之官府的报告，因其中用臣字也。其他若干篇，文语凌乱者，或为后人羼入。马斯贝罗（H.Mapero）则以为，《商君书》乃纪元前三世纪时一不知名之人所撰。惟原本已佚，今本为六朝人伪托。古今中外学者对此书之意见大略如上。今进而考之，此书非商鞅作，其证有三。（一）如上所言，商鞅去职不久，旋即被杀，无著书立说之机会。（二）第一篇称孝公之谥，第十五篇对于所进言之人称王。按秦在商鞅死后十余年始称王。又称魏襄王之谥号，而襄王死于纪元前三一九年。又举及许多在商鞅后之事，其最晚者在纪元前二六○年。（三）第二十篇之末，涉及三○一年及二七八年之事，又有似指二四一年楚国被瓜分之事者。
是书不独非商鞅所作，且作者决不出一手。所存四十二篇中，文体有极大之差异，或简而朴，或繁而纡。又所用字眼亦有一部分不同。要之：“其最古者（第四、第五、第十三篇、第二十篇除末节外、第十九篇，又第二、第三篇中有若干处除外）或为原本之残遗（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篇亦含有古本断片）。其后者大抵出于纪元前三世纪。其中如第二十六篇（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篇同）似当属于此世纪之末二十五年。第十七篇就虚字之用法上论，虽表现三世纪之特色，惟因其文体繁冗为此期所罕见，或在其后。其他各篇，亦有相当价值，或因其示吾人以法家之原始思想，或因其示吾人以后来法家之发展。至此书之现在形式不知编定于何时，或如马斯贝罗之所提示，在六朝时代。马斯贝罗以其书为一种杂凑、而非原来之形式，此则吾人所安然承认者。然若以为毫无价值之赝鼎而弃掷之，则过矣。”（一五九页）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7期，1929年7月1日